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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木：毛澤東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開創者

點擊：作者：朱佳木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4-05-29 10:29:51

【內容提要】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取得重大創新和突破的，也是我們黨和老一輩革命家長期探索和實踐所開辟的，而帶領我們黨開辟這條道路的開創者，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偉大奠基者毛澤東。毛澤東從國情和時代出發，引領中國成功走上了既區別于西方資本主義又有別于蘇聯社會主義的新民主主義工業化道路；接著抓住歷史機遇，引領中國的工業化建設由新民主主義的道路提前轉入社會主義的道路；又在這個過程中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引領中國逐步走上了帶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現代化道路。毛澤東解答了有關如何建設帶有中國自己特點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并形成了系統思想。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黨和人民所取得的建設成就為后來改革開放特別是新時代以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突飛猛進，奠定了雄厚而堅實的物質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概括提出并深入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其本質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其特征是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并強調“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我們黨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他又指出：毛澤東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偉大奠基者”；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是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未竟事業”。《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也指出：毛澤東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正確處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十大關系，走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工業化道路”。這些論述清楚地表明，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取得重大創新和突破的，也是我們黨和老一輩革命家長期探索和實踐所開辟的。而帶領我們黨開辟這條道路的開創者，無疑是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的毛澤東。

一、毛澤東從國情和時代出發，引領中國成功走上了既區別于西方資本主義又有別于蘇聯社會主義的新民主主義工業化道路

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在推翻“三座大山”后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方面根本不同于歐美式的資本主義共和國，另一方面也和蘇俄式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有所不同。社會主義共和國最終“將成為一切工業先進國家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統治形式”，但一定歷史時期內還不適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對于后者，只能采用第三種形式，即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個理論，是毛澤東首先系統提出的。

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工業化問題便同中國的民族獨立、國家統一等問題捆綁在一起，成為中國面臨的基本問題。除了代表地主階級最腐朽力量的頑固派之外，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先后登場的幾乎一切政治派別，都主張在中國興辦工業，實現工業化。但怎樣才能使中國實現工業化，不同派別的看法就大不一樣了。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向世人宣示，中國要實現工業化，必須先徹底反帝反封建，掃除工業化道路上的“攔路虎”，并提出了進行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式民族民主革命的一系列政治主張。毛澤東將這些主張加以系統化，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論，即新民主主義理論，其中包括新民主主義工業化的理論。

對于新民主主義工業化理論涉及的幾個主要問題，毛澤東都給予過最清晰最深刻最完整的回答。

1. 為什么中國共產黨要為中國工業化而奮斗？

世界各國的工業化本來是資產階級要完成的任務，而在中國卻要由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來擔負。個中原因，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中，作了深入分析。他指出，代表中國城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資產階級的上層，即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是帝國主義的仆從，是和它們相互勾結，出賣中國利益、阻撓中國生產力發展的；中層，即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和政治上具有軟弱性，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具有妥協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具有動搖性，解決不了資產階級革命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下層，即小資產階級，其經濟地位決定了他們擁護革命，是革命的同盟軍，但缺乏革命的徹底性，到了緊要關頭往往會對革命產生懷疑，變得消極。所以，領導資產階級性質的、開辟中國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國資產階級是不能盡此責任的，這個責任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了”。正因為如此，毛澤東說：“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斗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

2. 為什么中國不能走資本主義工業化的老路？

對這個問題，毛澤東在1939年《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中也作了深入分析。

首先，毛澤東闡釋了中國走資本主義工業化的老路不為帝國主義國家所允許的道理。他指出：“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促進了這種發展。外國資本主義對于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又一方面，則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這些情形，不僅對中國封建經濟的基礎起了解體的作用，同時又給中國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造成了某些客觀的條件和可能。因為自然經濟的破壞，給資本主義造成了商品的市場，而大量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破產，又給資本主義造成了勞動力的市場。”“可是，上面所述的這一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的新變化，只是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來所發生的變化的一個方面。還有和這個變化同時存在而阻礙這個變化的另一方面，這就是帝國主義勾結中國封建勢力壓迫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帝國主義列強的目的和這相反，它們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其次，毛澤東闡釋了中國走資本主義工業化的老路也不為社會主義國家允許的道理。他指出：中國革命的第一步，即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的壓迫，“雖然按其社會性質，基本上依然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它的客觀要求，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然而這種革命，已經不是舊的、被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和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因此，“中國要獨立，決不能離開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這就是說，不能離開蘇聯的援助”。處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社會主義向上高漲、資本主義向下低落的國際環境下，即列寧所指出的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只能要么站在帝國主義一邊，要么站在反帝國主義一邊，變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沒有的”。

