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正確認識中國計劃經濟體制的歷史作用堅定新中國的歷史自信

點擊：作者：朱佳木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3-10-24 09:45:56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朱佳木】

【摘要】2023年是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實施70周年，也是計劃經濟體制開始運行70周年。新中國選擇計劃經濟體制，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計劃經濟體制在我國實行的40年里，不僅使我國工農業和各項事業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而且還形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建成了一大批支撐我國工業基礎的骨干企業，奠定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技術基礎，積累了我們黨領導經濟工作的豐富經驗。今天回顧和評價計劃經濟體制的歷史，必須站在新時代的思想高度，同時把問題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來觀察和分析，弄清楚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什么要選擇計劃經濟體制，20世紀90年代初為什么要把計劃經濟體制改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市場經濟前面為什么要加上“社會主義”這個定語。我們研究計劃經濟體制的歷史作用，是為了不割斷歷史，銘記那個年代黨和人民的奮斗實踐與偉大成就，批判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對新中國歷史的詆毀，總結歷史的經驗與教訓，更好地發揮政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作用，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行穩致遠、黨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勝利實現，提供精神激勵和智力支持。

2023年是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實施70周年，也是計劃經濟體制開始運行70周年。

新中國計劃經濟體制的正式建立，如果從1952年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財委）下發《國民經濟計劃編制暫行辦法》《關于加強計劃工作大綱》算起，到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剛好經歷了40年；即使以1978年實行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作為它的結束，也有26年之久。這一體制的實行時間按40年算，約占新中國迄今為止73年的一半多；按26年算，也占改革開放前29年的絕大部分。因此，如何看待計劃經濟體制的歷史作用，是關系到能否正確看待新中國史，能否正確看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能否堅定新中國的歷史自信的重大問題。

在我國歷史上，以五年時間作為一個計劃階段，“一五”計劃是第一次，帶有開創性。從2006年“十一五”起，黨和政府將“計劃”改為“規劃”，目前正在實施的是“十四五”規劃。習近平總書記曾明確指出：“我們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什么時候都不能忘了‘社會主義’這個定語。之所以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堅持我們的制度優越性，有效防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我們要堅持辯證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既要‘有效的市場’，也要‘有為的政府’，努力在實踐中破解這道經濟學上的世界性難題。”可見，能否正確看待計劃經濟和經濟計劃在歷史上的作用，不僅涉及當代中國歷史上的理論問題，而且對于更好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政府作用、破解政府與市場關系這道經濟學上的世界性難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計劃經濟體制的由來

新中國選擇計劃經濟體制，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根據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分析，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論證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和共產主義必然勝利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列寧通過對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發展到壟斷階段的分析，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可以首先在一個或者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按照毛澤東指引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思想，取得了革命勝利，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但舊中國畢竟是資本主義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國家，新中國成立前夕和初期，黨中央正是從這個實際出發，決定要先實行一段時間的新民主主義政策，允許資本主義經濟在人民民主專政和國營經濟占據領導地位的條件下，再發展 10 年、15 年、20 年，甚至更長一點時間，以積累資金、物資、人才，等條件具備后再重點發展重工業，相應實行社會主義政策。與此同時，很自然地將過去在革命根據地、解放區實行的由黨領導經濟工作的體制推廣到全國。不過，最初只是試編和試行經濟計劃，還不是計劃經濟體制，更不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

恩格斯曾說過：“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中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原因，同樣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

新中國成立不到一年，朝鮮內戰爆發，美國立即派艦隊封鎖臺灣海峽，打著“聯合國軍”的旗號出兵侵略朝鮮，并把戰火燒到了中朝邊境，對中國新生的人民政權構成直接的威脅，從而突顯了我國發展以重工業為基礎的現代國防工業的緊迫性。中國有關部門在編制“一五”計劃草案時，對蘇聯和歐美國家的工業化道路進行了反復比較，一致認為“一五”計劃必須以重工業為重點，從而突顯了我國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必要性。然而，新中國既不可能像英美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通過對內剝奪農民、對外掠奪殖民地半殖民地進行原始積累，然后投資輕工業擴大積累，再來發展重工業；更不可能像德日等后起的帝國主義國家那樣，對外發動戰爭、搶奪他國，對內提高稅收、進行超經濟剝削，用這種辦法快速積累發展重工業的資金；要想在一缺資金、二缺物資、三缺技術和人才的情況下進行重工業建設，只能尋求先進工業國的幫助。而在當時，這種工業國不可能是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只能是社會主義的蘇聯。在蘇聯政府答應對我國以重工業為重點的“一五”計劃建設給予全面援助后，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計劃雖然具有了可能性，但要使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還必須建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集中調配資金、物資、人才等各種資源，才能與蘇聯所實行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接軌，才能確保大規模工業化建設、蘇聯援助和中蘇貿易順利進行。要這樣做，就不能再是新民主主義社會，而只能是社會主義社會?？梢姡谴笠幠９I化建設的提前，決定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實行和向社會主義的提前過渡，而不是相反。

有一種觀點認為，毛澤東決定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是由于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任務已順利完成，工業生產在國民經濟中、國營經濟在工業生產中的比重都有較快增長，農業互助合作化運動已全面開展，資本家的“五毒”行為激化了階級矛盾，抗美援朝戰爭戰局已趨于平穩。就是說，決定提前過渡是水到渠成的結果。這種觀點把提前過渡放在客觀形勢特別是經濟變化的背景之下考察，是完全正確的。但它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就是上述因素并沒有能從根本上改變大規模工業化建設所需資金、物資、人才極度匱乏的狀況。

