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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冀平 | 重談計劃經濟思想及其歷史實踐

點擊：  作者：石冀平    來源：察網智庫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3-01-19 11:00:09

 

摘要：馬克思主義創立者的經濟計劃思想不僅是作為生產無政府狀態的對立物提出來的，而且是對市場經濟的整體性和制度性的超越。這種思想的依據也不是市場經濟的供求均衡，而是人的需要。因此這種思想是以人為本位的。從歷史實踐看，也從未實行過文本意義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因此也談不到對這種模式的歷史否定。

 

 

1992年以后，資本主義經濟具有手段層面的計劃性已得到理論界的廣泛認可，同時我國改革的目標模式明確定為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不是沒有計劃，社會主義不是沒有市場”成為先在性的理論前提。至此對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性問題的研究逐漸邊緣化。這種邊緣化導致理論教學和理論闡釋出現一些問題和困惑。如在高校政治理論課教材中，《鄧小平理論概論》講“資本主義不是沒有計劃”。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又講資本主義生產是無政府狀態。而傳統理論闡釋又認為馬克思主義的計劃經濟思想是針對生產無政府狀態提出來的。兩種提法在理論上如何對接？資本主義經濟的計劃性和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性是否具有同一性？計劃是手段能否等同于僅僅是手段？能否將宏觀調控完全等同于計劃？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本文的內容和目的不在于回答或解決這些問題，而是試圖通過對幾個問題的思考提示理論界不要因為中國市場取向的改革已成定局而有意無意地將經濟計劃性問題的研究邊緣化。因為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我們都遠沒有一勞永逸地終結這個問題。

 

一、應當厘清的幾個理論問題

 

在馬克思主義創立者的理論視域中，經濟計劃性思想同時具有建設性指向和批判性指向。建設性指向的主要內容是所謂節約社會勞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批判性指向則一般認為是針對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然而從文本上考察，經濟計劃思想的批判性指向關注的是市場經濟的內生性，本源性的弊病所造成的社會勞動浪費。而不單是作為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對立物提出來。經濟計劃性思想的批判性指向至少包括如下內容：首先是市場經濟中社會成員的利益背離所造成的社會勞動的浪費。利益背離的原因是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趨利性。馬克思主義創立者認為私有制和市場主體的趨利性對市場經濟具有本源性。因而市場經濟中社會成員的利益背離也就具有本源性。至于這種本源性的利益背離所造成的社會勞動的巨大浪費，恩格斯曾有過精彩的論述：

 

【“現在讓我們來稍微詳細地考察一下現代的商業。請你們想一想，每一個產品必須經過多少人的手，才能到達真正的消費者的手里！諸位先生，請你們想一想，現在有多少投機倒把的多余的中間人插足于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舉一包北美的棉花為例。棉花從種植場主之手轉到密西西比某個碼頭上的一個經紀人手里，然后順流而下運到新奧爾良。在這里棉花又賣出去（這是第二次出售，因為經紀人已經從種植場主那里買過一次了），假定是賣給一個投機商，而投機商又轉賣給出口商。后來這包棉花，比如說，運到了利物浦，在那里，另一個投機商又伸出了貪婪的手，抓住了這包棉花。這個投機商再把它賣給一個經紀人，而這個經紀人，比如說，又是受德國某公司的委托而買的。這樣，這包棉花就運到鹿特丹，再溯萊茵河而上，經過十來個轉運商之手，而且還要經過十來次裝卸，這時它才到達廠主之手，但還是沒有到達消費者的手里。廠主首先將棉花加工，使它適于使用，然后把紡成的棉紗交給織布的人，織布的人將布交給印花的人，然后布匹才到達批發商之手，批發商再把布轉給零售商，最后，零售商才把商品送到消費者手里。所有這些成千上萬的中間人，既投機商、代理商、出口商、經紀人、轉運商、批發商和零售商都沒有參加商品的生產，但是他們全都要生活，全都想在上面取得利潤，而且通常也的確都得到了利潤，否則他們就無法生存下去。諸位先生，難道除了這條必須經過十來次出賣、上百次裝卸、上百次地從一個倉庫運到另一個倉庫的漫長的道路之外，就沒有更簡單更便宜的道路把棉花從美洲運到德國、把紡織品送到真正的消費者的手里嗎？難道這不是清楚地證明了人們的利益背離引起了勞動力的巨大浪費嗎？在合理組織起來的社會中，就不會有這樣繁雜的運輸方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二卷605頁）】

