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新時代十年的偉大變革，在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這一論斷對于深刻認識新時代十年的歷史性變化，明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進方向，具有十分重要而深遠的意義；對于充分認識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新中國史和改革開放史上開啟的新時期，進一步引領新中國史研究深入發展，也具有十分重要而深遠的意義。給社會形態基本一致的歷史劃分時期，主要看歷史有無出現新的階段性特征。只要把新時代的十年與改革開放已經經歷過的幾個歷史階段相互比較，便不難看出，黨的十八大之后，我國無論是在治國理政的理念方面，還是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方面，無論是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方面，還是在體制改革、國家安全、黨的自身建設的方針和做法方面，的確都發生了明顯而深刻的變化，呈現出鮮明的階段性特征，標志著新中國史和改革開放史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黨的十八大至今的十年來，我們黨采取一系列戰略性舉措，推進一系列變革性實踐，實現一系列突破性進展，取得一系列標志性成果，并且從16個方面系統闡述了這些舉措、實踐、進展和成果，在此基礎上作出了關于“新時代十年的偉大變革，在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論斷。這一論斷對于人們深刻認識新時代十年的歷史性變化，把思想和行動進一步統一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上來，明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進方向，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定信念和必勝信心，具有十分重要而深遠的意義；而且，對于人們充分認識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新中國史和改革開放史上開啟的新時期，進一步引領新中國史研究的深入開展，也具有十分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給歷史劃分時期，即史學上所說的斷限，面對社會形態不同的社會，主要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在總體上有無較大變化；面對社會形態基本一致的社會，主要看歷史有無出現新的階段性特征。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世界上萬事萬物之所以千差萬別，就因為事物內部具有矛盾的特殊性。毛澤東說，人們要研究一個大系統的物質運動形式，就要“研究每一個物質運動形式在其發展長途中的每一個過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質”。他還說過：“有比較才能鑒別。”“科學研究要從質之特點的認識入手。”我們只要把新時代的十年與改革開放已經經歷過的幾個歷史階段進行比較便不難看出，黨的十八大之后，無論是在治國理政的理念方面，還是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方面，無論是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方面，還是在體制改革、國家安全、黨的自身建設的方針和做法方面，的確都發生了明顯而深刻的變化，呈現出鮮明的階段性特征，標志著新中國史和改革開放史都進入了一個新時期。如果不作這種比較，就很難看出新時代十年與以往各個歷史時期有什么不同，也難以弄清楚新時代究竟新在哪里。
對于新時代十年在新中國史上的階段性特征，我感受最深的有七個方面。
一、在治國理政的理念上，更加突出人民至上、以人民為中心
中國共產黨自從誕生起，就把為人民服務當作自己的神圣宗旨。執掌全國政權后，我們黨也一直把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執政的最高理念。黨的十八大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反復強調要堅持人民至上、以人民為中心，這與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既一脈相承，又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在內涵和針對性上有所深化和創新，是為人民服務宗旨在新時代新條件下的具體化。
我們黨講為人民服務，在革命戰爭年代，主要針對的是個人主義、小團體主義，即把個人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的思想和行為。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成為全國的執政黨，黨員特別是黨的各級干部手中有了一定權力，這時強調為人民服務，除了一般性地針對個人主義外，主要針對的是官僚主義和以權謀私。改革開放后，我國實行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鼓勵和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把對外開放確立為一項基本國策，包括國外資本在內的私人資本成為被允許、鼓勵參與分配的生產要素，并出現了資本市場、資本交易和億萬財富的擁有者。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一些黨員、干部尤其個別領導干部經受不住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外部環境的考驗，以權謀私變成了赤裸裸的權錢交易。他們一手接受私人資本擁有者的賄賂，一手為私人資本的非法經營與牟利大開方便之門。他們的所作所為不僅損害了黨的形象，嚴重破壞了黨群關系，也助長了資本的無序擴張、野蠻生長，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常秩序和健康發展，擴大了貧富差距，危及社會主義制度的安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說，十年前“黨內和社會上不少人對黨和國家前途憂心忡忡”。聯系到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講過的“現在有人擔心中國會不會變成資本主義。這個擔心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我理解，報告中說的“憂心忡忡”，最大的憂主要就集中在這個問題上。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人民至上、以人民為中心，其針對的雖然仍包括個人主義和以權謀私，但更大程度上針對的是資本至上、以資本為中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既要看到和發揮資本在促進生產力發展方面的積極作用，又要警惕和防范資本的無序擴張。他強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規范和引導資本發展，既是一個重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既是一個重大實踐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理論問題，關系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關系改革開放基本國策，關系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關系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明白了這個道理，再回過頭來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堅持人民至上、以人民為中心的一系列重要講話，就會感受更加真切，領會更加透徹。就是說，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也好，體制改革也罷，必須是堅持人民至上、以人民為中心，而絕不能資本至上、以資本為中心，否則就成了資本主義政黨、資本主義國家。
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八屆一中全會上被選舉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后，在首次公開講話時就鮮明提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從那時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便圍繞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了一系列施政方針，實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比如，明確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統籌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又如，要求把增進民生福祉作為發展的根本目的，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改革中抓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讓人民有更多、更直接、更實在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再如，發動和組織脫貧攻堅戰，使960多萬貧困人口易地搬遷，近一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國家級貧困縣全部摘帽，近13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任務，實現了中國共產黨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莊嚴承諾。
所有這些理念和舉措，大大改善了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恢復和重塑了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鞏固和增強了人民群眾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和對國家美好未來的信心，這是新時代十年所有變革中最大的變革。
