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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思義：拜登拋棄新自由主義，美國將成中國更強大的經濟對手？

點擊：3709 作者：羅思義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1-06-12 07: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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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正在進行一場經濟政策革命，雖然這沒有得到公開承認，但拜登此舉實際上如同承認了美國過去40年所奉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失敗。拜登完全放棄“小政府”這一新自由主義主張，導致和平時期的美國政府支出創有史以來最大增幅。美國當前政府支出的增長規模，已經大大超過了諸如羅斯福為推行新政、美國為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里根在上世紀80年代初為擴張軍備等以往和平時期推出的美國經濟刺激計劃。雖然政府支出增幅如此之大，但拜登并未提議削減相關支出，因為他正在醞釀永久性地改變美國經濟模式。如此一來，就給當下的中國拋來了一系列問題：

·美國經濟模式發生根本性變化究竟是為什么？為什么會發生這種變化？

·主導了美國40年經濟政策，甚至對中國某些學術圈影響甚深的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徹底崩潰意味著什么？

·美國的新經濟政策會否導致美國經濟出現顯著增長或真正的復蘇？

·與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模式相比，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優越性體現在哪里？

這些相關的問題構成本文的主題。因此，下文將秉承實事求是的原則，利用系統性的數據而非空泛的文字，論述美國經濟政策。

拜登刺激經濟力推“大政府” 面對中國求勝心切

首先，我們應就美國為應對新冠疫情效應而推出的國家經濟刺激計劃的規模到底有多大，作出準確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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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事實上，圖1所示2020-2021年美國政府支出增幅，超過了美國以往任何和平時期的相關支出——美國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增長峰值往往出現在經濟刺激計劃實施期間。

·在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新政期間，美國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增長1.6個百分點——按2020年美元計算，相當于3340億美元。

·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里根擴軍期間，美國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增長2.3百分點——按2020年美元計算，相當于4760億美元。

·2007年后美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期間，美國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增長5.5百分點——按2020年美元計算，相當于11620億美元。

·2019-2020年，面臨新冠危機的情況下，美國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增長9.7百分點——按2020年美元計算，相當于20230億美元。

也即是說，新冠疫情之后美國政府支出增幅，幾乎是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的兩倍，或者說是羅斯福新政時期的六倍多。唯有二戰期間的美國政府支出增幅——1941-1944年美國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增長27個百分點，超過了自2019年以來的美國政府支出增幅。

此外，沒有跡象表明拜登打算大幅削減這一巨大刺激計劃。特朗普在2020年簽署了一項9000億美元的新冠救助法案。拜登上臺后，國會已經通過了一項1.9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拜登本人則提出了另外4萬億美元的刺激計劃。拜登明年的預算請求總額達到6萬億美元。

拜登在執行這些政策時無疑將面臨阻力。新自由主義對美國某些資本極為有利，特別是它對最富裕階層的低稅收政策幫助了富人，它的私有化計劃通過使經濟部門脫離國有制，為資本獲利開辟了新的領域。因此，共和黨人將試圖削減拜登部分經濟刺激計劃，例如阻止對富人增稅——這原本應該是計劃的重要內容——并限制國家基礎設施支出。盡管如此，已經通過的刺激措施意味著，即便拜登愿就其方案作出讓步，美國仍將繼續實施極為龐大的刺激計劃和擴大政府支出。

因此，可以預見，不僅僅是當下，美國政府大幅增加支出將貫穿拜登執政的未來一段時間。下文將詳細分析美國經濟政策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但概括來說，這源于美國對于中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特別是應對國際經濟危機的表現做出的求勝心切的反應。

【圖2】

圖2所示的是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政府支出的總體動態，清楚地反映了美國政府支出大幅增長的影響。

·從二戰到里根執政時期，美國政府支出占GDP比重逐步上升——從1947年的18.9%升至1983年的35.5%。這種穩步增長意味著，從二戰到1980年代初的近40年期間，可以說是美國的“大政府”時期。

·從里根開始，美國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基本上停止增長——1983年為35.5%，2020年初為34.2%。盡管里根口頭宣揚“小政府”，但這不能準確地反映這40年的表現——因為美國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并沒有實質性下降。但在這一時期，美國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大幅上漲的態勢停止下來，而這種上漲曾是二戰后美國經濟的特征。

