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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平丨中共百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共同富裕

點擊：作者：黃平來源：《經濟導刊》發布時間:2021-10-20 10:20:11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百年來中國人民在中共領導下經過不懈的奮斗，爭得了國家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實現了經濟高速發展和社會的巨大進步。在全球傳統資本主義國家普遍面臨深層問題的今天，尤其具有現實意義。近日，本文作者接受了多維網評論部的采訪，深入分析究竟該怎么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的重要問題。

中國共產黨不同于西方政黨

問：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和以選舉為主要導向的西方政黨有很大不同。而這曾經讓海外不少人難以理解，甚至產生負面的認知。和西方政黨對比，中共究竟有何不同？

黃平：經過了100年，中國共產黨已經是一個老黨。但和西方一些更老的政黨比，中共還是一個年輕的黨，而且中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政黨，也是最大的執政黨。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無數的有志之士為了救亡圖存，嘗試走過很多道路，不論是科學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還是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都沒能成功。蘇聯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傳入中國，一批走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前列的知識分子、愛國青年，在蘇聯和共產國際支持下創立了中國共產黨。可以說，中共是近代中國面臨內憂外患、甚至在亡國滅種危機下應運而生的黨。它在初期受到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影響，但后來不斷適應中國現實，不斷克服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走上了實事求是之路，也越來越和中國歷史、文化、文明緊密關聯。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黨，完全不同于西方意義上的狹義的政黨。

西方的政黨，更多地是代表某個特殊群體或階層的利益，有著特殊的訴求，主要是因應其制度環境下的政治需要。中共的成立就是應對中國社會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從救亡圖存到救國救民，從喚起工農到反帝反封建。從1921年中共建黨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歷經了28年的艱苦磨練和戰爭考驗，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形成了一支高度組織化和具有豐富斗爭經驗的隊伍。1949年奪取全國政權后，很多中共黨員成為新社會的管理者和建設者。他們經過數十年的歷練，其組織、管理和服務的能力是西方很多人所無法想象的。

中共的代表性非常廣泛，它不是一個狹隘的社團、黨團和黨派，不是僅僅代表某一部分人的狹隘利益。習主席在“七一講話”中更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與人民休戚與共、生死相依，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所以說，中共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民族的長遠利益。有人說中共是法國思想家盧梭所說的追求公意的黨，而非西方的代表“眾意”的黨。其實中共比盧梭講的追求公意更具有整體性、全局性、長遠性。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共實際上是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治國理念：“鐵肩擔道義”，“天下為公”。為了確保黨的人民性和廣泛代表性，中共總是持續不斷地進行積極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它不是西方式的權力斗爭，更不是個人之爭，而是為了防止和糾正那些忘記黨的宗旨、忘記國家和民族整體利益的傾向的批評和斗爭。

中共正在創造一個新的政黨范式

問：從這個角度來說，你認為中共有可能創造一個新的政黨理論？

黃平：不是有可能，而是正在創造。100年來，中共已經和中國幾千年來治國理政中最基本的“大道”理念銜接貫通，并且繼承發揚，在實踐中這條路已經越走越通了。只有在客觀看待中共及其歷史作用的基礎上，才會深刻理解新型政黨理論的形成。不僅黨內和人民群眾要認識、認可，把它講深、說透，而且要獲得外界更多的理解，這就涉及到做好對外傳播、“講好中國故事”，讓中共的理論體系和實踐能被外界人士認識與理解。

西方許多人認為，中共早晚會變成他們想象的那種政黨。他們對中國和中共太無知，背后是太多的傲慢和意識形態偏見。他們總是認為自己的制度是唯一范式的，中國早晚要向他們學習和靠攏，結果是讓自己的認知越來越封閉，看不到世界的多樣性，也看不到別的制度和文化所具有的長處與生命力。

中共是近代以來革命的集大成者

問：有專家認為，中國共產黨是晚清以來歷代先烈救亡圖存的最終完成者，是中國近代革命的集大成者，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最后組織化形態。

黃平：這就是指中國共產黨人是在無數前人基礎上的傳承和創新，中共是100多年來救亡圖存的仁人志士中的佼佼者。當然，中共也是在繼承弘揚治國理政傳統中，不斷總結和提高其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所以，中共也是近代以來革命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國的優秀文化與傳統的繼承者和發揚者。

