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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思義：唱衰“共同富裕”是資本大鱷苦心經營的政治宣傳

點擊：作者：羅思義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1-10-20 09: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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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期對“共同富裕”一詞的論述，引起中國國內外各界人士的大討論。當然，共同富裕的目標并不局限于純粹的經濟目標，它的目標要廣泛得多，包括確保改善中國人民生活品質，增強社會凝聚力和促進政治穩定，進而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程中發揮基礎性作用。

共同富裕政策在中國國內受到廣泛歡迎。不過，討論主要集中在共同富裕政策所帶來的社會和政治影響上。但同樣重要的是，我們需要明白，從發展經濟角度來看，共同富裕政策也是正確的。事實上，共同富裕是分析1978年后中國發展時期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之間相互關系的一種極為有力和獨創的方式——更廣義地說，這是一種關乎社會主義發展的議題。

而批評共同富裕政策的美國人士諸如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以及附和他們觀點的某些中國人，均被中國和美國發展事實打臉。他們的觀點不僅不符合事實，而且也與經濟學理論相違背——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套用“西方經濟理論”的框架也是如此。

出于以下幾個原因，我們評估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因為喬治·索羅斯等人在中國境外批評共同富裕政策，他們認為這種政策“在經濟上具有破壞性”，“中國不應采取任何行動消除社會不平等”。這種觀點是美國對華“新冷戰”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這些批評共同富裕政策的言論，得到了一些中國問題專家的附和；其次，盡管共同富裕的目標不僅僅是經濟目標，但它當然必須符合經濟邏輯——損害經濟的政策不可能長期持續；第三，一個較次要但具有重要經濟意義的問題是，所謂“共同富裕政策在經濟上具有破壞性”的說法，不過是試圖阻止外國投資流入中國。盡管這些的企圖注定會落空，但駁斥這樣的說法也很有必要。

因此，本文旨在分析如下相互關聯的問題：

（1）共同富裕與長期經濟發展基本問題之間的聯系；

（2） 1978年起中國經濟結構發生的變化所催生的不平等問題有望被共同富裕政策解決；

（3）論述共同富裕政策中亟需解決的問題與反對這一政策的觀點中所蘊含的理論和事實錯誤——將特別以美國的情況來進行比較；

（4）索羅斯和其他一些美國人為何要運用錯誤的觀點抨擊共同富裕政策，以勸阻外國企業不要在華投資的動機。

是誰在對共同富裕政策說三道四？

對共同富裕政策最尖銳的批評聲音來自美國，尤其是以億萬富翁喬治·索羅斯為首。索羅斯發表在《華爾街日報》上的一篇文章，抨擊了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企業——貝萊德在中國設立投資基金的決定。他特別指出，共同富裕政策會對外國在華投資者造成經濟損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期提出的‘共同富裕’計劃，旨在通過將富人的財富分配給普通民眾來減少不平等。這對外國投資者來說不是好兆頭……現在向中國投入數十億美元是一個悲劇性的錯誤。這可能會讓貝萊德的客戶蒙受損失，更重要的是，會損害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的國家安全利益。”

【喬治·索羅斯】

看重索羅斯論點的人首先應記得，雖然他在資本主義國家順風順水，但他在共產黨領導或曾經領導的國家的投資記錄堪稱災難。比如，在俄羅斯親西方勢力的建議下，索羅斯參與了俄羅斯國有電信企業Svyazinvest的私有化競標，結果損失慘重。筆者對此知之甚深，是因為當時筆者被投標者的一個潛在競爭對手聘請來評估這項私有化競標——我得出結論，基于純粹的經濟/商業評估來看，這項投資得不償失，甚至可能損失慘重。但索羅斯混淆了政治和經濟，繼續參與了親美勢力的競標，結果造成了數億美元的損失。索羅斯后來稱，這是他做出的最糟糕的投資決定。

美國攻擊共同富裕政策的聲音，得到中國內部少數邊緣人物如張維迎的附和。張維迎認為，若中國失去對市場經濟的信念，引入越來越多的政府干預，恐將走向“共同貧窮”。提高工薪階層收入的最好辦法是讓企業家活動更自由，市場競爭更激烈，索羅斯和張維迎對共同富裕政策的攻擊完全違背經濟發展事實與經濟理論——兩者是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的。

理論分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問題

要從經濟角度認識共同富裕政策的正確性和驚人的獨創性，以及其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連續性，我們有必要回顧一個基本問題——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馬克思明確指出，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正如他在《共產黨宣言》中更為精確地指出：“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文字里的“一步一步”顯示，在馬克思的設想中，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政治權力將由工人階級掌握，公有制和私有制將在一段時間內同時存在。這顯然構成中國當前的政治和經濟結構。

