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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形勢激烈動蕩，其嚴峻程度讓人們再度喚醒了有關世界大戰的思考。現在，人們正廣泛談論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與危險性，新的大規模戰爭的危險正日益向現實世界逼近。

在如此這般的危局之下，中國并非世外桃源、香格里拉，相反已經被推到戰略矛盾的漩渦當中，被置于斗爭沖突的焦點位置上。戰爭的危險正猶如天邊可怕的黑云，日漸向中國壓來。種種情況都有力說明，現如今中國已經到了應該更好地準備戰爭的時候了。

所謂“精神準備”就是通常所說的思想動員。在這個問題上，當今中國還存在諸多明顯的短板與不足，亟須加以解決：

其一，解決對戰爭危險估計不足的問題

相當一些中國人否認當今中國還面臨戰爭的危險，尤其在國際關系學術研究領域相關“專家”、“學者”的圈子內表現突出。這些人片面解讀“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主題”的論斷，自始至終把搞貿易、做生意當成壓倒一切的任務，刻意把霸權集團形容為只是一群單純的生意人、經濟人，而否認其掠奪嗜血的本性。他們否認現代帝國主義已經形成新戰爭策源地的現實，不承認霸權美國對中國的戰爭威脅；否認霸權美國是中國的敵人，不承認美國發動對華戰爭的可能性與危險性，總以為可以通過“互信”與“合作”來搞定霸權當局，認定能夠以此來調和與化解中美之間的矛盾與對抗。

對戰爭的危險估計不足，終將被歷史證明是一個嚴重的戰略錯誤。上述那種否認霸權戰爭策源地與侵略本性的觀點，既違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學說，也是唯心史觀的直接表現。事實上，中美之間戰略矛盾的根源是霸權統治與中國發展之間的對抗，由此造成的矛盾沖突正愈演愈烈，已經有走向總爆發的趨勢。對此，上述那些人完全予以無視，而始終用主觀愿望代替客觀現實，總以為憑著他們的三寸不爛之舌就可以將霸權集團拿下，在思想上和行為上都表現得十分幼稚和拙劣。考慮到這些人在中國還高踞上層，還登堂入室，還有相當大的影響，因此，這是一個亟須解決的戰略性大問題。

其二，解決綏靖主義大行其道的問題

當今中國綏靖主義大行其道，這是不爭的事實。這種思潮是“怕”字當頭，面對霸權帝國及其龐大的戰略集團，他們懼怕得要死，完全沒有任何與之斗爭并戰而勝之的意志、勇氣和信心，于是就尋找各種理由與借口大搞綏靖主義。一是主張屈膝投降。認為投降是實現和平最快、最便捷的通道，在中國大造投降輿論。為此不惜將歷史上胡適、李鴻章甚至秦檜等著名的投降主義人物抬出來加以激活與塑造，將這些人樹立起來成為他們的形象代言人；二是打著反戰的旗號反對抗戰。說什么人類社會已經實現持久和平，戰爭已經不能解決任何問題了，所以就日漸遠去并走向消亡，為此中國應該放下獵槍，放棄磨刀，而應該開放、包容、合作，應該擁抱霸權、服務霸權。譬如銷毀自己的核武器以取悅美國，停止研發現代化武器裝備以獲得美國的信任，制裁俄羅斯、朝鮮、伊朗，配合美國在全球的行動，等等；三是打著民生的旗號反對加強國家武裝力量建設。把富民與強軍簡單對立起來，動輒就拿所謂的“民生”來說事，譬如反對建造航空母艦，反對中國軍艦“下餃子”等，以此來削弱中國的軍事能力，把國家軍事能力建設擠壓到卑微不堪的境地。