列寧論述過，單純靠工人的自發運動產生不了馬克思主義，只能產生工團主義或者工會主義。即使在西歐或俄國，工人運動也是需要先進分子的帶動和推動。中國近代以來的革命，首先要解決的是土地問題，民主革命的主力軍也是農民。但它領導的革命不是簡單地重復過去的農民起義，而是要經過先鋒隊的發動、啟發和帶領。這個過程中，需要先進分子們深入實際、走進基層，向廣大工農學習，從工農群眾中獲得養料和啟發。毛澤東說過，知識分子如果不與工農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

【實事求是，是中國共產黨取得成功并勝利向前的有力保障】

中共何以避免“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問：站在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角度，中共給中國帶來的變化的確非常成功，中國距離富強目標從未像今天這樣接近。但還存在一個問題，中共的先進性能持續多久？中共成立之初那一代的共產黨人多為懷有超乎尋常的抱負和情懷、經受了各種考驗的革命者。但古人說過，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對于中共來說，在老一輩漸漸離去后，新一代怎么保持自身的先進性？

黃平：經過近30年奮斗而取得民主革命勝利之后，從人民政權建立，到政治建設中的繼承與創新，包括確立黨的領導核心地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多黨協商與合作制度、民族區域自治，還有改革開放以來基層選舉、在港澳實施的“一國兩制”等等，還有社會建設中的各個方面，如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土地改革、全民掃盲與基礎教育、社會的公共衛生建設，以及改革開放以來一系列創新和開拓，中國保持了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實現了最大規模的脫貧和最深刻的社會變遷（城鄉、工農、代際等諸多方面）。這些都是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如果沒有具有先進性的黨和它的中流砥柱作用，這些成就是根本無法想象的。

說到先進性，我想起當年《抗日軍政大學校歌》所唱的“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當時的延安正是集合了眾多來自各地的熱血青年，他們為了抗日救國和實現崇高理想，奔赴抗戰前線。

再往前追溯，毛澤東在學生時就寫道：“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年輕的周恩來也寫過“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當時他們那一代革命者懷著救國救民的理想，后來經過幾十年大浪淘沙，犧牲了無數先烈，但終能在斗爭中發展壯大，直到建立新中國并領導了新中國的建設和改革。

中共在歷史上經過長期艱難探索、經歷了各種曲折，形成了成熟的理論，其中最重要的內核就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黨在革命戰爭年代還形成了“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三大作風。我認為，堅持這三大內核、弘揚這三大作風，就為保持先進性提供了理論和作風方面的基礎。中共在戰爭年代還有“三大法寶”：武裝斗爭、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統一戰線至今仍是廣泛聯系和團結各界的重要途徑。而黨的建設，既包含政治建設、組織建設、紀律建設、作風建設，也有我們一貫堅持的思想理論建設。這些都是為了黨員和干部隊伍的凈化和優化，是保持黨的先進性的重要保障。

中共怎樣持續保持先進性，是非常重要和現實的問題，也是真正為民族為國家負責任的關鍵命題。我們今天之所以一再強調“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因為如果僅靠黨員數量，還不足以證明中共今天的正當性和今后的先進性。

1949年黨中央進北京之前，毛澤東就告誡全黨：“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建國后中共一直非常重視這個問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當時陳云就說，“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黨風問題必須抓緊搞，永遠搞”，“沒有好的黨風，改革是搞不好的”。

中共進城后成了執政者，既不再經歷生與死的考驗，手里又掌握了權力，迎合的人也就來了。申請入黨的人不完全是有理想有抱負的熱血青年，甚至不排除有的人是為了名利，甚至為了升官發財。還有些人曾經認同黨的宗旨、有理想有抱負，但做官時間長了，就可能脫離基層、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革命時期黨和軍隊與人民群眾是魚水關系，但執政后情況就不一樣了。

【1949 年，毛澤東率中共中央機關進入北平，并告誡全黨要戒驕戒躁、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何況，也不能僅靠講革命歷史和光榮傳統來確保正當性，而必須與時俱進，不斷學習更好地治理社會與服務人民，不斷自我革新、自我完善，不斷接受人民群眾的批評和監督。革命歷史和光榮傳統當然必須講，教育青少年和我們的后代。但畢竟過去的偉大不等于今天偉大，今天偉大也不等于今后偉大。如何能夠永葆先進性，的確是一個真問題。

20世紀50年代，時任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說過，資本主義世界要有一個“基本的信念”，那就是“（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繼續要有孩子的話，而他們孩子又有孩子的話，他們的后代將獲得自由”。他把希望寄托在這些國家第二代、第三代和平演變身上。當時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對此非常警惕，要讓他們“和平演變”的希望破產。今天黨中央一再講“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一再強調在進入第二個百年的進程中還要繼續保證黨的先進性，這也是新時代的憂患意識和底線意識。