 

從這段論述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創立者的經濟計劃性思想是針對市場經濟的本源性問題——利益背離提出來的。由于這種利益背離才導致商品交換。而從人類生產的本來目的看，商品交換本身就是社會勞動的浪費。這是資產階級的狹隘眼界所看不到的，因為他們無法想象沒有商品交換的世界。至于生產無政府狀態則是利益背離在生產領域中的表現。從歷史上看，生產無政府狀態造成的社會災難，空想社會主義者圣西門、付立葉等就曾給予過批判。但對造成這種狀態的原因，他們或者認為是經濟自由，或者認為是分散生產。既他們是將市場經濟的表面現象和聯系當作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根源。而馬克思主義的創立者則是將市場經濟造成的利益背離指為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根源。其次，作為生產方式的市場經濟，唯一的訴求是價值。因而流通是市場經濟的主軸。在流通作為主軸運行中，商業資本獨立化了。從而為其自身膨脹創造了條件。而商業膨脹造成的虛假需求反過來推動生產的膨脹，以至最終造成經濟動蕩。正如馬克思所說：

 

【“商人資本既然支配著社會總貨幣資本的一個很大的部分，所以，它盡可以在所購物品最后賣出以前反復進行購買。在這里，究竟是我們這個商人直接賣給最后消費者，還是在二者之間，還有12個其他的商人居在中間，都與事無關。在再生產過程中有驚人巨大的伸縮性，能夠不斷把所與的限制突破時，它在生產本身上面不會發覺有任何限制，如果發覺有什么限制，那也不過是一個伸縮性極大的限制。所以，除開那種因商品性質引起的W---G和G---W的分離不說，在這里，將會有一種虛假的需要創造出來。不管怎樣獨立化了，商人資本的運動總不外是產業資本在流通領域以內的運動。但由于它的獨立化，商人資本的運動已經在一定限界之內，和再生產過程的限制相獨立，甚至驅使它越出它的各種限制。內部的依賴性和外部的獨立性，會把商人資本推進到這樣一點，以致內部的聯系要暴力地通過一次危機來恢復。”(《資本論》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338頁)】

 

由于商業資本的產生及其獨立化是市場經濟的內生現象，因而它造成的經濟震蕩也是市場經濟的內生性問題。而解決這個問題，馬克思認為只能是：

 

【“聯合起來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計劃調節全國生產，從而控制全國生產，結束無時不在的無政府狀態和周期性動蕩這樣一些資本主義難以逃脫的劫難”（吳易風等《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形成和發展》人大出版社1998第397頁）】

 

既用計劃調節生產取代市場調節才能避免商業資本獨立化所必然導致的虛假膨脹及其對社會勞動的浪費。

 

綜上所論，社會成員的利益背離和商業資本的獨立化都是市場經濟的本源性、內生性問題。只要市場經濟存在，就會存在這些問題。而只要存在這些問題，就會有社會勞動的巨大浪費。馬克思主義創立者的經濟計劃性思想的批判性指向，就不單是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而是市場經濟本身。本質上馬克思主義創立者的經濟計劃思想是對市場經濟的超越，而不單是對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超越。但這種超越是歷史的超越，它要依賴于一定歷史條件，它是肯定中的否定。因此對我國現實中的市場經濟，一方面要實事求是地承認它存在前述那種內生性、本源性問題。同時也要承認它在現實條件下的不可超越性。

 

其次，在馬克思主義創立者的理論中，資本主義私有制與市場經濟具有等價的意義。市場經濟實際被當作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實現形式，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外化。因此經濟計劃思想對市場經濟的超越，就是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超越。即他們認為只有超越了資本主義私有制，才有可能真正實現計劃經濟。即當