二、在政治建設上，更加突出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成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這一改革原本是為保持黨和國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義和提高工作效率，調動基層和群眾積極性，從而有利于鞏固中國共產黨領導，有利于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但有人卻乘機片面提出“黨政分開”的口號。受此影響，不少政府機構和國有企事業單位取消了黨委領導制，使黨的領導被虛化、弱化。更有甚者，鼓吹西方的民主化和所謂“普世價值”觀、“憲政”民主，主張實行多黨制、三權鼎立、兩院制，提出“黨大還是法大”等偽命題，一度在堅持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關系問題上造成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亂。
針對上述傾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推動全黨把堅持正確政治方向貫徹到謀劃重大戰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務、推進重大工作的實踐中去，經常對表對標，及時校準偏差，堅決糾正偏離和違背黨的政治方向的行為，確保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始終沿著正確政治方向發展”。事實說明，解決黨的領導虛化、弱化的問題，就是新時代用正確的政治方向“對表對標、校準偏差”的重大成果。
1. 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十八大后，我們面臨“主要的挑戰還是黨的領導弱化和組織渙散、紀律松弛。不改變這種局面，就會削弱黨的執政能力，動搖黨的執政基礎，甚至會斷送我們黨和人民的美好未來。黨的十八大之前有很多黨內的同志和廣大人民群眾有所擔憂，也就是在這里”。對于為什么出現這種情況，習近平總書記通過分析指出：“改革開放以后，我們曾經討論過黨政分開問題，目的是解決效率不高、機構臃腫、人浮于事、作風拖拉等問題。應該說，在這個問題上，當時我們的理論認識和實踐經驗都不夠，對如何解決好我們面臨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問題是探索性的。”換句話說，就是當時我們理論認識和實踐經驗不足，在探索黨政關系的過程中，把它簡單理解成了“黨政分開”。他指出：“黨的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權力是不可分割的。不能簡單講黨政分開或黨政合一，而是要適應不同領域特點和基礎條件”。正因為如此，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糾正了一個時期以來的模糊和錯誤認識，扭轉了一些地方和部門存在的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現象，使黨的領導得到全面加強”。在這一思想認識的指導下，過去企事業單位被取消的黨委領導體制逐漸得到恢復，就連中小學校也重新建立了黨支部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凡有一定數量黨員的民營企業更是普遍建立了黨的基層組織。
對于為什么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也給予了明確回答。他說：“‘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我們治國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在這一點上，必須理直氣壯、旗幟鮮明。”他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中國最大的國情”，“我們的最大制度優勢”，“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的一個突出特點”，“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一大幸事”；“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根據黨的十九大的建議，2018年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將“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加入了憲法第一條第二款。把黨的領導直接寫入憲法正文，相比過去只寫在憲法序言中，顯然具有更大的政治意義、實踐意義和制度意義，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認識深化的具體體現。
2. 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全面的具體的領導
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針對黨的領導一度被弱化、虛化的現象指出：“加強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這一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要在各方面各環節落實和體現。”他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對堅持黨的領導不僅在理論上有了新認識，而且在實踐中有了新探索，完善了黨對一切工作領導的體制機制。我們要把堅持黨的領導貫徹和體現到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個領域各個方面，確保黨始終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從一系列有關論述中可以看出，除人大、政府、政協、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以及武裝力量等工作領域、系統和部門之外，需要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的還有國家安全、新聞媒體、網絡信息、高等教育、農業農村、機構編制、軍民融合、民族宗教、金融、黨校等系統和部門。他強調：“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黨和國家大政方針的決定權在黨中央，必須以實際行動維護黨中央一錘定音、定于一尊的權威。黨的任何組織和成員，無論在哪個領域、哪個層級、哪個單位，都要服從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他同時指出：“強調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不是說不要民主集中制了，不要發揚黨內民主，把這兩者對立起來是不對的。”黨的領導“是謀大事、議大事、抓大事”，“不是事無巨細都抓在手上”。
3. 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
黨的十八大后，我們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視依法治國，專門召開中央全會討論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問題，指出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同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視在推進依法治國過程中加強黨的領導，強調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最根本的保證”，“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二者“是一致的”。針對一些人提出“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明確指出：“‘黨大還是法大’是一個政治陷阱，是一個偽命題；對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含糊其辭、語焉不詳，要明確予以回答。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不是對立的，而是統一的。”他說：“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之魂，是我們的法治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法治最大的區別。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就建不起來。我們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絕不是要虛化、弱化甚至動搖、否定黨的領導”。總之，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是統一的，“三者統一于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偉大實踐”。
三、在經濟建設上，更加突出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務實性、創新性和可持續性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經濟發展理念和思路上同樣發生了明顯變化。這種變化主要表現在經濟增長方式和發展戰略以及對外開放的指導方針方面。
1. 在經濟增長方式上的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乃至改革開放之前的很長時間里，在發展經濟方面總的傾向是強調速度要快。盡管有時也講要注意質量、效益，要又好又快，但實際做起來，往往還是把速度放在質量、效益之前，把快放在好之前，更鮮有把“穩”作為“進”的前提的。然而，自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中國經濟呈現出“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說這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是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如果“仍然想著過去的粗放型高速發展，習慣于鋪攤子、上項目，就跟不上形勢了”。他提出“穩中求進”應當成為我們工作的總基調，并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又把生態文明建設與過去提出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合在一起，形成“五位一體”總體布局。