3. 為什么中國在民族民主革命勝利后不能馬上走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

關于中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必須大力發展工業、走工業化道路的思想，對于毛澤東來說是十分明確的，也是十分堅定的。抗日戰爭時期，他就對黨內一些同志反對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工業、主張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直接實行社會主義的思想，給予過無情的批判，指出這是一種“民粹派”思想。在1944年8月致博古的信中，他說：“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工廠（社會生產，公營的與私營的）與合作社（變工隊在內），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民粹主義的地方……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黨的七大上，他更加鮮明地指出：“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零五年的歷史，特別是國民黨當政以來的十八年的歷史，清楚地把這個要點告訴了中國人民。”“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到了解放戰爭時期的1948年4月晉綏干部會議上，他又說：“現在農村中流行的一種破壞工商業、在分配土地問題上主張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它的性質是反動的、落后的、倒退的。我們必須批判這種思想。”在同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進一步強調：“我們反對農業社會主義，所指的是脫離工業、只要農業來搞什么社會主義，這是破壞生產、阻礙生產發展的，是反動的。”

同在1948年，經黨中央審定，以新華社名義發表了一篇題為《關于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其中指出：“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是指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產生出來的一種平均主義思想。抱有這種思想的人們，企圖用小農經濟的標準，來認識和改造全世界，以為把整個社會經濟都改造為劃一的‘平均的’小農經濟，就是實行社會主義，而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過去歷史上代表小生產者的原始社會主義的空想家或實行家，例如帝俄時代的民粹派和中國的太平天國的人們，大都是抱有這一類思想的。”這一文件，顯然也是在毛澤東上述思想指導下制定的。

既然革命成功后中國要著重發展工業、變農業國為工業國，為什么不能一下子通過社會主義的辦法，而要先實行新民主主義呢？對此，毛澤東回答說，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國經濟的落后，客觀上不具備條件，所以需要先利用資本主義的辦法發展國民經濟，為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積累資金和物資。他在1939年說：“在革命勝利之后，因為肅清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物，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社會中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為怪的。”他在1945年解釋我們黨為什么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一定條件下還提倡發展它時又說：“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在1949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進一步指出：“中國的工業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就全國范圍來說，在抗日戰爭以前，大約是現代性的工業占百分之十左右，農業和手工業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就是說，“我們還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經濟生活停留在古代”。正是從這個實際情況出發，他明確提出：“在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于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

4. 什么是中國新民主主義的工業化道路？

關于這個問題，毛澤東的回答基本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將帝國主義者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資本和企業收歸國有，使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二是盡可能利用城鄉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三是對資本主義企業中不利于國計民生的部分加以限制，并調節勞資矛盾。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新民主主義的工商業政策與孫中山的主張是大體一致的，即：“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但是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即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政權是工人階級領導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因此，在這個國家里，“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加上私人資本主義，加上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的經濟成分，這些就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不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制任其泛濫的。它將從幾個方面被限制——在活動范圍方面，在稅收政策方面，在市場價格方面，在勞動條件方面。我們要從各方面，按照各地、各業和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對于資本主義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縮性的限制政策。”這必然受到資產階級尤其大企業主，在各種程度和各種方式上的反抗。因此，“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

毛澤東指出的這一新民主主義工業化道路，在新中國成立前的解放區，尤其東北解放區已經實行。新中國成立前夕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明確規定，新中國要“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其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使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等“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這在實際上，就是把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工業化思想，用臨時憲法的形式固定下來了。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1950年6月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又強調，實行私營工業的國有化和農業的社會化，“還在很遠的將來”。

對于走新民主主義的工業化道路，我們黨是十分真誠和十分認真的。比如，新中國成立初期，通過穩定金融物價、統一財經，惡性通貨膨脹得到了遏制，但市場發生商品滯銷并跌價，銀行貨幣存款大增，貸不出去，致使部分工廠關門、商店歇業、失業增加。僅1950年1月至4月，全國14個大城市就有近3000家私營工廠倒閉。毛澤東在那一年三四月份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和資產階級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綱領》就成了一紙空文，政治上不利，經濟上也吃虧。”“我們是一個大黨，策略上要特別注意。尤其是我們現在勝利了，要鞏固勝利，更要注意，要反對‘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根據毛澤東關于調整公私企業關系的指示，中央財經領導部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擴大政府對私營工業的加工訂貨和收購包銷，降低部分工業品稅率，提高工商業所得稅起征點，停發第二期公債，擴大對私營工商業的貸款額，對工人進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教育，等等，從而緩解了私營工商業的困難。1951年同1950年相比，私營工業戶增加了11%，生產總值增加了39%。私營工商業者反映，他們從國家和國營企業的加工、訂貨、統購、包銷中得到的利潤，超過了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任何一年。

