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財政部、發改委針對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提到的集團繳費500多種一事作出回應。經核算,剔除重復計算后,2015年娃哈哈集團及所屬企業的繳費項目為212項,繳費金額7412.07萬元。
宗慶后、曹德旺等企業家感受到的企業負擔問題是不可忽視的。實事求是地說,娃哈哈一年所要繳納各個管理環節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即便沒有宗慶后說的那么多,也算稱得上多如牛毛了。這212項費用,每項支出可能都不太大,但它耗費了企業多少精力?涉及多少隱形成本?
但宗慶后說了那么多后,卻都引向一個字——“稅”,恰恰把這個問題引向了比較狹窄的視野上。我們需要先搞清楚企業負擔重的全景圖和真問題是什么,對癥下藥時一定要通過改革綜合施治,攻堅克難,而不是盲人摸象式的,各人摸著一小部分就說這個問題是這樣,各方想法就往往大相徑庭。
減降正稅不是問題全部
現在很多媒體以及網上的討論,簡單地把企業負擔歸因為稅負太重。有必要進一步討論和澄清的是,正稅減降不是企業負擔問題的全部,甚至不是最主要問題。娃哈哈就是具體案例,宗慶后所提到的500多項繳費全部是行政性收費。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行政性收費曾經極度膨脹,這些年經過一系列整治已明顯收斂,但收斂以后的行政性收費與其他經濟體相比,可以說還是居于很高的水平上。
有關部門對行政性收費做了這么多的整合、清理,仍然形成了我國企業層面明顯高于其他經濟體的負擔。這后面的背景是什么?是相關公共權力環節的各個部門已經形成一定的既得利益。比如審批權,后面跟著的往往就有明的收費權與暗的“設租”權。中央層面經過多年努力,已將審批權壓縮到400多項,但如果列成一個單子,感覺仍是多如牛毛。這其中很多具體收費,是跟著公權在手的“權力行使”帶出來的。
有沒有可能把已經有所推進的行政性收費改革往下深化?答案肯定是別無選擇。甚至已有學者提出,應該完全取消行政性收費,我覺得這可能說得稍猛了一點,有些行政性收費一段時間內似乎取消不了。
目前看,行政性收費這里取消一點,那里取消一點,具體到一個個企業,由此得到的好處一般比較有限。行政性收費應該努力往下降,但是絕對不是只依靠減費,企業就活了。
減費關聯大部制改革等的攻堅克難
減費恐怕還繞不開一個難題:政府架構需要脫胎換骨、至少傷筋動骨,最好是整合在一起的改造。把廟拆了做全新設計,新建的“廟”帶有大部制特征,結合減少政府層級的扁平化特征,使整個政府機構消腫。剩下的部門如何行使審批權和收費權?這就需要一個全新的系統性優化框架,需要政府職能的實質性轉變,行政運行成本的真正降低,以更好地服務納稅人、服務社會發展中間的各類非政府的主體。減少審批權和行政性收費,把能壓縮的減費空間都用上,這樣就可能做得比較像模像樣,否則會流于空談。
除此之外,我國社保的“五險一金”一般被認為是應該降低的,但具體怎么降?如降了以后,現在已經感到壓力越發沉重的基本養老等社會保障體系如何運行?這里相關聯的改革,是本應下決心實行基礎養老金的全社會統籌,把省級統籌概念下三十幾個蓄水池并成一個大蓄水池,它的調節能力馬上升級,繳納的負擔程度便有可能適當調低。原先,各自的蓄水池不能連通,東北等老工業基地資金不夠用,而廣東勞動力平均年齡很低,大量的資金滾存積。如果打通了以后,更好地貫徹互濟功能制度設計的內在邏輯,使我們在全局上可以應對養老社會保障運行的現實需要,更好、更平穩勻稱地去調節基本養老,落實名義賬戶制,對接以后的應有前景等等。
社保全社會統籌已討論多年,為什么拖著不動?這又是既得利益的問題了??纯匆恍┎块T的態度:哪些收費權、哪些管理職能,是哪屆某某領導在他任上爭到的,絕不能喪失在新一屆班子手上,這是硬約束。要破除這個約束,就要“沖破利益固化的藩籬”。
除了行政性收費與“五險一金”,市場主體還要處理很多隱性負擔。有企業家跟我說過:他的企業開辦要蓋幾十個章,其中有個消防章不蓋,辦公的場所、車間生產的場所都不能用。但這個章反復交涉就是蓋不下來。后來有人給他指了條路:出6萬塊錢請中介公司擺平,企業家當時很氣憤。我們可以想想,負擔重是企業家的直觀感受,但這種負擔不是稅負,跟行政性收費也沒關系,而是公共權力執掌環節上的變相索賄和利益輸送。
據我所知,有家央企在一個投資環境評價很好的直轄市里,同樣碰到這種需要“打點”的問題。消防部門不過關,央企反復請客,請到最后人家都不好意思了,這個章才蓋下來。央企如此,小企業所受到的刁難可想而知。更不用說因拖延產生的隱性成本和綜合成本。
因此,減輕企業負擔,就得一一對應到行政性的收費怎么減,“五險一金”怎么減,配套改革怎么做?降低隱性收費、綜合成本相關的配套改革,不是一個“減稅”概念能覆蓋得了。它實際上關系到怎樣更好地整頓營商環境,遏制潛規則造成的設租尋租、變相索賄等等。“八項規定”實施以后,在這方面已經形成了一定的震懾力。但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干部又出現了“為官不為”的現象,企業不打點了,我客客氣氣,但我更不辦事了,給企業形成了新的負擔。
中國經濟正面臨引領新常態、打造升級版的考驗,對減稅不能做簡單化、情緒化的理解。我們必須把宗慶后、曹德旺所說到的所有問題,牽引到更全面地看待正稅、非稅收入、稅外隱形負擔、社會環境里的綜合成本等所有負擔的全景圖上,明確哪些可以降低,能夠做的應積極去做。對這些降低負擔要做之事所匹配的改革,敢不敢攻堅克難,能不能真正通過改革形成高標準、法治化、低負擔、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這是中國企業負擔的真問題。
(作者是華夏新供給經濟學會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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