與經濟發展新常態聯系在一起的另一個問題，是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新中國成立以來，在供給和需求兩方面，長期以來都是人、財、物短缺，供給滿足不了需求，因此，供給側的問題往往被供不應求所掩蓋。然而，通過持續不斷的建設與體制機制的改革，矛盾的主要方面逐漸轉化，開始出現了傳統產能過剩和需求不足的狀況。過去，人們對這個變化的認識不夠，應對措施也不到位。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供給和需求的矛盾性質發生了變化，供給滿足不了需求，已經從過去的數量問題變成了質量、品種、服務等結構性問題，因此，要適應和引領新常態，“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通過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高質量發展，適應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
2. 在經濟發展戰略上的變化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經濟發展戰略和安排部署上，與過去相比也有許多新的重大變化。
例如，在發展戰略的目標上，自從1964年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提出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四個現代化”后，為“四化”奮斗一直是動員全國人民的口號。黨的十八大后，考慮到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和世界發展的情況，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原有“四化”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新四化”目標。
在發展戰略的安排上，改革開放后，黨中央從實際情況出發，把原先提出的在20世紀末實現“四化”，改為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溫飽”水平，20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到21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三步走”；進入21世紀后，又提出經過兩個1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黨的十九大站在我國發展新的歷史起點上，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的30年作出“兩步走”的戰略安排：第一步，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步，從2035年到21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在發展戰略的部署上，黨的十九大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包括建設創新引領、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彰顯優勢、協調聯動的城鄉區域發展體系，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綠色發展體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開放體系，以及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經濟體制。
在發展創新引領、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上，黨的十八大以來提出重點發展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在實體經濟中，主要發展先進制造業和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的融合；在科技創新中，主要建立健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新型舉國體制，健全國家實驗室體系，實施體現國家戰略意圖的重大科技項目；在區域發展方面，繼已經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崛起等重大戰略之后，又相繼推出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以及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等新的區域發展戰略。同時，著手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在發展的總體布局上，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復蘇乏力、經濟全球化退潮、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美國對華戰略打壓力度一再增強、經貿摩擦不斷加劇的形勢，黨中央于2021年年初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推進高質量發展，特別強調要打造更多知名品牌，攻克核心技術，調節國內收入分配格局，保證我國經濟進一步立于不敗之地。
3. 在對外開放指導方針上的變化
根據改革開放后市場、資源“兩頭在外”的需要，以及近些年來建設能力增強、資金狀況充裕的情況，習近平總書記在對外開放方面提出了建設“一帶一路”的國際合作倡議。從2013年到2021年的8年間，中國先后與171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協議，建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開通了連接亞洲乃至歐洲的公路和陸海聯運通道13條、鐵路8條，實施了包括能源、交通、礦產、農機、農產品加工、醫藥、生物、新材料及金融、文化等在內的3000多個項目。
為了擴大開放和提升開放水平，我國還先后決定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設立了21個自貿試驗區，并與26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19個自貿協定，其中有占全球生產總值和外貿總額30%左右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形成了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動的新開放格局。同時，轉變對外貿易的增長方式，提高對外貿易的效益；積極有效地利用外資，更加注重引進先進技術和高素質人才。目前，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超過30%，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和穩定器。
四、在文化建設上，更加強調維護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要求同各種錯誤傾向和社會思潮作斗爭
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文規定的，是我們立黨立國、興黨興國的根本指導思想。然而，改革開放后，一些人卻打著“解放思想”的旗號，散布“馬克思主義過時論”，造成“在有的領域中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空泛化、標簽化，在一些學科中‘失語’、教材中‘失蹤’、論壇上‘失聲’”。針對這種現象，習近平總書記旗幟鮮明地指出：“宣傳思想工作就是要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黨校、干部學院、社會科學院、高校、理論學習中心組等都要把馬克思主義作為必修課，成為馬克思主義學習、研究、宣傳的重要陣地。”他尤其強調“黨校姓黨”，說“黨校特別是中央黨校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他還指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別于其他哲學社會科學的根本標志，必須旗幟鮮明加以堅持。”“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在習近平總書記的指導下，全國高校普遍成立了馬克思主義學院。他鄭重告誡人們：“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黨的十八大之前一個很長時期，意識形態工作中有一個占據主導地位的提法，叫作“不爭論”，還說這是鄧小平講的。實際上，鄧小平講的是在改革開放的做法上不要搞爭論，以免“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并不是講在改革開放的方向問題上、在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上也不爭論。在這些問題上，他一直強調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用他自己的話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他還說：“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可見，“不爭論”不是也不可能是鄧小平在意識形態工作上的主張。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針對以所謂“不爭論”“不炒熱”“讓說話”等為幌子放棄意識形態斗爭的現象，指出：“堅持正面宣傳為主，決不意味著放棄輿論斗爭。敵對勢力在那里極力宣揚所謂的‘普世價值’。這些人是真的要說什么‘普世價值’嗎？根本不是，他們是掛羊頭賣狗肉，目的就是要同我們爭奪陣地、爭奪人心、爭奪群眾，最終推翻c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如果聽任這些言論大行其道，指鹿為馬，三人成虎，勢必搞亂黨心民心，危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安全。”他強調說：“對別有用心的人散布的政治謠言和奇談怪論，我們的黨員、干部耳朵根子不要軟，不要聽風就是雨。同時，我們不能默不作聲，要及時反駁，讓正確聲音蓋過它們。這與韜光養晦或不爭論是兩碼事。”他要求，對一切錯誤的言行都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劍”，“有的放矢，正面交鋒”。隨著歷史的發展，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中派生出的新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逐漸顯現，一度暢行無阻、甚囂塵上。針對這些錯誤思潮，習近平總書記逐一給予了尖銳批判。例如，針對有人鼓吹西方“憲政”的言論，他指出：“我國人民民主與西方所謂的‘憲政’本質上是不同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絕不是西方化、資本主義化！”