據統計，1950年和1952年相比較，我國工業總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分別為33.2%和43.1%，財政收入分別為62.17億元和173.94億元，糧食產量分別為1.32億噸和1.69億噸，鋼產量分別為61萬噸和135萬噸，在校大學生分別為13.7萬人和19.1萬人。就是說，1952年的資金、物資、人才條件與1950年相比并沒有太大區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水”并沒有到，“渠”也沒有成。那么，是什么促使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呢？筆者認為，主要的和直接的原因，只能是遇到了蘇聯答應全面援助中國以重工業為重點的“一五”計劃建設這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

從現有材料看，第一次透露“一五”計劃重點是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的，是中共中央1951年12月1日做出的《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在這個決定中，毛澤東在加寫的一段話中指出：“從一九五三年起，我們就要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了，準備以二十年時間完成中國的工業化。完成工業化當然不只是重工業和國防工業，一切必要的輕工業都應建設起來。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必須發展農業，并逐步完成農業社會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帶動輕工業和農業向前發展的是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這段話表明，當時黨中央已經傾向于把優先發展重工業作為中國工業化的發展戰略，并為此提出了農業集體化的任務。

過了半年，在1952年5月中財委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上，時任中財委副主任的李富春比較深入、具體地闡述了“一五”計劃的指導思想、方針任務和主要指標。他明確提出：“經濟建設的重點放在重工業，尤其是鋼鐵、燃料動力、機械軍工、有色金屬和化學工業等基礎工業上，為我國工業化打下基礎；農業、輕工業和交通等事業應當圍繞重工業這個中心來發展。”會后，中財委會同有關部門做了兩件事：一是對 “一五”計劃的輪廓草案做進一步修改，二是準備請求蘇聯支援“一五”計劃中重工業基建項目所需的有關材料。7月1日，陳云將“一五”計劃草案報送毛澤東，并附信說：要點“是今后五年中要辦些什么新的工廠……為了七八月間可以向蘇聯提出一個五年中供我裝備的要求”。隨即，中共中央書記處于7月12日、14日、17日連續召開了三次會議。目前雖然沒有關于這幾次會議具體內容的材料，但可以判斷，這幾次會議起碼做出了兩個決定：第一，把建設工業化基礎作為五年計劃的中心環節；第二，由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前往蘇聯洽談請蘇方援助141個工業項目。因為此后不久，中財委頒發的《關于編制五年計劃輪廓的方針》和《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的任務及附表》中都寫明了五年建設的基本任務是為國家工業化打下基礎，建設方針是在工業建設中以重工業為主、輕工業為輔；周恩來、陳云、李富春等一行也于同年8月15日啟程去了蘇聯。

對于周恩來一行，中蘇雙方都十分重視。中國政府代表團除周恩來為首席代表，陳云、李富春、張聞天、粟裕等為代表外，還有一大批由各方面高級干部擔任的顧問及隨員。蘇聯方面負責與中方商談的代表團，也由莫洛托夫、布爾加寧、米高揚、維辛斯基、庫米金等當時蘇方最高級別的領導人組成。周恩來一行于8月17日抵達莫斯科，斯大林20日便同他們進行了長達三個小時的談話，明確表示愿意在工業資源勘察、設計、工業設備、技術資料及派人來蘇留學和實習等方面，援助中國的五年計劃。看過中方提供的文件后，斯大林在9月3日又與中方進行了第二次會談，再次表示，一定對“一五”計劃所需的設備、貸款、專家給予援助；具體給什么不給什么，還需要經過工作人員用兩個月時間加以計算后才能說。斯大林的這個態度，表明中國以重工業為重點的“一五”計劃，得到了蘇聯給予全面援助的明確保證。于是，周恩來、陳云等先行回國，留下李富春和代表團其他成員就具體問題繼續同蘇方洽談。

斯大林在此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對中國共產黨是不是民族主義政黨持懷疑態度，他之所以在援助中國“一五”計劃的問題上發生如此大的變化，顯然與中國出兵抗美援朝有關。正因為中國抗美援朝，斯大林不僅消除了對我們黨的懷疑，而且感覺對中國有所虧欠。這從斯大林與中國政府代表團會談時說的話可以得到證明。當他聽到中方感謝蘇方援助時便當場表示：“中國的志愿軍在朝鮮作戰和在國內發展橡膠生產兩件事，也是對蘇聯的援助”。關于斯大林對我們黨態度的轉變與抗美援朝之間的關系，毛澤東在1958年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話時也說到了。他說：“蘇聯人從什么時候開始相信中國人的呢？從打朝鮮戰爭開始的。從那個時候起，兩國開始合攏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項。”

周恩來、陳云是1952年9月24日回到北京的，毛澤東當晚便召集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記載，這次會議只有兩個議題：一是聽取他們匯報同蘇聯商談的情況，二是討論“一五”計劃的方針和任務。正是在這個會上，毛澤東第一次提出：“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開始過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則如此評價：“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毛澤東這個講話表明，他關于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步驟、方法，同原來的設想，發生了變化。”