當時我國私營工業主要是輕工業，所以新民主主義工業化鼓勵發展私營工業，實際上就是要重點發展輕工業。也就是說，新民主主義的工業化戰略，是以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為主的，目的是為今后重點發展重工業積累資金和物資。對此，劉少奇在1950年的一份手稿中寫道，中國工業化的過程大體要循著這樣的道路前進：先恢復經濟，以主要力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同時建立必要的國防工業；再以更大的力量建立重工業基礎，并發展重工業；最后，以重工業為基礎，大力發展輕工業和使農業生產機械化。因為，“只有農業的發展，才能供給工業以足夠的原料和糧食，并為工業的發展擴大市場。只有輕工業的發展，才能供給農民需要的大量工業品，交換農民生產的原料和糧食，并積累繼續發展工業的資金。”“使中國工業化，是需要巨大的資金的，而沒有資金，沒有數百億銀元的資金投資于工業，特別是重工業，那就不要想加快我們的工業化。”1951年5月，他在黨的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所作報告中又指出：“重工業和輕工業，開始還是要搞一些輕工業。因為輕工業可以賺錢，也容易辦些，又不用很多的資本”。“輕工業發展了再來大量地進行重工業建設。”他還說，經過10年經濟建設計劃，新中國的面貌就要改變，“到那時我們的國家才可以考慮到社會主義去的問題”。兩個月后，他對馬列學院的第一班學員發表了著名的《春耦齋講話》，當講到上述經濟建設步驟設想時更加明確地指出：“十年建設加三年準備是十三年。到那時看情形怎樣，或再搞個五年計劃，進入社會主義。采取社會主義步驟，少則十年、多則十五年，二十年恐怕不要。”

可見，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我國工業化道路的選擇，是與對工業化戰略的選擇統一起來考慮的。走新民主主義工業化道路，重點是發展農業、輕工業；當要重點發展重工業時，就要走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如果沒有意外，新民主主義工業化這條路，本來會按照毛澤東說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和劉少奇說的“少則十年、多則十五年”的設想走下去。然而，1952年八九月份，情況發生了變化。

二、毛澤東抓住歷史機遇，引領中國的工業化建設由新民主主義的道路提前轉入社會主義的道路

1950年6月，朝鮮內戰爆發，美國立即派艦隊封鎖臺灣海峽，打著聯合國軍的旗號出兵侵略朝鮮，越過三八線，并把戰火燒到了中朝邊境，對中國新生的人民政權構成直接威脅。為此，毛澤東和黨中央作出決策，組織志愿軍抗美援朝，并通過兩個戰役，在同年底就將美軍趕回到三八線以南。然而，中美雙方在軍事裝備、后勤支援上畢竟懸殊太大，這突顯了我國發展以重工業為基礎的現代國防工業的緊迫性。中國有關部門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編制“一五”計劃草案時，對蘇聯和歐美國家的工業化道路進行了反復比較，一致認為“一五”計劃必須以重工業為重點，突顯了我國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必要性。然而，新中國要想在一缺資金、二缺物資、三缺技術和人才的情況下優先發展重工業，開展大規模工業化基礎建設，如果沒有先進工業國的幫助是不可能的。在當時，這種工業國不可能是歐美資本主義國家，而只能是社會主義的蘇聯。所以，能否得到蘇聯對我國以重工業為重點的“一五”計劃建設的援助，成為我國能否實施優先發展重工業計劃的關鍵。

1952年8月，黨中央派周恩來、陳云等人前往蘇聯，就此進行商談，得到斯大林對我國“一五”計劃建設給予全面援助的承諾，包括從資源勘察和工業設備設計制造到無償提供技術資料，從派遣專家到培養留學生等各個方面。這表明，我國優先發展重工業不僅有了必要性、緊迫性，而且有了可能性。于是，毛澤東在周恩來、陳云回國的當晚，立即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會議只有兩個議題，一是聽取他們的匯報，二是討論“一五”計劃的方針和任務。正是在那個會上，毛澤東提出：“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開始過渡。”就是說，他把過去先用較長時間搞新民主主義再搞社會主義的方針，改為了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寫道：“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毛澤東這個講話表明，他關于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步驟、方法，同原來的設想，發生了變化。”

為什么毛澤東在聽取周恩來、陳云訪蘇情況匯報和討論“一五”計劃方針、任務的會上，會提出向社會主義提前過渡的主張？這難道是偶然的巧合嗎？當然不是。它恰恰反映了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蘇聯答應全面援助“一五”計劃建設和決定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這三件事情之間，存在著內在的必然的聯系。它說明，正是我國安全形勢面臨嚴峻局面，促使我們考慮提前開展大規模工業化建設；正是蘇聯答應全面援助中國優先發展重工業的“一五”計劃建設，促使我們決定立即進行大規模工業化建設；正是上述這些客觀情況反映到毛澤東頭腦中，促使他敏銳察覺到這對于中華民族來說，是一個追趕世界先進水平、彌補百年差距的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必須采取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針，即用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的辦法抓住這個機遇。而這就不能不將原來關于實行較長時間新民主主義的設想，改為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