 

【“生產已經不掌握在個別私人企業主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公社及其管理機構的手里，那就不難按照需求來調節生產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卷人民出版社 1965年第603頁）】

 

所以，馬克思主義創立者的經濟計劃思想是對私有制的制度性超越，而不是手段的超越。他與凱恩斯主義對古典自由主義的超越完全不同。由于馬克思主義創立者的經濟計劃思想與社會公有制的主張具有不可分割的整體性，而公有制又是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歷史的、制度性的否定。因此經濟計劃思想也具有歷史的、制度性的否定功能。既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做整體的歷史的否定，它是市場經濟的反題。在這里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是統一的。在此問題上應當澄清目前許多理論文獻和理論教科書一個不恰當的理論闡釋，既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目前較一致也是較權威的看法是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發達階段或高級階段。如教育部社政司組編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認為當

 

【“商品經濟成為普遍的經濟形式，商品經濟的社會化程度也進一步發展，市場機制在全社會范圍內配置資源，商品經濟經濟進入它的發達階段，既市場經濟階段。”（《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9頁）】

 

這是非歷史、非制度性的闡釋。將市場經濟從技術層面定義，而忽略其歷史的本質的方面，無意中顯示了目前經濟理論研究的普遍現象——對西方經濟學理論的路徑依賴。事實上馬克思早已從歷史和邏輯統一的角度闡明過這個問題。他認為：

 

【“勞動力一旦由勞動者本人當商品自由出賣，這個結果就成了無可避免的事情。但也是從那時起，商品生產方才普遍化，方才成為生產的標準形式；從那時起，每個產品才自始就是為售賣的目的而生產，一切生產出來的財富才都要經過流通。商品生產，到以工資雇傭勞動作為基礎的時候，才強加于整個社會；但也是從那時起，它才把它的全部潛力伸展出來。如果說工資雇傭勞動的介入，使商品生產變的不純，那就等于說，商品生產在它還是純粹的時候，就必然還是很不發展。”（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版第643頁）】

 

很明顯馬克思是從制度的歷史變遷看待市場經濟的出現，他明確指出市場經濟（既馬克思所講的“商品生產的普遍化”）是以勞動力商品化或雇傭勞動為標志。而我們的理論闡釋還在圍繞市場對資源配置是否起基礎性作用繞圈，這是西方經濟學的定義。這種闡釋最起碼在描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產生的歷史軌跡時是一種倒退。既倒退到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范式。而馬克思則是將以自由雇傭勞動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看作是對簡單商品經濟的歷史的制度的否定，而將計劃經濟當作對自由市場經濟的歷史的、制度性的否定。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才將所謂重建個人所有制當作歷史的合題提出來（簡單商品經濟是以個人所有制為基礎）。

 

再次，馬克思主義創立者的經濟計劃思想是以商品貨幣關系的消亡為歷史前提的。因此經濟計劃的根本依據是全體社會成員的需要。而不是市場經濟下的所謂總需求。在這點上，馬克思主義的創立者多有論述。如馬克思指出在商品經濟消亡的共產主義社會

 

【“花費在某種物品生產上的時間將由這種物品的社會效用大小來確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105頁）】

 

恩格斯指出在共產主義社會

 

【“工業生產將不是由相互競爭的廠主來領導，而是由整個社會按照確定的計劃和社會全體成員的需要來領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卷1965年，第364頁）】

 

市場經濟訴諸的是價值，不是使用價值。因此對利潤的追逐使生產具有無限擴大的趨勢。而市場需求是由支付能力確定的。這種矛盾導致的失衡使大多數人的需要無法滿足。而馬克思主義創立者的經濟計劃思想是以人的需要為本位，而不是以市場需求為本位。他們的經濟計劃思想對未來社會的建構性意義是以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解構為起點和前提的。

 

最后，馬克思主義創立者提出的未來社會經濟計劃性的設想，并未涉及實施計劃的具體形式和方式。從理論和實踐將計劃經濟等同于指令性計劃起自于斯大林。他當時認為：

 

