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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冀平：從“共同富裕”何以可能說開去

點擊：作者：石冀平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1-12-09 1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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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隨著“共同富裕”進入決策議程，圍繞這一議程的理論討論和政策宣講遂成熱門話題。值得關注的是，無論是主流理論解釋還是體制的政策宣講，都一再明示“共同富裕”的實現絕不會以所謂“劫富濟貧”為手段。此話無非是兩個意思，一是富人不必擔心，你們的財富一分錢也不動；二是窮人不必奢望，富人的錢到不了你們手里。但這兩個意思只對富人有意義，因為事實是：富人有此擔心，窮人無此奢望。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共同富裕本是一個皆大歡喜的事情，怎么扯出個“一家歡喜一家愁”的“劫富濟貧”的話題？實際上這是中國社會存在的巨大貧富分化所必然引致的話題。因為在如此巨大的貧富分化的背景下提出共同富裕，目的無非是讓窮人也富起來，那么邏輯性的追問必然是：讓窮人富起來的錢從哪來？從富人那里拿錢當然是可選擇的途徑之一，“劫富濟貧”的話題由此生發。對此途徑，主流理論界的解說和體制的政策性宣講已斷然予以否定。體制給出的方向性的途徑主要是公共政策、托底保障等，當然還有個鼓勵富人自愿出錢的所謂三次分配，但這顯然指望不大。而體制給出的方向性途徑還是要回到錢從哪來的問題，這個問題并不是否定了“劫富濟貧”就能回避的。

表面看，共同富裕是一個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分配問題，體制給出的公共政策、托底保障等措施也確實是從分配著眼的。可是分配問題從根本上是由社會基本的所有制結構鎖定的，而中國目前的所有制結構是撐不起共同富裕這座大廈的搭建的。西方國家也搞以所謂轉移支付為依托的公共政策、托底保障，有些甚至構建了比較完善的福利社會。但他們從來不自稱實現了共同富裕，因為仍然存在巨大的貧富差距，這也是由其所有制結構鎖定的，無法改變。我們目前體制給出的方向性途徑，實事求是地講，雖然有助于改善窮人的境遇，但與共同富裕還不是一回事，至少不完全是一回事。這一途徑充其量能構建出一定程度的福利社會。可就這不高的目標，主流理論界也是斷然否決的，因為他們認為這會養懶漢。體制內制定共富途徑的人信不信馬克思的所有制結構決定分配結構的理論咱不知道，但起碼懂這個理論。那為什么會在不觸動所有制結構的前提下，把一些分配政策的實施當成實現共同富裕的途徑呢？這應是由體制人對共同富裕的定義或理解決定的。由此就有必要對共同富裕的理解略加探討。

首先，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并未明確有“共同富裕”這一表述。可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有過這樣的表述：“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這對理解共同富裕具有關鍵意義，這就是說共同富裕以“集體財富”的充分涌流為依托，也以它為標志。毛主席那個時代有句耳熟能詳的話最通俗地概括了這一點：“個人富不是富，集體富才是富”，這才是共同富裕的本意。顯然只有實行公有制才能達此目的。而通過所謂讓一部分群體先富起來，先富幫后富來實現共同富裕的思路，本質上是試圖在發展私有制的前提下達到共同富裕，這顯然與馬克思不在一個頻道上。目前的所有制結構已是“56789”之局，體制層面在不把調整和改變此結構當做選項的前提下，也只能在分配政策上做文章。由于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分配關系和分配格局，所以這種單純通過調整分配政策所能達到的分配格局，只能是確保雇傭勞動者得到與其勞動力價值相應的收入，并建立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和較好社會福利制度。至于貧富分化的消除，在所有制格局固化的條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目前提出的共同富裕與馬克思的共同富裕觀不是一回事，至少不完全是一回事。應當將其理解為“中國特色的共同富裕”。這一點應當明確指出并坦率承認，這樣可以避免圍繞這一議程產生的理論質疑和困惑。否則用馬克思的共同富裕理論來套用中國在“56789”之局下的共同富裕路子，無論如何是套不上的。既然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那么“中國特色的共同富裕”應是其題中之義不可或缺，其特點大概是：富人照樣大富，百姓不大窮。

當然，這種存在貧富分化的共同富裕與西方存在貧富分化的福利社會有何區別？這確實是個不容回避的問題。由于此種共同富裕遠未實現，所以兩者有何具體區別，咱還真說不出來。但起碼能在如何使兩者區別開來講幾句：