為什么蘇聯答應全面援助我國的“一五”計劃建設，就必須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呢？這是因為，從總體上講，我國當時的經濟基礎比蘇聯開始實施“一五”計劃時更加薄弱。從新中國成立到1952年，盡管國民經濟恢復任務已順利完成，工業生產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國營經濟在工業生產中的比重都有較快增長，農業互助合作化運動已全面開展，不法資本家的“五毒”行為激化了階級矛盾，抗美援朝戰爭戰局已趨于平穩，但這一切并沒能從根本上改變大規模工業化建設所需資金、物資和人才仍然極度匱乏的狀況。據統計，1950年和1952年相比較，工業總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分別為33.2%和43.1%，財政收入分別為62.17億元和173.94億元，糧食產量分別為1.32億噸和1.64億噸，鋼產量分別為61萬噸和135萬噸，在校大學生分別為13.7萬人和19.1萬人。可見，我國1952年的資金、物資、人才條件與1950年相比，并沒有太大區別。蘇聯雖然答應對中國的“一五”計劃建設給予全面援助，但資金、物資缺乏的問題仍然主要靠我們自己解決。就是說，要把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必要性、緊迫性、可能性變成現實性，不僅需要我們提高積累率，讓輕工業企業向國家多繳利稅，讓農業向國家提供更多的商品糧和可供出口換匯的農副產品；而且需要我們把有限的財力、物力、人力等資源集中起來使用。這就決定了我們不能不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而要使計劃行得通，就不能不將農民的個體經營變為集體經營，城市工商業的私人所有制變為全民所有制或合作社經營。也就是說，要優先發展重工業，必須對所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關于這個道理，毛澤東在1953年把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一化三改”比喻為“一體兩翼”，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從工業化的戰略上講，新民主主義工業化的重點是發展農業、輕工業，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重點是發展重工業。因此，從新民主主義工業化向社會主義工業化過渡碰到的問題之艱巨和復雜，與過去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語。這些問題，也是由毛澤東領導全黨逐一加以解決的。

比如，關于從1953年起進行計劃經濟建設，就是毛澤東在1951年2月關于“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指示中首先提出的；關于五年計劃的編制準備工作，也是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決定，由周恩來、陳云等6人組成領導小組，在1952年底前編好的。他在1951年底說：“一九五二年是我們三年準備工作的最后一年。從一九五三年起，我們就要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了，準備以二十年時間完成中國的工業化。”對于報送給他的五年計劃的每一稿，他都是逐字逐句地加以批改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國五年計劃以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為目標，也是在毛澤東的指導思想下確定的。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黨的七屆二中全會講話中，當他說到今后經濟恢復和發展時就曾指出：我國“還沒有解決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問題，只有待經濟上獲得了廣大的發展，由落后的農業國變成了先進的工業國，才算最后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后來，“一五”計劃的工業項目安排，就是從系統布局出發，按照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和農業相應的協調發展”的要求制定的。1959年，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又針對黨的八大上的一個提法指出：“我們八大第一次會議曾說，要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鞏固基礎，又說要在十五年或者更多的時間內建成完整的工業體系，這兩個說法有點矛盾。沒有完整的工業體系，怎么能說有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鞏固基礎？”可見，工業化要建立在獨立完整工業體系上的這一觀念，在他頭腦里不僅是始終明確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正是在這一思想的指引下，經過幾代人的接續努力，我國成為目前世界上唯一擁有聯合國分類的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許多外國觀察家都認為，有明確的工業化建設目標，有圍繞這個目標的計劃、規劃，有一代接一代為實現計劃、規劃的不懈努力，是中國得以在短時間內由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強大的制造業大國的重要原因。

再比如，對于解決農業尤其糧食生產和供應跟不上工業化建設速度的問題，毛澤東一方面從當時的實際條件出發，大力抓農業合作化，通過把個體農民組織起來的辦法，增強生產力和戰勝自然災害的能力，從而提高農產品特別是糧食的商品率，使農業總產值從1952年到1956年增長了20.5%，平均每年增長5.1%；另一方面，支持陳云提出的對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的政策，從而解決了大規模工業化建設帶來的城市人口大幅度增長和糧食供銷缺口之間的矛盾。

又比如，對于解決私營工業企業向社會主義所有制轉變、把私營工業納入國家統一計劃的問題，毛澤東的總體思路是采取漸進的方式，即通過許多中間環節，把資本主義經濟逐步納入社會主義經濟。首先，采用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的形式，把私營工業引上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然后，實行公私合營，國家向企業投資，派干部以公權代表身份負責企業的領導和管理，資本家參加管理，利潤采取“四馬分肥”的辦法，即國家稅收、公積金、職工福利、資本家個人所得大體各占四分之一，使企業具有半社會主義的性質。最后，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對原私營企業進行清產核資、定股定息、人事安排、企業改造；資本家按照股額每年領取固定5%的股息（俗稱定息），企業則變成全民所有制，由國營專業公司領導，對設備、資金、技術、勞力進行統一調配，合理使用；資本家和資本家代理人，凡能工作的一律安排工作。到1956年，占全部工業產值99.6%的私營工業企業已轉變為社會主義企業。

那一年，毛澤東在《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就是運用從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提出過的贖買政策。”1980年，鄧小平在評述新中國頭7年的成績時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這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

三、毛澤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引領中國逐步走上了帶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現代化道路

由于帝國主義的壓迫，舊中國僅有的一點民族工業主要集中在輕紡業和面粉業，不僅沒有給新中國留下多少像樣的重工業，也沒有留下多少從事重工業的管理、技術人才和經驗。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要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不僅要接受蘇聯的援助，而且要向已取得工業化建設經驗的蘇聯學習。