【“我們的計劃不是臆想的計劃，不是想當然的計劃，而是指令性的計劃，這種計劃各領導機關都必須執行。這種計劃能決定我國經濟在全國范圍內將來發展的方向。”（《斯大林全集》9卷122頁，人民出版社1954）】

 

這種理論與實踐雖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也成為西方學者將計劃經濟稱為命令經濟的來源和依據。并進而將其作為貶損馬克思主義經濟計劃思想和主張的重要武器。我國一些學者也是如此，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創立者的經濟計劃思想過時了甚至根本就是空想，它已經被實踐證偽了。為此要澄清兩點：其一，要把馬克思主義創立者的經濟計劃思想與具體的計劃實施方式分開。實施方式的問題不能等同于經濟計劃思想本身的問題。這就猶如公有制實現方式的問題，不能等同于公有制本身的問題。對指令性計劃方式的否定從邏輯上也不應當導致對經濟計劃思想的否定。相反，從歷史發展的邏輯看，生產的不斷社會化正在不斷證明經濟計劃思想的科學預見性。并為其在實踐上的可行性逐漸累積歷史條件和物質前提。在西方經濟學的演變史（西方經濟學本質上沒有發展史）上，凱恩斯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自由放任運行方式的否定，就沒有導致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本身的否定。在他那里本質與形式或實現方式分的很清楚。我國那些對西方經濟學極為推崇的學界人士更應該在方法論上向西方學者學一些東西。其二，文本意義的指令性計劃是以滿足社會成員的需要為目的，以社會化大生產運行和發展的內在要求為依據制定計劃，并以指令性的方式貫徹計劃。而這種內在要求的最基本點就是在經濟均衡的基礎上求得增長，或者說經濟均衡是增長的條件和前提。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的核心內容之一。但從歷史實踐看，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在經濟薄弱的基礎上實行趕超型戰略，其模式特點是均衡服從增長。或者說是犧牲均衡來實現增長。這種模式必然使指令性計劃經濟脫離其原有的文本意義，而成為西方經濟學所指稱的命令經濟。既先由決策層或主要決策者下達指令性增長任務，然后相關部門根據指令進行所謂計劃安排。在各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這幾乎成為常態。前蘇聯時期這種情況就很突出。

 

【“在計劃結構頂部或接近頂部，計劃（帶有參謀性質）關心的是按照共產黨政治局通過蘇聯部長會議下達的總指標編制國家計劃。”（阿蘭.G.格魯奇《比較經濟制度》中國社科出版社1985，第545頁）】

 

如赫魯曉夫時期以個人命令的方式強行推廣玉米種植計劃，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國民經濟和農業生產的正常比例。我國五十年代建設時期就是先確定鋼增長多少，然后以此為出發點進行國民經濟計劃安排。而鋼產量增長任務又是一種命令安排（這種情況在“大躍進”時期進一步極端化）。六十年代“備戰備荒”計劃取代“吃穿用”計劃也是命令安排的結果。事實上，我國所謂計劃經濟時期，較為接近文本意義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時期只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總之，從社會主義的歷史實踐考察，文本意義的指令性計劃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實行。因為文本意義的指令性計劃的本質仍是計劃，命令是貫徹計劃的手段和方式，命令從邏輯上是從屬于計劃的。而歷史實踐中的所謂指令性計劃經濟，是計劃從屬于命令，命令是本質，計劃是形式。計劃成為命令的奴仆。

 

二、幾點推論

 

如果以上幾點能夠成立，從理論邏輯上應當可以作出如下推論：

 