首先，執政黨要始終以共產主義為最高綱領并踐行之，這是根本性前提。因為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共同富裕是共產主義的基本價值之一，堅持共產主義綱領，才能使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共同富裕始終成為執政黨的價值追求和方向，才不會使存在貧富分化的“中國特色的共同富裕”格局永遠固化。

其次，必須改變在所有制問題上憲法規定與實際格局的嚴重錯位。這是不容長期回避的，不能一方面憲法規定公有制為主體，另一方面又承認“56789”之局的現實合法性并準備將其長期固化。不能將“兩個不動搖”搞成“一個動搖，一個不動搖”——動搖公有經濟，私有經濟不動搖。要使“中國特色共同富裕”以公有制作為主要的實現基礎，這也是真正落實改革和建設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最具必要性的體現。毫不客氣地講，在這個問題上，指導思想和實際狀況兩張皮的現象非常突出，否則不會出現把“56789”之局當做偉大成績來宣揚的現象。市場經濟本身具有內生的分化機制，靠政權力量只能有限抑制分化機制的作用程度，這種抑制效果不但受制于所有制結構，而且私有經濟力量過分強大，會俘獲政權力量綁架執政行為，最終使共同富裕目標異化或幻化為西式的福利社會模式，甚至連這種模式都可能無法達成。

再次，在確定和維護勞動者收入水平問題上，不能搞從西方舶來的集體談判制。要建立適合國情和憲法制度的勞動者收入的確定和維護制度，為目前歷史階段的“中國特色共同富裕”確立初次分配的制度保證。西方的集體談判制基于資產階級經濟學，此學說謬稱勞資雙方作為不同生產要素的提供者，具有平等的經濟地位，勞資是兩個平等的經濟主體。這顯然違背雇傭者與被雇傭者的真實關系。因此基于這種理論建立的集體談判制，并不能真正維護勞動者的根本利益。中國目前的雇傭勞動制已成主體的勞動制度，這是要承認的現實。勞資雙方在經濟上不是平等的關系，集體談判同樣不可能維護勞動者的根本利益。經濟上的不平等必然使法律上的平等只具有程序正義性，這是通例。因此在初次分配中，政治上層建筑應當在維護勞動者利益上發揮作用。當然這也映射出當前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錯位和尷尬：憲法規定工人階級是政治上的領導階級，可是在經濟生活中，領導階級要受雇于被領導階級，自己收入水平的確定還要和被領導者談判。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客觀辯證關系決定了這種錯位不可能長期存在，那么到底是經濟基礎迫使上層建筑與之適應，還是上層建筑的反作用使經濟基礎改變得與之適應呢？這是一個必答的歷史課題。

