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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速演進，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國內改革發展穩定面臨不少深層次矛盾，各種風險挑戰、困難問題比以往更加嚴峻復雜。黨中央此時發出大興調查研究的號召，正是為了通過轉變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找到破解難題的辦法和路徑。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結合陳云在新中國成立后調查研究的實踐，有助于我們學習他依靠調查研究作決策，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重溫他提煉出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這樣一個帶有鮮明特點的“十五字訣”，不難看出他調查研究方法論的核心、精髓，以及他在調查研究后作決策的要領，從而給我們以深刻的啟迪。

2015年6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陳云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陳云同志身上表現出來的堅定理想信念、堅強黨性原則、求真務實作風、樸素公仆情懷、勤奮學習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他號召大家學習陳云同志實事求是的精神，指出“對實事求是，陳云同志踐行了一生”。“延安時期，在同毛澤東同志反復探討怎樣才能少犯錯誤這個話題之后，陳云同志提煉出‘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這樣一個帶有鮮明特點的‘十五字訣’。”“依靠調查研究作決策，是陳云同志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每逢重大決策之前，陳云同志總要做大量調查研究，聽取多方面意見。他腳踏實地，反對虛夸浮躁、急功近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實踐反復證明，能不能做到實事求是，是黨和國家各項工作成敗的關鍵。”2023年3月，黨中央發出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號召，在工作方案中特別引用了陳云“十五字訣”的頭9個字，要求“聽真話、察實情，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報喜又報憂，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這些都說明，黨中央對陳云依靠調查研究作決策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高度評價的，也是同他的“十五字訣”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中國共產黨一向以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也一向把調查研究作為自己的重要工作方法。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和“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可以說最精練、最生動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的這一鮮明特點。對此，陳云一生努力實踐，為我們樹立了光輝榜樣，堪稱實事求是和調查研究的楷模。

1947年東北解放戰爭期間，陳云回憶他曾就人為什么會犯錯誤，犯錯誤是否因為經驗少的問題請教毛主席。毛主席對他說：“犯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并以張國燾的經驗并不少為例加以說明，建議他學習哲學。后來，陳云把毛澤東同志從井岡山到延安寫的著作、起草的文件和電報都找來看，研究他處理問題的方法，最后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實事求是，而且，“關鍵是要把‘實事’看全面”。怎樣才能把“實事”看全面呢？通過深入思考，陳云得出了十五個字的體會。后來，人們普遍認為這十五個字最準確最精練地概括出了達到實事求是的路徑，所以把它稱作“十五字訣”。

關于“十五字訣”，陳云在晚年一次談話中作了完整而詳細的解釋。他說：“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話不要聽。不唯書，也不是說文件、書都不要讀。只唯實，就是只有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研究處理問題，這是最靠得住的。交換，就是互相交換意見……過去我們犯過不少錯誤，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看問題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實際當成了全面的實際。作為一個領導干部，經常注意同別人交換意見，尤其是多傾聽反面的意見，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比較，就是上下、左右進行比較……所有正確的結論，都是經過比較的。反復，就是決定問題不要太匆忙，要留一個反復考慮的時間……這里所說的反復，不是反復無常、朝令夕改的意思。”我們只要結合陳云調查研究的實踐就會清楚，他的調查研究的確是他的“十五字訣”的具體運用；或者說，他的“十五字訣”最集中地體現在他的調查研究之中。

陳云重視調查研究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把實際情況看清楚、弄準確。出于這個目的，他可以集中幾天時間下基層蹲點或到多個地方考察，也可以隨機抽出時間到現場了解情況，還可以派身邊的人下去了解情況或請既了解情況又敢說真話的人上來面談。就是說，只要有利于掌握真實情況，他的調研方法總是根據工作需要和客觀條件而定，從不拘泥于某種形式。同樣出于這個目的，他特別反對為調查研究而調查研究、在調查研究上搞形式主義的做法。他在晚年的一次會議上說：“調查研究的方法，我看不是一百多個部一個一個地都拿本子在書記處會上念一道，大家東插一句、西插一句，最后主持會議的講一講就通過了。調查研究的方法，也不是一個星期跑二十二個縣，那樣無非是坐汽車走一圈就是了。這種工作方法太簡單。”

陳云逝世后，新中國初期擔任其秘書的周太和曾寫過一篇回憶文章，題為《陳云同志四下農村調查的前后》。其中的第一次是1955年1月，用3天時間在青浦縣小蒸鄉，征求對統購統銷政策的意見。第二次是同年5月下旬，再到青浦縣的練塘區，用4天時間就統購統銷、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農業增產等問題進行調研，然后到蘇州地區進一步調研糧食問題。第三次是1957年3月下旬，利用去杭州開會的機會，專程去青浦縣，用2天時間了解那里血吸蟲病的傳染源、渠道和防治辦法。第四次是1961年6月下旬至7月下旬，到江浙滬三地調研，其中用15天到青浦縣小蒸公社，吃住在農民家里，專題調研三年困難時期農村政策的調整問題。

陳云搞調研，除了自己下基層，也請基層干部上來開會。1961年8月，他出席在廬山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參與討論關于貫徹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而制定的“工業七十條”和“工業八條”。當時，工業方面的突出問題，是總產值大幅度滑坡。陳云在討論中說：抓工業調整要做好調查研究，不弄清問題究竟出在哪里，是無法動手解決的。他提出，調查研究要從兩方面入手，一是派工作組下去獨立調研；一是以部為單位，先開小型座談會，每個部來五六個單位或工廠的老工人、技術人員、行政干部。“目的是能夠弄出個頭緒來，提出問題，然后按問題進行研究”，最后再開中會、大會。對于陳云提出的從內外兩方面入手調研的意見，毛澤東同志當場表態贊成，說“這個辦法好”。隨后，陳云用兩個月時間，主持煤炭、冶金兩個部的座談會，總共開了40次會，最后形成了給周恩來總理的報告。周恩來總理看后說：“這一下把原因說清楚了。”

為了解真實情況，陳云在工作之余還不時就近暗訪。中財委（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的簡稱）的老干部回憶：新中國成立初期，陳云每個月都要抽出一些時間，到北京的王府井、東單菜市場、前門大街、天橋市場等商業集中的地方，了解日用百貨和蔬菜、肉類等副食品的供應情況和物價動態，觀察群眾的反應。有一次下班很久，陳云家里給機關打電話，問陳云怎么還沒回家，機關的人說他早就走了。這一下，大家都慌了，后經了解，原來是他到前門的大柵欄看市場、察行情去了。

