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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冀平：略評賈康先生一篇文不對題的文章

點擊：作者：石冀平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1-09-21 08:58:41

近日賈康先生在《環球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民營企業大可在中國安心發展》的文章。從文章題目看，此文的主旨應該是列舉和闡述有利于民企發展的政策環境及各種有利條件，總之應當是給民企開出一口袋定心丸來。可筆者看完這篇并不太長的文章后，首先感到的是困惑：整篇文章只用了幾句話指出中央和最高領導已經給出了定心丸之外，其余篇幅基本是為民企鳴不平。文中列舉了一系列他認為不利于民企發展的問題，給人的感覺是私營企業（所謂民企實質就是私企，筆者只認私企的提法）在中國是無法安心發展的，而不是什么“大可在中國安心發展”。因此賈康先生的文章顯然文不對題，此乃文之大忌。賈康先生是靠耍筆桿子吃飯的，這種文章大忌當然不是賈先生這類寫手的疏忽，不知賈先生有何顧慮不在題目上直抒胸臆？直接用“我為民企鼓與呼”或“我為民企鳴不平”為題豈不更合文意？也更合乎賈康先生一貫力挺私企的立場和理念。當然我更關注的是文章的內容，這也是我要點評的重點。

賈先生的文章一開筆還是老調重彈，用“56789”來證明私企已超越半壁江山，執國民經濟之牛耳。并且預測國企提供的就業崗位還要萎縮，它可以由私企彌補。賈先生的這一事實判斷基本是符合實際的。但也必須指出兩個事實：其一，私企超半壁江山之局，并非完全是私企自我發展的結果。此局之出現，在相當程度上是國有經濟的生存空間和發展空間向私有經濟讓渡所成，坦率地講是體制力推國退民進（上臺面的講法是“改制”）的結果。講私有經濟所謂發展壯大，不能有意忽略這一事實，只講其一不講其二不是正常學者的歷史態度，而這正是中國力挺私企的主流學者的通弊。其二，賈先生認為私企可彌補就業萎縮，并進而指出私企支撐全局穩定和基本民生的最主要的“貢獻”，就是它自身的發展和就業支撐力。將私企發展和就業支撐描述為對社會的“貢獻”，是現在主流學者的一致說辭。然而“貢獻”作為具有褒義性的概念，內含著行為主體的主觀意愿的意涵。當指稱某個主體有“貢獻”時，往往意涵著這種“貢獻”體現了主體的主觀意愿。可是資本家作為經濟主體的主觀目的和意愿只有一個：追求最大化的利潤，無它。私企發展的目的是獲取利潤，不是為社會做貢獻。雇傭勞動者的目的也不是為社會支撐就業，而是一種獲取利潤的必要手段。因此把“56789”之局用“貢獻”定義并不恰當，它只是一種格局或狀態。小偷毀了你家防盜門，換門就增加了雞的屁，能說小偷為國家發展做貢獻了？“貢獻”只能用在良好的主觀動機和效果統一的主體身上，用在資本家身上真不合適。尤其是賈先生這類有著中共黨員身份的體制學者們更不應這么用。因為中共畢竟還要求黨員思想意識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如果將賈先生之流的有關資本家的“貢獻”邏輯外推，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資本家階級的經濟占比和就業支撐力幾乎是百分之百，那也就是資本家對社會的“貢獻”也幾乎是百分之百。那么馬克思主義主張推翻對社會做出百分之百“貢獻”的資本家階級不是有悖天理嗎？它何來正確性和正義性？馬克思主義還應當是指導思想嗎？賈先生這類黨員學者雖然內心不認同馬克思主義，但大面子上也得過去吧。現在連面都不要了，太著急了吧。記得哪位學者講過，話語體系的轉換是一場悄悄的革命。它在不經意中就改變著人們社會認知，價值評價和社會導向。上世紀七十年代，一位西方學者就從當時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人們之間不再互稱同志，預言了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退場的歷史命運。改開過程同時也是話語體系轉換過程，它既體現了社會變遷也影響了社會變遷，并最終成就社會制度轉型。“貢獻”一詞的謬用既是鮮明一例，信然。