當然，當代中國綏靖主義遠不只上述幾種表現，但上述事實已經充分說明，綏靖主義是國家與民族的大敵，是漢奸勢力的思想精神支撐與社會基礎。古今中外的歷史都已經充分證明，面對侵略戰爭，妥協投降沒有出路，侵略戰爭只能以正義的民族抗戰來加以消滅，只能是以戰止戰，而不能是以和止戰、以降止戰。至于富民與強軍的關系，二者相輔相成，需要統籌兼顧，要在不同時期不同歷史條件下各有側重。坦率地說，有的時候需要全民族勒緊褲腰帶，富民不能片面化，不能被無盡的發財欲望所綁架。強軍要內外兼修，不但要裝備現代化的武器，還要裝備革命化的思想。那種拿民生來壓軍備的做法是惡劣的綏靖主義變種，面向未來，也是中國所必須加以解決的大問題。

其三，解決勇氣與信心不足不夠的問題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新中國成立前后的一個時期，中華民族英雄輩出，是英雄主義大放光輝的時代。但時過境遷，改革開放把中國帶進了發財致富的新時期，在這個新的致富時代，富豪大款成為弄潮兒，成為人生的楷模與社會的寵兒，英雄主義、愛國主義事實上被流放、被擠到了邊緣。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關系被一些人做了新詮釋，成了意義廣泛而深遠的“好哥們”，成了攜手并肩、風雨同舟的好伴侶。在這種情況下，中華民族的尚武精神被嚴重弱化、矮化，歷史上一切反抗外來侵略與統治特別是近現代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斗爭都被嚴重的虛化、污名化，從而在精神意志上失去了應有的自信。過去那種“雄赳赳、氣昂昂，打敗美國野心狼”的氣概不見蹤影，代之以千方百計地要同霸權搞好關系，斷言中國已經離不開美國。于是，所謂的“斗爭”就在相當程度上淪為空喊，往往如同妾婦耍脾氣使小性一般表演，顯得十分滑稽可笑。在關鍵問題和具體事項上，人們所實際看到的，并不是以斗爭為主，而是以合作為主、使小性為輔，從而導致霸權在中國面前越來越猖獗，越來越肆無忌憚，越來越對中國頤指氣使、為所欲為了。

造成這一狀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一些中國人反霸斗爭的決心、意志和勇氣嚴重缺乏，他們認識不到霸權在總體戰略優勢下的具體劣勢，更找不到充分利用這種劣勢進而實施強有力反擊的辦法與途徑。為此，這些人經常拿“落后就要挨打”這句話來為自己搪塞，為自己經常挨打挨罵找理由根據。當然，戰略智慧與策略水平的高低在其中有很大關系，但更重要的原因還是在于一些中國人缺少反抗霸權、面對戰爭的勇氣與信心，因而補足精神之鈣的問題就變得十分突出。

概而言之，在戰爭及其相關準備工作這個問題上， 當今中國總體上依然還沒有走出和平年代的諸多迷思，依然還是和平思想占主導與支配地位，更難說面對危險已經胸有成竹、勝券在握。這就需要在精神有一個較大的動員，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包括對錯誤思潮的批判斗爭。

戰爭是物質的運動。正如人們常說的那樣，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戰爭也是這樣，沒有相應的物質技術支撐，不管多么正義的反侵略戰爭，也都難以支撐、難乎為繼。所以，僅僅追求戰爭的道德與道義高地完全不行，僅僅進行精神上的動員與準備也還不夠，在進行充分的思想精神準備的同時，當今中國還必須認清自己在物質技術上的短板與不足，抓緊認真加以解決。

其一，要妥善解決對外經濟依賴問題

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外貿大國，世界多數國家的第一貿易伙伴就是中國。對于這樣一種現實，總體上說這是好事，是中國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但具體分析研判，其中也存在相當突出的問題，那就是對美西方的經貿比重過大，造成強烈的依賴性。一些人就此判斷中國存在有兩個“離不開”：一是離不開外資。這些所謂的外資其實主要來自于美西方，一旦外資減少或削弱，中國經濟就要遭受沉重打擊；二是離不開美西方市場。這個市場占中國產品對外銷售的大頭，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源，一旦外貿受挫，中國經濟同樣也要遭受沉重打擊。正因為這樣兩個“離不開”，因此以美國為首的霸權集團才能發動對中國的經貿戰爭，他們就是要利用這一缺陷與短板來打壓中國，對中國進行懲罰、要挾與勒索。目前，來自美西方的上述諸般舉措還都是和平背景下發生的事情，一旦發生戰爭，又將會怎么樣呢？