（一）既然馬克思主義創立者的經濟計劃思想中的批判性指向并不只是針對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而是針對私有制市場經濟本身的。那么目前如下的理論困惑及其所謂釋惑性解釋就應當重新審視。既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計劃思想是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無政府狀態的對立物提出來的，而目前又承認資本主義是有計劃的，那么資本主義生產無政府狀態還存不存在，馬克思主義經濟計劃思想的這種批判性指向是否過時？目前對這個問題的基本回答是：由于資本主義是私有制市場經濟，所以資本主義的有計劃不能從根本上消除生產無政府狀態。這個問題本身就是偽問題，因而這種解釋也是多余的。因為如前所述，馬克思主義的經濟計劃思想的批判性指向是市場經濟本身，而不單是市場經濟的一種現象。只要存在市場經濟，其本源性、內生性問題就存在。經濟計劃思想的批判性指向是市場中社會成員的利益背離（無政府狀態只是利益背離的一種表現）。只要存在市場經濟，就存在利益背離所導致的社會勞動的浪費（如前所述，商品交換本身就是社會勞動的浪費），經濟計劃思想就不會被超越，也沒有過時。當然這種推論要考慮一個具有現實性的理論問題。既有沒有公有制的市場經濟，如果有，這種市場經濟存在不存在利益背離問題。在馬克思主義創立者的理論中資本主義私有制與市場經濟具有同一性，計劃經濟對市場經濟的否定和超越，同時也是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否定和超越。雖然我們公有制市場經濟的探索超越了馬克思主義創立者的理論，但市場經濟的趨利性本質是無法超越的。這就決定了即使存在公有制市場經濟，市場主體的趨利性所導致的利益背離仍然存在，這種利益背離所造成的問題也會依然存在。由于經濟計劃思想的批判性指向就是市場經濟下市場主體的利益背離，因此計劃對私有制市場經濟和公有制市場經濟就不是有沒有的問題，而是不同所有制對計劃績效的影響問題（一些學者并不認為有公有制的市場經濟）。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在馬克思主義創立者的理論中，經濟計劃思想是對私有制市場經濟的整體的歷史的否定。他們認為只有公有制的非市場經濟模式才能實現經濟計劃思想。而歷史實踐中出現了公有制市場經濟的探索，計劃由模式演變成手段，所有制可能成為影響這種手段績效的決定性因素。馬克思主義的所有制基礎決定理論，在所謂資本主義有計劃（實際上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只承認自己是有調節的資本主義）出現之后仍然有效。因為市場經濟的基本運行機制不依所有制為轉移，所以不同所有制市場經濟的優劣之分，實際取決于所有制對計劃手段績效的影響。如果公有制市場經濟績效比私有制市場經濟高，就可以證明公有制的優越性。如果這個邏輯能夠成立，那么計劃確實不是劃分制度的標志，劃分制度的標志仍是所有制。實際在理論教材中正是以這一邏輯來闡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的。既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之一是

 

（二）“在宏觀調控上（這是目前計劃的替代概念——本文注）社會主義國家能更好地把人民的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結合起來，更好地發揮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而其主要依據是因為“國家的宏觀調控具有制度保證和體制基礎”（教育部社政司組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高教出版社2003年第141頁）

 

這里的制度保證主要是指所有制。但是如果進行兩種所有制市場經濟的計劃績效的實證比較，就必須明確不是所有的西方國家都屬于“有計劃”的范疇。資本主義有計劃不具有全稱判斷的意義。西方比較制度經濟研究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分為有調節的（或干預型的）資本主義和有計劃的資本主義（計劃型的）。前者如美國、英國（指保守黨執政時）、德國、加拿大等。后者如法、日、比、荷、挪、瑞典等。這種分類基本符合事實，有參考意義。而我們的理論闡釋基本是將調節和調控等同于計劃。結果計劃問題在理論上被邊緣化了，甚至被放逐了。這種理論演化的結果最終有可能導致公有制問題在理論上的邊緣化。因為上文已經指出，在兩種市場經濟的比較中，公有制優越性的證明，要依賴于計劃績效的比較。當然公有制市場經濟還有一種選擇，既完全放棄計劃手段，采用美國式的有調節的市場體制。但是單純的市場機制能否支撐起公有制市場經濟的運行，最起碼在理論尚要探討。

 