·然后，從2020年初開始，一直持續到2021年，美國政府支出占GDP比重飆升至47.6%——這在和平時期是前所未有的。唯有在二戰期間，美國政府投資水平非常高，在峰值時政府投資占美國總投資的83%，這意味著拜登陸治下的美國政府支出并沒有達到和平時期和戰爭時期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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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圖3所示的是美國政府經常性支出占GDP比重——不包括投資，或許它反映的趨勢更為引人注目：美國政府經常性支出占GDP比重甚至高于戰時。二戰期間美國政府經常性支出占GDP比重的峰值為36.1%。但2020年美國政府經常性支出占GDP比重為42.6%，甚至大大高于二戰時期水平。

總的來說，拜登正在打造“大政府”。那么進一步的問題來了：拜登為何這么做？拜登能否在共和黨反對的情況下繼續他的計劃？這又會產生何種影響？

新自由主義救不了美國 “模仿是最真誠的奉承”

第一個問題是，美國為何為應對新冠疫情推出如此龐大的刺激計劃——迄今為止，這是和平時期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刺激計劃，規模幾乎是國際金融危機后的兩倍？答案不僅在于新冠疫情，還在于中國應對上一次國際經濟危機的成功以及美國遭受的失敗，后者迫使美國放棄了新自由主義。拜登的政策清楚地表明，除非美國放棄新自由主義，否則美國將沒有機會與社會主義中國競爭。

【圖4】

詳細分析這種變化就會明白，美國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刺激計劃在實踐中被證明過于無力，無法拉動經濟快速復蘇。如圖4所示，美國用了三年半時間才使其GDP恢復到金融危機前的水平。

【圖5】

與美國從國際金融危機中緩慢復蘇相比，為應對這場危機推出了4萬億元人民幣（5860億美元）的重大刺激計劃的中國取得了巨大的優勢。如圖5所示，2007年至2011年，美國GDP僅增長1.4%，而中國GDP卻增長45.4%——這使得國際經濟力量關系發生了有利于中國的巨大變化。

因此，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美國針對新冠疫情的經濟刺激計劃比中國的經濟刺激計劃要大得多，這表明了美國對中國早些時候的4萬億人民幣經濟刺激計劃上了心。盡管美國在口頭上批評中國早些時候的經濟刺激計劃，這種批評也得到了某些中國人的回應，但事實清楚地表明，中國的經濟刺激計劃取得了巨大成功。美國由此得出結論：與照抄中國作業或可取得成功相比，其他問題可以靠邊站。

正如英國諺語所說：“模仿是最真誠的奉承”。因此，為新冠疫情危機，美國決定照抄中國作業，推出自己的龐大的刺激計劃。面對現實危機的考驗，美國新自由主義所奉行的“小政府”崩潰了。

拜登的“經濟新政”將給世界帶來什么

除了對國內的影響外，已經有跡象表明，拜登的刺激方案將重塑美國與世界的經濟關系——盡管目前還只是初見端倪，但有必要繼續密切關注后續發展。

【圖6】

為便于大家了解這一國際進程，圖6呈現的是自二戰以來美國貿易差額占GDP比重。從中可以看出，在這70多年的時間里，美國的國際競爭力急劇下降。

·二戰后，美國得益于其高生產率和戰爭對大多數其他主要經濟體的破壞，美國貿易順差占GDP比重達到4%以上。

·隨后，這一巨大的貿易順差有所下降，但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的30年里，美國貿易順差占GDP比重保持在1%左右或略低于1%。

·從上世紀80年代初里根執政開始，美國的國際競爭力開始急劇下降，美國出現了巨大的貿易逆差。到里根任期結束時，美國貿易逆差占GDP比重達到3.1%，然后在小布什執政時期飆升至5.9%。