當然，賈先生文章的重點不是談資本家的所謂貢獻，而是為資本家叫屈。他認為私企對于全局的意義和影響，應該使我們在戰略思維上有進一步的提升。這種提升就是怎樣進一步給私企吃好定心丸。作為體制人，賈先生首先勉為其難地承認了當前對私企的糾偏是必要的。但馬上話鋒一轉，說所有的糾偏，“都是旨在使民營企業更好地創新發展”，這顯然是不合邏輯的謬判。私企的目的就是賺錢，“更好地創新發展”在私企那里就意味著賺更多的錢，因此在資本家看來，如果旨在使我們資本家更好地創新發展，就誰也別管我怎么干。我想怎樣賺錢就怎樣賺，什么“螞蟻金服”、“蛐蛐金服”之類的創新根本不應被管。那位赫赫有名的大佬不是公開表達過此意嗎？而這次糾偏的核心就是“監管”，它不是“旨在使民營企業更好地創新發展”，而是旨在通過監管阻止資本家以創新為名一味謀取私利，擾亂正常經濟秩序和國家發展大局。在此問題上，賈先生不要誤導資本家，要說實話，給資本家定心丸不是這么個給法。

接著賈先生就進入文章的真正主題——為資本家鳴不平。他寫道：“社會中存在的對民營企業認識上的一些非理性，出偏差的因素，也不可忽視。仍有一些觀點陷于論事要貼姓社姓資標簽的思維。這表現為現實生活中雖已確立了'競爭中性’原則，卻遲遲未能真正形成與之必然相匹配的‘所有制中性環境’，一些有影響的人士直接對‘所有制中性’概念發起批判。這種氛圍使民營企業在實際生活場景中往往被打入另層。有民營企業感覺受歧視，難定心，行為趨于短期化。因獲得的安全感不足，為了求得安全感而腳踩兩只船等問題也在發生”。在筆者看來，賈先生自己的這個看法才是“非理性，出偏差”的：

其一，所謂“論事要貼姓社姓資標簽”，這是體制內挺資的主流學者慣用的指責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原則的學者的說辭，這個說辭本身就不理性，有偏差。首先，“論事就貼姓社姓資標簽”的意思無非是無論啥事都貼標簽，哪有此事？你見過誰在圍繞饅頭和米飯的營養價值來談姓社姓資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本身就不是標簽，它們是實實在在的制度，道路，方向。馬克思主義學者討論的“姓社姓資”，都是與制度，道路，方向直接相關的原則性問題，不是與此無關的什么標簽。賈先生好歹學過幾年馬經，心里很清楚馬經認為所有制是與制度，道路，方向密切相關的。標簽論的使用實際反映了使用者的心虛，你們主張的本質是什么就是什么，標簽改變不了本質。給挺資學者的屁股上貼腦袋的標簽，屁股還是屁股，成不了腦袋，慌什么？在這點上，挺資學者要向他們的前輩茅于軾學習，人家也吃體制飯，但很坦率，贊成搞資本主義就直接說，自己主動貼標簽。你們可好，明明挺資又怕沾包。再者說，在事關制度，道路，方向問題上不講姓社姓資，還是共產黨嗎？美國共和黨都講姓社姓資，他們力挺資本主義私有制。共產黨不應當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嗎？賈先生這類人并不是真不講姓社姓資，他們想姓什么心里門清，不講出來除中共黨員身份所礙外，用此類人私下的說法，就是不談姓社姓資是為了減少私有化的阻力，來個“打槍的不要，悄悄地進村”。