陳云調研還有一種方法，就是通過敢講真話的人了解情況。他曾說過：“調查研究有兩種方法：一種是親自率工作組或派工作組下鄉、下廠，這當然是十分必要的；另一種是每個高中級領導干部都有敢講真話的知心朋友和身邊工作人員，通過他們可以經常聽到基層干部、群眾的呼聲。后一種調查研究，有‘真、快、廣’的特點。所謂真，就是他們敢于反映真實情況，敢講心里話。因為他們信得過你，知道你不會整他們。我就有這樣一些朋友。所謂快，就是當問題處于萌芽狀態時，就能夠及時發現。所謂廣，就是全國各省市各行各業，都有許多高中級干部（包括離休、退休的）。在某種意義上講，后一種調查研究比前一種調查研究更重要一些。兩種調查研究都有必要，缺一不可。”

1952年，陳云在編制“一五”計劃時需要了解農村情況，由于一時脫不開身，便托1927年一起搞農民運動的一位老戰友，從家鄉找兩位政治上表現好又敢講真話的農民來京談話。后來，經過地方黨組織審定，推薦了兩位農民來京。那兩位老鄉反映了當地群眾在新中國成立后滿意的和不滿意的事，使陳云了解到許多實際情況。1952年夏天，陳云委托一位青浦在北京上學的中學生利用暑假回家的機會，調查一下那里的農村情況。這位學生經過調查，寫了一份材料，反映家鄉三年歉收，然而征糧指標不減，造成農民生活普遍困難。陳云把這份材料報送毛澤東，受到毛澤東重視，批轉華東局，使問題得到了解決。1962年，陳云擔任新設立的中央財經小組組長，在布置完國民經濟調整任務后，因工作強度過大而病倒。他在上海養病期間，仍考慮如何調動農民積極性、盡快恢復農業生產的問題。由于自己下不去，便請身邊工作人員到附近農村調研，并請經濟工作部門的幾位領導干部到他那里談話，交換對“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辦法的意見。

20世紀80年代初期，筆者在陳云同志那里工作。那時，他由于年齡和身體原因，已經不能到基層調研，但仍然想辦法了解基層實際。比如，同敢講真話的干部談話，同身邊工作人員聊天，看機關內部的信訪簡報，閱讀《人民日報》的讀者來信等等。他關于“對嚴重的經濟犯罪分子，我主張要嚴辦幾個，判刑幾個，以至殺幾個罪大惡極的，并且登報，否則黨風無法整頓”的批示，就是寫在中紀委反映沿海一些地區走私活動猖獗、涉及不少黨員干部的信訪簡報上的。傳閱到鄧小平那里，鄧小平在上面又加了八個字：“抓住不放，雷厲風行。”該頁注釋寫道：“1986年，經陳云同意，在出版《陳云文選（1956-1985）》時，將這一批語的文字修改為‘對嚴重的經濟犯罪分子，我主張要嚴辦幾個，判刑幾個，以至殺幾個罪大惡極的，雷厲風行，抓住不放，并且登報，否則黨風無法整頓。’”正是這個批示，引出了一場打擊經濟領域違法犯罪活動的斗爭，對保證改革開放的健康進行起到了重要作用。陳云發出“要繼續想辦法幫助教師主要是中小學教師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使教師真正成為社會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羨慕的職業之一”的倡議，提出“對中小學教師，不僅要有工齡工資，而且要使他們的工資標準，比同等學歷從事其他行業的人略高一點才好”的建議，也是看到《人民日報》第8版上一位中學教員反映師范院校招生難的文章后作出的。

陳云把“不唯上”作為“十五字訣”中的第一句，說明他認為這是做到“只唯實”的最重要條件。對于什么叫“不唯上”，除前面引述的“并不是上面的話不要聽”之外，他還在晚年一次談話中說過：“能夠聽到不同聲音，決不是壞事。這和同中央保持一致并不矛盾。”可見，他的“不唯上”的意思，是講對上級乃至中央的指示必須堅決執行，與黨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必須保持一致，但絕不能脫離實際、照搬照套，而要從本部門本地區的實際出發，與本部門本地區的實際相結合。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實事求是，才能把上級乃至中央的指示精神執行好。

1959年到1961年，中國發生連續三年自然災害，加之“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使國民經濟遭受嚴重困難。1961年年初，毛澤東同志發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提出“不要圖虛名而招實禍”。隨后，中央各位常委先后組織和領導調查組，分赴基層調研。在此前后，陳云已用三個月時間，到河北、山東、河南等八個省調研了農業情況。6月份，他又專程去青浦小蒸公社蹲點調研。那時，中央在調整農村政策過程中，雖然已經著手糾正將肉豬、母豬統統收歸集體公養的“左”的政策，但由于說的是允許公養和私養“兩條腿走路”，所以大多數地方揣摩中央精神，只把肉豬下放給社員私養，對母豬是否也私養仍在持觀望態度；雖然說要將公社化后歸公的自留地放還給農民，但沒有明確按什么標準發放，所以許多地方只將公社化前占耕地百分之五的自留地中的一部分發還了，而且主要不是大田。另外，那時為了增產糧食，要求過去不種雙季稻的江浙農村也必須種雙季稻。由于政策調整沒“退到位”，農民群眾的積極性仍然得不到調動。針對這些問題，陳云在干部座談會上說：“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大家有飯吃，有衣穿。現在老百姓的肚子還吃不飽，生活還那么困難，說明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還存在不少問題……我們一定要想辦法盡快改進工作，這次來調查研究，就是這個目的。”隨后，他用半個月時間，吃住在農民家里，每天上午開座談會，下午到田間、養豬場和各家各戶考察，把情況了解清楚了；然后，帶著上述三個問題，又到江浙其他地方調研，同省市領導交換意見；最后向中央寫出了關于《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種雙季稻不如種蠶豆和單季稻》《按中央規定留足自留地》三個調查報告，被批轉印發同年8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

“唯上”就不可能做到實事求是，但要“不唯上”，有時要犧牲個人利益。毛澤東同志曾提倡“不怕殺頭，不怕坐牢，不怕開除黨籍，不怕撤職，不怕老婆離婚”的“五不怕”精神，意思就是要大家為了堅持真理、堅持原則，不要怕犧牲個人利益。事實說明，陳云就是這么做的。前文說到，他1962年在上海養病期間，調研恢復農業生產的辦法。就在那時，他看到安徽關于“包產到戶”的材料，又看了田家英關于“分田到戶”的調查報告，認為這些都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辦法，叫作“包產到戶”也好，叫作“分田到戶”也好，總之，國家遇到如此大的天災人禍，必須發動全體農民實行“國際歌”中的號召：“全靠我們自己。”回到北京，他先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別交換了意見，然后提出約毛澤東同志面談。有的同志擔心毛澤東同志接受不了，勸他慎重考慮，不必急于提出。他卻說：“我擔負全國經濟工作的領導任務，要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此事既然看準了，找到了辦法，提與不提，變與不變，關系到黨的聲譽，關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誤時機！”后來，他還是約見了毛澤東同志，當面陳述了自己的意見，果然引起毛澤東同志的誤解，認為這是要解散人民公社，要走單干道路。從此，他遭到政治冷遇，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重新回到黨中央領導崗位，前后長達16年。