美國巨大的貿易逆差對其經濟和內政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從經濟層面講，這意味著美國越來越依賴外國資本流入，以便為其貿易逆差提供資金，如果后者不致造成美元匯率的大幅下跌（貿易逆差和國際收支逆差較大而導致的美元外流，不可避免地給美元匯率帶來下行壓力，除非它被流入的相應美元資金抵消）。全球資本大量流入美國，有助于為美國經濟增長提供資金，但貿易逆差意味著，美國國際貿易行業的主要部分，尤其是制造業，因不再具有全球競爭力而一蹶不振。2007年后，由于國際金融危機，美國無法獲得如此巨大的外資流入，美國貿易逆差占GDP比重被削減為僅2.4%，但如圖4所示，代價是美國經濟陷入深度衰退。

·從政治層面講，美國巨額貿易逆差的影響是產生了臭名昭著的美國“銹帶”——銹帶所屬地區的勞工群體均遭遇經濟急劇衰退和大規模失業，因為他們的國內產品被進口所取代。

這兩種經濟和政治趨勢引發美國國內的動蕩——其中經濟進程最終導致了國際金融危機，而政治進程幫助特朗普在2016年當選，在競選中，特朗普錯誤地宣稱，他的關稅政策將帶動美國制造業就業機會的復蘇。

如圖6所示，在奧巴馬執政時期和特朗普執政的大部分時間里，美國貿易逆差從里根到小布什執政時期的急劇上升的態勢停止下來——2009年第一季度奧巴馬上臺時，美國貿易逆差占GDP比重為2.8%，這一數據與11年之后特朗普治下的2020年第二季度一致。美國貿易逆差的這種相對穩定意味著，美國不必依靠增加大量外國資本流入來穩定美元匯率——但這也意味著，沒有如此巨大的外國資本流入來為美國經濟增長提供資金。

【圖7】

由此產生的國內影響是，在奧巴馬和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經濟增速放緩50年的態勢得到延續。如圖7所示，以能消除短期經濟周期波動影響的2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美國GDP年均增速從1969年的4.4%，降至1978年的4.1%，2002年的3.5%，2012年的2.7%，2019年的2.0%——這發生在新冠疫情之前。當然，新冠疫情引發的經濟衰退使美國經濟進一步放緩，到2021年第一季度，美國GDP年均增長1.9%，但這種減速并非“一次性”事件，而是長達50年的經濟放緩態勢的延續。

如圖6所示，在新冠疫情和/或美國經濟刺激計劃的影響下，美國貿易逆差占GDP比重再次顯著擴大，從新冠疫情和經濟刺激計劃出臺前的2.3%升至2021年第一季度的3.8%。如果這一態勢繼續下去，意味著除了國內政策之外，美國再次試圖利用海外資本流入的增加來加速經濟增長，而不是試圖增加國內產業的比重——這是特朗普（未成功）的目標。有必要看看這種趨勢是永久性的，還是僅僅反映了新冠疫情的短期影響。

拜登的刺激方案奏效了嗎？

美國經濟長期放緩顯然是一個大問題。那么拜登的刺激計劃會奏效嗎？從上圖4中的數據可以看出，毫無疑問，與國際金融危機中的刺激計劃相比，美國在2020-2021年推出的強有力的政府支出刺激計劃更有助于美國經濟從新冠疫情所導致的衰退中復蘇——究其原因，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這一龐大刺激計劃本身，還是由于新冠疫情與國際金融危機具體情況的區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結果。國際金融危機后，美國用了三年半時間才使其GDP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但在新冠疫情爆發一年零三個月后，美國GDP僅比之前的峰值水平下降0.9%。

因此，美國針對新冠疫情推出的大規模刺激計劃，應被視為比國際金融危機后推出的規模較小的計劃更為成功。但問題是，正如上述分析所示，這種在從新冠疫情導致的衰退中實現的相對成功的復蘇，是在美國經濟50年來一直在放緩的基本背景下產生的。

要對拜登刺激計劃下的美國經濟前景進行透徹解讀，需要進行冗長的分析，這將是未來文章的主題。但就目前而言，短期實際后果顯而易見。雖然新冠疫情后的美國經濟復蘇速度遠快于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但美國從新冠疫情導致的衰退中復蘇的速度仍不及中國。如圖8顯示，除了2020年第一季度，當新冠疫情已經沖擊中國但尚未影響美國，在疫情導致的整個危機階段中國經濟增速遠遠超過美國。