1953年，毛澤東在全國政協會議上講到進行五年計劃建設經驗不夠時說：“要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廣泛地學習他們各個部門的先進經驗，請他們的顧問來，派我們的留學生去……采取真心真意的態度，把他們所有的長處都學來，不但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而且學習他們先進的科學技術，一切我們用得著的，統統應該虛心地學習。對于那些在這個問題上因不了解而產生抵觸情緒的人，應該說服他們。就是說，應該在全國掀起一個學習蘇聯的高潮，來建設我們的國家。”他在1956年黨的八大開幕詞中又說：“我們現在也面臨著和蘇聯建國初期大體相同的任務。要把一個落后的農業的中國改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我們面前的工作是很艱苦的，我們的經驗是很不夠的。因此，必須善于學習。要善于向我們的先進者蘇聯學習”。1962年，他在回顧20世紀50年代初期學習蘇聯時還說道：“那時候有這樣一種情況，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面，我們只得照抄蘇聯，特別是在重工業方面，幾乎一切都抄蘇聯，自己的創造性很少。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

然而，這種情況在1956年發生了變化。反映這種變化的標志，是毛澤東《論十大關系》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下簡稱《正處》）等馬克思主義文獻的發表。《論十大關系》中的“中國和外國的關系”，講的實際上就是要結合中國實際學習蘇聯經驗、不要照抄照搬的問題；另外的九個關系中的五個，即“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實際上也是針對蘇聯的教訓，強調要進行符合自己國情、帶有自己特點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毛澤東在此后的日子里，對這些關系又作了許多新的探索，總結出許多新的經驗；并且不斷擴大探索的范圍，總結出了其他許多有關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經驗。特別是1957年以后，他逐漸將工業化的提法改為了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科學文化，以及國防現代化，直至1964年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要用三個五年計劃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然后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從此，毛澤東又對中國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進行了艱辛探索，解答了有關如何建設帶有中國自己特點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并形成了系統思想。這些思想概括起來，大體有以下十個要點。

1. 要結合中國實際學習國外工業化、現代化的經驗

毛澤東在1956年審改黨的八大政治報告稿時指出：“我國是一個東方國家，又是一個大國。因此，我國不但在民主革命過程中有自己的許多特點，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也帶有自己的許多特點，而且在將來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以后還會繼續存在自己的許多特點。”他在1957年《正處》一文中又說：“一切國家的好經驗我們都要學，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這一點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還是要學蘇聯。學習有兩種態度。一種是教條主義的態度，不管我國情況，適用的和不適用的，一起搬來。這種態度不好。另一種態度，學習的時候用腦筋想一下，學那些和我國情況相適合的東西，即吸取對我們有益的經驗，我們需要的是這樣一種態度。”他總結說：“照抄是很危險的，成功的經驗，在這個國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個國家如果不同本國的情況相結合而一模一樣地照搬就會導向失敗。照抄別國的經驗是要吃虧的，照抄是一定會上當的。這是一條重要的國際經驗。”此后，在他領導下，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都按照這條方針去做，終于走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帶有自身特點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現代化道路。

2. 要用重視農業和輕工業的辦法促進重工業的發展

在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上，蘇聯和東歐等原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都是不大成功的。比如，蘇聯的糧食產量一直達不到革命前的最高水平；東歐一些國家由于缺少輕工業產品尤其消費品，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國在決定優先發展重工業后，并沒有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此，“一五”計劃期間，糧食和其他農產品基本保證了工業發展的需要，民生日用的商品比較豐富，物價和貨幣總體穩定。但是，既然要優先發展重工業，農業和輕工業在投資上總會受到一些影響。正是出于這個原因，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我們現在發展重工業可以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從長遠觀點來看，前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礎不那么穩固，幾十年后算總賬是劃不來的。后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后來的事實說明，我國經濟的每次大的起伏，都與急于發展重工業而忽略農業和輕工業有關。可見，毛澤東的這一提醒的確很有必要，是非常英明的。

由于經濟出現過波折，毛澤東進一步提出“工業與農業同時并舉”“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在安排投資上“要把重、輕、農的次序改為農、輕、重”等主張。他說，優先發展重工業毫不動搖，但“必須實行工業與農業同時并舉，逐步建立現代化的工業和現代化的農業。過去我們經常講把我國建成一個工業國，其實也包括了農業的現代化”。他還說：“蘇聯和我們的經驗都證明，農業不發展，輕工業不發展，對重工業的發展是不利的。”“不能把工業強調到不適當的地位，否則一定會發生問題。”

3. 要在工業布局上使沿海與內地工業逐步平衡

舊中國的工業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帶，是歷史形成的一種不合理狀況。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但是，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正是根據這一指導思想，“一五”計劃建設將限額以上的工業項目大部分放到了中西部及東北地區。到1957年，內地基建投資占全國基建投資、內地工業總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已分別由39%和29%上升至49.7%和32%，初步改變了工業過分偏重沿海的狀況，有力地促進了資源的節約和地區間的合理發展，也十分有利于國家統一和國防安全。