陳云堅持“不唯上”的精神，貫穿改革開放前后。20世紀80年代初，有關部門醞釀發行特區貨幣，甚至連貨幣都印出來了。中央領導將有關這個問題的不同意見批轉陳云，陳云當即明確批示：“我不同意發行特區貨幣。”1987年，他在一次談話中回憶起這件事，說他1984年專門把有關負責同志請去談特區貨幣問題，指出：“如果大家堅持要搞，我提出兩條：一是發行權屬于中央，二是封關后只能在特區流通。那時，特區貨幣已印好，后來，特區同志自己感到這件事不那么簡單，就擱置起來了。”

改革開放后，很多人認為國家每年拿出大量財政收入補貼物價，負擔太大，也不符合經濟規律，主張進行物價改革，闖過“物價關”。陳云認為，在保持物價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可以進行物價改革，但要從根本上取消物價補貼是不現實的。1988年，當時的中央主要負責人力推大幅度的物價和工資改革。陳云聽了這個改革方案的通報后表示：“物價每年要上漲百分之十，連漲五年，對此我打個很大的問號。物價連續上漲百分之十影響面很大。不拿工資的農民怎么辦？”他直言道：“每年物價上漲百分之十，辦不到。我是算賬派，腦子里有數目字。理順價格在你們有生之年理不順，財政補貼取消不了。”那位主要負責人聽不進陳云的意見，結果改革方案剛一公布，立即引起市場搶購、銀行擠兌，物價直沖19.3%，只好緊急剎車，并且決定進行經濟的治理整頓。

陳云“十五字訣”中的“交換”，指的是領導人要經常同干部群眾交換意見，尤其是傾聽不同意見，從而全面了解和掌握實際情況。關于“交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在多個場合反復講，而且往往與發揚民主聯系在一起講，從革命戰爭年代講到新中國成立，又從改革開放前講到改革開放后，可以說講了一輩子。

1947年，陳云任中央東北局副書記，鑒于國民黨軍集中兵力圍攻南滿，南北滿被切斷，他主動請纓去南滿地區，兼任南滿分局書記。他在分局會議上說：“實事求是既容易做到，也難以做到。要做到實事求是，就要從具體分析實際情況中找出對策……我們過去所以犯錯誤，也不是對實際情況一點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況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誤把局部當成了全面。片面的情況不是真正的實際，也就是說，它并不合乎實際。”怎樣才能避免片面性呢？他提出要“交換、比較、反復”，并說其中的“交換是帶頭的。所謂交換，就是要互相交換正反兩面的意見，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面情況”。

陳云于1956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商業部部長，他在部黨組會議上說：“從實際出發的關鍵是，從片面的實際出發，還是從全面的實際出發？有些同志不花時間去弄清楚全面情況，弄清楚事物的本質，而是看到一些現象，就想當然，發議論，作結論，這是十分有害的。所以，重要的是要把實際看完全，把情況弄清楚，其次是決定政策，解決問題。難者在弄清情況，不在決定政策。”“集體討論、大家交換意見，是達到全面認識的重要方法。肯用腦筋想問題、發議論的同志，是很好的同志。不想問題，不發議論，天天搞五福布的，就要差一點。在交換意見時，對于提出不同意見的人，決不要生氣。他們的意見，對的或者錯的，都有益處。正確的東西，是在否定錯誤的東西中生長起來的。”

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七千人大會是1962年年初中共中央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的簡稱）上，毛澤東同志請陳云在大會上講話，陳云沒有講。毛澤東同志說，陳云“不調查清楚他就不講話”，“這一次我說請他講話，他說不講。我說你哪一年講？他說過半年可以講”。改革開放后，陳云在一次談話中談到當時沒有講話的原因，說“和稀泥這不是我陳云的性格，同時不能給毛主席難堪”。但在大會結束后，他在陜西省干部會上就怎樣使認識更正確的問題作了講話。他說：“領導干部聽話要特別注意聽反面的話。相同的意見誰也敢講，容易聽得到；不同的意見，常常由于領導人不虛心，人家不敢講，不容易聽到。”他又說：“看問題往往容易產生片面性。比如這個茶杯放在桌子上，對面的人看見茶杯是有花沒有把的。可是這面的人看見茶杯是有把沒有花的，兩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都不全面。如果兩人把各人看到的一面‘交換’一下，那就全面了。我們常講實事求是。實事，就是要弄清楚實際情況；求是，就是要求根據研究所得的結果，拿出正確的政策……用什么辦法來弄清情況呢？辦法之一，就是多和別人交換意見。這樣做，本來是片面的看法，就可以逐漸全面起來；本來不太清楚的事物，就可以逐漸明白起來；本來意見有分歧的問題，就可以逐漸一致起來。如果沒有反對意見怎么辦？我看可以作點假設，從反面和各個側面來考慮問題，并且研究各種條件和可能性，這就可以使我們的認識更全面些。”他的“領導機關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做調查研究工作，最后討論作決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的至理名言，就是在那次會上講的。

以上論述說明，在陳云看來，實事求是的關鍵在于把實事看全面，而要把實事看全面的關鍵在于同別人交換意見。因此，同干部群眾交換意見，便成為他調查研究的重點。正是這個重點，決定了陳云調查研究的幾個特點。

第一，輕車簡從。陳云搞調研，無論親自下基層蹲點，還是到多地考察，都是為了核實文件中反映的情況，或了解文件中沒有反映的情況，而不是為了宣傳。因此，他隨行的人很少，也從不通知報社，不帶記者，不搞前呼后擁。為了不打擾當地干部，他也很少讓他們陪同，用他的話說叫“不請不到，不迎不送”。以至于后來有關部門普遍抱怨，陳云生前的影像資料太少，僅有的幾張照片和少量文字記載，也往往是被調研單位自己拍攝和記錄的。

早在1948年5月，解放戰爭大勢已定，黨中央就考慮將陳云由東北調回中央，主持全國財經工作。翌年5月，黨中央從西柏坡移至北平，決定陳云出任新成立的中財委主任。上任伊始，他除了組建新機構，處理應急事務外，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穩定新解放區尤其是上海的物價，保證解放軍繼續南下作戰的物資供應。為此，他帶領中財委少數干部，乘一節火車前往上海調研，途中因遭遇敵機騷擾，機車水箱被射穿，耽誤了到達時間，車站竟連迎接的人也沒有。他在上海主持召開了華東、華北、華中、東北、西北五大解放區財委領導人參加的全國財經會議，一開場便直奔主題說：“會議的目的是幫助南方前線解決困難，同時交換一下意見，看看明年全國的財經情況怎么樣。”