其次，既然馬克思主義創立者認為未來社會經濟計劃的依據是社會需要，而非市場需求。那么從社會主義的歷史實踐看，這種計劃經濟設想從未實行過（蘇聯的“戰時共產主義”是應急性的，不屬于計劃經濟）。因為在歷史實踐中，任何社會主義國家都存在商品經濟。雖然價格是所謂計劃價格，但其主要依據還是市場供求關系，它最終還是受供求的支配。并非象有些人認為的完全不反映供求。既然歷史實踐中并未出現過不存在商品經濟，完全以人和社會的需要為依據的計劃經濟，因此也就談不到馬克思主義創立者所提出的計劃模式的失敗問題。當然也談不到馬克思主義創立者的經濟計劃思想被實踐證偽的問題。此外從理論上看，自從世界出現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經濟實踐開始，米塞斯就針對蘇聯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認為社會主義體制下不存在合理的經濟核算，這實際是說計劃經濟行不通。而其之后的哈耶克則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核算理論上說的通，實際上做不到。因為沒有市場機制，均衡方程有解的條件不具備。以后的西方學者對計劃經濟的批判無出其右。而贊成社會主義的學者在基礎理論上則是用社會主義可以有市場來回應（從蘭格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而不是用馬克思主義創立者本源意義上的經濟計劃思想作回應。這起碼從表面邏輯上肯定了計劃經濟的不可能性。這是目前計劃經濟理論研究邊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是實踐中的計劃模式的衰落）。贊成社會主義的學者之所以不用馬克思主義創立者的經濟計劃思想回應挑戰，從基礎理論的構建看，難題可能主要是在所謂信息的表達、傳輸、處理、回饋問題上無法論證計劃的效率比市場的效率高。哈耶克就曾指出無論數學計算和信息處理技術如何發達，其效率也不如市場。贊成社會主義的學者在這個問題上陷入了誤區。既西方學者從效率上比較計劃與市場，自己也從效率上比較計劃與市場。而且是用西方學者的效率觀去比較，結果形成路徑依賴。按此路徑一比較，自覺計劃經濟設想理虧，只能避開。在理論上就只好用社會主義可以有市場作回應。這種回應從實踐上有其歷史必然性，理論上也可以得到論證。問題是我們能否明確地從基礎理論上論證馬克思主義創立者提出的計劃經濟設想（既以需要而非市場需求為依據的計劃安排）不是烏托邦。而不是避開這個問題，或使之邊緣化。從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要求看，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有現實的理論意義。而要研究這個問題首先要擺脫對西方理論的路徑依賴。首先，馬克思主義創立者的經濟計劃思想是其共產主義理論的組成部分。因此理解經濟計劃思想不能脫離馬克思主義者創立者的共產主義理論的其它組成部分。如公有制理論、人的解放理論、人類脫離生存競爭及勞動成為第一需要的理論、當一切公共財富源泉都盡量涌現出來時，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才能完全克服的理論、人類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理論等。從這些理論可以推論出共產主義社會是一種全體成員共同認定的社會（既通常所說的共產主義事業是千百萬群眾的事業）。而不是一種少數先進分子通過奮斗奪取社會主導權，然后利用這種主導權進行制度安排，讓其他社會成員被動地在這種制度安排下生活的社會（哈耶克等西方學者實際就是這樣理解共產主義的）。在共產主義社會全體成員是真正的社會主體，生產者和消費者是高度統一的。因而很可能不存在現在意義上的信息分散化問題。即使存在，由于生產者和消費者在同一主體身上實現了高度統一，信息處理的效率未必就低。況且建立在生產者和消費者高度統一基礎上的計劃安排，其社會倫理的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市場經濟社會，生產者和消費者在同一主體身上存在相當程度的分離（既所謂蓋房子的住不上房子的現象），這種社會中信息分散化問題必然存在，處理也只能以市場為主要手段，其社會倫理方面也并不如哈耶克之流描述的那樣美妙。其次，即使單從效率方面比較計劃與市場的優劣，也不應當以西方傳統的效率觀為標準。因為這種效率觀無論是投入產出比還是所謂的帕累托最優，都暗含商品貨幣這個前提。資源配置對人的本質意義被放逐了。人的需要只有通過貨幣來表達和實現。資源配置以這種表達為轉移，配置的效率又是以對這種表達的回應程度為標準。而這種表達并不能反映人的全部需要。這種效率觀實際是以貨幣為本位的。資源的開發和配置是為滿足人的需要，，因而配置效率應當是以人為本位的。馬克思主義創立者提出的以人的需要而不是以市場需求配置資源體現了資源對人的本質意義，這是一種新的效率觀。既資源配置效率的標準應是資源直接滿足全體社會成員需要的程度。因此馬克思主義學者在此問題的討論中用什么樣的效率觀是值得考慮的。否則這些學者在與非馬克思主義主張的論戰中是很難的。當然，對馬克思主義創立者的經濟計劃思想進行研究，主要是著眼于它的理論意義和歷史展望。并不意味著在目前的歷史階段就可付諸實踐。馬克思主義從來不認為共產主義是一個主觀構建過程的結果，而是自然歷史過程的結果。但如果對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采取回避的態度，就談不上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和發展，計劃經濟問題就屬此類。

