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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戰略文化源遠流長，從夏商周到春秋戰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春秋戰國500年，列國爭霸稱雄，戰爭頻繁，為中國戰略文化的孕育和發展提供了契機和條件。先秦諸子圍繞治國平天下，百家爭鳴，殊途而同歸，“慎戰”思想應時而生，奠定了中國戰略文化的堅實基石。

作為中華群經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經》，其中一部分卦爻來源于商周之際的政治斗爭和戰爭實踐，是中國戰略文化中的“慎戰”思想源頭。例如，《易經·師》曰：“師左次，無咎。”即出師打仗主動示弱，以退為進，沒有危險。《易經·兌》曰：“和兌，吉。”即和平相處，無戰事是好事。

秉承《易經》思維的《道德經》，在議兵章節中并沒有陳述戰役戰斗，而是從戰爭勝負中總結國家盛衰興亡。老子堅決反對發動戰爭，反對主動進攻，更反對狂妄輕敵，“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認為哀兵必勝，主張防御應戰。

宏大的戰略擴張必然導致戰爭無度，戰爭無度的結果就是國家衰亡！這是“東周大國興衰五百年”所昭示的規律之一。春秋五霸、戰國七雄，你方唱罷我登場，霸權轉瞬即逝，后人哀之而不鑒之，為“慎戰”思想不斷加厚歷史注腳。

中國封建社會占主導思想的是儒家思想。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雖強調：“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但謹慎對待戰爭，“子之所慎：齊、戰、疾”，“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孔子提倡統治者致力于使“聲教訖于四海”，即使國家間出現矛盾，仍秉持“禮之用，和為貴”，力爭以和平方式解決。

孟子主張實行王道，反對霸道，“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強烈譴責“春秋無義戰”。特別是在處理大邦與小邦的關系上，“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混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踐事吳”（《孟子·公孫丑上》），標舉“仁者無敵”的王道政治。

儒家經典《尚書·堯典》記載了中國古代帝堯時代“協和萬邦”的政治制度，“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這種政治制度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重視道義的力量，強調以德服人，主張通過政治協商來團結各個部落，實現大一統。

墨子繼承孔子“仁義”思想，提出了“兼愛”理念。《墨子·兼愛》強調，“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墨子·公輸》記載，“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余。”一言以蔽之，墨子是堅決反對戰爭的。

與儒墨道相對立的，法家雖強調戰爭的必然性與合理性，主張通過戰爭實現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治要求，但能夠實事求是地指出濫用武力的嚴重后果。如《管子·法法》日：“貧民傷財莫大于兵，危國憂主莫速于兵。”《韓非子·亡征》日：“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自信者，可亡也。”皆體現了法家的“慎戰”思想。

特別需要指出的，任何一種文明形態的戰略文化傳統，都是該文明的特性在戰略領域的反映。中國大部分國土位于氣候適中的中緯度河流地區，具備發展農業的優良條件。中國歷史上長期占據主導地位的是農耕文明，其對待戰爭的態度，往往表現出非暴力、非擴張的價值傾向，即“慎戰”思想，并且在歷史長河中一再頑強地表現出來。

《孫子兵法》是中國戰略文化史上最為絢麗的軍事學術之花。在《計篇》開宗明義宣稱：“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戰爭是關乎國家死生存亡的大事，要從政略上審時度勢，以慎重的態度對待戰爭，先勝而后求戰，這是孫子“慎戰”思想的完整表述。

其次，在《火攻篇》中，孫子從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中提出“慎戰”思想，“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告誡戰爭決策者要時刻保持政治清醒、戰略定力、歷史耐心，千萬不可一意孤行窮兵黷武，更不能打一場無準備無把握之仗。

最后，在《謀攻篇》中，孫子提出全勝的“慎戰”思想，“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通過“軍事準備造勢”、“示形于敵顯勢”、“軍事打擊增勢”等方式，以達成“不戰而屈人之兵”或小戰而屈人之兵。  

萬里長城永不倒，千里黃河水滔滔。始肇春秋，終結大明的長城，作為防御戰爭的地標，見證了中國戰略文化中的“慎戰”思想。“慎戰”思想已深深烙在中華文明的特質里，融入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發展之中，在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慎戰”思想的價值越來越凸顯其意義。

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