擺在眼前一個鮮活的案例就是俄羅斯。未來一旦中美之間發生沖突與戰爭，中國的遭遇將比俄羅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恐怕是連傻瓜都能想得到的事情。

有鑒于此，中國就必須未雨綢繆、早為之計，把擺脫對美西方經貿和金融依賴當做未來準備的一項重要工作。現在，美國當局正在緊鑼密鼓從事這樣的事，從特朗普政府到拜登當局都一直在這樣干，他們在搞什么“脫鉤斷鏈”、“小院高墻”。中國也應照此辦理。要推動自己的對外貿易轉向轉型，要達成國際金融關系的自主化，要實現原材料與產品市場的多樣化，牢牢掌握斗爭的主動權，盡最大的努力補上對美西方經濟依賴這塊短板。而不應對美西方心存和好如初的幻想妄想，死打爛纏地在這樣一棵歪脖樹上吊死。

其二，要解決高新技術“卡脖子”的問題

幾十年來，中國搞對外開放的一個直接目的，就是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借此改變中國落后的面貌。不能不承認，西方所謂的“先進技術”一度征服了許許多多的中國人，使他們從內到外、從“形而下”到“形而上”都完全皈依了西方，從而對“中西方融合論”、“中國融入論”深信不疑，并堅信中國就此找到了出路、找到了未來。可以說，當代一些中國人之所以認定資本主義道路行得通、行得好，其重要的理由根據之一，就在于西方向中國輸出先進技術，中國可以一路暢通、一帆風順地學下去。在這些人看來，學習技術只是起點，在這個起點的基礎上，接下來還要向西方學管理、學制度、學道路，最后讓中國學得同現代資本主義一般無二，自然也就是順理成章、勢所必然的事了。

坦率地說，對外開放幾十年間，中國確實在西方那里學到很多東西，其中包括大量的先進技術，這些先進的科學與生產技術極大促進了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對于其積極意義，我們必須予以充分的肯定，否則就有失公允，就不是辯證全面的態度。

但正如一句諺語所說，世上從來沒有免費的午餐。西方資本主義尤其如此，他們向中國輸出先進技術基于各種原因，但都有著霸權利益目的，更有著明確的紅線與底線。而且發展到現在，事實已經十分清楚，那就是他們要轉方式、換軌道了，要更加嚴格地讓技術輸出服從于戰略競爭需要，要對中國在高新與關鍵技術上進行封鎖與扼殺，以此確保他們的戰略殺手锏不動搖，確保霸權集團在先進技術上壟斷地位。于是，中國就面臨了一場空前嚴峻的“卡脖子”問題。

可以預計，今后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美西方將越來越嚴厲地對中國進行全面與全方位的“卡脖子”。這是中國人民必須直面的嚴酷現實。

這一前景昭示，戰略對抗與社會制度道路的對立從根本上顛覆和埋葬了中國獲得西方關鍵性技術的可能性。此前他們之所以還能夠向中國輸出一些二流三流的先進技術，不過是要以此為工具為手段來引誘中國，譬如引誘驢子的一把青草，一旦在中國上癮形成依賴之后，人家就要動手制衡，要進行相應的馴服馴化了。

顯然，能否突破美西方關鍵高新技術上對中國實施的“卡脖子”行動，關乎中國的前途與未來。沒有戰爭危機是這樣，面對霸權集團的戰爭危機更是這樣。在這個問題上，一切愛國的中國人必須破除過去曾經的迷信而改弦更張、幡然悔悟，重新樹立起自主自立的戰略信心，努力開發各種關鍵技術，全力以赴搶占技術發展的戰略新高地，爭奪人類社會的新邊疆。為此我們必須拿出當年搞“兩彈一星”的那種精氣神，像陳毅元帥所說的那樣，即便脫褲子當了，也要搞出來，也要實現全面的突破，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勢，徹底解決高新技術“卡脖子”的問題。