這種結構對收入和不平等有著明顯的影響。由于不僅存在國有財產，而且也存在私有資本，因此，資產階級從私有資本中獲得地收益也將同時存在。馬克思基于此得出的一個必然推論是，在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和國有部門建立后的一段時期內，資產階級財產收入將仍然存在。這直接催生了需要推動共同富裕才能解決的不平等問題。馬克思對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分析與社會主義發展過渡時期的影響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

從財產性收入轉向勞動性收入，顯然是提高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生活品質的必由之路，而馬克思構想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分配制度是眾所周知的。最能體現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晚期作品之一《哥達綱領批判》，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長期性指出：“我們這里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的了，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馬克思隨后陳述了其著名的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目標公式——“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但馬克思也表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目標是不可能實現的。在這一階段，應按勞分配，而非簡單的按需分配。正如他指出：

“所以，每一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后，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會的一切。他所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

顯然，這里通行的就是調節商品交換（就它是等價的交換而言）的同一原則……至于消費資料在各個生產者中間的分配，那么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價物的交換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則，即一種形式的一定量的勞動可以和另一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

注意，馬克思在這里寫的是“等價交換”。因此，這適用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個體生產者之間的分配。馬克思指出，只有經過長時間的過渡時期，才會實現按需分配取代按勞分配的最終目標。正如下文所示，這反過來又與我我們所討論的共同富裕問題直接相關。

馬克思指出：

“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遺憾的是，按需分配只有在社會主義進入更高發展階段才可能實現，而源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征，即眾所周知的“按勞分配”，是中國分配制度的指導原則。但應當指出的是，按勞分配原則本身，并不能明確處理那種來源與之完全不同的收入之間的關系，即源自私有資產的那些收入——正如上文分析所示，資產階級財產收入也存在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如果我們注意到馬克思在其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分析中，所流露出的社會主義過渡階段的政治經濟特征的敘述，那么這些問題所涉及的經濟和社會影響就更加清楚了。從《德意志意識形態》起，馬克思在其后的作品中始終如一地闡明，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是建立在勞動分工/社會化的基礎之上的。正如他指出：“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在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產力都會引起分工的進一步發展。”（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539頁。）

因此，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是基于勞動分工/社會化的最高發展程度。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就社會主義過渡所言：

“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見馬克思1867年所著的《資本論》第1卷第24章第730頁《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上述所分述的勞動社會化呈上升趨勢的基本框架內，馬克思當然設想了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最先進生產力的總體歷史發展。但他并沒在理論上構想，只有在所有生產全面社會化之后，才能向社會主義過渡。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國家——俄羅斯、中國、越南、古巴等——實際上也沒有發生這種情況。這些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時，最先進的經濟部門是以社會化生產為基礎，但城市生產的大部分，以及幾乎所有的農業，并非基于社會化生產。也就是說，經濟的一部分基于高度社會化的生產，另一部分基于中小型生產。因此，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必然發生在所有經濟部門都被大規模社會化生產所主導之前。

正如斯大林就此指出：

“如果可以公有化的不是一切生產資料，而僅僅是一部分生產資料，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有利條件又已經具備，那該怎么辦呢？無產階級是否應該奪取政權，在奪取政權以后是否必須立即消滅商品生產呢？

當然，不能把某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意見當作答案，他們認為，在這樣的條件下，應該拒絕奪取政權，應該等著資本主義使千百萬中小生產者破產，把他們變為雇農，并使農業中的生產資料集中起來，只有在這以后，才可以提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和把一切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問題。顯然，馬克思主義者是不能選擇這樣的‘出路’的……

也不能把另一種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意見當作答案，他們認為，也許應該奪取政權，并且剝奪農村的中小生產者，把他們的生產資料公有化。馬克思主義者也不能走這條荒謬和犯罪的道路，因為這樣的道路會斷送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任何可能性，會把農民長久地拋到無產階級的敵人的陣營里去。”

（見斯大林1951年11月所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之《關于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問題》章節：
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stalin/works/1951/economic-problems/ch01.htm）

也就是說，無論是從馬克思主義理論角度，還是從事實角度來看，當最先進的經濟部門由社會化生產構成，但城市經濟的其他許多部門，以及幾乎所有的農村經濟，都不是以高度社會化的生產為基礎時，工人階級將掌握國家權力。那么問題來了，在這種情況下應該采取什么政策？可以看出，這對共同富裕所涉及的重要問題形成影響，并且顯示經濟、社會和政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為簡要總結這些基本的經濟觀點，以及弄清楚它們與共同富裕政策之間的關系，有必要回顧馬克思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析：