針對有人鼓吹西方價值觀的言論，他指出：“如果我們用西方資本主義價值體系來剪裁我們的實踐，用西方資本主義評價體系來衡量我國發展，符合西方標準就行，不符合西方標準就是落后的陳舊的，就要批判、攻擊，那后果不堪設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趨，要么就是只有挨罵的份。”他強調：“如果‘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把作品在國外獲獎作為最高追求，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東施效顰，熱衷于‘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歷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絕對是沒有前途的！”針對歷史虛無主義，他指出，這股思潮的要害“是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和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他在2013年“1·5 ”講話中強調，蘇共下臺、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出了問題，“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任何作用了”。聯系到中國的情況，他著重提出要正確看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指出：“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他還說：“正確處理改革開放前后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的關系，不只是一個歷史問題，更主要的是一個政治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宣傳思想戰線的作用。他指出：“宣傳思想陣地，我們不去占領，人家就會去占領。”他批評“一些單位和黨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責任感不強，在重大意識形態問題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助長了錯誤思潮的擴散”。他要求“宣傳思想戰線的同志要當戰士、不當紳士，不做‘騎墻派’和‘看風派’，不能搞愛惜羽毛那一套”，要“以戰斗的姿態、戰士的擔當，積極投身宣傳思想領域斗爭一線”。他強調：“黨性原則是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根本原則。黨管宣傳、黨管意識形態、黨管媒體是堅持黨的領導的重要方面。黨性原則不僅要講，而且要理直氣壯講，不能躲躲閃閃、扭扭捏捏。”“黨管媒體，不能說只管黨直接掌握的媒體。黨管媒體是把各級各類媒體都置于黨的領導之下……不能讓黨管媒體的原則被架空。”我們黨一向重視文藝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設在革命事業中的作用，與此相關最有代表性的話就是毛澤東在1943年說的：我們黨“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有兩支軍隊，即“拿槍的軍隊”和“文化的軍隊”。所以，每當文化界出現偏向，黨的領導人總要親自出面做糾偏的工作。抗戰時期的延安吸引了全國各地大批知識青年，使延安的文藝組織、文化刊物日益增多，一方面產生了大量革命的文藝作品，另一方面也出現了脫離工農兵、脫離現實生活的偏向。比如，有人只注重研究和表現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看不起工農兵；只注重毫無批判地硬搬和模仿古人和外國人的作品，輕視和忽視普及工作；只熱衷于“暴露黑暗”，不愿意歌頌革命人民的功德；等等。為了對這些現象加以整頓，黨中央專門召開了文藝座談會，毛澤東親自到會，發表了著名講話，要求文藝工作者必須深入群眾和火熱的斗爭，反對抽象的人性論和抽象的愛，提倡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改革開放初期，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影響，文藝界出現了以“苦戀”為代表的傷痕文學和宣揚抽象人道主義、鼓吹“現代派”的思潮，以及熱衷于寫陰暗面、歪曲革命歷史和現實的精神污染錯誤傾向。對此，鄧小平發表了《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的迫切任務》的講話，在肯定文藝界成績的前提下，嚴肅指出其中“還存在相當嚴重的混亂”。他批評一些人對黨中央提出的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口號表示淡漠，對黨和人民的革命歷史、對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奮斗的英雄業績缺少表現和歌頌的熱忱；還有一些演員受“一切向錢看”歪風的影響，用庸俗低級的內容和形式撈錢。他指出，不能把開展批評同貫徹“雙百”方針對立起來，“不管是什么專家、學者、作家、藝術家，只要是黨員，都不允許自視特殊”。在鄧小平發表講話后，盡管開展了清理精神污染的工作，但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精神污染的現象依然時隱時現、時起時伏，在有的領域甚至變本加厲、愈演愈烈，成為我們黨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問題之一。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高度的責任感和勇于擔當的精神，召開了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一直沒有再開過的文藝座談會。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重要講話，指出：“文藝事業是黨和人民的重要事業，文藝戰線是黨和人民的重要戰線。”在肯定廣大文藝工作者取得顯著成績的同時，他也開誠布公地批評了文藝創作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比如，抄襲模仿、千篇一律、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丑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是非不分、善惡不辨、以丑為美，過度渲染陰暗面；搜奇獵艷、一味媚俗、低級趣味，把作品當作追逐利益的“搖錢樹”和感官刺激的“搖頭丸”；胡編亂寫、粗制濫造、牽強附會，制造文化“垃圾”；追求奢華、過度包裝、炫富擺闊，形式大于內容；熱衷于所謂“為藝術而藝術”，只寫一己悲歡、杯水風波，脫離大眾、脫離現實；等等。他指出：“凡此種種都警示我們，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否則文藝就沒有生命力。”他強調：“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單純感官娛樂不等于精神快樂。”他說，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文藝作品不能不考慮經濟效益。“然而，同社會效益相比，經濟效益是第二位的，當兩個效益、兩種價值發生矛盾時，經濟效益要服從社會效益，市場價值要服從社會價值。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滿了銅臭氣。”文藝批評“不能都是表揚甚至庸俗吹捧、阿諛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論來剪裁中國人的審美，更不能用簡單的商業標準取代藝術標準，把文藝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紅包厚度等于評論高度’”。他的話苦口婆心、切中時弊，讓人產生一種久違了的感覺。
五、在體制改革的問題上，更加突出端正方向、注重實效、全面深化和促進公平
改革開放以來，有人宣揚“改革開放無方向論”“政治體制改革滯后論”“公有制效率低論”，鼓吹“應把國有資產量化到個人”“要把公平放到次要位置”“收入分配差距要繼續擴大”等主張。這些謬論的要害在于，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只講改革開放不講四項基本原則，把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中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相割裂，企圖使改革開放脫離社會主義軌道；只講初級階段不講社會主義，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綱領與黨的最高綱領相割裂，企圖使初級階段凝固化、永久化；只講市場經濟不講宏觀調控，把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割裂，企圖使經濟體制的改革變成經濟制度的根本改變；只講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講共同富裕，把公平與效率相對立，企圖使提高效率失去公平正義這個內在要求和出發點、落腳點。只要改革沒有滿足這些人的愿望，他們就制造輿論，胡說什么“改革停滯了”“滯后了”。上述謬論在一段時間里很是流行，迷惑了不少人，甚至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政策的制定。對于這些謬論，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后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我們當然要高舉改革旗幟，但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應該改又能夠改的堅決改，不應該改的堅決守住”。“不能籠統地說中國改革在某個方面滯后。在某些方面、某個時期，快一點、慢一點是有的，但總體上不存在中國改革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沒有改。問題的實質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為了端正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他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原則。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在事關堅持還是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則問題上，我們必須增強主動性、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無論改什么、怎么改，導向不能改，陣地不能丟。”在2012年12月黨的十八屆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他說：“我們不能邯鄲學步。