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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朱佳木同志2022年8月12日在第八屆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史理論論壇上所作的主旨報告，分篇發表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2年第10期和第11期。現經授權全文合編轉發如下，以饗讀者。

【摘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使我們認清了中國當前最大的實際，而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理論，又使我們明確了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相適應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的正確方向。只要我們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所要求的，自覺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實踐者，既不做超越階段的事，也不做違背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事，盡力去做讓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斷前進的事，那就一定能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經過新發展階段和今后其他的發展階段后，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最終實現共產主義。

如果說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弄清楚了中國社會和革命的性質，找到了指引革命事業的正確理論、方針、政策的話，那么，中國改革開放在短短40多年時間里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弄清楚了新中國當前發展階段的社會性質，找到了指引改革開放事業的正確理論、方針、政策。這個社會的性質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理論、方針、政策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據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初級階段”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的重要論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就是共產主義初級階段中的初級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就是適應并指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朝著共產主義遠大目標前進的科學社會主義。

習近平在不久前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迎接黨的二十大”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深刻闡述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再次明確宣示在新征程上舉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樣的精神狀態、朝著什么樣的目標繼續前進，對團結和激勵全國各族人民為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而奮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我們要為實現黨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繼續奮斗，就要把大家的思想統一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上來，用這一思想進一步認識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和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切實弄清楚二者之間的關系。

馬克思恩格斯在把社會主義由空想變成科學時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他們稱這個時期為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也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他們解釋說，這個社會“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他們指出，所謂舊制度痕跡的一個主要表現是，在這個社會里，“通行的是商品等價物的交換中通行的同一原則，即一種形式的一定量勞動同另一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所以，在這里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雖然原則和實踐在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但這個平等的權利總還是被限制在一個資產階級的框框里”。“這種平等的權利，對不同等的勞動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他們認為：“這些弊病，在經過長久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后；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以上論述表明，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這個過渡的社會只能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然而，這個社會的時間究竟有多長？里面還有沒有不同的階段？如果有，不同階段又應當如何劃分？對于這些問題他們沒有講，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未出現之前也不可能講。

馬克思恩格斯相繼逝世二三十年后的1917年，社會主義社會在俄國真的出現了。但它究竟有多長時間，以及其中還有沒有不同階段，人們仍然不是很清楚，而且往往存在把時間長度看短的傾向。例如，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后就說過，那時的年輕人再過10年、20年，就會生活在共產主義社會。不久后，他發現實現共產主義沒有那么容易，承認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實行了新經濟政策，并說：“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想到過要‘許諾’共產主義高級發展階段的到來，而偉大的社會主義者在預見這個階段將會到來時所設想的前提，既不是現在的勞動生產率，也不是現在的庸人，這種庸人……很會‘無緣無故地’糟蹋社會財富的儲存和提出不能實現的要求。”意思是說，共產主義社會的到來，除了需要生產力的極大提高，還需要人的道德水平的極大提高。再往后，斯大林又犯了急性病，在1936年宣布建成了社會主義，并在1938年提出5年內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蘇聯衛國戰爭結束后，他稍微退了一步，在1952年說蘇聯正處在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期。但到了赫魯曉夫時期，赫魯曉夫頭腦又發熱，把話說得更絕對，在1959年蘇共二十一大上宣布，蘇聯已進入全面開展共產主義建設時期。1961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二大上提出到1980年左右在蘇聯基本建成共產主義社會。他的繼任者對于這種過于冒失的言論進行了糾正，但仍然提出蘇聯已處于建設發達社會主義的時期。

新中國成立后，同樣碰到了急于由社會主義社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問題。根據過渡時期總路線，我國于1956年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接著，在1958年“大躍進”高潮中，“左”的急于求成的思想占了上風。所謂急于求成，一“急”是急于加快經濟建設速度，增加產品數量，實現“超英趕美”；另一“急”便是急于進入共產主義。那時有的文件說，“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么遙遠將來的事情了”，還有的文件提出，在第三個五年計劃以前（即1967年）進入共產主義。上面急，下面更急，有的縣提出“跑步進入社會主義”“2年進入共產主義”“大戰200天進入共產主義”等。

隨著共產風、浮夸風等問題的暴露，毛澤東和黨中央其他領導人頭腦逐漸冷靜下來。在1958年年底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說：“現在有一種偏向，好像共產主義越快越好。實現共產主義是要有步驟的。”會議決議明確指出，“現階段仍處在社會主義社會”。在接著召開的黨的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又說：“我們現在是一窮二白，還有一個一窮二弱。現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1959年年底，他在小范圍里甚至說道：“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遺憾的是，他的這個思想只是閃現了一下，未能展開。