●“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一步一步”顯示，在社會主義國家政治權力框架內，公有制和私有制將在一段時間內同時存在。

●因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除了國有財產外，資本財產也會存在，所以資本財產收入也會存在。

●當經濟的某些部分以高度社會化的生產為基礎，而經濟的其他部分則以相對非社會化的生產為主導時，會發生向社會主義過渡。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只能按勞分配，而不能按需分配。

當然，這些特征構成了1978年中國開啟改革開放后所采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基礎，表明這完全符合馬克思的分析。這些基本的經濟問題確定了社會主義發展的框架，并與需要共同富裕解決的問題有著直接的關系。

蘇聯的教訓：追求“一步到位”埋下隱患

正如上文分析所示，中國經濟結構必然會催生不平等問題——無論是1978年以前，還是1978年以后。這個問題與1978年后社會主義中國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速有所重疊，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最終崩潰，經濟也遭受失敗。這些問題所涉及的不同經濟結構，直接關系到社會不平等問題和需要共同富裕解決的問題。通過實證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共同富裕理念的有效性和獨創性，有助于糾正以前對經濟增長與不平等和社會發展之間關系問題所產生的錯誤答案。

我們首先分析1978年以前發展階段。眾所周知，雖然1949-1978年的中國經濟體制并非完全照搬1929年后蘇聯體制，但兩者之間存在某些共同之處。特別是，與1978年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比，1978年前的中國經濟體制最終實現了國家所有制，不僅擁有最大規模/社會化的生產部門，而且擁有極為廣泛的城市經濟部門。同樣，在農業上實行的政策是農村人民公社（農業集體化），而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生產個人化）。這與1929年后的蘇聯體制類似，當時幾乎所有的城市經濟都被納入了國有部門，農業被集體化。也就是說，在1929年后的蘇聯體制中，經濟國有化并非按照馬克思的設想“一步一步”進行的，而是一步到位。

【蘇聯的農業集體化】

1929年后蘇聯制度有一定的的合理性，這其中涉及具體的地緣政治因素，出于軍事原因，這一制度是必要的。蘇聯面臨著資本主義列強的軍事打擊威脅——納粹德國在1941年發動了軍事打擊。因此，有人認為，一切都必須讓路于盡快創建軍事重工業的必要性，而實現這一目標的唯一途徑是盡快實現經濟國有化——確保優先將壓倒性的資源投入軍事工業。

這確實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論點——列寧有一句名言“政治必須優先于經濟”。1929年后蘇聯軍事工業的快速發展確實導致了以軍事重工業為中心的經濟快速增長，并幫助蘇聯在二戰中取得了勝利。

但這樣的地緣政治觀點，并沒有改變1929年后蘇聯經濟制度明顯背離馬克思主義這一事實——精確地說，1929年后整個蘇聯經濟快速地基本上100%國有化。在經濟層面來看，這是背離馬克思主義的一種極左行為。也就是說，蘇聯當時打算一步完成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甚至高級社會主義的過渡。按照馬克思的設想，無產階級應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而非一步到位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

那么在成功擊敗德國法西斯后，蘇聯應該實行什么樣的經濟制度？蘇聯的答案是延用1929年所采用的基本上100%國有化模式，而非1978年后中國所采用的，更接近馬克思設想的制度。這必然將對蘇聯經濟產生進一步的影響。這一決早就了相對“自我封閉”的蘇維埃經濟，而非試圖讓蘇維埃經濟融入界貿易體系。這一政策也背離馬克思所作的“生產日益社會化”的分析——全球化恰恰是生產社會化的最高發展形式之一。從二戰后的長期經濟影響來看，艻聯采用的這套政策組合拳顯然是大錯特錯。

為便于大家進一步認識到蘇聯政策所產生的經濟影響，圖1為大家呈現被視為二戰后重建時期的結束的1950年至1976年（毛澤東逝世的那一年）中國、蘇聯、美國GDP比較。在此期間，蘇聯GDP增長220%，高于美國（154%），但未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27%）。可以看出，同期中國經濟增速（224%）略高于蘇聯。1949-1978年中國所取得的人類史上最偉大的社會成就——預期壽命大幅提高，堪稱奇跡。盡管按照國際標準，其間中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稍遜色于社會成就，但中國在這一時期奠定了工業化的經濟基礎。