現如今我國經濟體系龐大、勢力雄厚，這是不爭的事實。但目前中國的經濟卻是一種典型的和平經濟，如果對照戰爭的要求，則差距巨大。可以說，在戰爭條件下，現有的中國經濟缺少基本的穩定性與可持續性，尤其是戰略性原材料的供應與儲備還百孔千瘡、四下漏風，一些相當重要的工業制造業生產線缺少相應的備份，沿海地區的淺近縱深內糜集大量的工廠和企業，戰時很容易遭到破壞。至于金融體系、海外資產等，更基本上處于“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不利狀態。

當然，上述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和平發展時期難以避免的缺點。但面向未來，我們必須做好兩手準備，一手就是要繼續在和平條件下大力發展經濟；另一手就是要準備好在戰爭危機下維護經濟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為此就應該預先對戰略資源儲備、生產制造布局、經濟體系結構等做空前深刻的調整，并針對中國的金融體系、全球經濟關系和海外資產安全做好應急預案，尤其突出的是要解決上海、深圳、廣州、南京等沿海城市的戰時疏散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切忌指望什么海防邊防與空防。十防九空、防不勝防，常識歷來如此。中國必須未雨綢繆，把相關工作最大限度地做在前面，而不能臨急抱佛腳。

總之，在戰略的物質準備方面，我們還存在突出的結構性缺陷，還有大量艱苦的工作要做。

最后是勇于邁出關鍵性一步

常言說“萬事開頭難”，國家與民族的平戰轉換也是這樣。在戰爭準備這個問題上，現如今的中國既遠不如建國之初那樣勇毅，也不如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樣堅韌，總體上還處于起步階段。譬如一個長得白白胖胖、高高大大的孩子，看起來塊頭不小，但比起其父母來說，實際上無論心智還是經驗，都相當地幼稚蒼白。一些人總是津津樂道中國軍隊裝備了多少現代化的武器，我們承認這些東西很重要，但并不認為僅僅這點東西就具有決定性意義。須知，戰爭是全民族的事情，絕非僅僅是軍隊自己的事情。謀劃具體戰場上的戰斗是軍隊的職責，而謀劃戰爭則是國家民族的大政，對此必須站在歷史與戰略的高度來加以對待。因此，在上述精神準備與物質準備兩個方面之外，還必須起好步、開好局，推動中國實現深刻的經濟轉換、社會轉型與戰略轉向。其中相當重要的是，要勇于邁出關鍵性的一步，那就是將敢于打仗和準備打仗的決心與意志公開展示給全中國、全世界。

第一，戰略學說與相關思想認識要邁上新高度、新水平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總體背景下，現如今的中國已到了必須擺脫和平依賴的時候了。遍觀世界大勢，今后將會是一個全球大動蕩、大改組和相當徹底翻新再造的歷史時期。在這樣一個歷史時期，戰火很可能要燃燒到世界上大多數地方。從歷史經驗出發，中國也將難以置身其外。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戰略認識及其相關學說就應該與時俱行，要不斷地加以豐富完善。這其中，尤其要避免將改革開放同戰爭準備對立起來（參閱筆者2022年文章《改革開放是不是就不能打仗》），現實情況是，中國越是要堅持改革開放，越是要做好戰爭準備，否則就完全有可能開門揖盜、被人打破家門。也不能把打仗同復興崛起對立起來（參閱筆者2012年文章《如果不能和平崛起，中國該怎么辦》），在這個問題上，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不可自縛手腳。前進的戰略征程上，此路不通就開辟新的前進道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春”，從來都沒有一條道跑到黑的道理，所謂“窮則思變，變則通、通則久”，戰略上也完全是這樣。