20世紀60年代中期，鑒于我國東、南、西、北四個方向的安全均受到威脅，毛澤東決定將“三五”計劃原定以解決“吃穿用”問題為重點，改為以“備戰”為重點，大規模開展三線建設，將沿海工業的相當部分遷往中國中西部腹地。據統計，1966年—1976年的十年間，全國共內遷項目380個、職工14.5萬人、設備3.8萬余臺，11個三線省區共投資1173.41億元。到1978年，中西部的工業固定資產原值占到了全國的56%，超過了東部沿海地區；工業總產值增長了近4倍，職工人數由300多萬增加到1000多萬。這一決策使我國西南、西北地區逐步建成了攀枝花、酒泉等鋼鐵基地，德陽東方、天水海林等機械制造工業基地，綿陽、都勻等電子工業基地，川、貴、陜等航空工業基地，葛洲壩、劉家峽、龍羊峽等水電站，成昆、襄渝、湘黔、枝柳、青藏（西寧至格爾木段）等鐵路干線，以及攀枝花、綿陽、六盤水、德陽、十堰、金昌、梓潼、西昌等60多個新興工業城市，形成了西南機械工業基地、華中機械工業中心和漢中、天水、銀川、西寧等一批各具特點的工業中心，為改革開放后實施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的戰略，發揮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4. 要通過加強經濟建設的辦法增強國防工業的實力

毛澤東十分重視現代化的國防建設，之所以在20世紀50年代初將過去重點發展輕工業轉變為優先發展重工業，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加快建設現代國防工業，增強我國國防實力。但是，我國當時的經濟還十分薄弱，這就涉及有限資金的投資是更多地投給經濟部門，還是更多地投給軍工部門的問題。對此，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我國軍政費用占全部財政預算支出的30%，比重太大，要在“二五”計劃期間降到20%左右，以便抽出更多資金多開些工廠，多造些機器。“只有經濟建設發展得更快了，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后來，我國除了特殊時期，一般情況下在處理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系上，基本都是遵循毛澤東提出的這個原則。

5. 要從六億人口出發，統籌兼顧國家、集體、個人利益，做到共同富裕

毛澤東曾從兩個角度講到統籌兼顧的原則：一要兼顧國家、集體（企業）、個人三者之間的利益關系，也就是要兼顧公私關系；二要從六億人口出發，兼顧各種利益群體間的關系。總體來講，就是不能只顧一頭，要照顧各個方面的利益。他說：“國家和工廠，國家和工人，工廠和工人，國家和合作社，國家和農民，合作社和農民，都必須兼顧，不能只顧一頭。無論只顧哪一頭，都是不利于社會主義，不利于無產階級專政的。這是一個關系到六億人民的大問題，必須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間反復進行教育。”他說：“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無論糧食問題，災荒問題，就業問題，教育問題，知識分子問題，各種愛國力量的統一戰線問題，少數民族問題，以及其他各項問題，都要從對全體人民的統籌兼顧這個觀點出發”。

毛澤東之所以強調這一點，也與蘇聯工業化建設中的教訓有關。他說：蘇聯對農產品“采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我們沒有采取這種政策，農業稅歷來較低，且采取縮小工農產品剪刀差的辦法；統購農產品的價格正常，且采取逐步增長的辦法。“鑒于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我們必須更多地注意處理好國家同農民的關系。”

我國人口與世界各國相比最多，為什么就要統籌兼顧呢？因為，資本主義工業化只需遵循價值規律和剩余價值規律就行了，而我國搞的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建設，必須從人民的利益出發，這就決定了不能不考慮我國人口眾多這個實際。另外，唯物辯證法中的一個基本原理是量變與質變的轉化，即量變達到一定程度時就會引起質的變化。20世紀80年代，陳云在題為《經濟建設與經驗教訓》的講話中，針對一些同志想學習亞洲“四小龍”的經驗，依靠借外債搞現代化的想法曾指出：“我們是十億人口、八億農民的國家，我們是在這樣一個國家中進行建設。香港、新加坡、南朝鮮等地區沒有八億農民這個大問題。歐美日本各國也沒有八億農民這個大問題。我們必須認識這一點，看到這種困難。”可見，人口眾多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區別于其他各國工業化、現代化的一大特點。

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的一個出發點和內涵是共同富裕。毛澤東說：“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這樣兩個原則，是建設社會主義階段不能不嚴格遵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兩個基本原則。”因此，我們必須反對平均主義，無論單位之間還是個人之間，收入都應當根據勞動效益、貢獻大小而有所差別。但這種差別又不能過分懸殊，他說：“我們的提法是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分懸殊。”他在《論十大關系》中講到工資問題時說：“最近決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縮小上下兩方面的距離。”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不能只讓一部分人富，而要共同富裕。他在“三大改造”期間指出：“我們的目標是要使我國比現在大為發展，大為富、大為強。現在，我國又不富，也不強，還是一個很窮的國家。我國是個大國，但不是富國，也不是強國。飛機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車也不能造，精密機器也不能造，許多東西我們都不能造，現在才開始學習制造。我們還是一個農業國。在農業國的基礎上，是談不上什么強的，也談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現在我們實行這么一種制度，這么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