【圖1】

二戰后蘇聯經濟增長繼續放緩，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其經濟增速甚至低于美國（見圖2）。總之，1929年后蘇聯延用的基本上100%國有化和自我封閉模式，最終導致其經濟遭受重挫。歸根結底，正是這種經濟上的失敗導致蘇聯解體。

【圖2】

總結這種100%國有化和自給自足的蘇聯經濟模式，它只對德作戰的短期（12年）內取得了成功，但這種只適用軍事主導的模式不足以應對二戰后長達數十年的反美經濟斗爭。俄羅斯聯邦共產黨領導人根納季·久加諾夫（Genady Zyuganov）在2008年談到中國改革開放的替代政策時說：“如果我們早些時候就借鑒中國的成功經驗，那么蘇聯就不會解體。”

中國的經濟體制創新從未停止

圖1清楚地反映了1978年改革開放后中國與蘇聯GDP比較。1978年后，中國并未照搬100%國有化和自我封閉型的蘇聯模式，轉而采用更接近馬克思設想的模式，這幫助中國經濟增速遠超美國和世界平均水平。到1990年，也就是蘇聯的最后一年，中國GDP較1950年增長767%，美國則為299%，蘇聯為290%，世界平均水平為409%。簡而言之，1978年采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結構后，中國取得了世界史上主要國家中最快的經濟增速。1978年后的新經濟政策和結構，不僅使中國免于犯蘇聯的經濟錯誤，而且幫助中國經濟增速遠快于任何主要資本主義經濟體。

這些事實具有明確的意義。因此，堅持和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中國的發展和實現民族復興至關重要。推翻這一體制，以及回歸1978年前的經濟結構，更不要說照搬蘇聯體制，都將阻礙中國經濟發展。但是正如下文所示，這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催生了不平等問題，共同富裕將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

因此，在論述需要共同富裕解決的不平等等具體問題之前，了解世界經濟發展的諸多重大歷史事實就至關重要——這些事實在過去50年中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世界歷史。由于中國取得顯著成就，西方一些圈子正試圖否認中國在1978年所作的重大經濟政策變化。這種行徑實乃大錯特錯。如下文分析所示，從1949年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和中國共產黨發揮領導作用以來，中國的政治結構保持了連續性。但1978年后，中國的經濟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放棄1929年后蘇聯維持的經濟模式，轉而實行更接近馬克思所設想的經濟制度。事實上，鄧小平和陳云在1978年后提出的關鍵經濟理論，推動中國建立了一個更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制度——事實上，他們的分析在很多情況下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詮釋。這些政策幫助中國取得世界史上最快的經濟增速，而且這種堪稱世界經濟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之一，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結構——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時也是經濟實踐中的創新，并在經濟理論上回歸馬克思主義。

正如習近平就1949年后中國的兩個發展時期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見《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之《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概括來說，1949年后的中國：

（1）從 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今，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政治權力和領導作用始終保持著連續性；

（2）從1978年起，經濟政策發生根本性變化。

但是，1978年后所采用的新經濟政策也催生了需要共同富裕理念解決的社會問題。

“平等而低效”VS“高效卻不平等”

我們現在從宏觀經濟過程轉向評估其社會和政治影響——特別是與社會不平等相關的影響。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再次評估經濟基本面——特別是不同階層消費的收入來源及其與投資和經濟增長的關系。這一點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角度來看更為明顯，但也可以從西方經濟學角度進行分析。這些問題催生需要共同富裕解決的問題。

馬克思指出，社會各階層的收入來源不同。工人階級的收入來自工資；到目前為止，占小資產階級最大比重的農民收入來自銷售自己的勞動產品。這兩個階層占每個國家人口的絕大多數，因此在這里稱為普通人口。但這兩個階層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從勞動中獲得收入——工人階級通過出售勞動力換取工資，小資產階級通過出售勞動產品獲得收入。因此，不管是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兩者都屬于“按勞分配”的范疇。與此相反的是，資產階級的收入來自財產。用嚴謹的馬克思主義術語來說，資產階級是從工人階級創造的剩余價值中獲得收入。

如上文對不同的經濟結構的分析，其必然會對社會不平等產生影響。特別是1929年后基本上100%國有化的蘇聯模式，以及1978年前大部分時期（1949年后向社會主義制度過渡的初期）的中國模式，必然意味著資產階級財產收入不是主要問題。收入不平等可能也確實存在，但在包括資本主義社會在內的所有社會里，收入不平等遠小于財富不平等。因此，與存在資產階級財產的社會相比，基本上100%國有化的社會必然是一個相對平等的社會。