毛澤東在聽取周恩來、陳云訪蘇情況匯報和討論“一五”計劃方針、任務的會上，提出向社會主義提前過渡的主張，這絕對不是巧合，而是反映了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蘇聯答應對“一五”計劃建設進行援助、決定向社會主義提前過渡，這三件事情之間的內在聯系。它說明，正是中國安全形勢迫使我們決定提前開展工業化建設，以及蘇聯答應全面援助中國優先發展重工業等客觀情況，使毛澤東敏銳察覺到，這對于中華民族來說絕對是一個追趕世界先進水平、彌補百年差距的難得機遇，必須用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辦法抓住這個機遇。同時也說明，無論優先發展重工業還是向社會主義提前過渡，都是毛澤東同黨內決策層較長時間醞釀做出的集體決策，絕非純粹是他的個人主張，更非他出于“社會主義情結”的心血來潮、突發奇想。

優先發展重工業需要有大量資金和物資投入，而當時中國的經濟基礎比蘇聯實施“一五”計劃時還要薄弱得多，更需要把有限的資源集中起來用于重工業建設，更需要輕工業企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向國家多繳利稅，更需要農業較大幅度地增加產量、向國家提供更多的商品糧和可供出口換匯的農副產品。正是這一切，決定了我們不能不加快農業合作化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能不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蘇聯的援助涉及經濟、科技、教育等多領域全方位，要使援助順暢進行，需要雙方在經濟制度、體制和工作方法、程序上的緊密銜接。比如，蘇聯企業是國營的，在中蘇貿易中，中方自然只能由國營企業與它們對接。再比如，蘇聯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設備何時交貨、何時安裝、何時調試都要按計劃進行。如果中方沒有計劃，或者執行計劃不嚴格，合作就會磕磕絆絆。

關于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決定了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1953年毛澤東將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一化三改”比喻為“一鳥兩翼”，已經說得很清楚了。由他審閱修改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宣傳提綱還指出：“資本主義國家從發展輕工業開始，一般是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時間才能實現工業化，而蘇聯采用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針，從重工業建設開始，在十多年中（從一九二一年開始到一九三二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就實現了國家的工業化……我國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正是依據蘇聯的經驗從建立重工業開始。”這充分說明，那時與今天相比，人們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認識上雖然有很大差距，但對于實行社會主義是為了要使生產關系和經濟體制盡可能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是為了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等道理，在頭腦里還是十分清楚的。

二、計劃經濟體制的歷史貢獻

黨的十四大報告在確定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同時還指出：“原有經濟體制有它的歷史由來，起過重要的積極作用”。江澤民也曾說過：“對計劃經濟體制曾經起過的歷史作用，我們是充分肯定的。”不過，對于“充分肯定的”、起過“重要的積極作用”的計劃經濟體制，那時并沒有展開論述。但這對于新中國史研究來說，尤其適逢“一五”計劃實施70周年之際，是完全應當而且十分有必要弄清楚、說明白的。

如果以1952年和1992年作為計劃經濟體制的起始和終止時間，那么，只要看看在這40年里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多么驚人的成就，就會十分清楚什么是它在歷史上應當“充分肯定的”“重要的積極作用”了。就拿1952年與1992年我國的幾個經濟指標的變化來說，國內生產總值由679億元上升到2.69萬億元，人均年消費由80元提高到1116元，鋼年產量由135萬噸增加到8094萬噸，石油年產量由44.5萬噸增加到1.42億噸，鐵路營業里程由2.29萬公里增加到5.81萬公里。這些成就都發生在計劃經濟體制實行的時期，無疑是計劃經濟體制在歷史上起過的應當“充分肯定的”“重要的積極作用”。然而，在我看來，計劃經濟體制的作用不只限于這些，更重要的還在于以下四個方面：

（一）形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眾所周知，我國是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目錄中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擁有41個大類、207個中類、666個小類工業品生產體系。就是說，中國具有世界上唯一完整的產業布局。有的發達國家總嚷嚷要與中國“脫鉤”，卻總是“脫”不了，根本原因就在這里。然而，舊中國連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生產，新中國怎么會在短短70多年里發生如此巨大變化的呢？事實說明，根源就在我國的“一五”計劃及此后若干個五年計劃和規劃，一直都是以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目標制定的，也都是按照這些計劃和規劃進行建設的。毛澤東于1951年初提出了“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思想。同時，黨中央即組成了周恩來、陳云、薄一波、李富春、聶榮臻、宋邵文在內的五年計劃編制領導小組。那時，我國面對的實際情況，一是經濟上一窮二白，二是抗美援朝戰爭還在進行，三是極度缺少工業化建設的人才和經驗，應當先搞什么、后搞什么還不大明白。但有一條，從一開始就是清楚的，即工業項目的安排要從系統布局出發。這從前文提到的1952年5月中財委制定的“一五”計劃輪廓草案中可以看出來，從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礦業基本建設項目（以下簡稱156項工程）中也可以看出來。

“一五”計劃輪廓草案是實施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的藍圖，共有25本分冊，其中包括鋼鐵、有色金屬、機器、汽車、船舶、電器、化學、建材、電力、煤礦、石油、紡織、輕工業、礦產地質、鐵路、交通、郵電等。不難看出，這些方面幾乎囊括了作為一個完整工業體系應當擁有的所有大類。