世界在發展，社會在進步，不實行改革開放死路一條，搞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也是死路一條。”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他更加擲地有聲地講：要“牢牢把握改革開放的前進方向。改什么、怎么改必須以是否符合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為根本尺度，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我們要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統一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長期堅持，決不動搖”。他還提醒大家：“一些敵對勢力和別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搖旗吶喊、制造輿論、混淆視聽，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則就是不改革。他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對此，我們要洞若觀火，保持政治堅定性，明確政治定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什么時候都不能忘了‘社會主義’這個定語。之所以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堅持我們的制度優越性，有效防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是從總體上講的，不能盲目絕對講市場起決定性作用，而是既要使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針對所有制改革要不要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問題，他指出，“國有企業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堅定不移把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這是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保證。”針對農村土地私有化的輿論，他強調：“堅持農村土地農民集體所有。這是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魂’。”“農村改革不論怎么改，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改革開放后，在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上，效率被長期擺在公平之上，如提出“效益優先，兼顧公平”；后來雖然有所調整，提出要“兼顧效率和公平”，但在實際工作中，仍然是優先考慮效率。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表示：“全面深化改革必須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如果不能給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創造更加公平的社會環境，甚至導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義，也不可能持續。”他指出：“要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作為一面鏡子，審視我們各方面體制機制和政策規定，哪里有不符合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哪里就需要改革；哪個領域哪個環節問題突出，哪個領域哪個環節就是改革的重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對所有制問題上傳統觀念束縛的破除，對資本作為重要生產要素、市場配置資源工具、經濟發展方式和手段的一面有了新的認識，開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利用各類資本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與此同時，資本無序擴張、野蠻生長、不正當競爭的現象也逐漸暴露。黨的十八大以來，對資本性質的理解逐步深化，對資本作用的認識更趨全面，對資本的把握更加深入，對資本運行的治理能力不斷提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資本是帶動各類生產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紐帶，是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要發揮資本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同時，必須認識到，資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規范和約束，就會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不可估量的危害。”在這一思想的指引下，新時代十年來，黨和政府既注重保障資本參與社會分配獲得增殖和發展，更注重維護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同時全面落實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健全資本發展的法律制度，加強資本領域的反壟斷和反腐敗，使各類資本不斷得到健康發展。針對分配差距仍然較大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分配不公問題比較突出，收入差距、城鄉區域公共服務水平差距較大。在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上，無論是實際情況還是制度設計，都還有不完善的地方”，必須“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絕不能出現‘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的現象”。針對有人反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強調共同富裕的言論，他表示：“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不能做超越階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說在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方面就無所作為，而是要根據現有條件把能做的事情盡量做起來，積小勝為大勝，不斷朝著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前進。”就是說，強調共同富裕，并不是要一步到位，而是要把工作著力點更多地放到共同富裕上，既量力而行，又盡力而為。他指出，人心向背并不僅僅取決于經濟發展：“發展了，還有共同富裕問題。物質豐富了，但發展極不平衡，貧富懸殊很大，社會不公平，兩極分化了，能得人心嗎？”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他提出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前，要集中力量打贏脫貧攻堅戰。當脫貧攻堅戰打贏后，他又提出要把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2020年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他進一步強調，“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他更加明確地指出，要“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和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在黨的二十大上，他再次要求“緊緊抓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扎實推進共同富裕”。他重申，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提出要“探索多種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眾要素收入”，要“規范收入分配秩序，規范財富積累機制”。所有這些論述都說明，當前的重點是如何穩步推進共同富裕、逐步彌補收入差距過大的缺陷，防止出現“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的現象。平均主義和劫富濟貧當然也要注意防止，但現在并不存在這樣的問題，更不是我們黨強調的重點。
六、在維護國家安全和推進國家統一大業上，更加突出憂患意識、底線思維和“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
自從列寧在20世紀初提出帝國主義論到今天，100多年來的歷史反復證明，資本主義的確已從自由競爭階段進入了壟斷階段，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的確已融合形成了金融資本基礎上的金融寡頭，資本輸出的確已具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革命和戰爭的確已成為帝國主義時代的伴生物。然而，當世界進入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國際形勢發生了許多明顯變化，和平與發展逐漸取代戰爭與革命，成為時代的主要問題和突出特點。基于國際形勢的以上變化，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作出了關于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突出問題的論述。鄧小平的這一論述，是中國共產黨對國際形勢的新判斷，也是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依據之一。根據這一判斷，黨中央后來在正式文件中把和平與發展概括為時代的兩大問題，有時表述為時代的兩大主題、兩大課題或特征。正是從這個時代特征出發，黨中央提出要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在實施對外開放的戰略中，把“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并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更全面地形成外向型經濟發展格局。