其二，是所謂“所有制中性”問題，賈先生認為不同意此概念就是“不理性，有偏差”。這個問題本身就可以討論，你急了吧，光給人戴帽子就理性了？事實上，所有制本身就不是中性的，也不可能中性。說反對“所有制中性論”不理性，有偏差，那國家憲法就是不理性有偏差的，因為國家憲法明確規定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為主體”就不是中性法律規定，他代表了國家的根本經濟制度傾向。賈先生呼吁要形成“所有制中性環境”，是什么意思？要改憲法嗎？直說嘛，你們本來就是這么想的，干嘛不說。別怕，說了體制這碗飯照樣吃的好。這路子你們還看不清？另外，說社會氛圍不利于民營企業，則是明顯夸大其詞。從官家層面講，決策層已明確他們是自己人，各地封疆大吏也紛紛拍桌子瞪眼地表態：誰跟資本家過不去，我就跟誰過不去，儼然將他們看做衣食父母了。司法部門也出臺了資本家犯事從輕處理的具體規定。至于學術和輿論環境也是大大有利于私企：絕大部分學術刊物長期為信奉西學的人把持，賈先生口中的那些為數不多的“有影響的人士”，都很難發聲。官媒在宣傳上也是幾乎一致站在私企一邊，在網絡上，支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反對全面私有化的只有少數幾個網站，聲音甚弱且長期受打壓。這些定心丸還不夠資本家吃的嗎？賈先生是要求輿論一致，不允許任何異議存在嗎？太霸道了吧，您從西方學的那個什么自由主義理念在這就不適用了？賈先生為資本家要定心丸不是一天兩天了，用情之深用力之大有目共睹。但是由于他不信馬論，所以缺乏唯物辯證思維。他忽略了內因和外因的本質關系。他要的定心丸實際都是外因，而真正的定心丸應由資本家自己提供，這是內因。這顆定心丸由四味成分組方：“善待勞動者，合法經營，誠信待客，回報社會”。如果資本家吃了自己制造的這個定心丸，萬古長存當然不可能（有客觀歷史規律管著呢），但起碼保證他們長時段平安無事。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早期壓榨勞動者也是相當殘酷的，結果洶涌的社會主義運動迫使資本家在二戰后趕緊造出保障勞動法，社會福利制度等定心丸，結果使他們在戰后較為安穩地過了七十多年。如果西方資本家階級一直如電影《摩登時代》似地對待工人，只知道把鎮壓工人運動當定心丸吃，這個階級恐怕早被上帝請去喝茶了。前有車后有轍，按說中國的資本家應當看明白這一歷史經驗，自己造定心丸。可惜聰明勁一直沒用在這，他們始終把壓榨當做重要賺錢手段，這才是最大的短期化行為（賈先生沒明白什么才真是短期化行為）。老漢我當年教書時，青年學子對那個盜版的外星人大佬崇拜的屁眼朝天，結果走向社會后，此類大佬們用“996”把他們折騰的屁眼朝天，還說這是他娘的“福報”。當引起社會抱怨時，他們不是自我反省，而是求助于賈先生這樣的體制學者向上要“定心丸”。看來中國的資本家階級與西方資本家階級比起來，階級成熟度遠不在一個檔次，他們如果一直這樣處理勞資關系，別說吃“定心丸”，總有一天吃“還陽丹”都沒救。另外，就“996”問題再順帶多說兩句：很多人認為“996”之所以不合理，是因為延長工作時間，不給或少給加班費。實際上給不給加班費都不合理，因為在雇傭勞動制度下，勞動者是靠出賣勞動力為生。如果一個正常的勞動者一生可出賣三十年勞動力。可是過長的勞動時間和過大的勞動強度會嚴重損害勞動者身心健康，由此必然出現“十連跳”，“過勞死”，或提早喪失勞動能力的現象，從而使勞動者一生可出賣勞動力的期限大大縮短，比如會縮短十年甚至十五年等等。通俗點講，您本來可掙三十年的錢，現在只能掙二十年或十五年的錢，這是區區加班費根本無法彌補的。所以延長勞動時間，即使給加班費也是不合理的不應當的！否則各國就不會立法限制勞動時間長度了。這種分析路數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給的，有道理吧。正因為馬克思的經濟學有道理，而且這道理是為勞動者講的，對資本家不利，所以多年來，中國居主流地位的挺資學者，竭力向民眾尤其是青年灌輸馬克思經濟學無用論，就怕他們學了馬克思經濟學找資本家的麻煩。實際上馬克思經濟學才是明白學，勞動者都應該學。