這種情況所產生的結果是，1929年后的蘇聯經濟模式——長期發展效率相對較低，但其經濟結構使其社會是一個相對平等的社會，這不符合馬克思的分析。1978年以前的中國也有類似的壓力。這導致中國和其他地方的一些極左分子形成一個錯誤的觀念——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平等的社會，但享有的生活品質相對較低。這樣的觀念不必說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鄧小平也曾強烈駁斥這樣的觀念。馬克思認為，每一種新的生產方式都將生產力更快于以前——因此，社會主義社會將享有比資本主義社會更快的經濟增速和更高的生活品質，而非增速更慢、生活品質更低，但更平等。

與此相反的是，1978年后推行經濟改革的中國創造了一種更接近馬克思設想的經濟結構，這幫助中國成為人類史上經濟增速最快且持續時間最長的主要經濟體。這種結構是由工人階級掌控的社會主義政權，以及既有重要的國有經濟部門，又有非國有部門相結合組成。因此，1978年后所采用的這樣的政策，必然意味著糾正原有的社會主義政治結構中徹底消滅資產階級的極左錯誤。但這也催生了需要共同富裕解決的問題。

不平等有利于發展經濟？大錯特錯！

然而，隨著1978年后實質上的具有一定資產階級性質的有產階級重新出現，財產收入問題必然不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相反，隨著資本收入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便衍生了一個問題：資本收入用途會否同樣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由于這個問題與美國一些人物，特別是索羅斯對共同富裕的攻擊相重疊，因此有必要將這兩個問題一并分析。綜合理論和現實層面的考慮，再與美國近期發生的情況進行對比，索羅斯的雙重謬誤顯而易見。

但一切要從事實出發！索羅斯和類似的觀點顯然認為，更大程度的平等不利于經濟發展和效率——因此，不平等有可取之處。但美國這個資本主義國家近期發生的情況，清楚地駁斥了這一點。

在過去數十年里，美國的收入和財富不平等急劇上升。1974年，美國50%的底層人口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為19.8%，2019年這一比重降至13.3%。同期美國1%的最富有者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則從10.4% 升至18.8%。至于財富方面，同期美國50%的底層人口財富占總財富的比重從2.1% 降至1.5%，美國1%的最富有者這一比重則從 23.7% 升至34.9%。

【美國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但就同期經濟增速而言，以能消除短期經濟周期波動影響的1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美國GDP年均增速從3.1% 降至1.7%。不平等加劇與經濟增長變慢不無關系，反之亦然——這與索羅斯的觀點正好相反。

經濟的前途取決于“如何花錢”

美國經濟的這些現狀在理論上很容易解釋，這些問題也顯示出為何共同富裕政策是有益的。馬克思固然在《資本論》第二卷已經再用最簡潔的理論解釋了這種現象，但這些數據同樣也清晰地遵循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框架。

馬克思指出，根據花在消費上的收入用途，消費可以區分為兩部分。首先是必要的消費，這維持了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用技術性術語來說，它允許工人階級自我反哺，即不僅養活自己，而且可以撫養孩子等。購買能力來自普通民眾的工資和其他收入。這一必要的收入和消費將決定歷史進程——隨著收入增加和消費水平提高，社會將會變得更加繁榮。它可能被粗略地認為相當于任何歷史時期的平均或普通收入。但其定義特征是，這種消費來自于工人階級的工作、農民的個人工作、城市自營職業者等。與此相反的是，根據定義，資產階級的收入并非來自工資，而是來自財產——在現代經濟中，絕大多數來自企業利潤。

這種財產收入可以用于兩個方面：

（1）生產性投資；

（2）購買奢侈品。

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奢侈消費資料，它們只進入資產階級階級的消費”。有必要指出的是，用經濟學術語來講，“奢侈品消費”不僅僅是購買“奢侈品”（跑車、皮衣等），還是用財產收入購買的一種消費項目，而非生產性投資。在共同富裕下所表現出來的次要特征，如炫耀性消費、過度的“名人文化”等都源于奢侈品消費的經濟基礎。

但是，財產收入兩種不同的用途，產生完全不同的經濟效果。投資是生產性投入，因此會促進經濟增長——每個經濟體系都需要投資。但奢侈品消費既非生產投入，也非經濟增長投入。因此，任何用于奢侈品消費而非投資的財產收入部分，都會減少對經濟增長的投入。