6. 要注意發揮中央和地方、國家和企業的積極性

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還提出中國的工業化建設與蘇聯不同的另一個特點，即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他說：“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復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他具體講到中央各部門對下指揮的問題，指出：“現在幾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辦。立了一個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員會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廳局聯成一線，天天給廳局下命令。這些命令雖然黨中央不知道，國務院不知道，但都說是中央來的，給地方壓力很大。表報之多，鬧得泛濫成災。”

與此相關還有兩個關系，即地方的上下級關系和國家與企業的關系。毛澤東認為，對這些關系也要處理好。他說：“中央要注意發揮省市的積極性，省市也要注意發揮地、縣、區、鄉的積極性，都不能夠框得太死。”關于國家與企業的關系，他說：“把什么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余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廠的權益究竟應當各有多大才適當，我們經驗不多，還要研究。”他在1959年又說：“中央部門管的和地方各級管的企業，都在統一領導和統一計劃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權。有沒有這種自治權，對促進生產的發展，還是阻礙生產的發展，關系很大。”

改革開放前后的歷史都證明，毛澤東提出的這個原則，對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的發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一些國外的觀察家注意到，我國經濟發展之所以搞得這么轟轟烈烈、速度這么快，與充分發揮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是分不開的。

7. 要靠增產節約為工業化建設積累資金

在世界各國，搞生產、搞建設提出增產是普遍的，也是不足為奇的，但很少有哪個國家像我們這樣，既提增產又提節約。這主要是因為，搞工業化，發展重工業，需要大量資金投入，而舊中國是一個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資金要么作為戰爭賠款賠給了帝國主義國家，要么被那些國家從中國搜刮掠奪走了，留給新中國的微乎其微。所以，要為中國工業化積累資金，除了增加生產外，節省一切可以節省的開支便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毛澤東曾形容中國“底子薄”，還說中國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他指出：“為了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就要付出很多的資金，而資金的來源只有增產節約一條康莊大道”。他強調：“力求節省，用較少的錢辦較多的事。”“富日子當窮日子過”。他甚至把厲行節約、反對浪費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原則之一”，把勤儉作為“建國的方針”。實踐說明，我國之所以能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僅用4個五年計劃建設就建成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僅用11個五年計劃建設就躍居世界經濟總量第二、制造業第一的位置，與這一原則和方針的長期貫徹也是分不開的。

8. 要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

“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是毛澤東為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制定的另一條原則。之所以定這樣一個原則，與我國人多地大的國情有關，與我們黨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形成的經驗教訓也有關。因為人多地大，一方面，不可能依賴別國把自己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另一方面，有足夠多的人力和足夠大的國內市場，完全有可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改變落后面貌。另外，正因為過去在民主革命時期完全聽從外國黨的指揮而吃過虧，所以更加認識到堅持獨立自主、依靠自力更生的重要意義。不過，毛澤東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絕不是說要搞閉關主義，拒絕同愿意和我國平等交往的國家通商交流，反對國外援助，相反，他主張要盡可能爭取同外國通商，爭取外援和國外投資。在黨的七大上他說過的一句話，新版本中沒有而在老版本中有，即“為著發展工業，需要大批資本。從什么地方來呢？不外兩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積累資本，同時借助于外援”。就是說，要把我們的方針，“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這完全符合我國人多地大的實際，也有利于在遇到外國對我們禁運、封鎖、斷絕援助時從容應對。

對于禁運、封鎖，毛澤東曾指出：“封鎖這件事，除了它的消極的壞處一方面之外，還產生了一個積極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們下決心自己動手”。正如他在新中國成立前夕針對美帝國主義干涉所說的：“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20世紀60年代，他針對蘇聯撤專家、撕合同又說：“這對我們有好處。我們沒辦法，就靠自己，靠自己兩只手……蘇聯撤走專家，到現在已經三年了，我們的工業建設搞出了許多自己的經驗。”新中國的歷史說明，我們的工業化、現代化建設，就是在斷斷續續的封鎖、禁運中進行的。而且，說來奇怪，技術越是被封鎖的，我們突破得越快；不封鎖的，有些掌握起來反而慢。

9. 既要有計劃按比例講平衡，又要密切干群關系、發動群眾運動

我國在為工業化打基礎的年代，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決定了有關部門制定計劃時，必須力求反映客觀經濟規律，使經濟按比例地平衡發展。對此，毛澤東是給予肯定的。他說：“不以規律為計劃的依據，就不能使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的作用發揮出來。”同時，他又指出：“因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務。”“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經常出現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況，要求我們按比例和綜合平衡。”因此，經濟要波浪式發展，要發動群眾，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要加快建設速度。而要發動群眾、調動群眾積極性，一個重要方法就是改進勞動中人與人的關系，使干部密切聯系群眾。

毛澤東指出，“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而且“我們做了很多文章”。例如，要領導者采取平等態度待人，一年、兩年整一次風，進行大協作，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簡稱“兩參一改三結合”——筆者注），等等。他認為：“這些方面都是屬于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這種關系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于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原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中寫道：“這是毛澤東的一個重要思想，也是他執著追求的一種理想。他認為，人與人的平等關系一旦建立起來，蘊藏在人民群眾中的勞動熱情、生產積極性就會解放出來，成為無窮無盡的力量。”