其三，賈先生認為資本家階級為了求得安全感而腳踩兩只船，這也是誤判。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從其祖宗起就具有兩面性，其中搖擺性是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本性，腳踩兩只船是這一本性的必然表現，與安全感并無本質關聯。即使把賈先生開出的定心丸給足了，遇到大的風浪，他們該跑照樣跑，絕不會顧及國家和社會利益。本性如此，不必抱幻想。再者說，商場如戰場，沒有安全感是資本家必有的市場感覺，經營再好的資本家也會居安思危，否則就不是資本家了。顯然，賈先生口中的無安全感不是指市場風險度，而是另有所指：中國新興資本家階級的原始積累有歷史特殊性，其中相當一部分與國企改制中的國有資產化公為私相關聯，還有不少人在發家過程中涉及違法違規。用粗話講是“屁股有屎”，用文詞講就是有所謂“原罪”。挺資學者也不敢公然否定這一事實，所以他們一直呼吁“赦免原罪”，來個一風吹。實際上賈先生也是這個意思，可你又不直說。“赦免原罪”的安全感該不該給資本家，應問人民同意不同意，反正我不同意。現在司法部門已經明文規定，對涉法涉案的資本家給予超國民待遇——減輕處罰，還要多大安全感？普通勞動者的飯碗在資本家手里說沒就沒，養家糊口的工資說拖欠就拖欠，工作說加班就加班。他們的安全感賈先生是不是也給呼吁呼吁，您畢竟是共產黨員，不是共和黨員。

賈先生還認為所謂將私企“打入另冊”的另一現象就是私企融資難，這實際也是老生常談。他認為造成這一現象除了技術性原因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金融機構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融資方面的態度是不一樣的。”他引用銀行業人士的表達：給國企融資安全，風險小。而所謂風險并不是通常認為的金融風險，而是指個人承擔的風險。意思是指一旦融資出問題，上級不會懷疑銀行人員與國企有私下交易，因此個人承擔的風險小。如果給私企的融資一旦出問題，上級就會“要問銀行工作人員跟民營企業家是不是暗中搞了名堂？”。實事求是地講，這種追責思路是合理的，因為國企性質姓公，國企負責人沒有為公事去充當行賄人角色的動力，因此私下搞名堂的概率極小。而私企姓私，企業主為私利搞私下名堂的動力和沖動始終存在。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私企與銀行工作人員私下搞名堂的案例遠高于國企，賈先生對此應是心知肚明。另外，從經濟和社會貢獻度考慮，在企業融資上國企優先也是合理的：從經濟上看，私人資本的投機性遠大于國企，違規甚至違法操作的沖動也遠大于國企，因而對它的融資風險也更大。從社會貢獻度上看，國企也遠大于私企。因為國企賺的錢，法理上屬于全體人民，全體人民分享，起碼不存在法理障礙，這些錢也不得私自轉移境外。同時國企承擔的社會責任遠大于私企，這次疫情就有充分的體現。而私企賺的錢，就是屬于資本家自己，其中大部分是用于私人享受的，并且很多資本家以無安全感為由，任意將國內勞動者為他們創造的財富轉移境外揮霍。

私企與國企融資待遇不同的現實和圍繞此問題的爭論，與如何理解“兩個毫不動搖”，直接相關。兩個“毫不動搖”實際只是表明公有制和私有制（把私有說成非公，猶如將左手說成非右手，不如直接說）都要堅決發展，但并不涉及發展排序問題。按照憲法確定的我國社會主義性質和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在發展排序上將公有制企業置于優先地位，是天經地義的。這與“兩個毫不動搖”并不矛盾。在融資上國企優先正是體現了這一要求，這是正確的也是合理的，賈先生不應抱怨。

（作者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學教授；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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