156項工程是“一五”計劃骨干項目中的骨干，這些項目有我們提出的，也有蘇方提出的，在“一五”時期施工的有150項：“軍事工業企業44個，其中航空工業12個、電子工業10個、兵器工業16個、航天工業2個、船舶工業4個；冶金工業企業20個，其中鋼鐵工業7個、有色金屬工業13個；化學工業企業7個；機械加工企業24個；能源工業企業52個，其中煤炭工業和電力工業各25個、石油工業2個；輕工業和醫藥工業3個。”“一五”計劃后期又增加了核工業。不難看出，這些項目也都是作為完整的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體系不可或缺的骨架。

蘇聯對我國“一五”計劃建設的援助，總體上說是真誠的、盡力的，但對建設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并不十分贊同。歷史表明，這個目標的制定以及朝著這個目標的推進，主要是我們黨一直主導和堅持的。

1956年10月，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陳云和周恩來就我國為什么要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問題有過一段對話。陳云說：“蘇聯幫助我們是不是有留一手的問題，我看在某些方面是有的。這點我們早就感覺到了，蘇聯說我們原料工業搞少了，機械工業搞多了。蘇聯就是先搞機械工業的，我們也要集中力量先搞機械工業。蘇聯不答應給，我們就自己搞。‘如果我們不全辦起來，一旦有戰爭怎么辦呢？’”周恩來說：“如果蘇聯有困難或者在某些方面留一手，那就是要靠我們自己想辦法，主要靠自力更生，也要爭取外援。蘇聯基本上是幫助我們的。但是，蘇聯不了解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不搞一套完整的工業體系是不成的。”

1956年11月，周恩來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報告中闡述國家建設的方針時也明確提出：“為了把我國由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工業國，我們必須在三個五年計劃或者再多一點的時間內，建成一個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系。”“而我們這樣的大國，就必須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業體系，不然一旦風吹草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支援我們完全解決問題。”

毛澤東1959年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也說：“我們八大第一次會議曾說，要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鞏固基礎，又說要在十五年或者更多的時間內建成完整的工業體系，這兩個說法有點矛盾。沒有完整的工業體系，怎么能說有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鞏固基礎？”

此后，我們黨將工業化的提法進一步變為了現代化，在工業體系的提法后面增加了國民經濟體系。周恩來在1963年8月參加《關于工業發展問題》起草委員會會議時說：“工業國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比只提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更完整。”隨后，他在同年年底召開的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又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對于這“兩步走”的計劃，周恩來在1975年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給予了重申，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在20世紀內，全面實現四個現代化。

關于我國工業化建設要以建立獨立、完整體系作為目標的指導思想，在我們黨和國家第一代領導人的頭腦中，始終是明確的。粉碎“四人幫”后，我們打開了國門，有人看到外面的世界，簡單地把我國與當時受到吹捧的所謂亞洲“四小龍”加以比較，認為中國不如它們。針對這種輿論，陳云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它們是美國有意扶植的，而且主要是搞加工工業，我們是要建設現代化的工業體系。”

以上說明，正是由于我國的經濟計劃從一開始就是瞄準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加上我們有廣大人民群眾勤勞節儉、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有超大規模的市場需求，所以，新中國經過7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的建設，最終不僅成為世界上第一制造業大國，而且是世界上工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如果新中國的工業化建設不是一開始就以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作為經濟建設的藍圖，這一切成就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僅從這一點，就足以看出我國的計劃經濟在歷史上起了多么重要的積極作用。

（二）建成了一大批支撐我國工業基礎的骨干企業

舊中國的工業，不僅在社會總產值中的比重低，而且設備老舊、產品簡單，除了一些原料工業和輕工業外，主要是機械修理業。新中國時至今日，不僅擁有世界最先進的原料、能源、交通運輸行業，而且是世界公認的第一制造業大國。究其原因，除了有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外，主要就是計劃經濟年代建成了一大批在各個工業部門起骨干作用的企業。它們不僅在本部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且就像老母雞孵小雞一樣，孵化出一茬又一茬的新企業。現在在國民經濟中大顯身手的那些大中型企業，追根溯源，大多都能從計劃經濟年代新建、改建、擴建的骨干企業中找到自己最初的身影。

目前98家央企的核心部分，絕大多數都是計劃經濟年代建成的。例如，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有限公司最早可以追溯到1951年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重工業部航空工業局，其下屬成都飛機工業（集團），最初也是1958年從156項工程中的江西洪都機械廠分出來的，一開始生產教練機，后來生產殲5、殲7、猛龍和梟龍機型，現在生產殲20機型。1960年開始的大慶油田會戰，許多骨干來自“一五”時期擴建的玉門油田，鐵人王進喜就是其中的一員。而此后建設的大港油田、勝利油田、中原油田，骨干又有很多是從大慶油田來的。20世紀60—70年代的三線建設，絕大部分工廠也都是從“一五”“二五”時期建設的大廠中分出的，許多甚至是整體搬遷。例如，始建于1965年的攀枝花鋼鐵廠，不僅很多設備是從鞍鋼、上鋼運去的，而且管理干部、技術人員和工人骨干也是從那些老廠抽調的。可見，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建成的一大批工業企業，后來多陸續發展成為支撐我國工業基礎的骨干企業，為我國的工業化建設做出了突出貢獻。