后來，毛澤東正確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他在1962年修改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公報時說：“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1964年他在修改“九評”時又說，建設社會主義“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在時間問題上，與其準備短些，不如準備長些”。起初，他說社會主義需要很長時間，主要是從經濟建設角度講的，他說，“我們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大概經過五十年即十個五年計劃，就差不多了”；“在我國，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要花一百多年”；“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但1962年之后，他在解釋社會主義社會建設長期性問題上，角度漸漸由經濟建設變為階級斗爭和“資產階級法權”，認為需要較長時間的主要原因是要消滅階級、階級斗爭和取消“資產階級法權”，時間不可能短。例如，他在1974年年底同周恩來總理的談話中說道：“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其實，這兩個角度都不錯，問題發生在對社會主義時期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判斷上。就是說，究竟發展生產力是主要任務，還是抓階級斗爭是主要任務。不過，當“文化大革命”進入“斗、批、改”階段時，他在談到經濟計劃制定時也說過一句話：“許多方面要改革，怎樣搞社會主義，就是不懂。”可見，無論從哪個角度，毛澤東都已認識到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將需要很長時間，而且還有許多問題需要探索。

改革開放后，鄧小平通過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特別是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思考，進一步發展了毛澤東的上述思想，指出：“什么叫社會主義，什么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馬克思主義最注重發展生產力。我們講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要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就要求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社會物質財富極大豐富。所以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受他這一思想的啟發，黨中央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一個概念，最早出現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1981年的“歷史決議”）中，不過沒有發揮。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對此作了具體闡述，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論斷，包括兩層含義。第一，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在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即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中，又劃分出一個初級階段，這無疑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一次重大理論創新。

后來，黨的十五大報告對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過一個規范性表述，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逐步擺脫不發達狀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史階段；是由農業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勞動的農業國，逐步轉變為非農業人口占多數、包含現代農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工業化國家的歷史階段；是由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占很大比重，逐步轉變為經濟市場化程度較高的歷史階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轉變為科技教育文化比較發達的歷史階段；是由貧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較低，逐步轉變為全體人民比較富裕的歷史階段；是由地區經濟文化很不平衡，通過有先有后的發展，逐步縮小差距的歷史階段；是通過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較成熟的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和其他方面體制的歷史階段；是廣大人民牢固樹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自強不息，銳意進取，艱苦奮斗，勤儉建國，在建設物質文明的同時努力建設精神文明的歷史階段；是逐步縮小同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階段。”從這個表述來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社會主義階段一樣，也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同樣不能把它看短了。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聯系但不完全是一個概念。前者指的是社會形態，后者指的是對應這種社會形態的一整套理論體系、制度體系和方針政策。可以說，自從中國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之后就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行，則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概念，最早出現在鄧小平所作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但他的開幕詞和十二大報告，對這個概念都沒有作出闡釋。黨的十三大到黨的十六大的歷次黨的代表大會，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雖然都下了定義、作了闡述，但未能用明確的語言對其內涵加以概括。作出完整表述的，是黨的十七大報告。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在此基礎上，黨的十八大作了進一步豐富，增加了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等內容。黨的十九大又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布局、戰略布局和最本質特征，從而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概念更加完善。這些論述表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多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就有多長。

當1997年黨的十五大強調中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時候，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尚處在世界的第七位。然而，到了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已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在這種情況下，是否還能說中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呢？

習近平在2017年黨的十九大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但他同時強調：“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又指出，我國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提出了“新發展階段”這一概念，但同時重申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些論述表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經歷很長時間，不能輕言結束；但這個階段并不是凝固的、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其中也會有不同階段。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意味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出現了一個新的階段。從發展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以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的階段。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又劃分出不同階段，無疑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再一次重大理論創新。

從黨中央有關論述來看，作出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出現了一個新階段的判斷，大體有以下幾點依據：首先，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其次，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已經如期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已經突破100萬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了1萬美元，農村貧困人口已全部實現脫貧，高等教育已進入普及化階段，世界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也已建立起來，基本醫療保險覆蓋90%以上人口，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近10億人，國家綜合國力已躍上新的大臺階，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比重已由11.3%提升到18.45%；人力資源豐富，市場空間廣闊，生態環境明顯改善，發展韌性強勁。最后，對外開放繼續擴大，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對外開放格局已經形成，共建“一帶一路”穩步推進，我國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進一步提高，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同時，國防建設水平大幅提升，軍隊組織形態實現重大變革，國家安全全面加強，社會保持和諧穩定，社會主義中國以更加雄偉的身姿屹立于世界東方。