【圖8】

最直接的是，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2.3%，而美國經濟萎縮3.5%。也即是說，在一年內，相對于美國，中國經濟增長近6%。2021年的確切數據至少要到第二季度才能明朗，因為2020年第一季度中國嚴重衰退，今年第一季度中國GDP增長18.1%這一數據相對來說就被“夸大”了，并不能反映真實情況。但2021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較2019年第一季度增長10.3%，而美國經濟僅增長0.7%——也就是說，從2019年第一季度到2021年第一季度的兩年中，中國經濟相對于美國增長近10%。盡管美國有可能在2021年經濟復蘇時縮小這一差距，但這是一種不利于美國、有利于中國的經濟力量關系的轉變。

總之，當前美國經濟刺激計劃的巨大規模，顯然可以被視為有助于阻止美國在金融危機后遭受的長期經濟放緩，但這還不足以趕上中國增速。

從這些經濟事實得出的總體結論是，由于龐大的刺激措施，美國新冠疫情后的經濟表現將好于國際金融危機后的經濟表現——而中國的表現將不會像當年那么好，因為缺乏類似的大規模刺激措施。這一點在圖9所示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中國和美國經濟的預測中得到了清楚的體現。IMF預測，由于美國經濟刺激計劃的規模很大，與國際金融危機后相比，此次疫情危機后美國經濟表現得更好。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的四年中，美國經濟僅增長了1.4%，而在新冠疫情之后的四年中，由于其巨大的刺激措施，美國經濟預計將增長16.1%。相比之下，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四年中，中國經濟增長了45.4%，而在新冠疫情危機后的四年中，中國經濟預計將僅增長35.4%。

【圖9】

總而言之，在中國還沒有推出同等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的情況下，美國在新冠疫情之后推出的大規模刺激計劃，從地緣政治戰略層面看，其目標是限制中國在經濟危機期間相對于美國所獲得的經濟優勢，同時美國試圖與其盟友建立廣泛的“反華統一戰線”，以抵消中國所獲得的任何收益。因此，拜登的國內經濟刺激方案和試圖修復與美國盟友之間的關系，是出于同一地緣政治目標。

結論

根據拜登推出的經濟政策得出的結論顯而易見。

首先，拜登已經完全放棄了“小政府”的政策，即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這些政策在過去四十年中，即便在實踐中沒有得到完全遵循，但在意識形態上占了主導地位。當美國繼續在口頭上批評中國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而推出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同時，實際上美國已經得出結論，認為大規模刺激計劃是有效的。

其次，美國為應對新冠疫情而推出的這一龐大刺激計劃，正帶動美國經濟復蘇和增長，其速度遠快于國際金融危機后。也即是說，與國際金融危機后規模小得多的美國經濟刺激計劃相比，美國政府的力量驅動的經濟反應要有效得多。

由此可見，放棄新自由主義的美國已成為中國更強大的經濟競爭對手。盡管中國經濟增速繼續超過美國，但美國的大規模刺激計劃意味著，中國在經濟增長方面相對美國的優勢很有可能將低于國際金融危機后。

當然，與此同時，因為新自由主義的破壞性影響而放棄新自由主義，改為照抄中國作業的美國或將敦促中國放棄中國模式，甚至為中國新自由主義者張目，鼓動他們在中國宣揚新自由主義，以削弱中國。美國正實施大規模刺激計劃來提振本國經濟，但它將完全反對中國實施任何刺激計劃，即便是適合中國的刺激計劃。雖然新自由主義在美國已經被拋棄，但由于其政策的破壞性影響，美國將試圖提升中國新自由主義者的威望，以損害中國經濟。

在這一總體框架內，當然還有許多更為詳細的問題需要研究。最重要的是，由于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美國經濟刺激計劃的性質與中國經濟刺激計劃的性質亦截然不同。這需要另寫一篇文章對此進行分析，這里就不多贅述了。

但就目前而言，有必要分析最重要的事實。拜登拋棄了美國奉行40年的新自由主義。他正試圖在美國經濟政策上做出自里根以來最大的改變。這種經濟政策的變化，將使美國成為中國更強大的經濟競爭對手。這些都是對中國有重大影響的重大事實。

（作者系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觀察者網特約作者；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觀察者網-底線思維”，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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