當時，上海剛剛解放，水陸交通不便，又常常遭受敵機轟炸，煤、糧、棉等物資運不進，工廠生產的產品運不出，人們一度醞釀將工廠和學校遷往外地。起初，陳云也曾考慮把一部分工廠和學校遷到東北，但經過調研，發現工廠搬出去，原料問題倒是解決了，卻會出現廠房、電力、機械維修等無法解決的新問題。所以，他最后決定，上海工業的主要部分留下來，想辦法克服困難。事后證明，這個決策對于上海在國民經濟恢復乃至各個時期的經濟建設中發揮了中心作用，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然而，就是這么重要的一次調研活動，竟沒能留下一張照片。

第二，深入細致。陳云作風深入、工作細致，這是在他領導下工作過的干部們的共同印象。他們說，陳云同志做工作總是一桿子插到底，絕不浮在表面，不搞走馬觀花、蜻蜓點水。他了解問題非常注意細節，尤其關注數字。向他匯報工作，事先一定要做好充分準備，否則很可能被問倒。這些特點在陳云的調查研究中，表現得特別突出。

仍然以前述1961年青浦調查為例。那次，陳云選擇比較熟悉的小蒸公社作為調研點，先派身邊工作的同志去調查了一周，然后親自前往，在農民家里住了半個月。其間除了去農戶家中觀察養豬、種自留地、吃住情況，去田間和養豬場查看土地、農作物生長和集體養豬等情況外，還聽取了公社黨委的兩次匯報，召開了有農民參加的10次座談會，列出了10個問題讓大家討論。通過調研，他發現公養母豬，一個飼養員管10頭，忙不過來，喂食像開“大鍋飯”，母豬、肉豬、好豬和病豬一起喂，干稀一律，吃多吃少沒人管；圈內只用少量稻草墊，水淋淋的，母豬、奶豬常常遍地泥漿，容易得病，導致苗豬死亡率高；另外，苗豬肉長得慢，肥積得少，耗費勞力多。而私養母豬，農戶基本上一家養一頭，對母豬像對產婦、對苗豬像對嬰兒一樣關心，青草墊圈，圈內清潔；喂食按照不同需要，有時給精飼料，有時給青飼料，有時喂干，有時喂稀；隨時觀察它們喜歡吃什么，有病容易及時發現，母豬快生產時，農民就睡在豬棚旁守護，防止母豬壓死苗豬；瘦弱的苗豬常被放在母豬的第三個奶頭吃奶，因為那個奶頭奶水最多。所以，苗豬死亡率低，肉長得快，肥積得多，節省勞力和稻草。算總賬，公養豬虧本，私養豬賺錢。根據對比，他得出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的結論。

陳云常說，他是算賬派，腦子里有數字。在1961年青浦調查的報告中，為了說明母豬公養不如私養好、種雙季稻不如種蠶豆和單季稻，他引用了大量數據，用數字說話。例如，他說1960年小蒸公社公養母豬共有1500頭，但只生了6704頭苗豬，平均一頭母豬生4頭半苗豬，死亡率高達89%；而在公社化前實行母豬私養時，平均一頭母豬一年生十四五頭苗豬。肉豬私養平均每頭每天可以長肉半斤，20斤的苗豬養四五個月就能長到100斤上下，相當于平均一個月長十五六斤；而公養平均一個月只能長五六斤。每頭豬每年私養能出肥約200擔，而公養只能出肥100到120擔，而且質量不好，肥效低。私養肉豬不誤工，而公養每個勞力全年平均只能養8頭，相當于每頭用三四十個工。私養母豬每頭全年合計誤工一二十天，而公養每個勞力全年平均只能養4頭，相當于每頭用七八十個工。私養母豬，一年生苗豬12至16頭，可以賣180至200元。私養肉豬，一年養兩頭，可以賣60至80元。而公養豬大多虧本，全社一年虧了38萬元，平均每戶負擔16元。

為了說明種雙季稻不如種單季稻和蠶豆，陳云同樣采用了算賬辦法。他說，種雙季稻全年共收800斤上下，種單季稻一般收580斤上下。表面看，種雙季稻比種單季稻增產，但全面算賬，并不合算。首先，雙季稻的晚稻需占用單季稻田寄秧苗，導致單季稻減產約150斤。其次，每畝雙季稻需用稻種合計55斤，而單季稻只需用15斤，少用40斤。再次，種雙季稻后不能再種夏熟作物，而種單季稻還可種蠶豆或小麥，每畝可收80至100斤，扣除種子可收60至80斤。以上三項合計，種雙季稻雖然比種單季稻多收220斤上下，但虧損250至270斤。另外，雙季稻用肥多，用工多。如果把這些肥料和勞力用到種單季稻，可增產60斤。兩相比較，種雙季稻顯然得不償失。

1955年，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進入全行業公私合營、實行定息、組織專業公司的階段。按照陳云原先的部署，需要先一個一個企業做好清產核資、改組改造、安排生產、安置人員的工作，然后成熟一個合營一個。然而，由于種種原因，由北京帶頭，全國各地在兩個月時間里忽然掀起了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資本家、小業主天天敲鑼打鼓、放鞭炮，申請公私合營，勢頭甚猛。1956年年初，北京市的私營工商業被全部批準公私合營，不到一個月，全國其他大城市和很多中等城市也都實行了公私合營。結果，本應在前面做的工作被放到了后面，連不雇店員的夫妻店也被批準拿定息、拿工資，許多工廠、商店改變了原來的經營辦法。為了糾正這些問題，中央根據陳云意見發出指示，要求對已經批準的公私合營企業，原有的進銷貨辦法和管理、會計、工資制度，暫時原封不動。