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形勢發生了許多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變化，使人類面臨許多新的挑戰。正是這些變化和挑戰，引起黨中央的高度警覺，對形勢作出了一些新的判斷。黨的十八大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一方面肯定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國際關系民主化的大方向沒有改變，和平發展的大勢不可逆轉；另一方面指出世界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愈益突出，我國發展面臨的各種風險在不斷增加甚至集中顯露，“安全形勢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增大”，“來自外部的打壓遏制隨時可能升級”。習近平總書記呼吁各國要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堅決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同時，要求國內把防范風險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樹立和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要突出抓好政治安全、經濟安全、國土安全、社會安全、網絡安全等各方面安全工作”，“堅持以全球思維謀篇布局，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底線思維，堅持原則性和策略性相統一，把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努力開創國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以上說明，面對世界正在經歷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黨中央對國際形勢有了新的判斷，對國際戰略作出了相應調整。這種戰略調整，在以下幾個方面表現得最為明顯。我們黨一向重視武裝斗爭和軍隊建設。“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不僅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也是中國革命的經驗。新中國成立后，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發展了“兩彈一星”等尖端科技，從無到有地壯大了國防工業，把單一陸軍發展為合成軍隊，使人民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水平不斷提高，國防實力日益增強。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在繼承發揚人民軍隊光榮傳統的同時，針對前一階段出現的問題，進行了一系列整肅、改革、創新、優化。首先，針對人民軍隊中黨的領導在所謂“軍隊國家化”陰風背景下被弱化的問題，突出強調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和黨指揮槍的原則，召開古田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狠抓全面從嚴治軍，果斷決策整肅軍隊政治綱紀和作風紀律，以整風精神推進政治整訓，深入推進軍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推動人民軍隊政治生態根本好轉。其次，大力開展新中國成立以來最為廣泛、最為深刻的國防和軍隊改革，重構人民軍隊領導指揮體制、現代軍事力量體系、軍事政策制度，形成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新格局，調整優化軍事戰略布局，壯大戰略力量和新域新質作戰力量，加強聯合作戰指揮體系和能力建設，構建三位一體新型軍事人才培養體系，貫徹依法治軍戰略，推進軍人榮譽體系建設。最后，牢固樹立戰斗力這個唯一的根本的標準，堅決把全軍工作重心歸正到備戰打仗上，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勁，大抓實戰化軍事訓練，加強練兵備戰，提高打贏能力，糾治“和平積弊”。黨的十八大后，我們黨在繼續貫徹新中國獨立自主、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同時，面對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的變化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風險挑戰，一方面主動設置議題，對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作出戰略謀劃，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另一方面積極發揚斗爭精神，把政治安全放在首位，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霸凌行徑、冷戰思維，有力回擊外部勢力對我國內政的干涉，以及像“教師爺”般頤指氣使的說教，抱著意識形態偏見，搞零和博弈，同時，維護海外中國公民和企業的正當權益，不斷改善海外利益保護體系。新時代十年來，中國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推進和完善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外交布局，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系和大國關系；堅持親誠惠容、以鄰為善、以鄰為伴的方針，深化同周邊國家的關系；秉持真實親誠理念，加強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深化政黨交流合作，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越來越多地成為國際組織、國際會議、國際行動的發起者、倡導者、組織者，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反對搞針對特定國家的陣營化和排他性小圈子；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顯著提升，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在2020年全球暴發新冠肺炎疫情后，我國發起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全球緊急人道主義救援行動，展現出負責任大國形象，贏得廣泛國際贊譽。3. 全面準確推進“一國兩制”實踐，貫徹新時代解決臺灣問題的總體方略港澳問題是中國近代史遺留的問題，老一輩革命家在新中國成立時考慮，暫由港英、葡澳當局掌控治權，有利于打破美國和西方對中國的封鎖，等到日后條件成熟，隨時可以收回。20世紀80年代，隨著九龍半島租期臨近，鄧小平綜合考慮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提出用“一國兩制”解決港澳問題的構想，允許“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并分別與英、葡政府達成協議。隨后，于1997年和1999年先后實現了香港和澳門的順利回歸。然而，一個時期以來，香港“反中亂港”分子勾結國外反華勢力，多次舉行非法集會、游行，瘋狂進行打砸燒等暴力破壞活動，甚至打出“港獨”旗號，使香港局勢一度出現嚴峻局面。面對這些情況，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沉著應對，強調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指出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要堅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發展壯大愛國愛港力量，增強香港同胞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為了健全中央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特別行政區行使全面管治權的制度，推動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先后通過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和關于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還建立了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香港特別行政區也依法設立了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了公職人員宣誓制度。這些舉措，解決了香港回歸祖國后長期未納入國家治理體系的問題，對于香港由亂轉治、有效落實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保障香港長治久安和長期穩定繁榮，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是香港主權回歸后在治權上的真正回歸。臺灣問題是解放戰爭的遺留問題，老一輩革命家曾考慮過用“一國兩制”的辦法解決這個問題。改革開放后，我們黨進一步提出和平統一方針，并按照“九二共識”實現了兩岸“三通”。與此同時，我們黨強調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關系的政治基礎，要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前景，但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自從“臺獨”分子上臺后，臺灣當局不斷加劇分裂，使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勢頭受到嚴重沖擊。進入新時代，我們黨在對臺工作方面提出一系列新的重要理念和重大政策主張，形成解決臺灣問題的總體方略，牢牢把握兩岸關系主導權和主動權。中國政府聲明：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當美國高官竄訪臺灣后，中國人民解放軍立即環繞臺灣島進行實彈演習，對挑釁行徑予以堅決回擊。這也是過去未曾有過的。