（三）奠定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技術基礎

工業社會和農業社會相比，最大的不同是涉及的知識更廣泛、技術更復雜、門類更多。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窮二白，不僅表現在資金和物資方面，更表現在人才和技術方面。陳云當時就說過：“必須看到，建設一個工廠，修筑一條鐵路，并不像開一個手工作坊、買一匹毛驢那樣容易。這是巨大復雜的工作，沒有必要的技術力量，就算有了資金，也不能建成工廠和鐵路。”然而，“一五”計劃建設起步時，恰恰就缺技術力量。1949年，中國5.4億人口中80%是文盲，兒童入學率僅為20%；在1912—1948年的36年里，高等學校畢業生只有18.5萬人，其中工科畢業生只有3萬人。新中國成立時，全國科技人員不到5萬人，高級科研人員不足1000人；在各地質工作崗位上的地質人員只有200多人。

面對這種情況，我們黨運用指令性計劃和行政命令的辦法，采取了相應對策。例如，抽調有文化的干部到工業戰線；興辦和擴大高等院校，特別是工程技術學校；對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把分散在各大學的理工科的系和專業抽出來，成立獨立的理工科學院；把一些工科學校改為干部學校，如將西安石油學校改為速成性質的石油干部學校，并將學生規模由300人擴大到1200人；讓理工科專業的大學生提前畢業；向蘇聯等民主國家派遣大批留學生；并有針對性地舉辦各種培訓班、訓練班。通過這些措施，基本緩解了工業化建設與人才缺乏之間的尖銳矛盾。陳云在1980年談到四個現代化如何實現時曾明確提出，現代化要從現有技術力量的實際出發，“現有技術人員是我們知識力量的基礎。我們有大專學校畢業生和自學的技術人員共幾百萬人，他們經過了一二十年的實際工作的鍛煉。”“必須肯定，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技術水平，應該來之于這些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水平的技術骨干。”現在，我國擁有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科技人才隊伍，這個基礎也是計劃經濟體制時期打下的。

（四）積累了我們黨領導經濟工作的豐富經驗

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從始至終都是由我們黨領導的，并在計劃經濟時期積累了十分豐富的領導經驗，其中許多經驗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同樣適用。因為，這些經驗并不僅限于解決計劃經濟的問題，更多的還是體現在對我國基本國情的深刻把握，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面理解，對宏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科學認識上。相對于這些更帶根本性的東西，實行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只不過是我們黨在領導經濟工作的過程中，面對不同發展階段、客觀條件、具體任務而采取的不同手段和方法罷了。只要我國的基本國情沒有變，只要我們進行的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只要經濟運行中還存在宏觀與微觀、政府與市場、中央與地方、城市與農村、積累與消費、中國與外國等關系，我們黨在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那些反映我國基本國情和客觀經濟規律的經驗，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就不會過時。比如，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關于正確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國和外國的關系，工商業者問題，知識分子問題，少數民族問題，統籌兼顧、適當安排，中國工業化道路等問題的論述，就是我們黨在計劃經濟時期領導經濟工作中形成的經驗。這些經驗對于我們黨領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建設，同樣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結合新形勢、新情況、新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有關發展與改革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比如，在發展的指導思想上，強調人民至上，以人民為中心，增進民生福祉是發展的根本目的，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經濟發展和財力可持續的基礎之上。在經濟工作方針上，確定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強調不以速度快慢、產值多少論英雄，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在糧食問題上，強調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確保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在生態建設上，提出和堅持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在體制改革上，強調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提出改革的目的是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該改的、能改的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主張采取試點探索、投石問路的方法，把摸著石頭過河和加強頂層設計相統一，感覺穩當了再推動。在對外開放上，要求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和“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戰略。所有這些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戰略，都是在結合新情況，總結我們黨領導經濟工作，包括領導計劃經濟工作時的經驗基礎上提出的，是與我們黨和國家第一代領導集體的經濟思想、工作方法一脈相承、高度契合的。

常識告訴我們，在建高樓時，打地基的辛苦和成績往往不容易讓人看出來，但樓房蓋得快、蓋得高、蓋得好，可以反證地基打得牢、打得好。改革開放前，我國經濟建設從總體上處在打基礎的階段，城鄉變化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如改革開放后那么明顯，是很自然的。但改革開放后的建設速度與日俱增，經濟面貌日新月異，可以反證計劃經濟年代打下的工業化基礎，是堅實的、雄厚的。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但改革開放并不是在舊中國那個滿目瘡痍的基礎上起步的，而是像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那樣，是在新中國改革開放前，已經“完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為中國發展富強、中國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堅實基礎，實現了中華民族由不斷衰落到根本扭轉命運、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偉大飛躍”的基礎上起步的。在這個過程中，計劃經濟體制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性貢獻，也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做好了充分的物質準備。

三、對計劃經濟體制問題的幾點思考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什么要選擇計劃經濟體制

每個時代的人對歷史問題的思考，都應當從當下所處時代的認識水平出發；同時，又不能用當下的認識去代替歷史發生時的客觀實際，而應當把問題放到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處在黨的十四大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之后的今天，我們回顧和評價計劃經濟體制，無疑應當站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高度，運用“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結合起來”的新觀點進行觀察和分析，而不能停留在計劃經濟時期的認識水平上，不能再抱著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的舊觀念。但是，我們也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背景，把計劃經濟說得一無是處，指責當年選擇計劃經濟體制是從書本和理論出發，是盲目照搬別國模式，是一種失誤，阻礙了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關于計劃經濟體制的由來，前面已經說過了。這里著重回答選擇計劃經濟體制是否從書本出發，是否照搬別國模式的問題；應當如何看待當初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的問題。