當時，毛澤東同志聽到公私合營后的東來順涮羊肉、全聚德烤鴨不好吃了的反映，請陳云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講原因。陳云通過調查，在會上講到，東來順的羊肉不好吃的原因是：“它原先只用三十五斤到四十二斤的小尾巴羊，這種羊，肉相當嫩。我們現在山羊也給它，老綿羊也給它，凍羊肉也給它，涮羊肉怎么能好吃？羊肉價錢原來一斤是一塊二角八，合營以后要它和一般鋪子一樣，統統減到一塊零八，說是為人民服務，為消費者服務。這樣它就把那些本來不該拿來做涮羊肉的也拿來用了，于是羊肉就老了。本來一個人一天切三十斤羊肉，切得很薄，合營后要求提高勞動效率，規定每天切五十斤，結果只好切得厚一些。羊肉老了厚了，當然就不如原來的好吃了。”關于全聚德的烤鴨，陳云說：“‘全聚德’用的鴨子，原來從小喂起，大概要喂一百天左右，飼料主要是綠豆和小米，糧食統購統銷以后，給它勞改農場養的老鴨子，烤的鴨子就不好吃了。”他由此指出：“我們是要改組工商業的，但并不是每個小廠統統需要改組，也不是所有的商店都要調整。如果輕率地并廠并店，就會給經濟生活帶來很多不便。”“不論工業、商業，都要想盡一切辦法保持原來好的品種和質量。公私合營后，企業的資方經理或副經理應該有一個人專門負責品種和質量。”毛澤東同志當場表示：“要羊肉必須繼續好吃，烤鴨子要更加好吃，才能證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第三，實話直說。陳云一向提倡大家講真話，而且要直來直去、不兜圈子。同時，他要求領導干部要傾聽真話，哪怕是怪話、牢騷話，只要多少能反映實際情況，就要耐下心來聽。早在黨的七大大會發言中，他就提出：“我們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是什么就是什么，應該怎樣就怎樣。”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期間，他說：“這幾年我們黨內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這種現象是非常危險的。一個人說話有時免不了說錯，一點錯話不說那是不可能的。在黨內不怕有人說錯話，就怕大家不說話。有些‘聰明人’，見面就是‘今天天氣哈哈哈’，看到了缺點、錯誤也不提。如果這樣下去，我們的革命事業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敗的。”他還把聽不同意見作為調查研究的一種方法，指出：“調查研究有各種各樣的方法，找有各種不同看法的人交換意見，也是一種方法，而且是一種重要的方法。”改革開放初期，他再次指出：“目前在我們的黨風中，以至在整個社會風氣中，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是非不分……要提倡堅持原則，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

在20世紀60年代初的農村調查中，陳云一再談到要講真話、聽真話的問題。他指出：下面不說真話，不把真實情況反映上來，領導就不可能作出正確的決策，這是十分危險的。“河南信陽的毛病，就是吹了牛，不改口，搞得下面不敢說真話，情況反映不上來。一個領導機關聽不到反面意見，很危險。提倡講老實話，但是要有講老實話的條件。我跑了幾個省，一講到一九五八年，就含含糊糊。過去領導工作，下去總要問一問干部情況，大家也是敢講的。現在除了第一書記、組織部長還可以講一點，其他人都不敢講，這是黨內一種不正常的現象。”陳云每下農村蹲點調研，之所以總喜歡到他的家鄉或從事過農民運動的地方，原因就是為了能聽到真話。因為那里的老鄉了解他、信任他，肯把心里話對他講。

周太和在回憶陳云四次農村調查的文章中寫到，陳云同志特別注意傾聽批評的意見。三年困難時期，農民對干部不參加勞動、說大話、缺少自我批評不滿，說干部“嘴唇兩張皮，翻來復去都有理”“干部吹牛皮，社員餓肚皮”“干部出風頭，農民吃苦頭”。對于農民的意見，陳云不僅耐心聽，而且作解釋，有些還主動承擔責任。他在干部座談會上講：我們的工作“還存在不少問題。應該說主要責任在中央，是我們中央的幾個同志工作沒有做好，我就是其中之一”。

前文提到，1952年，陳云在編制“一五”計劃過程中需要了解農村情況，但一時離不開北京，故請家鄉黨組織推薦了兩位農民來京面談。陳云開門見山地問他們：“新中國建立、農村土改后，農民有哪幾條好處？有哪幾條壞處？”那兩位農民也是坦誠相告，講了五點滿意，兩點不滿意，一點擔心。陳云聽后贊賞他們的直言不諱，并約定他們作為自己今后了解農村情況的長期聯系人。

1959年陳云做工業調查，召開煤炭工業座談會。考慮到“反右傾”以來，一些人不敢講真話，他在座談會開始時，先鼓勵大家解除顧慮。他說：這是調查研究的會，不是在喇叭（指麥克風）前面講話，要“無所顧忌地隨便地講，要左思右想地考慮問題，不要怕什么右傾機會主義或‘左’傾機會主義”。他特別叮囑，在座談會上“報告情況不是評功擺好，而主要是講存在的問題”。在他的鼓勵下，大家暢所欲言，就一系列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使座談會開得既生動又實在，找出了當時煤炭工業中各種問題的癥結所在，使煤炭行業的調整有了明確的方向和良好的開端。

陳云在調研中鼓勵別人有話直說，自己反映調研中了解的情況也是直截了當、直言不諱。1961年3月，中央通過的“六十條”草案雖然加大了對農村政策調整的力度，但仍然堅持“公共食堂必須辦好”的提法。當時，陳云正在浙江調研化肥生產設備問題，他根據此前在河北、山東、河南、安徽農村調查的情況，在談話中明確表示不辦公共食堂為好，主張把糧食分配到戶，給農民一定自主權。他說：“不一定都吃食堂，沒有食堂難道社會主義就會垮臺嗎？”同年五六月間，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了“六十條”修正草案，改變了“辦好公共食堂”的提法，規定“在生產隊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社員的口糧，不論辦不辦食堂，都應該分配到戶，由社員自己支配”。

那時，陳云對“大躍進”以來的浮夸風十分反感。在南京休養期間，他聽到一段歌頌“大躍進”的評彈，其中有諸如“水稻高產二十萬斤”“一個西瓜二百斤，桃子大得像臉盆”一類唱詞。他當場毫不客氣地說：“這一類東西，過去唱了算了，現在則不必再唱。要通知江蘇省檢查一下。”

1961年，陳云在青浦調查中了解到，青浦農民原本晚間到黃浦江打魚，黎明時分正好沿江到上海出售，自從上海市向青浦縣派購鮮魚以來，縣里怕完不成派購任務，規定農民必須把魚先運回，賣給縣水產公司，再由水產公司運到上海。這樣做，不僅浪費運力、耽誤時間，而且把鮮魚變成了死魚，影響效益。陳云認為很不合理，勸青浦縣的有關領導允許農民把魚直接運到上海出售。但縣委回答，這得先要讓上海市委取消下達給青浦的派購任務，而上海市是絕對不會同意的。陳云聽后對隨行工作人員說：“我一個黨中央副主席，連這樣一個小問題都解決不了，實在對不起全國人民。”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陳云很少再到基層調研，但他仍然通過其他方法了解基層實際，并且依然保持著反映意見不加掩飾的風格。