因此，從基本的經濟學視角來看，只要資產階級將其財產收入用于投資，那么它就是在以資本主義的形式履行任何社會所必須的投資功能。然而，一旦資產階級沉溺于奢侈品的消費而不再投資于生產，那反而是在不斷消耗資源——這些資源本可以用于提振大眾消費占經濟比重，或是用于擴大投資、促進經濟增長。因此，財產收入用于投資將惠及任何經濟體系，用于奢侈品消費則不利經濟增長。

到社會主義高級階段，資產階級的奢侈品消費將為零，但中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制度未來可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產階級將存在，盡管它不能掌握國家權力。只要資產階級存在，它除了進行合乎邏輯的投資外，還會進行一些奢侈的消費活動。達到社會主義高級階段之前，要經過長期的社會主義建設。因此，在這一目標實現之前，尚無法完全消除財產收入用于奢侈品消費這種現象，只能將其最小化，以限制其負面經濟和社會影響。這為共同富裕提供了基本的經濟基礎。

有必要指出的是，這一經濟原則甚至也適用于資本主義社會。眾所周知，瑞典、挪威、芬蘭和丹麥等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民眾對生活質量的滿意度在世界排名最高——如果理論上的最大值為100%，那么丹麥為82%，芬蘭為81%，瑞典為79%。所有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生活滿意度，都高于去市場調節經濟體諸如美國或英國。

但“斯堪的納維亞”資本主義模式，恰恰建立在將資產階級財產收入用于投資與奢侈品消費之間的區別上。這種模式旨在最大限度地減少奢侈品消費和不平等，同時允許資產階級進行高水平投資。也就是說，在這種模式中，將財產收入用于投資被視為有利于經濟增長，而用于奢侈品消費則被視為不利于經濟增長。這意味著資產階級財產收入分配的最大壓力是要么重新分配給民眾的一般消費（通過稅收等），要么投資于經濟發展。因此，斯堪的納維亞資本主義模式完全遵循了馬克思設想的分配理論——當然，這是在資本主義框架內，而不是社會主義框架內。

這一框架清楚地說明了為何美國的不平等加劇令經濟增長放緩而非更快的原因。美國財產收入占經濟比重有所上升——私人企業的凈營業盈余占GDP比重從1974年的21.0%升至2020年的24.6%。但是，這一不斷增長的財產收入并未用于投資——同期私人固定投資占美國GDP比重從21.8%降至17.8%。也就是說，從技術經濟學角度看，財產收入用于投資的比重有所下降，而用于奢侈品消費的比重則有所上升。在美國資本主義模式中，私人而非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沒有任何機制迫使資產階級財產收入用于生產性投資。相反，增加的資產階級財產收入可以用于奢侈品消費。

根據美國具體事例作的實證調查表明，美國資產階級財產收入用于奢侈品消費而非投資的現象愈演愈烈，源于美國企業股息支付有所增加的根本機制——要想將這種機制改為其他機制，只能是設想罷了。美國企業股息支付占GDP比重從1974年的1.9%升至2020年的5.2%。從抽象經濟理論的角度來看，單個企業的此類股息支付本可以用于對其他公司的生產性投資，但私人固定投資占GDP比重整體上呈下降趨勢的事實表明，事實并非如此。也就是說，在技術經濟學意義上，美國企業分配給美國股東的股息顯然不是用于投資，而是用于奢侈品消費。因此，正如經濟理論所預測的那樣，財產收入占美國GDP比重呈上升趨勢和不平等加劇，導致經濟增長放緩，而非加速。

由于這段時期的美國經濟放緩與里根之后的“去管制化”政策有關，因此，通過自由市場機制解決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的觀點也被證明是錯誤的。自由市場機制和放松管制與美國不平等加劇和經濟放緩有關。

顯然，這些問題與中國的共同富裕政策息息相關。奢侈品消費并非生產性投入，從經濟效益角度看，將財產收入用于奢侈品消費是一種浪費。這些收入的再分配既可以用于（或兩者兼而有之）購買提高大部分人口生活水平和對社會有益的資源，也可以用于投資——在這種情況下，它將促進經濟增長，同時也將提高人民生活品質。

唱衰“共同富裕”：資本大鱷苦心經營的政治宣傳

最后，這些問題還與外國投資中國的問題重疊。因此，索羅斯和其他人抱團唱衰中國，以嚇阻外國對華投資。但外國企業無視索羅斯的建議采取的實際行動，為“事實勝于雄辯”這句格言，提供了一個清晰而生動的范例。事實是，流入中國的外國投資達到創紀錄的水平，雖然美國政治媒體和以喬治·索羅斯為首的少數美國經濟人物試圖阻止這種情況發生。