既然我國在21世紀第二個10年里，社會主要矛盾、經濟實力、人民生活水平、國際地位等，與此前相比，都發生了明顯變化，呈現出顯著的階段性特征，那為什么不能講中國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新階段或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而一定要講進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新階段呢？這是不是過于謹慎、過于保守了呢？對于這個問題，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作出了深入分析和明確回答，其中指出我國雖然已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重點領域關鍵環節改革任務仍然艱巨，創新能力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農業基礎還不穩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生態環保任重道遠，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會治理還有弱項”。就是說，我國還沒發展到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對此，我認為還有以下幾個問題不能不考慮。

第一，各項指標的人均數還比較低。中國盡管經過幾十年計劃生育，人口增長率大幅度降低，至今比不實行計劃生育大體少生了2億人，但目前仍然有14億多人口，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雖然發展很快，國內生產總值由世界第十位躍居第二位，但人均的1.14萬美元剛剛與世界平均水平持平，只相當于高收入國家人均的1/4弱，更僅是美國人均的1/6，在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排名中只占第60位左右。許多產品的產量雖位居世界前列，但按人均計算也都偏低。例如，2021年我國鋼產量已達到10億噸，占世界鋼產量的一半多，但人均產量只有700多公斤，與日本、韓國差不多；谷物產量已達6.8億噸，約占世界谷物產量的1/4，比美國還多1億噸，但按人均計算僅為美國的1/4強，2021年仍進口1.6億噸，其中大豆9000萬噸，谷物7000萬噸。

第二，經濟增長的方式和結構還不夠合理。與世界各國相比，近幾十年來中國經濟發展速度雖然很快，但增長方式總體上還比較粗放，結構上也不夠合理，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仍然比較突出。首先，為經濟增長付出的資源、環境、生態代價過大。隨著城市化、工業化的高速發展，我國耕地、水資源和生態環境壓力越來越大。例如，近些年來，在節能減排、生態維護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單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雖然低于發達國家，甚至低于世界人均數，但絕對量卻升至全球第一位。據監測，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流域面積超過100平方公里的5萬條河流，至今消失一半多，剩下的2.3萬條河也有40%被污染，其中20%的河水完全不能飲用。另外，耕地不僅受到城市和交通建設的擠壓，而且單位面積化肥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7倍；農藥不僅高毒、高殘留、高污染，而且有效利用率僅為發達國家的一半以下；還有20%的耕地面積重金屬含量超標。而要減少耗能多、污染多的企業，與發展工業和充分就業之間存在矛盾；要促進糧食增產，提高單位面積產量，與減少化肥、農藥使用之間也有矛盾。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有一個高科技產品研發、生產和推廣使用的過程。其次，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不夠高，勞動生產率仍低于發達國家，重復建設和中低端產能過剩的情況比較嚴重。一方面，由于盲目設廠、惡性競爭，導致鋼鐵產業利潤下滑而債務上升，且產能被大量閑置；另一方面，每年還要從國外進口大批優質和特殊鋼材。最后，居民收入分配問題突出，城鄉之間、東西部之間的發展和高低收入人群之間的收入差距依然較大。國家統計局和國內外研究機構公布的關于中國基尼系數盡管不完全一樣，但都超過了國際公認收入警戒線0.4。自黨的十八大以來，經過連續進行脫貧攻堅戰，至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已實現全部脫貧，但脫貧標準總體上仍然是2014年制定的人均年收入2800元，全國近一半人口月收入不足1000元，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大于2.5∶1，許多地方的農村基礎設施還很落后，社會保障水平也比較低。

第三，科技的創新能力還不夠強。目前，中國在全球出口市場占有率排名第一的產品約有1500種之多，但這些產品的核心技術、關鍵部件、設計軟件，大部分不在中國手里；制造這些產品的高端芯片和裝備，大部分也要進口。許多中外合資企業，生產在中國，技術、專利卻留在對方手中，使中國長期處于制造業的中低端，利潤大部分被對方拿走。就連服裝、鞋帽等技術含量較低的消費品，很多專利、品牌也是國外的。農業中的一些優質種子和深加工產品的國內市場，也被跨國公司掌握。中國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雖然逐年提高，但仍然大大低于一些發達國家的水平。