粉碎“四人幫”后，排除了極“左”思潮的干擾，可以通過借外債進口設備。那時，從上到下懷著大干快上的急迫心情，希望把“文化大革命”耽誤的時間搶回來，掀起了一場“洋躍進”。陳云認為，在自力更生為主和不吃虧的前提下，借外債、引進技術是必要的。但對外債要分析，其中大部分是賣方信貸，不是自由外匯。前者需要國內拿出大量配套資金，涉及綜合平衡；后者利息高達15%，涉及還款能力。所以，頭腦要冷靜。他在1980年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直率地說，“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外國資本家也是資本家……對外國資本家在歡迎之中要警惕”。

自從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后，糧食產量大幅度提升。這時，一些領導同志忽視了糧食增產的多方面因素，樂觀地認為中國的糧食“過關了”，今后農民愿意種什么就種什么，不必再干預，并且鼓勵農民外出務工經商。陳云根據多年經驗，認為人口多、耕地少是中國的基本國情，不能輕言中國糧食問題解決了。為此，他在1985年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直言：“現在有些農民對種糧食不感興趣，這個問題要注意。”“發展鄉鎮企業是必要的。問題是‘無工不富’的聲音大大超過了‘無農不穩’。”“十億人口吃飯穿衣，是我國一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大政治問題。‘無糧則亂’，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果然，由于主觀上放松了糧食生產，導致1985年至1988年連續四年糧食減產，引起物價波動，直到1988年后方才止跌回升。

第四，結論扎實。正因為陳云的調研深入細致、注意材料的真實性，所以，調研得出的結論也總是扎實可靠、經得起實踐檢驗。

1958年年底，毛澤東同志對“大躍進”中的高指標、浮夸風有所覺察，提出“壓縮空氣”、降低指標，認為原先定的1959年鋼鐵產量2700萬噸到3000萬噸的指標太高了，要降到1800萬噸到2000萬噸。在黨的八屆六中全會期間，陳云認為這個指標仍然太高，最好不要寫在會議公報中。1959年年初，在毛澤東同志召集的小會上，陳云直接對1800萬噸能否完成表示懷疑，但未被接受。同年三四月份，毛澤東同志在上海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黨的八屆七中全會期間，發覺1800萬噸的指標確實過高，感到陳云的意見是正確的，于是在大會上說：“發表1959年糧、棉、鋼、煤的數字問題上，正確的就是陳云一個人。”會后，有關部門核實1958年的鋼產量，發現好鋼只有800萬噸。在毛澤東同志提議下，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由陳云領導中央財經小組，研究落實1959年的鋼鐵指標。

在此之前，陳云經過調研，已經了解到鋼鐵生產中存在運輸、洗煤、礦山、電力等薄弱環節。接到中央任務后，他又找國家計委、冶金部具體負責同志分別談話，傾聽他們掌握的實際情況；然后，連續6天聽取冶金部匯報，分別了解礦石、焦炭、耐火材料、鋼鐵冶煉、鋼鐵品種等各個環節的問題；最后根據冶金部、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各自提出的方案，正式向中央建議1959年鋼的生產指標調整為1300萬噸、鋼材生產指標調整為900萬噸。此建議被中央所采納。執行結果，年底鋼和鋼材的實際完成數分別為1378萬噸和897萬噸，與陳云的建議數基本吻合。

對于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來說，通過調查研究弄清實際情況的最終目的是作決策。陳云的“十五字訣”的“比較”和“反復”，主要就是針對決策方法提出的。關于“比較”和“反復”的意思，本文開頭引用的陳云論述中已作了說明，這里再通過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期間和1987年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進一步加以說明。

首先，關于“比較”，陳云的觀點是：“研究問題，制定政策，決定計劃，要把各種方案拿來比較。在比較的時候，不但要和現行的作比較，和過去的作比較，還要和外國的作比較。這樣進行多方面的比較，可以把情況弄得更清楚，判斷得更準確。多比較，只有好處，沒有壞處。”“討論決定重大問題時，事先要調查研究，要準備好方案，而且要準備兩個方案，不要只準備一個方案。”

其次，關于“反復”，陳云的觀點是：“作了比較以后，不要馬上決定問題，還要進行反復考慮。對于有些問題的決定，當時看來是正確的，但是過了一個時期就可能發現不正確，或者不完全正確。因此，決定問題不要太匆忙，要留一個反復考慮的時間，最好過一個時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出決定。”“決定問題不要太匆忙，要留一個反復考慮的時間。這也是毛主席的辦法。他決定問題時，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再反復考慮一下，聽一聽不同的意見。如果沒有不同的意見，也要假設一個對立面。吸收正確的，駁倒錯誤的，使自己的意見更加完整。并且在實踐過程中，還要繼續修正。”可見，在陳云看來，調查研究和決策是一個完整過程，要使決策符合實際，僅僅調查研究的方法正確還不夠，還必須做到決策的方法也正確才行。而要使決策的方法正確，要領就在于“比較”和“反復”。縱觀陳云的決策實踐，“比較”“反復”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勤思考。就是說，決策時要多動腦筋，考慮各種可能出現的結果。前文所述毛澤東同志稱贊陳云在關于1959年糧、棉、鋼、煤四大指標問題上是唯一正確的人的那次講話中，他同時強調領導干部要多謀善斷，并舉了陳云多次提出很好的建議卻沒有被采納的例子。多謀善斷，這確實是陳云的一大風格。他常講，領導干部要“踱方步”，意思是不要整天陷在事務堆里，要拿出時間思考一些大問題。他說，舊社會商店中有一種人，頭戴瓜皮帽，手拿水煙袋，不站在柜臺前賣貨，而是在后面觀察，看什么貨走得快，什么貨走得慢，考慮什么時候應該進什么貨，這些都是戰略性問題，“我們要有這樣的戰略家”。事實說明，他就是這樣的戰略家。

三年困難時期，陳云通過調查研究，不僅摸清了困難的情況和原因，而且深入思考克服困難的有利條件和具體辦法。他在1962年劉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俗稱“西樓會議”）和周恩來主持的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上，先后兩次講話。一方面實事求是地擺出了財經方面面臨的農業減產、基建規模過大、貨幣超發、通貨膨脹、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五個困難；另一方面，列出了政策調整已收到的效果、農產品產量有所回升、工業和交通生產能力有所擴大、人民群眾會同中國共產黨合作、黨的各級干部通過教訓取得了經驗等五條克服困難的有利條件。然后，他拿出了克服困難的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把今后十年的經濟規劃分為恢復和發展兩個階段，減少城市人口，采取一切辦法制止通貨膨脹，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農業增產，盡力保證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等等。他說：“農業問題，市場問題，是關系五億多農民和一億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問題，是民生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應該成為重要的國策。”