因此，盡管這并非共同富裕的首要目標，但它增強中國社會凝聚力和提升中國經濟發展實力，也將使中國成為最富吸引力的外商投資目的地——這與美國的冷戰戰略背道而馳。正是因為中國已成為更具吸引力的投資目的地，索羅斯才頻繁在《華爾街日報》和《金融時報》撰文唱衰中國，以嚇阻外國對華投資。

但是，如上文所述，經濟分析表明，共同富裕和降低奢侈品消費占經濟比重不會損害中國經濟，相反會提振中國經濟。正是因為索羅斯從根本經濟觀點出發是錯誤的，他的主張被美國經濟的事實和外國投資者在中國的行為所駁倒。

共同富裕引起大討論的全球宏觀經濟背景是——中國成功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而美國卻深陷疫情泥潭，這使得國際經濟力量發生了有利于中國的巨大變化。

為避免2020年疫情數據失真，將以中美這兩年期間的GDP數據進行比較：從2019年第二季度到2021年第二季度，中國經濟增長11.4%，美國經濟增長2.0%。也就是說，在這期間，中國經濟增速相對于美國高9.4個百分點。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預測，未來五年，中國經濟將增長68.2%，美國經濟則將增長29.0%——中國經濟增速將是美國的兩倍多。

鑒于中國自新冠疫情中復蘇的速度遠快于美國，中國已經成為吸引外國投資的磁石——甚至在美國國內也有人注意到了這一點。正如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被視為美國最頂尖的中國經濟問題專家之一的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在7月份得出結論：“世界經濟與中國脫鉤的情況根本沒有發生……中國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和有價證券投資達到創紀錄的水平……

隨著中國繼續引領全球從新冠疫情的不利經濟影響中復蘇……外國跨國企業在中國的投資正在加倍……去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規模下降近五分之二，但中國吸引的外來直接投資增長了10%以上，達到2120億美元。因此，2020年中國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中所占的份額達到四分之一，為有記錄以來的最高份額，幾乎是2019年份額的兩倍。

2021年，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繼續加速，第一季度達到980億美元，幾乎是2020年第一季度流入的三倍。因此，中國今年的直接投資流入總額幾乎肯定會達到歷史新高……

對中國的投資組合流入也在激增。今年迄今為止，股票投資者已經買入了約350億美元的中國在岸股票，比2019年高出50%。今年迄今為止，外國對中國政府債券的購買量甚至更大，達到750億美元，也比2019年高出50%。”

以截至2021年7月的最新數據為例，外國對華投資同比增長36%。

鑒于這一世界形勢，美國企業自然準備加大對華投資。

正如彭博新聞社其2020年9月發表的題為《華爾街也想在中國快速發展的共同基金行業分一杯羹》的文章中指出：“40多家跨國企業企業已經成立了合資企業……貝萊德上個月獲準在中國設立全資共同基金企業。先鋒集團與螞蟻集團成立了一家合資企業，并表示正在申請共同基金許可證。瑞銀集團表示，其正考慮在華擴張。”

因此，今年，美國頂級企業紛紛加大對華投資。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企業貝萊德宣布為一支新基金籌集10億美元，用于對華投資——該基金決定提前開始運營，“以便更快開始投資”。全球最大對沖基金橋水創始人雷·達里奧（Ray Dalio），也一直敦促加大對華投資。外國對華投資激增，顯然與美國政府目前對中國發動新冷戰的企圖相矛盾。這解釋了喬治·索羅斯為何罔顧事實攻擊這波投資流的原因。

但正如上文分析所示，共同富裕政策不會損害中國經濟，相反會提振中國經濟。這就是索羅斯勸阻外國對華投資的企圖落空的原因。他只是在發動政治宣傳，相反卻沒有任何合乎邏輯的的經濟論據來印證他的觀點。以宣傳而非經濟現實為基礎的企業當然會遭受重大損失，就像索羅斯之前投資俄羅斯國有電信企業Svyazinvest損失慘重一樣。

打擊“財富至上”將給中國經濟創造更多“財富”

上述分析印證了共同富裕的正確性，同時也說明了它的獨創性。正如上文分析所示，經濟結構問題和不平等密不可分，但它們也衍生出了兩種錯誤的解決方案，共同富裕則能解決這種問題，且能提供一種合乎邏輯的替代方案。