 

最后，既然社會主義長期的歷史實踐中，并未真正實行過指令性計劃經濟，當然也就談不上歷史實踐對指令性計劃經濟的否定問題。對指令性計劃經濟的所謂理論反思也是文不對題。指令性計劃經濟在歷史上擔的是虛名。而西方學者將社會主義國家原有的模式稱為命令經濟倒是實至名歸，任何現實的經濟模式都不是理論構建出來的，而是具體歷史條件的結果。社會主義歷史實踐中之所以采取命令經濟，而對文本意義上的指令性計劃模式基本棄置不用，不是理論上的原因，而是在于各社會主義國家幾乎處于相同的歷史階段，面對相同的歷史條件（外部的敵對封鎖，內部基礎薄弱）。同樣，我國改革采用市場模式，也不是理論構建的結果，而是歷史條件的變化使然（所以主流經濟學家大可不必自我陶醉）。對任何歷史的或現實的經濟模式進行理論評判和道德褒貶時，一是要將模式到底是什么搞清；二是不能脫離具體的歷史條件。這并不是意在為指令性計劃招魂，既然指令性計劃模式并未真實存在過，無生就無死，也就談不上招魂。至于指令性計劃模式是否行的通，最有資格評判的只能是歷史實踐。退一步說，即使指令性計劃模式無可行性，但指導性計劃模式在法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風行數十年則是不爭的事實。它們的經驗和做法是有一定的啟發意義的。如法國讓企業主、工人、消費者、農民廣泛參與制定國民經濟計劃。在價格政策上，工業中曾經約有85%——90%的企業受計劃協議的控制。在政府與利益集團的協商中，政府與利益集團不是平起平坐，而是政府起全面的指導作用。又如挪威，借助年度計劃和四年國家計劃為企業提供總指導。計劃部門確定了目標后就要求企業在實現這些目標方面進行合作。在計劃編制上也與企業協商。因而大企業，工業組織，商業聯盟和農業組織，都經常考慮他們在來年國家經濟計劃中的作用，如此等等。而我國理論界進些年來在把計劃經濟邊緣化的過程中，不但把從未真正實行過的指令性計劃貶斥了，而且把已經被一些國家的經濟實踐證明有效的指導性計劃模式也邊緣化了。那些言必稱“規范化市場經濟”的學者，利用中國改革的目標模式定位于市場經濟這一路徑優勢，奪取了話語主導權。又利用這種主導權將經濟計劃思想和計劃模式的任何探討完全放逐。以至一些曾經反對完全市場化的學者，也只能在“宏觀調控”的話語框架下說話。這種理論霸權現象不利于理論的繁榮和發展。在實踐中，完全排斥計劃的原教旨主義的市場經濟模式也可能造成悲劇性后果。

 

總之，馬克思主義創立者提出的經濟計劃思想（也可稱為有計劃分配社會勞動時間的思想）有特定的理論內涵，對這種思想的主動歷史實踐或被動的驗證（如法國和斯堪的納維亞的計劃模式）也有豐富的歷史遺產值得認真總結。因此經濟計劃思想應當重新納入我們的理論視野。而這種納入的意義最終將為歷史實踐證明。

 

【作者：石冀平，北京信息科技大學教授。來源：察網智庫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