第二，戰略實踐與相關舉措要敢擔當、敢作為

面對霸權集團的欺辱與打壓，現如今的人們經常重復這樣一句讓中國值得自豪的名言，“打的一拳開，免得百拳來”。當然，盡管人們相當期盼與渴望，事實上自改開以來迄今為止，中國也還始終沒有打出這一拳。可是，這樣的日子不可能持續太久了，在霸權的逼迫之下，中國終究要打出自己的第一拳。

這個至關重要的戰略第一拳，究竟在哪里打出為好呢？

這個問題恐怕是要眾口一詞：那就是臺海！無論是從“天時”、“地利”還是“人和”等各個維度看，以統一中國為切入，將成為中國相當優良的戰略契機。在這個戰略方向上，中國具有突出的軍事內線優勢，具有突出的政治優勢，完全能夠在各方面和各領域都搶占有利地位。這里是打開戰略局面的用武之地，是遂行反霸斗爭的良好戰場，是創造歷史和造就英雄豪杰的大舞臺。現在，這一舞臺已經比較充分地展現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面前，所亟須的就是要勇敢堅強地邁出關鍵的第一步。

第三，不要被“臺海戰爭陷阱”論所迷惑

圍繞中國統一臺海問題，各種議論從來都千奇百怪，前一個時期更冒出了一個什么“臺海戰爭陷阱”論，說什么“美國處心積慮引誘大陸攻擊臺灣地區，但中國大陸卻一直不上當”。拋出這一觀點的據說是英國的《金融時報》。

海外一放風，國內的一干重要人等就立即群起呼應、積極助推，于是各種有關“武統陷阱論”紛紛出籠。特別是相關“學者”、“專家”們，更是赤膊上陣積極“揭露”美國試圖挑起臺海緊張局勢的種種行徑，極力向中國政策獻計獻策，大聲疾呼中國一定“保持戰略定力”，千萬“別上美國的當”。

我們說，這是徹頭徹尾的欺騙，呼應者非蠢即壞！霸權集團制造臺海緊張局勢的戰略由來已久，但要說當前時期他們盼著或挑動著在這里也打起來，要在俄烏戰爭與中東戰爭之外引發第三場地區戰爭，這在戰略邏輯上無論如何也不能成立，簡直荒謬絕倫。筆者不相信霸權的戰略智囊團及其決策層會這么蠢。事實上他們也不可能這么蠢，恰恰相反，這個時候他們十分害怕中國動手，十分害怕中國開辟第三戰場。他們的戰略企圖是通過威懾、欺騙與誘惑等手法來穩住中國，這樣才符合他們的利益。英國這頭霸權的老哈巴狗難道會真心揭露霸權的戰略圖謀嗎？他們在這個時候放出這樣的風聲來，其意難道是為了中國的福祉與發展嗎？只有傻瓜才會相信！

實際上，當前與今后一個階段，總體的判斷應該屬于中國在臺海問題上大有作為之時（參閱筆者文章《俄烏戰爭前景未卜，中國是否應該抓住時機做點什么？》），中國應該抓住機會堅決出擊。當然，筆者從來都不認同戰略機會主義行為，機遇必須服從大局，必須把機遇建立在自身可信實力與充分準備的基礎上；也從來不認為實現國家統一可一蹴而就、一擊必殺，堅定地認為必須立足于長期艱苦的斗爭，要不怕失敗，經得起挫折，更不能被包藏禍心的“臺海戰爭陷阱論”所迷惑。這等把武統臺灣同中國經濟發展對立的論調和伎倆十分可惡陰毒。

古今中外戰略斗爭的歷史告訴我們，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但要有實力，還要能夠和善于運用自己的實力。愛好和平、反對戰爭，中華民族從來都堅持這樣的原則，但堅持原則并不是嘴上說說，而是要靠實力甚至暴力來支撐。如果沒有武裝捍衛和平的能力，那么嘴上說堅持原則，其實就是大話空話。現在，亞太地區依然相對和平，很大一個原因就是中國的隱忍。但這是不可持續的，已經到了需要中國認真做好局勢劇變相應準備的時候了。在這個問題上，不得不說，同霸權集團相比，中國方面的相關工作還很落后，差距真的還很巨大。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