（1）極左分子認為，為了避免與社會不平等相關的問題，應該回歸基本上100%國有化的1929年后蘇聯模式——當然，這是一種非常邊緣化的觀點。從根本上消滅資產階級肯定會從根本上消除不平等，其中原因已經分析過了。但是，出于已經概述的主要經濟原因，這也會導致蘇聯式遭受經濟失敗。也就是說，它不會產生完全意義上的“平等分擔貧困”。幸運的是，中國已經擺脫了貧困，但如果回歸蘇聯模式，那么則將意味著“平等分擔相對較低的生活品質”。經濟增長放緩，生活品質相對較低，這反過來會阻礙中國實現民族復興。通過回歸基本上100%國有化經濟來解決不平等問題的極左經濟解決方案，將是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因此不會被接受。

（2）有必要指出的是，回歸基本上100%國有化經濟將會損害經濟。極右分子認為，盡管中國應該堅持社會主義，但中國“資產階級”不受管制的“瘋狂”發展應該被接受，就如美國模式一樣。如果真如此，那么會發生什么？嚴重的不平等，隨之而來的政治動蕩，公然炫耀財富，過度張揚名人效應，將金錢視為唯一的價值衡量標準等——這樣的結果不僅在社會上不受歡迎，而且出于已經分析過的原因，也在經濟上效率低下。從技術經濟學角度來看，這意味著財產收入將從投資轉向過度浪費性的奢侈品消費。因此，這種極右解決方案也是不可取的。

相比之下，共同富裕符合社會政治理想目標，從根本上講，是合理利用中國的經濟結構。在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下，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的當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產階級不會被消滅，資產階級的財產收入用于有益的經濟生產將受到大力支持。由于資產階級的存在，其部分財產收入將不可避免地用于奢侈品消費，而非投資。但這種奢侈品消費應該最小化——這也意味著在大眾輿論和政治政策方面，它將被視為不受社會歡迎，也不會受到贊賞。基于上文分析，這既符合社會需要，也能提高經濟效益。這也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和理性的西方經濟學理論。

最后，再次強調一下，本文將重點放在共同富裕經濟層面，以及駁斥攻擊共同富裕政策的錯誤觀點，并非因為筆者認為經濟層面才是最重要的。相反，作為中國“以人為本”發展戰略的一部分，共同富裕所涉及的遠遠不止經濟問題。

同樣，像索羅斯這樣的觀點不被接受的根本原因是這樣的言論經不起推敲。索羅斯的觀點令人厭惡有如下幾個原因。索羅斯公開反對“將富人的財富分配給普通民眾”——顯然，他認為財富應該集中在富人身上。首先，從社會福利的角度來看，這令人反感；其次，如下文分析所示，這在經濟上是低效的；第三，它將不可避免地引發社會動蕩——美國近期內政動蕩不穩就是明證。

此外，很明顯，本文所談及的政策問題并非中國政府目前處理經濟結構方面處理所面臨的唯一的主要問題。重要的是要看到針對引發負面影響的私人壟斷、處理導致社會分裂的私人教育機構、大數據使用監管不力等采取的有效行動。但是，就經濟規模而言，資產階級財產收入將用于真正意義上的奢侈品消費，而非用于有益的經濟投資，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此外，中國政府正在著手解決的許多其他負面特征也都可以從嚴格的經濟意義上被定義為“奢侈品消費”的形式，或者是奢侈品消費在意識形態上的體現。

【中國社會正在反思資本推動的“消費主義”熱潮】

為說明這一問題的嚴重性，我們再回顧上文給出的美國案例。1974-2020年，美國企業未用于投資的股息支付占GDP比重為 3.3%——按當前美元匯率計算，約為7500億美元。如果將其重新分配給美國工人階級和普通民眾作必要消費，美國普通家庭的年收入將增加逾5700美元——這將大大提升美國普通家庭生活品質。或者，將這種奢侈品消費重新分配到固定投資，此舉將會使美國總固定投資增加15%，凈固定投資增加68%，這將大幅提高經濟增速，進而提升美國人民生活品質；或者，可以同時增加民眾消費和增加投資。

總之，對于美國和中國來說，如何最大限度地縮減將資本收入用于奢侈品的消費，而將其用于投資，都是亟待解決的經濟議題——正如馬克思所分析的那樣。同樣，出于上述原因，中國媒體將其與斯堪的納維亞收入和財富分配使用模式進行比較并非不合理——但在中國，這當然是基于社會主義而非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基礎。如上文分析所示，共同富裕不僅有助于維護社會公正，而且既符合經濟發展事實，也符合經濟理論。

共同富裕恰恰為分析1978年后中國經濟結構中經濟、社會和政治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框架。通過這種方式，以及從所處理的實際問題的角度來看，共同富裕既具有驚人的創新性，同時基于馬克思主義，并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

綜上所述，共同富裕政策不僅有利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有利于中國經濟。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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