七、在執政黨自身建設上，更加突出全面從嚴的主基調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領導者、組織者，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根本保證。這就決定了黨通過自身建設，確保自己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始終不變，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古人說：“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一個人如此，一個黨更是這樣。尤其像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大黨，長期處于領導國家的核心地位，又面臨改革開放的局面，如何經受執政、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外部環境的考驗，如何應對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的危險，如何做到始終“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的確是必須時刻面對的嚴重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不要說無法保持朝氣蓬勃，就連領導資格也會喪失。而要解決這個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不斷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當年延安整風時，毛澤東講過：“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并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我們的隊伍，雖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純潔的，但是為要領導革命運動更好地發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須從思想上組織上認真地整頓一番。而為要從組織上整頓，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頓，需要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斗爭。”他還說：“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染灰塵的，也應該打掃和洗滌。‘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是說它們在不停的運動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蝕。”經常地檢討工作，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正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這些論述說明，要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防止黨員思想蛻化、脫離群眾，沒有別的辦法，只能通過不斷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經常進行思想、作風和組織整頓。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有很長時間處在地下或游擊戰爭狀態，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自我整頓，難以在大范圍進行。直到抗戰后期，根據地相對穩定了，才得以以延安為中心在全黨范圍開展了一場大規模整風運動。正是這場運動，為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和奪取全國政權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礎。新中國成立初期，針對全國執政后已經出現和可能出現的新情況，我們黨又先后開展了一系列整黨整風運動。這些運動有的在指導思想上犯了“左”的錯誤，有的存在簡單化、擴大化問題，留下大小不等的后遺癥，但它們的目的都是為了加強黨的自身建設，而且對黨執政后防止腐化和脫離群眾確實也起到了積極作用。改革開放后，我們黨吸取了過去的教訓，不再搞那種疾風暴雨的運動式整風，但并沒有停止采用集中教育的方式進行黨內思想斗爭和作風整頓。僅1983年至2008年不到30年時間，就先后開展了整黨、“三講”教育、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等四場全黨范圍的集中教育活動。這些活動不同程度地解決了黨員隊伍中思想和作風不純的問題，起到了在復雜環境下警鐘長鳴的作用。但是，由于一度管黨治黨不嚴，一些組織軟弱渙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突出，不僅奢侈浪費嚴重的現象沒有得到根本扭轉，消極腐敗現象愈演愈烈，甚至出現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等新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惡劣情形，引起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變了原有的資源配置方式和組織管理模式，越來越多的單位人變成社會人，各種復雜的人際關系和利益關系對黨內生活帶來不可低估的影響，引發了種種問題，組織觀念薄弱、組織渙散就是其中一個需要嚴肅對待的問題。”他說：“我們當前主要的挑戰還是黨的領導弱化和組織渙散、紀律松弛。……十八大之前有很多黨內的同志和廣大人民群眾有所擔憂，也就是在這里。”他強調，當前的主要問題是：“管黨治黨、執行紀律失之于寬、失之于松、失之于軟”。為了解決“寬、松、軟”的問題，黨中央自十八大后，首先從中央自身立規矩做起，從制定和落實“八項規定”開局破題，陸續出臺一系列措施和制度。從那時起直至黨的二十大前，在全黨或縣處級以上干部中連續開展了黨的群眾路線教育、“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兩學一做”教育實踐，“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以及包括召開民主生活會環節在內的黨史學習教育等活動。從這些年的實踐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抓黨的自身建設上，與過去相比最為突出的有以下兩點。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雖然也很重視對黨員進行理想信念教育，但像新時代強調到如此程度的還未曾有過。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改革開放后出現的那些腐敗分子之所以墮入犯罪深淵，追根溯源，問題都出在理想信念這個“壓艙石”動搖了，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個“總開關”松動了，在個人至上、金錢至上、“普世價值”觀等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面前吃了敗仗。改革開放前，我們黨犯過急于進入共產主義的錯誤，給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嚴重損失。改革開放后，黨恢復了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認識到我國由于經濟基礎落后，不僅社會主義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階段，而且在社會主義階段中還存在一個很長的初級階段。在這個階段里，需要實行一些與生產力實際水平相適應的政策，包括發展私營經濟、吸引國外資本等。然而，有人又走到另一個極端，認為共產主義遙遙無期，主張今后要少講甚至不講共產主義，只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行了；有人還提出，為了使資本家放心，中國共產黨應當改名，比如叫人民黨、勞動黨、社會黨；等等。受此影響，輿論界出現了一種怪現象，似乎誰講共產主義誰就是“左”，就是反對改革，以至報刊、廣播、電視等媒體中共產主義一詞幾乎絕跡。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旗幟鮮明地指出：“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是因利益而結成的政黨，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組織起來的政黨。建設堅強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首先要從理想信念做起。”他批評說：“在我們黨員、干部隊伍中，信仰缺失是一個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的問題。在一些人那里，有的以批評和嘲諷馬克思主義為‘時尚’、為噱頭；有的精神空虛，認為共產主義是虛無縹緲的幻想，‘不問蒼生問鬼神’，熱衷于算命看相、求神拜佛，迷信‘氣功大師’；有的信念動搖，把配偶子女移民到國外、錢存在國外，給自己‘留后路’，隨時準備‘跳船’；有的心為物役，信奉金錢至上、名利至上、享樂至上，心里沒有任何敬畏，行為沒有任何底線。”他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強調：“我們現在做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事情，但不能忘記初衷，不能忘了我們的最高奮斗目標。在這個問題上，不要含糊其辭、語焉不詳。含糊其辭、語焉不詳是理想信念模糊甚至動搖的一種表現，好像這個東西太遙遠，我們也拿不準，所以就不愿提及了。眼前的事情，我們看得到,所以敢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敢提，‘兩個一百年’敢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二○二○年就能實現了，看得挺準，更敢提。我覺得，作為黨章明確規定的內容,作為我們黨一貫明確堅持的理想，我們要堅定信念，堅信它是具有科學性的。如果覺得心里不踏實，就去鉆研經典著作，《共產黨宣言》多看幾遍。”針對“共產主義遙遙無期”的觀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精神追求，始終是共產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我們黨以馬克思主義為立黨之本，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高理想，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這就是共產黨人的本。沒有了這些，就是無本之木。我們整個道路、理論、制度的邏輯關系就在這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都源于這個理想信念。立忠誠篤信之志，就是要堅定這個理想信念。”