具體怎么辦？要做到“兩個務必”，還要對外部世界和未來保持開放性和包容性，在開放中保持自主性。一個有生命力的政體一定是開放、包容的，而不是固步自封的。不斷學習，不斷檢討，不斷吸收新事物，路就會越走越寬。這也是中國發展迅速的一個“秘密”。中共一直在不斷學習和總結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和教訓，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和修正錯誤。中國共產黨除了每次黨代會的正式工作報告之外，黨內通過不斷學習研討，找差距，不斷改進工作。這也是黨的生命力源泉之一。如果沒有自我改進和自我完善，就一定會官僚僵化，落后于時代。

至于可持續性，中國一方面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一方面把社會主義與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相結合，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路，就會在以往40年—70年—100年的基礎上更加彰顯其持續性。我一直認為，任何一個事物，如果它所跨越的時間越長、覆蓋的空間越廣、包含的個體越多，那么它所具有的普遍性就越強，也越有持續性。

馬克思的批判依然有效

問：被稱作資本主義的西方，目前日益重視平權、勞工福利、社會保障，北歐推行了“民主社會主義”。面對這樣的事實，你認為馬克思當年的觀點過時了沒有？西方還是資本主義國家嗎？

黃平：這個問題要從多個層面來看。首先，20世紀80年代初，我們看到了中國和西方發展的差距，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但要看到，當時西歐、北歐等國呈現的經濟發展和福利保障方面的情況，既與生產力發展和科技進步有關；更與歐洲及其他地區的社會運動、工人運動、婦女運動、學生運動、反戰運動密切相關，也包括受到蘇聯、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啟發，導致歐洲社會發生了具有左翼傾向的各類社會運動，迫使歐洲原有資本主義制度不得不做出改變。當時美國也受到因越南戰爭而引發的反戰運動，和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婦女運動等的影響。

第二，任何社會都處于不斷發展的過程中。隨著經濟、科技的發展，城市建設和公共服務等方面得到改善，人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水平也相應得到提高。二戰之后，美國自羅斯福新政起，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以后，美西的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馬克思、恩格斯描寫的19世紀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有了很大改變，那時的法國既不同于雨果和巴爾扎克筆下的法國，也不同于當年周恩來、鄧小平他們赴法勤工儉學時的狀況。這不是資本家們發了善心、改變了謀利的本性，而是一個歷史過程，從早年那個充滿血與火、“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污”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發展為戰后的資本主義階段。西方資本主義經歷了那么多的危機，其間又是大蕭條，又是兩次世界大戰，他們不得不反省和調整，這才有了福利主義加凱恩斯主義，通過二次分配等政策，部分地改變了早期資本主義赤裸裸剝削的方式。這確實使西方社會、尤其是西歐北歐發生了很多變化，哪怕后來又有新自由主義的倒退和“往回走”。

第三，我們對于那段歷史的認知也有一個時間上的錯位。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所看到的歐美社會景象，是戰后福利政策和凱恩斯主義政策的結果。當時正是我們對外開放和經濟改革的初期，不少人誤以為那時看到的歐美現狀是剛上臺不久的撒切爾和里根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帶來的，甚至也由此產生了對于新自由主義的迷思。

第四，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即美國主導的這一輪全球化，把大量的血汗工廠、污染環境的生產環節逐步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去。所以當時看到了歐美很多地方是藍天白云，空氣清新，環境漂亮，但沒有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殘酷的一面。西方早期資本主義的生產基地基本都在國內，低價進口原材料，高價出口商品。隨著資本的全球化，美國和西方受追求更低成本、更高利潤的資本本性驅動，工業資本將大量工廠向外遷移，把產品設計、銷售和金融服務等高利潤環節留在國內。

從全世界眼光來看，建立在不平等基礎上的資本追求超額利潤的邏輯不僅沒有改變，反而因為資本無國界，甚至愈演愈烈。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可以隨處看到，工人的生產和生活狀況慘不忍睹，這樣的狀況從根本上來說，正是西方世界與非西方世界的不平等關系帶來的。現在西方國家一些人很喜歡講人權、講照顧弱勢群體、講動物保護，并拿這些來指責發展中國家。但很多情況下，他們的“講人權”是典型的“站著說話不嫌腰疼”。第三世界的曲折、苦難和希望，他們真地看不到也不理解，甚至根本就不在他們的視野里，更不會去反思究竟是為什么。