不過，對于用群眾運動的辦法搞經濟建設，毛澤東的思想也一度出現偏頗的一面。比如，他曾針對主張按部就班發展經濟的思想批評道：“所謂穩當可靠，實際上，既不穩當，又不可靠。我們這樣大的國家，老是穩、慢，就會出大禍。快一點就會好些。對穩當派有個辦法，到一定的時候就提出新的口號，不斷提出新口號，使他無法穩。”然而，當他發現一些問題后也曾指出：“在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

毛澤東提出在生產關系中不僅要重視所有制，也要重視人與人的關系，要求干部密切聯系群眾、平等待人、防止和克服官僚主義，以及“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思想，對于今天的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10. 要尊重價值法則和物質利益原則，也要重視思想政治工作，提倡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相結合，發揚社會主義精神

毛澤東十分重視價值法則，認為這“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他一向強調要關心群眾生活，真心實意為群眾謀利益，注意解決群眾的一切實際問題。他從馬克思主義關于意識形態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的原理出發，也十分重視思想政治工作和人的覺悟的提高。他說：“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它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提高勞動生產率，一靠物質技術，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

針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過分強調物質利益原則和個人利益的偏向，毛澤東指出：“我們要教育人民，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集體，為了后代，為了社會前途而努力奮斗。要使人民有這樣的覺悟。”“應當強調艱苦奮斗，強調擴大再生產，強調共產主義前途、遠景，要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人民。要強調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要講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們（指蘇聯——筆者注）那樣強調個人物質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個愛人，一座別墅，一輛汽車，一架鋼琴，一臺電視機’那樣為個人不為社會的道路上去。”他還針對這本教科書中只講個人消費、不講社會消費如公共文化福利事業的現象，指出：這是一種片面性。我們現在城鄉居民的房屋還很不像樣子，要有步驟地改善，不應當靠個人的力量，而要用集體的社會的力量來搞。“社會主義社會，不搞社會集體福利事業還成什么社會主義？”他把“以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結合的原則為一切言論行動的標準”作為社會主義精神，要求在全黨全社會加以提倡。他還把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概括為“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指出“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為此，他大力推動向雷鋒、大慶、大寨等先進典型學習，積極倡導為人民服務和艱苦奮斗的精神與風尚。所有這些都表明，他抓思想政治工作，抓人的思想覺悟的提高，目的同樣是為著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在糾正過分看重物質利益、個人利益和忽視思想政治工作、忽視人的思想覺悟提高的偏向時，毛澤東也一度產生過另一種偏向。但無論怎樣，他關于在社會主義社會不能僅僅靠物質利益原則，不能用個人利益至上來調動人的積極性的觀點，關于思想政治工作要為經濟基礎服務并要結合經濟工作一道去做的觀點，都是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中沒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是合乎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是他具有中國自身特點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建設思想的組成部分，對今天的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同樣具有重要指導作用。

縱觀毛澤東對中國式工業化探索和實踐的一生，其中雖然有過曲折和彎路，但總體而言是成功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在他的領導下，中國僅用27年時間，就在落后農業國的基礎上建成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當他接手國民黨留在大陸的爛攤子時，中國還不能生產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而當他逝世時，中國不僅能夠制造這些東西，而且造出了火車的蒸汽機車和內燃機車、萬噸輪船、萬噸水壓機、幾十萬千瓦的發電機組，還造出了“兩彈一星”和核潛艇。從新中國成立到他逝世，我國人口由5億多增長到9億多，而人均糧食的擁有量卻由418斤增加到615斤。1952年至1980年，我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了26倍多。1949年與1979年相比，我國鋼產量由相差美國438倍變為相差其3.6倍，由相差英國13倍變為反超其60%，由相差印度4倍變為反超其1倍；發電量由相差美國80倍變為相差其9倍，由相差英國13倍變為反超其17%；鐵路營運里程由相差印度3萬公里變為相差其1萬公里。另外，在那個時期，我國石油產量由12萬噸增加到1億噸，公路由8萬公里增加到88萬公里。所有這些建設成就，都為后來改革開放特別是新時代以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突飛猛進，奠定了雄厚而堅實的物質基礎。

只要對照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和五大特征的論述，回顧毛澤東為中國工業化、現代化探索和實踐的歷程，我們便不難看出，毛澤東所開創的道路正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其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特征，雖然當時沒有這種提法，但他提倡植樹造林、綠化祖國、防沙治沙、改良土壤，推動水力發電，實質也是注重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我們完全有理由說，中國式現代化概念的提出者和推進者是鄧小平，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的集大成者和這條道路拓展的引領者是習近平總書記，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開創者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偉大奠基者——毛澤東。我們今天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就要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沿著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開辟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繼續前進，力爭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在新中國成立100周年時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參考文獻：

[1]《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2]《毛澤東文集》第6、7、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3]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3年12月27日。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馬克思主義研究”，原刊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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