陳云特別提到了離農村耕地較遠的1億城市人口的吃穿問題，他說：“這樣的問題，是國家大事。”為此，他想出了一些解決問題的辦法。例如，為了增加市民的蛋白質，防止浮腫病，可以供應每人每月三斤大豆。他通過請教專家了解到，每人每天最低需要70克蛋白質，一斤糧食含45克，一斤蔬菜含5克，一兩大豆含20克。在缺肉少蛋的情況下，這是補充營養的可靠辦法。那時每年大豆產量有120億斤，拿出30億斤給城市是可能的。再如，劃撥一些鋼材制造機帆船，讓水產部門出海多捕一些魚，給每人每月分配半斤魚；再設法多收購一些豬，給每人每月增加半斤肉。這樣，一個五口之家，僅魚和豬兩項，就有5斤肉。再如，棉布和布票太少，孩子的襪子不夠穿，拿出一點外匯，進口1000噸尼龍，織4000萬雙襪子，如果織尼龍底的襪子，產量還可加倍。這樣，顧客歡喜，國家也能回籠貨幣，公私兩利。再如，把價值幾千萬元的山珍海味拿出來辦高價飯館，既可改善一部分高收入人群的生活，也能回籠不少貨幣；再進口一部分糖，制作高價糖果，同樣可以收到一舉兩得的效果。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九一三”事件后，陳云從戰備疏散地江西返回北京，被周恩來安排協助抓對外貿易。那時，中蘇關系惡化，貿易額大幅下降，按照陳云的計算，對外貿易已由過去75%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變為75%對資本主義國家。因此，每年春秋兩次在廣州舉辦的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簡稱廣交會），成為打破封鎖和禁運的重要渠道。1973年10月廣交會舉辦時，正值國內極“左”思潮甚囂塵上、國際金融動蕩不定之時。為了打開和擴大中國出口局面，陳云決定親自前往調研。通過實地考察，他發現許多問題屬于思想受束縛造成的，并一一提出了有針對性的建議。例如，有人認為出口工藝品的價格只能升不能降。陳云指出：穩價多銷不對，但高價高到賣不出去也不對，作價原則還是要從匯率中找出規律。提價不一定是馬列主義，降價也不一定是機會主義。再如，有人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交易所是投機商活動的場所，我們不能利用。陳云則對香港華潤公司所屬五豐行利用商品交易所購買砂糖期貨的做法大加贊揚，并為外貿部起草了向國務院的請示報告，指出：商品交易所具有兩重性，“我們應該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極回避”。那時，有人認為進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違背了自力更生原則。陳云對外貿部負責同志說：“這種看法是不對的。”現在國內棉花不夠，英美棉花多但人工費用高，搞紡織工業不合算。我們的工資比他們低得多，進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可以為國家創造外匯收入，加快國家的工業建設，“不這樣做就是傻瓜”。由于受極“左”思潮影響，一些人把出口工藝品題材中凡有觀音、彌勒佛及歷史人物肖像的，都當成封建迷信，使生產和出口遇到極大阻力。陳云了解到這個情況，建議外貿部向中央寫個報告，請示《西游記》《三國演義》《水滸傳》《岳飛傳》等書中的題材是否可用，只要中央批準，下面就好動了，否則會影響創作的積極性。這些建議，都是他經過調研后深思的結果。

二是多方案。就是說，決策時不要只有一個方案，要多幾個方案。陳云反復講：“研究問題，制定政策，決定計劃，要把各種方案拿來比較”，“必須作出幾個比較方案，擇優選用”。

新中國是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開展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的，農業生產力落后，糧食商品率低。因此，1953年實施“一五”計劃建設、城市人口急劇增加后，對糧棉等農產品需求的壓力陡然加大。全國解放后，糧食產量比解放前有了較大提高，但國家糧食收支仍然出現嚴重赤字。1953年至1954年國家收購糧食340億斤，銷售480億斤，缺口140億斤。陳云解釋其原因說，解放前“是少數人能夠吃飽、穿暖，現在是幾萬萬翻身了的勞動人民都有飯吃、都有衣穿。只要全國每一個人一年多穿一件衣服，一年就要多消費三千萬到四千萬匹布；多吃一斤肉，一年就要多消費六百萬到七百萬頭豬；幾萬萬人的消費水平提高，就會使增產了的消費品發生供不應求”。這個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大規模工業化建設將難以為繼。為此，陳云考慮了八個應對方案，即又征又配、只配不征、只征不配、原封不動、“臨渴掘井”、動員認購、合同預購、各行其是。幾經比較，反復權衡，只有又征又購，即在農村征購、城市配給，也即統一征購、統一銷售，或叫計劃收購、計劃供應的方案可行。這是因為，征購來的糧食，除了要滿足城鎮人口的口糧外，還要拿出四分之一左右返銷給農村的菜農、煙農和災民、漁民、牧民、林民、鹽民；拿出相當數量的糧食、大豆以及以糧食為基礎的肉、蛋、水果等農副產品用于出口，以便進口國外的工業設備和橡膠。以上八個方案，說到底是兩個方案，要么國家搞到足夠的糧食，要么搞不到。陳云說：“我現在是挑著一擔‘炸藥’，前面是‘黑色炸藥’，后面是‘黃色炸藥’。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波動；如果采取征購的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兩個中間要選擇一個，都是危險家伙。”經過中央慎重研究，最后決定采取統購統銷政策。由于政府制定的征購數量和價格是農民可以接受的，加上廣泛的政治動員和糧食部門、農村干部的細致工作，最終使統購統銷政策得以順利實行。

三是慢出臺。就是說，確定了決策方案后，不要急于出臺。1951年年初，在毛澤東同志提出“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思想后，周恩來、陳云等人即著手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綱要草案。經過一年多，編出了《關于編制五年計劃輪廓的方針》和《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的任務及附表》，作為請蘇聯提供援助的材料。此后，在與蘇聯洽談援助項目的過程中，對“一五”計劃輪廓草案又進行了兩次修改。1954年，“一五”計劃的骨干項目已經啟動了一年，毛澤東同志要求3月中旬必須拿出計劃綱要草案的初稿。陳云雖然按時完成了任務，但感到有些方面還是不夠可靠，于是重新組織了一個計劃綱要的起草小組，用半個月時間編出了《1953—1957年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綱要初稿》，交由政務院和中央政治局討論，并在6月底向中央提交了《關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幾點說明》。盡管對可能遇到的問題作了周密考慮，但他仍然主張“一五”計劃不要過早出臺，還是邊執行、邊觀察、邊調整為好。后來，蘇聯將對華援助的骨干企業由141項擴大到156項，陳云主持“一五”計劃編制小組對草案作了進一步修訂，于年底又將草案交給中央各部和地方各省分別開展討論，然后根據討論的意見，對草案作了補充修改，終于在1955年2月完成了編制工作，并先后經過3月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和7月召開的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審議通過。