所以，今天的西方世界，起主導作用的依然還是資本邏輯，而且，“冷戰”結束之后，發達國家的超級跨國企業對市場、資源、信息等的壟斷更甚，整個世界的南北差距、西方世界內部的貧富懸殊也更加擴大。這種情況下，西方世界如果空講一些如自由、民主、人權等等華麗辭藻，已經越來越難掩其虛偽，更不用說一再拿它當作外交和政治的工具，無端指責和打壓別的國家和地區。這在美國2020年發生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風波和美國政府在整個防疫抗疫中不尊重生命的表現，顯得尤其突出。

社會主義已經深深內嵌于中國

問：那你怎么看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

黃平：百年以來，從李大釗、毛澤東等早期共產黨人認定并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到新中國成立以來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社會主義制度已與中國緊密融合在一起。今天，中國如果不講社會主義，講社會主義又不講中國，都是講不通的。

第一，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理想信念，也是對人民、對民族的莊嚴承諾，它是一面旗幟，這個旗幟一旦丟了，資本霸權、貧富懸殊、黃賭毒、貪污腐敗甚至國家分裂都會變得名正言順。這些年揪出來的貪官污吏的丑行見不得陽光、也上不得臺面，就是因為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是人民政權，黨和政府對人民最基本的社會主義公平公正的承諾，是衡量是非好壞的標準。

第二，在實踐層面，中國社會主義還處于初級階段，社會主義與中國國情、中國特色結合，還在發展之中。它還在不斷豐富和完善，新的情況、新的挑戰、新的風險或不確定性層出不窮，要在不斷深化的實踐中深入認識，理論也要不斷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既不是簡單照抄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論述，也沒有照搬蘇聯的模式，更不能按照北歐式的“社會主義”去剪裁。近代以來中國革命建設的實踐發展，中國走的道路之所以越來越暢通，都是由于沒有搞教條化的本本主義，而是從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

第三，社會主義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社會主義不僅是一套思想體系、一種理想信念，還包括基本制度框架和一系列具體的制度設計，一系列的社會政策、組織安排和治理模式，和幾十年來已經成為中國開展經濟社會建設和國家治理的實踐模式——它既是社會主義的，也是中國的具體實踐。它的道路、制度、經驗、成就，已經與億萬中國人的生產、生活、交往和思維密不可分。這是億萬人民艱苦實踐和不懈追求的結果，也是億萬人民自己的選擇。

問：所以說，你是反對外界一些對中國的批評，比如“官僚壟斷資本主義”。

黃平：這些說法唯一的“用處”就是提醒我們防止中國社會主義變形變質，不論說者的用意是什么。客觀地說，中國是今天世界上最有生命力的社會主義，最有可能為人類社會帶來超越資本主義束縛、帶來思想啟發和社會實踐的社會主義。這個社會主義要堅持走下去，就必須有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和國家的基本安全，否則社會主義最多只是書齋里的談資，或只在二次分配里做點文章的“公共政策”而已。而確保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國家的基本制度安全，與所謂“壟斷”沒有任何內在的聯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鄧小平曾明確提出，中國一定要防止兩極分化

問：近年來，中國高層開始重提鄧小平當年說的共同富裕，浙江還被作為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示范區。鄧小平說過：“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他主張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達到共同富裕。現在中國重提共同富裕，是否意味著今后中國會在推進共同富裕上有實質性進展？

黃平：當年改革開放起步時，鄧小平對世界形勢有一個重要判斷，即和平與發展是世界兩大主題：和平是為了解決東西方冷戰問題，發展是為了解決世界南北差距問題。具體到當時的中國，小平同志有兩句名言，“發展是硬道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他之所以這樣強調，是因為新中國經過前30年的建設，一方面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并在社會基礎建設、人民基本健康與基礎教育等方面已經實現了巨大的進步；但另一方面“人口多，底子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很低，人民生活水平也很低。所以小平同志通過“發展是硬道理”等論斷，來打破當時認識上的一些誤區，具體政策和策略就是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

即使如此，小平同志當時也明確提到要防止兩極分化，最終要達到共同富裕。在他看來，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只是必經的途徑和過程。所以小平同志明確講：“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隨著改革開放40多年帶來的國家快速發展并取得巨大成就，中共十八大以來不斷強調不忘初心，并開始具體探索如何穩步實現共同富裕。