把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上的一個重大突破，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一個重大創新。它極大解放和發展了中國社會生產力，大幅度提升了綜合國力，加快了人民生活總體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任何留戀計劃經濟體制的想法，既缺乏理論根據，也缺乏事實根據；任何試圖恢復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做法，既不利于跟上時代腳步，又違背絕大多數人民的意志。但是，這絕不意味著當初選擇計劃經濟體制就錯了，幾十年來對計劃經濟的建設和探索是毫無意義的。

歷史已經雄辯地說明，當年如果不選擇以國家需要作為資源配置依據的計劃經濟體制，而是選擇以市場需要作為資源配置依據的市場經濟體制，我們絕不可能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集中起來，用于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絕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時間里，就建立起工業化的基礎。如果說，當年選擇和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只是從理論出發而不是從實際出發，只有束縛經濟活力的弊病而沒有促進生產力的積極作用，只有憑主觀意志辦事的失敗教訓而沒有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的成功經驗，那么，計劃經濟時代取得的那些輝煌成就，就是不可想象、無法做出合理解釋的。

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時間于不同生產部門，是人類社會的客觀規律。資本主義社會是以價值規律的自發力量和經濟危機的強制調節，被動地事后做到按比例。只有在“以集體為基礎的社會”，才能通過對經濟規律的認識，自覺地有計劃地事先做到按比例。這個偉大思想，是馬克思首先提出的。無論蘇聯還是中國，在革命勝利后都把自己實行計劃經濟，說成是來自這一思想。今天人們已經知道，馬克思當年所講的“以集體為基礎的社會”，指的是在生產社會化程度很高的資本主義廢墟上建立的高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他講的“勞動時間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有計劃的分配”，是對未來社會的一種合乎邏輯的科學預見。然而，剛取得革命勝利的蘇聯和中國，要么處于工業不發達的社會，要么基本處于農業社會，都不具備馬克思所說的可以自覺地按比例發展國民經濟的社會經濟條件。那為什么蘇聯和中國還要選擇計劃經濟體制呢？只要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就不難看出無論蘇聯還是中國，這樣做的根本原因并非單純地機械地遵循馬克思的思想，而是出于實際的需要。

蘇聯和中國在革命勝利后，都面臨自身經濟落后的局面和帝國主義的軍事威脅，所以，都需要盡快發展資金、技術、人才密集型的重工業，在較短時間內實現國家工業化，為增強國防實力、鞏固新生政權，進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奠定物質基礎。然而，當時的蘇聯尤其是中國，面對資金、技術、人才的匱乏和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如果采取市場經濟的辦法，不要說優先發展重工業、快速實現工業化，就連正常的經濟秩序都難以維持。最有效的辦法，只能是通過國家統一的、高度集中的計劃手段來配置資源，解決供給不足條件下的積累與消費的矛盾。而中國共產黨實行的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在解放區原有的公營經濟成分以及革命勝利后沒收官僚資本、接收帝國主義在華企業的基礎上建立起了國有經濟，使社會主義國家具有了使用計劃經濟手段、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而且，那時的經濟結構都比較簡單，經濟規模也不大。在這種情況下，兩國領導人從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將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經濟的設想中受到啟發，找尋實行計劃經濟的依據，是很自然的事。

對于新中國來說，當初選擇計劃經濟體制，除了自身發展戰略的需要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啟發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蘇聯實行計劃經濟產生的榜樣作用。中國經濟原先就比蘇聯落后，革命勝利又比蘇聯晚了32年，因此，蘇聯只用兩個五年計劃的建設就使自己從一個落后的工業國一躍成為歐洲的工業強國，并最終戰勝了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德國，對中國產生了巨大的示范效應。此外，蘇聯答應全面援助我國以重工業為重點的“一五”計劃建設，更使中國學習蘇聯的計劃經濟成為一件順理成章的選擇。

可見，新中國選擇計劃經濟體制，既不是從書本、理論出發，也不是盲目照搬蘇聯模式，而主要是出于自己的客觀需要。同時應當看到，盡管新中國最初一段時間由于缺乏工業化建設的經驗，有意識地照抄照搬了蘇聯的一些建設和管理經驗，但仍然是注意結合自己實際情況的，有些方面還有所創造，特別是到“一五”計劃建設后期，更加強調要注重自己的經驗。

至于說在計劃經濟年代，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的問題，同樣要放到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來看。舊中國的農業生產力本來就落后，農產品的商品率很低。新中國要進行大規模工業化建設，不僅需要從農村大量招收工人進城，從而增加農產品向城市供應，還需要用農產品，包括糧食、油料、肉類、蛋類、水果等出口換匯，進口機器設備。所有這些，都會相應限制市民和農民的消費。關于如何看待這個問題，陳云在1954年講過的一段話說得很清楚：“減少消費，當然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但是我們必須在兩者中間選擇一個：或者是暫時減少可以減少的消費，以便完成國家工業化，由此來建立我國能夠進一步地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的基礎，使我們有可能在將來迅速地增加各種消費品的產量；或者是盡其所有在國內消費掉，因而不能建設工業，使我國經濟長期處于落后狀態。全國人民自然應該選擇前者，不應該選擇后者。”