20世紀90年代，參加過“一五”計劃編制工作的宋劭文在回憶文章中說：“一五”計劃經過反復醞釀，前后數易其稿，費時四年，邊建、邊改、邊學，終于編成，付諸實施。由于計劃是建立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之上，實行了決策的民主化、施工的程序化，到1957年年底，計劃全面提前超額完成，構成了中國工業布局的基本框架。“可以說，我國‘一五’計劃的提前完成，為我國打下了一個工業化的初步基礎。‘一五’時期，我國工業的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了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充分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一五’建設的成功經驗是多方面的，至今仍然有很多值得我們認真地加以總結和借鑒的地方。”

粉碎“四人幫”后，集中精力抓生產、借外債、進口設備等禁錮被打破，人們希望通過大干快上，把“文化大革命”中損失的時間搶回來，結果形成了“洋躍進”，造成已經失調的農業和工業、重工業和輕工業、積累和消費、稅收和投資等重大經濟比例關系的進一步失調。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陳云回到中央領導崗位，力主進行國民經濟調整，理順比例關系，砍掉一批包括靠賣方貸款引進的基本建設項目。經過激烈的思想斗爭，黨中央領導層統一了認識，決定由陳云出任新成立的國務院財經委員會主任，主持新中國的第二次國民經濟調整。在調整中首當其沖碰到的一個問題是如何處理上海寶山鋼鐵廠（簡稱寶鋼）項目。這個項目的主體是從日本引進的成套設備，已經開始施工，而且已經使用外匯近6000萬美元，預計全部工程將達到57億美元（合人民幣200億元），超過原來估算一倍多。因此，該項目是上馬還是下馬，備受各方矚目。1979年5月，國家計委等6個部委和中國人民銀行向中央寫出報告，一方面，認為寶鋼項目應當繼續搞下去；另一方面，主張壓縮投資、延長工期。究竟怎么辦，陳云為此不僅在北京召開了多次座談會，還用一周時間到上海調研，同上海冶金部門和企業的干部座談。在同年6月16日國務院財經委員會的會議上，他說：“在近一個半月中間，我對寶鋼如何建設的問題，有過三次反復的考慮。”然后，他具體講述了三次反復的過程，并說“這三次反復，對我來說是很有益處的”。最后，他綜合各方意見和自己的反復考慮，提出了八點意見，總的意思是按照六部委和銀行的報告辦，同時又補充和強調了一些內容。實踐證明，這個決策是一個成功范例，它使寶鋼這個特大項目不僅在調整中被保留了下來，而且適應了調整的需要，最終用7年時間完成了一期工程，在現代化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四是再完善。就是說，決策即使出臺了，仍然要密切跟蹤執行情況，在實施過程發現問題要及時糾正，使決策更加完善。陳云之所以提倡決策時要多準備幾個方案，就是因為在他看來，任何方案都有利有弊、有得有失，區別只在于利大還是弊大，得多還是失多。被選作決策的方案，并不會因此變得只有利與得，沒有弊與失。這就決定了在決策實施過程中，不僅要設法對決策方案中固有的弊與失加以限制，防止這一面擴大，而且要隨時總結經驗，不斷糾正可能出現的偏差。

前文提到，1953年為解決糧食購銷矛盾，在諸多方案中選出了“統購統銷”這一方案作為國家糧食工作的大政策。雖然這是當時唯一可行的方案，但陳云在亮明自己主張后，首先不是讓大家再擺擺這一方案的好處，而是指出：“如果大家都同意這樣做的話，就要認真考慮一下會有什么毛病，會出什么亂子”，并且具體列舉了可能發生的幾個亂子。然后他說：“毛病還可以舉出好多，因為我們沒有經驗，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定會有。”他在這里特別提出，要努力做到向農民征購后，“不僅要給他們鈔票，還要供應他們物資”。后來，他通過農村調查，了解到有的地方將“產量估高了”，征了“過頭糧”，調劑用糧無法買賣，留口糧缺乏標準等問題。陳云一方面指出，對統購統銷政策必須堅持，有缺點、有漏洞可以補充改造，但不能動搖；另一方面，要求對統購統銷進行“補課”，而且最好及早動手，指出遲做不如早做，遲了就會被動。他向中央建議，在統購統銷基礎上，實行定產、定購、定銷的“三定”辦法，即在一個糧食年度中，連征帶購總數一定三年不變；糧食產量由各地政府預估，不得超過實際產量；農民留糧標準按照各地現有消費水平制定，允許糧食自給戶、缺糧戶將賣出的周轉糧照數買回，從統購統銷總數中扣除。“三定”辦法得到了中央批準，形成文件下達。農民反映，有了這“三定”，人心也就定了。這個例子充分說明，決策出臺后，不僅應當完善，也是可以完善的。

陳云重視決策出臺后的完善，在發現決策錯了的時候，也敢于自我否定。他在制定“一五”計劃時，感到其中最大的薄弱環節是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當時考慮，在糧食增產的三個辦法即開荒、修水利、合作化中，最現實的辦法是合作化，因為搞合作化可以平均提高產量15%—30%，花錢少、收效快。后來發現，這個增產幅度帶有恢復性，是不可持續的。所以，他把注意力又放到了化肥上。20世紀60年代初，化肥廠的重要設備如高壓反應筒和高壓壓縮機等已試制成功。陳云原先主張，把發展化肥工業的重點放在年產800噸到2000噸的合成氨小型氮肥廠上。但實踐證明，中小型的氮肥廠質量都不過關。于是，他果斷決定進口關鍵材料，制造年產2.5萬噸至5萬噸合成氨大型氮肥廠的成套設備，并就此進行了部署。

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同志指出：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并說自己有許多問題還不懂得。講到這里，他說：“別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來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陳云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接著，他說了一句：“他（指陳云）的方法是調查研究。”可見，陳云的一生不僅是踐行“十五字訣”的一生，也是調查研究的一生。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速演進，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國內改革發展穩定面臨不少深層次矛盾，各種風險挑戰、困難問題比以往更加嚴峻復雜。黨中央此時發出大興調查研究的號召，正是為了通過轉變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找到破解難題的辦法和路徑。我們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陳云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的要求，“把實事求是貫穿到各項工作中去，經常、廣泛、深入開展調查研究，努力把真實情況掌握得更多一些、把客觀規律認識得更透一些，為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打下扎實的工作基礎”，力爭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新中國成立100周年時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