最后，有必要再將話題扯回到“劫富濟貧”上講兩句。自進入階級社會以來，在中國傳統的民間道德文化中，“劫富濟貧”始終是行俠仗義的象征，它反映了勞苦大眾樸素的均貧富的訴求。但對剝削階級來講則是另一回事了，他們始終將劫富濟貧定義為“匪行”，其近代的表述就是將中共稱為“共匪”，將中共領導的解放區稱為“匪區”。本來隨著中共取得執政地位，此種稱謂已成過眼煙云。但四十年來，顛覆性的社會轉型又使這種稱謂呼之欲出，那部控訴中共土改的小說就是典型的模板。頗為反諷的是，作者竟然是有相當地位的體制作家。劫富的“劫”是由“去”和“力”組成，意思應是“以暴力將財富拿去”。以這種方式將別人的財富拿去當然是“匪”，為此剝削階級就要證明他們占有的財富真的屬于他們自己。在這點上，近代西方資產階級做的最為精細，他們豢養的學者出于階級本能，編出了一套系統化、學理化的說辭。其中就包括證明資本家的財富是屬于自己的說辭——生產要素論。其意思無非是說資本家的財富是屬于自己的資本這一生產要素創造的，與勞動者無關。因此勞動者剝奪我們的財富，當然是“匪行”。當今中國抨擊“劫富濟貧”的主流體制學者，實際上也是認同這種說辭的，但礙于體制身份甚或黨員牌子不便說，只好用“劫富濟貧”會使資本家無安全感，導致資本流出和工人失業，進而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等說辭來搪塞。當然，目前確實不宜實行“劫富濟貧”之舉，但理由絕不是資本家的財富是自己創造的。多年來，由于馬經式微，西經彰顯，資本家的財富是自己創造的認知，不但在體制內具有主流式的共識性，在普通勞動者中也廣為存在。這正應了那句老話：意識形態陣地，馬不占領資占領。隨著改開導致的所有制結構及經濟運行模式和機制的根本性轉型，馬克思主義官定的指導地位雖未退場，但以《資本論》為主旨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已被主流經濟學界放逐，能擺上桌面的理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和運行規律的學說，對當今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適用。實際上，主流經濟學家放逐馬克思經濟學主要是出于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批判性分析和革命性結論的恐懼。因為他們很清楚，當今在“56789”格局下實行的廣泛的雇傭勞動制，與西方國家并無本質不同，馬克思的經濟學分析對此完全適用，而且正當其時！譬如對當下討論的資本家的財富來源問題，馬克思經濟學不但證明了資本家的財富來源于無償占有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并指明資本家的原始積累的血腥掠奪性。而且從再生產的分析中證明了：即使資本家的原始資本完全是自我積累而來，隨著再生產的進行，其原始資本最終會轉化為剩余價值實體。這點對當今中國頗有現實性，因為改開后出現的新興資本家階級的原始資本雖然相當大的部分來源于公有資產的流失，但可能確實存在少數自我積累原始資本的情況，民間一般認為這類資本家發財就具有完全的正當性。但用馬克思的理論路數一分析就不是那回事了。早期的政經教材一般都有這樣的例子：假使某資本家有原始自有資本10萬元，而且資本家每年個人消費1萬元，每年工人為其生產剩余價值也是1萬元。那么10年后資本家實際已將10萬元原始自有資本消費殆盡，這時資本家手里的10萬元資本則是來自剩余價值，是剩余價值的資本化，也就是說資本家的全部資本都是來自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由此馬克思“剝奪剝奪者”之說天經地義順理成章。

當然，馬克思的上述理論路數能夠成立的前提是勞動價值論。勞動價值論可以說是包括剩余價值論在內的整個馬克思經濟學理論大廈的基石。此論一否，大廈頃刻坍塌。所以馬克思經濟學理論誕生以來，勞動價值論一直是資產階級經濟學攻擊馬克思經濟學的關鍵靶點，這對資產階級來說也是天經地義順理成章的，不足為怪。但是自改開進入本世紀之初開始，資本家群體被體制性地定義為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者。由此一來，他們如何與馬克思經濟學定義的剝削者身份兼容就是一個敏感但必須回答的問題。自此開始，一大批具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身份的人，秉承“深化勞動價值論研究”的上意，紛紛著文立說，好一番的折騰，結果深化出的主流“成果”與生產要素論并無本質差異。這些學者內心很清楚，“建設者”與“剝削者”兩個身份根本無法兼容，必須將“剝削者”身份祛除，而藥方只能是生產要素論。而且此藥方也為體制受納，堂而皇之地納入了體制性表達：按生產要素分配。此藥方一用，雇傭勞動制所固有的剝削關系也就回避掉了，當然事實上是被否定了。但由此引出的兩個問題卻必須面對：其一，用生產要素論屏蔽剝削關系的邏輯延展至西方國家，意味著這些國家的經濟運行中也不存在剝削關系。由此馬克思經濟學大廈乃至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會因為失去現實基礎而坍塌。那么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也就無從談起了。其二，“不忘初心”的根本是不忘共產主義目標，堅持和踐行共產主義綱領。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是以確認資本主義剝削關系的存在并最終消滅之為基本歷史前提的，回避剝削這一現實歷史存在，共產主義也根本無從談起。所以回避乃至否定剝削是最大的忘卻初心，實質是背叛初心！否定了剝削，共產主義就成了廟里涂金的泥菩薩，只能供人膜拜，給人以慰藉，但它永遠成不了使剝削者害怕，使勞動者解放的真神。對為政者而言，這不是學術問題，而是根本性的政治問題，尤其是在提出共同富裕的當下。當然，承認剝削關系的存在與最終消滅之是兩個有聯系但并不具共時性的事情，承認并不等于馬上消滅，但不馬上消滅剝削不應當演化成對剝削關系現實存在的否定，否則會釀成無可挽回的歷史錯誤。

（作者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學教授；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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