（二）20世紀90年代初為什么要把計劃經濟體制改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中國實行統一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既取得了巨大成功，也存在這樣或那樣一些問題。例如，在一段時間里，中國經濟發生過多次大起大落，存在投入多、產出少和市場供應緊張、商品品種單一等現象；尤其“大躍進”運動后，計劃更是越統越多、越統越死，指令性計劃管理不斷加強，間接計劃、指導性計劃逐漸消失，計劃多變、相互脫節的情況頻頻出現。如果把這些問題放到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并用今天的眼光總結，可以看到，問題主要出在單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經濟體制雖然有利于把有限資源集中使用到最需要的地方，避免浪費，但在信息傳遞不暢、統計手段落后、監督成本過高的情況下，也不可避免地會帶來計劃不準、活力不強、某些方面效率不高的弊病。

計劃是人在行動之前對未來活動制定的目標、設計的藍圖，是一種觀念性的東西。用毛澤東的話說，就叫做“計劃是意識形態。意識是實際的反映，又對實際起反作用”。既然如此，人們制定的計劃就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從客觀實際出發，尊重客觀規律，符合客觀實際；一種是從主觀愿望出發，忽視客觀規律，違背客觀實際。只要分析一下我國計劃經濟年代中發生的種種弊端，就會看到其中的問題大多出在制定計劃時，只從主觀愿望出發而忽略客觀經濟規律。

20世紀90年代初，黨中央之所以決定將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計劃體制本身具有的先天不足肯定是原因之一。但基本的原因還不在這里，而在于經過連續6個五年計劃的建設和10多年的改革開放，國內國際的實際情況都發生了深刻變化，計劃經濟體制已經不再能適應經濟體量不斷增加，市場范圍不斷擴大，多種經濟并存局面不斷發展，對外開放大門越開越大的經濟形勢了。

首先，大規模工業化基礎建設的任務已經完成，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已經建立。例如，在經濟規模上，199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已達到了4269.16億美元，位居世界第10位；外貿進出口總額達到了1656億美元，也位居世界第11位。在產業種類上，計劃經濟時期主要是農牧漁業、制造業、能源業、交通運輸業、建筑業等傳統產業，而20世紀90年代，除了傳統產業外，又出現了信息產業、房地產業、證券業、旅游業、物流業、租賃業，以及法律、信用、家政等各種社會服務業。在企業數量上，“一五”計劃時期進行基本建設的工礦企業只有1萬家，而到1991年底，僅集體所有制企業就有近160萬家。

其次，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時期，生產資料和大部分生活資料的價格都是計劃規定的，但經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十多年的改革開放，90%以上的商品零售價格和80%以上的生產資料銷售價格均已放開，計劃直接管理的領域顯著縮小，市場對經濟活動調節的作用大大增強。“三大改造”后，經濟成分基本只有國有和集體兩種所有制，個體經濟微乎其微。改革開放后，除了有國有、集體經濟，還出現了大量的個體經濟，以及私營經濟、股份制經濟、中外合資經濟、外國獨資經濟、港澳臺投資經濟、其他內資經濟等。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分配方式呈現日益多樣化的局面，人們的思想和社會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隨之越來越強。如果再像過去那樣通過指令性計劃領導經濟工作，的確越來越難以適應了。1984年，當時的國務院領導曾就計劃經濟體制的提法問題致信陳云，征求意見。信中提出：“計劃經濟不等于指令性計劃為主。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都是計劃經濟的具體形式。在當前和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的方針應該是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陳云在回信中表示，關于計劃體制的這一提法“合乎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

最后，自從20世紀70年代初中美關系打開后，我國對外經濟的主要對象已不再是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是實行市場經濟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了。如果繼續實行計劃經濟，顯然不利于對外貿易和吸引外資。尤其從1986年起，我國為取得國際貿易的平等地位，開始恢復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后稱世界貿易組織）締約國的談判。世界貿易組織規定，凡要加入的國家必須遵守市場經濟的規則。這無疑也是促使黨中央決定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目標，使市場在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在市場經濟前面為什么要加上“社會主義”這個定語

黨的十四大后，有人提出，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沒有必要加“社會主義”四個字。直到現在，有些人仍然堅持這種觀點。然而，黨中央卻始終強調市場經濟前面的“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前文引用的習近平總書記的論述中也說“什么時候都不能忘了‘社會主義’這個定語”。其原因，筆者理解主要有以下三點。

1. 為了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性質

黨的十四大召開前，江澤民曾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要改革過去那種計劃經濟模式，但不是不要計劃，就是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也都很重視計劃的作用。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更有必要和可能正確運用必要的計劃手段。”可見，從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那天起，我們黨就沒有把計劃調節排斥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外，相反，把它看成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題中應有之義。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黨的十四大提出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進一步改為“起決定性作用”，這是對市場作用的全新定位，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又一個新的突破。但習近平總書記同時指出：“我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我們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他還說：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這里說的“看得見的手”和政府作用，不僅包括行政手段，指令性計劃，也包含制定年度計劃、五年規劃，利用指導性計劃引導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所以更有必要和可能正確地運用計劃手段，根本原因就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聯系在一起的。盡管資本主義國家也有計劃調節、國家干預，但所有這些與社會主義國家相比，無論在目的、范圍、形式、手段上，還是在實施的有效性上，都有著根本性的不同。鄧小平說過：“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他還說過：“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比較，它的優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而要保證公有制為主體，走共同富裕道路，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就離不開計劃調節、宏觀調控和國家干預。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政府運用計劃手段的目的，也是它實施的范圍和形式。在這些方面，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計劃是不會做，也做不到的。