問：我們可不可以認為，如果說前40年中國重心是解決發展不充分的問題，那么現在的重心要趨向解決發展不均衡的問題，朝向共同富裕的目標。

黃平：即使過去40年，中國也從來沒有放棄社會主義原則。在追求發展過程中防止兩極分化的工作一直在做，不論是大規模扶貧、實行西部大開發，還是各種惠農政策和取消農業稅，還有建立廣覆蓋的基本社會福利制度和醫療保健制度，實行九年義務教育，等等，其實一直在推進著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公平正義價值的實踐。現在中國已經擺脫了絕對貧困，實現了小康，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故重心更強調走共同富裕之路，中共也更重視黨員干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問：中國社會普遍詬病的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問題有解決希望？

黃平：解決了絕對貧困就接著要解決相對貧困等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不解決或解決得不好，作為社會棟梁的中青年也可能沒后勁了。新一代廣大青年都是熱血愛國者，都想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民族復興而奮斗。但如果他們的實際問題得不到解決，或解決得不夠及時、不夠穩妥，既會影響他們自己的發展和進步，也會阻礙我們國家從第一個百年走向第二個百年的進程。這些問題的妥善解決，是中國社會主義在新階段貫徹新理念、走出發展新格局的應有之意。

世界面臨資本全球化和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世界秩序的矛盾

問：許多人都觀察到，資本主導下的全球化正面臨嚴峻問題，如貧富兩極分化、社會不公、南北鴻溝、消費主義、金錢至上、破壞環境、竭澤而漁等等。資本主義似乎已經走到某個歷史節點，需要新的道路或者變革來尋找出路。但今天世界存在一個基本矛盾：資本的全球化、資本的無國界，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世界秩序已產生政經脫離的矛盾。

黃平：全球化有一個很突出的矛盾，即經濟和政治的分離，經濟越來越全球化，但政治仍然是以主權國家為基本單元。西方各國甚至更明顯，政黨們的爭論都集中于國內或地方的問題與難題；而世界性的、國際性的問題，要么不予關注，要么不得要領。戰后和冷戰后的世界秩序還是過去那一套，但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中，原有的國際格局變了，國際關系在重組，國際規則在重寫，國際秩序在重構。完全按西方國家的利益、由西方強推的“秩序”已經越來越不靈了。更不用說幾百年來形成的國際關系的“叢林規則”與“零和游戲”根本就不是人類的出路。

我們在堅持走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同時，一直倡導各國要互相尊重、和平共處，通過互利合作實現共贏；主張建設新型國際關系，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但是以美國為首的主要西方國家，要么只關注自己的利益，要么堅持自己原來那一套“基于規則的秩序”，其實就是基于他們所制定的規則、符合他們的利益的“秩序”，卻沒有對于大資本和壟斷跨國資本的規制，也沒有對于強國霸權行徑的限制。

【資本主導下的全球化面臨的問題愈加嚴重】

問：無法有效監管資本，資本的全球化和民族國家已經構成基本矛盾。在這種情況下，你認為未來的出路是什么？

黃平：首先需要建立新的全球性的世界政治格局，而且全球性的世界經濟必須要有世界政治相匹配，而不能只局限在各個“國家”范圍內。聯合國是世界性的組織，但是還遠沒有發揮它本應該起到的作用。歐盟也是一個區域性組織，現在也有非盟、拉盟、東盟等，之所以出現這些區域組織，也是因為單個的西方式民族-國家已經不足以應對全球性挑戰。嚴格地說，如果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的話，那么隨著今天的經濟（資本投資、商業貿易等）越來越以全球作為它的流動范圍和活動空間，那么政治也必須是世界性的。

至于世界性的政治怎樣開展，首先還是聯合國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其次才是區域性組織與合作框架，并進而達成全球基本共識與合作，但不能只是七國集團那樣的西方小圈子，更不是回到孤立主義狀態。孤立主義無法應對全球各種挑戰、風險、危機與不確定性。其次，今天信息技術已將全球聯為一體，甚至瞬間擴散、平行傳播，而不再局限于西方國家之間，這也是打破政治地方化的一個可能的路徑，雖然信息化也帶來新的不確定。過去的國際關系格局已經不足以處理當今世界性問題和全球性難題了，所以必須要著手建構新的國際關系，致力于建設命運共同體，而不是退回強者為王、贏者通吃的叢林游戲。

（作者系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資深研究員，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曾任社科院美國所所長、歐洲所所長；經作者授權，本文是對多維網采訪文章進行的摘編；來源：昆侖策網，轉編自“中信基金會”，原刊于《經濟導刊》2021年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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