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陳云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還引用陳云關于“共產主義遙遙有期，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的觀點，指出：“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得‘軟骨病’，就會在風雨面前東搖西擺。”針對實現共產主義既然是很漫長的過程，為什么還要為之奮斗的觀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共產主義是我們共產黨人的最高理想，而這個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奮斗的。如果大家都覺得這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沒有必要為之奮斗和犧牲，那共產主義就真的永遠實現不了了。我們現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向著最高理想所進行的實實在在努力。”他還說：在黨的歷史中，“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為了追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犧牲，靠的就是一種信仰，為的就是一個理想。盡管他們也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并不會在自己手中實現，但他們堅信，只要一代又一代人為之持續努力，一代又一代人為此作出犧牲，崇高的理想就一定能實現”。針對“要給共產黨改名”的鼓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總是企圖讓我們黨改旗易幟、改名換姓，其要害就是企圖讓我們丟掉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丟掉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而我們有些人甚至黨內有的同志卻沒有看清這里面暗藏的玄機，認為西方‘普世價值’經過了幾百年，為什么不能認同？西方一些政治話語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們也不會有什么大的損失，為什么非要擰著來？”他說：“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叫共產黨，就是因為從成立之日起我們黨就把共產主義確立為遠大理想。我們黨之所以能夠經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奮起，歸根到底是因為我們黨有遠大理想和崇高追求。”為了堅定全黨的共產主義信念，習近平總書記還多次率領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在黨旗下重溫入黨誓詞。與理想信念緊密相關的一個問題是，共產黨在執政后還是不是革命黨，還要不要革命了。一如前述，改革開放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被否定，有人以此為由，提出“共產黨要實現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謬論，成為一些意志薄弱者放棄理想信念的理論依據。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針對這種把“革命”當成貶義詞的輿論，反復強調“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斷提醒大家“不要忘記我們是革命者”，“不要喪失了革命精神”，批評那種所謂中國共產黨已從“革命黨”轉變成“執政黨”的觀點，指出我們黨是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但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革命黨。黨的十八大后，嚴厲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等“四風”，以“得罪千百人、不負十四億”的使命擔當祛疴治亂，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開展反腐敗斗爭，懲處了包括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委員和中央軍委原副主席在內的一大批高級干部中的腐敗分子，真正做到了反腐敗“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同時，在黨的紀律檢查系統之外，又設立國家各級監察委員會，建立對各級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開展巡視的制度，層層落實管黨治黨的責任。在反腐敗斗爭中，還特別注意懲治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腐敗，防止領導干部成為利益集團和權勢集團的代言人、代理人。同時，嚴肅查處領導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利用影響力貪腐的問題，做到“打虎”“拍蠅”“獵狐”多管齊下，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這些舉措使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消除了黨、國家、軍隊內部存在的嚴重隱患，管黨治黨“寬、松、軟”狀況得到了根本好轉，風清氣正的黨內政治生態不斷形成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對反腐敗斗爭又提出了新的任務，要求“懲治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他指出，要堅決打贏反腐敗斗爭的攻堅戰持久戰，“只要存在腐敗問題產生的土壤和條件，反腐敗斗爭就一刻不能停，必須永遠吹沖鋒號”。少數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之所以墮落為腐敗分子，除了思想上的原因，也有經濟上的原因。改革開放后，不斷加大市場在經濟中的調節作用，并鼓勵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商品交換的原則很容易滲透到黨內生活中，各種物質利益也很容易產生誘惑作用，如果放松思想上的警惕，意志不堅定的人很容易掉進陷阱，成為資本的俘虜和代理人。因此，加強黨的自身建設，防止和制止腐敗蔓延，除了思想、作風、組織的整頓外，還必須從制度上入手，健全規章，堵塞漏洞。這就要求一方面毫不動搖地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維護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充分發揮市場和資本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正確認識和警惕市場的缺陷和資本的特性，切斷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與國內外私人資本之間可能出現的利益關聯，制止黨政機關和黨員干部與私人資本之間搞權錢交易、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后提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的概念，指出：“對領導干部而言，所謂‘親’，就是要坦蕩真誠同民營企業接觸交往……所謂‘清’，就是同民營企業家的關系要清白、純潔，不能有貪心私心，不能以權謀私，不能搞權錢交易。”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他進一步指出，要“自覺抵制商品交換原則對黨內生活的侵蝕”，“堅決防止黨內形成利益集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他重申黨“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鮮明指出，我們黨“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國共產黨同中國人民分割開來、對立起來的企圖，都是絕不會得逞的”。這些論述和做法，都是過去少見甚至未曾見過的，對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和整個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和明顯作用。除了以上列舉的新時代十年在新中國史和改革開放史上呈現出的七個方面的階段性特征外，從黨中央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新變化、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出現了新發展階段的論斷，也可以看出新中國史和改革開放史在黨的十八大后確實進入了一個新時期。這個新時期是進行了并將繼續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時期，是辦成了并將繼續辦成許多事關長遠的大事要事、攻克了并將繼續攻克許多長期沒有解決的難題和長期積累的矛盾的時期，是推進和拓展了并將繼續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的時期，是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向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邁進的時期，是中國國際地位和影響力進一步提高、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的時期，是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的時期。這個新時期要回答的是建設一個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問題，這與此前要回答的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有聯系，但已經不是一個問題了。
參考文獻：
[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
[2]《習近平關于全面從嚴治黨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
[3]《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
[4]《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
[5]《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馬克思主義研究”，原刊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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