2. 為了發揮社會主義特有的制度優勢

在黨的十四大召開前，江澤民在解釋為什么從“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三種提法中，選擇后者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時明確說過：“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也就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這在人們的腦子里和認識上一直是清楚的，不會因為提法中不出現‘有計劃’三個字，就發生是不是取消了計劃性的疑問。”現在，原國家計劃委員會把名稱改為了“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去掉了“計劃”二字，但它的主要任務，仍然是為黨和國家編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年度計劃、五年規劃以及遠景目標；仍然要對重大建設項目進行行政審批，對一些關系國計民生的事項下達指令性指標。而且，這些計劃、規劃、遠景目標，仍然要由黨中央首先提出思路，在有關部門編制出來后，還要經黨中央研究確定，最后才提交全國人大審議和通過。

習近平總書記曾反復強調，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黨的領導要在經濟工作中得到體現。黨中央定期研究分析經濟形勢，制定國家發展的戰略目標和重大方針，確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五年規劃和年度計劃，就是黨對經濟工作領導的體現，也是黨領導經濟工作的抓手。2023年7月初，習近平總書記考察江蘇時再次強調：要“全面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科學內涵和本質要求，立足實際，發揮自身優勢和特色，穩步前進，把中國式現代化的美好圖景一步步變為現實”?；仡櫺轮袊鴼v史，我們黨在70多年里提出的那些戰略目標，如“兩步走”、“三步走”、新“三步走”、新“兩步走”等，之所以最后都能變成現實，使我們國家一步步由窮變富、由弱變強，一個直接的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們黨總是圍繞既定的戰略目標制定計劃、規劃，而且一旦通過，每屆政府總能相互銜接、嚴格執行，鍥而不舍地帶領人民為實現它們而奮斗，至今已連續實施了14個五年計劃和規劃。世界上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實行市場經濟，但唯獨我國發展最快，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們的市場經濟是由黨和政府領導的，是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聯系在一起的，是不排斥計劃指導和宏觀調控的。我國經濟的這一巨大優勢，令許多發展中國家羨慕不已。

市場經濟存在的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的消極一面，是自身難以克服的。例如，市場調節不能自動實現宏觀經濟總量的穩定性和平衡，難以對相當一部分公共設施和消費進行調節；在一些壟斷性行業和規模經濟顯著的行業，市場調節達不到理想效果；在資源配置上，市場也有一些力所不及的環節，而且容易造成資本的無序擴張和野蠻生長，導致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市場經濟的這些弱點和局限性，只能由社會主義的政府通過發揮計劃調節的優勢，對市場活動給予宏觀指導和調控，才能加以彌補和克服。

總之，計劃經濟與經濟計劃雖然有聯系，但并不是一回事。我們今天雖然在經濟運行上終止了計劃經濟體制，但并沒有放棄使用經濟計劃這個方法。在我們國家，計劃也好，規劃也好（規劃本質上是指導性計劃），市場配置資源也好，都是為了達到經濟穩定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這個最終目的的手段。只要有利于經濟穩定快速發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什么手段頂用就用什么手段。對此，我們不應當含糊和隱晦，而應當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地加以宣傳。

3. 為了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

當前，我國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位，社會主要矛盾也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但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并沒有變，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也沒有變。202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近18萬億美元，但人均值還不高，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科技創新能力還不強，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群眾在就業、教育、醫療、托育、養老、住房等方面還面臨不少難題。尤其近些年來，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明顯上升，世界經濟復蘇乏力，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來自外部的打壓遏制隨時可能升級，使我國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

總之，我國同發達國家既不在一條起跑線上，也沒有達到并駕齊驅的程度。處于這樣的國情和發展階段，我國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設中，更需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做到既能搞活經濟，又能集中力量辦大事；更需要把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緊密聯系在一起，抑制市場的自發性和資本的無序擴張、野蠻生長；更需要運用計劃調節的手段解決發展中遇到的重大問題，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防止兩極分化，維護國家的總體安全，確保實現黨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自從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要正確看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既不能用后者否定前者、也不能用前者否定后者之后，公開否定改革開放前歷史的聲音已經不大聽得到了。但是，一碰到具體問題，這種觀點仍然會顯露出來。如何看待計劃經濟體制的形成和計劃經濟時期的成就，就是其中一個具體問題。

毋庸諱言，無論當年蘇聯還是中國，由于夸大主觀能動性作用，在實行計劃經濟的過程中都犯過主觀主義、計劃脫離實際的錯誤。但計劃經濟在歷史上犯過主觀主義、脫離實際的錯誤，不等于經濟計劃就必然會出主觀主義，必然會脫離實際。事實上，無論蘇聯還是中國，在實行計劃經濟的過程中，對于如何使經濟計劃最大限度地符合客觀經濟規律和實際情況，都進行過不懈艱辛探索，也取得過不少成功經驗。如果不承認這一點，甚至否認它，就無法做到正確看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無法樹立社會主義的制度自信和新中國的歷史自信，也無法從歷史中總結經驗、汲取智慧。

總之，肯定計劃經濟的歷史作用，不等于要回到計劃經濟體制；取消計劃經濟體制，也不等于要否定經濟計劃的積極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曾明確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我們紀念“一五”計劃實施70周年，研討計劃經濟的歷史作用，目的正是為了不割斷歷史，銘記那個年代黨和人民的奮斗實踐和偉大成就，批判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對新中國歷史的詆毀，總結歷史的經驗與教訓，更好地發揮政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作用，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行穩致遠、黨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勝利實現，提供精神激勵和智力支持。

【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當代中國史研究”，原刊于《當代中國史研究》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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