第四，妨礙中國發展的國內國際因素還比較多。首先，隨著中國幾十年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和人們生育觀念的變化，生育率持續下降，導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從2011年開始出現負增長，同時中國進入了老齡化社會。目前，14歲以下人口比重已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老齡人口比重卻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20年，60歲以上人口超過18.7%，65歲以上人口占比13.5%，80歲以上的老人有3580萬。其次，勞動力工資提高較快，土地價格不斷上升，環境保護要求越來越嚴，企業成本壓力持續加大，導致一些外資企業甚至國內民營企業開始向成本相對偏低的國家和地區轉移。最后，2008年資本主義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的影響至今沒有完全消除，又出現了新危機的跡象，造成世界經濟增長乏力，西方發達國家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不斷抬頭，世界經濟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突出，國際貿易摩擦加劇。這些情況都會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財政收入造成下行壓力，帶來不利因素。

第五，工業化、現代化的標準還在隨著經濟和科技的發展而變化。工業化和現代化既是一個確定的概念，也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其內涵和標準會隨著人類經濟、科技與社會的不斷進步而變化。是否達到了工業化標準，一般看生產工具的狀況。自18世紀歐洲工業革命以來，工業化經歷了機械化、電氣化、數字化過程；進入21世紀以來，出現了以3D打印、物聯網、云計算、機器人等為標志的智能化，被人們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每次工業革命，都使那個時代的工業化標準相應提高。比如，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時，工廠和交通工具使用蒸汽機就算是工業化了；但到第二次工業革命時，使用蒸汽機就不能再算作工業化的標志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出現了信息技術、太空技術、納米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科技等，有人稱之為信息時代、知識經濟、數字經濟，或者叫后工業化。在這種形勢下，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實現了工業化，也不能不考慮這些新技術帶來的新變化。例如，在計算機技術被廣泛應用的今天，如果工業生產中還沒有運用這種技術，機床沒有實現自動化、數字化，即使工業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占據了主要位置，也很難說實現了工業化。再者，發達國家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就進入了非工業化軌道，服務業在經濟中所占比重不斷上升，而工業比重持續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判斷一個國家是否實現了工業化，也不能簡單以工業在經濟中的比重多少為標準。前些年，中國工業增加值已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0%，而美國卻是26%，不能因此就認為中國工業化程度高于美國。現在一些發達國家雖然提出再工業化的口號，但這個工業化的內涵已與原先大為不同。

現代化標準的內涵比工業化更為復雜而豐富。自從20世紀60年代起，我國用實現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代替了原先提出的實現工業化的口號。而國際公認的現代化標準，不僅要看生產力的發展程度，還要看社會進步、人類發展、生態環境的狀況。所以，當今時代衡量一個國家是否達到了現代化標準，要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是否躋身創新型國家的前列，還要看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是否基本建成；社會文明程度是否達到了新的高度，國家文化軟實力是否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是否更為寬裕，中等收入群體比例是否明顯提高，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是否顯著縮小；現代社會治理格局是否基本形成，社會是否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生態環境是否根本好轉；等等。概括起來，就是要看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是否得到全面提升。正因為如此，我國在21世紀初提出的奮斗目標是在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而2017年黨的十九大將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提到了2035年，明確指出要在21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以上說明，當代中國通過70多年的努力，已經使綜合國力大大增強，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在21世紀第二個10年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和中國發展的新階段。然而，這個新階段在發展上還是很不充分的，距離當今世界先進水平還有很大差距，要追上發達國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所以，這個新的發展階段只能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更高一級階段，而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

列寧曾指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提供的只是總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應用具體地說，在英國不同于法國，在法國不同于德國，在德國又不同于俄國”，同時指出：“一切民族都將走向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卻不會完全一樣，在民主的這種或那種形式上，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這種或那種形態上，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上，每個民族都會有自己的特點。”歷史已經說明，中國對于科學社會主義原理的應用，不同于英、法、德、俄等國的社會主義政黨；在走向社會主義的方法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形態等方面，也有別于蘇聯的實踐。然而，各國的具體國情無論有多么不同，只要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路線方針政策就不能脫離和違背科學社會主義的原理和原則。具體到當前的我國，雖然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政策，但同時必須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原理、原則。就是說，要用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的理論，指導和規范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踐。那么，怎樣才算做到了這一點，以什么標準來檢驗是否做到了這一點呢？我認為，起碼要看以下三條。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指出：“關于社會制度的主張，共產黨是有現在的綱領和將來的綱領，或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兩部分的。”共產黨的最高綱領，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根據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而宣布的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最低綱領，就是各國共產黨人為了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目標，在不同歷史階段所確定的當前奮斗目標和主要斗爭策略。毛澤東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個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心目中就懸著為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斗和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斗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而不顧那些共產主義敵人的無知的和卑劣的敵視、污蔑、謾罵或譏笑。”為什么在執行黨的最低綱領時必須牢記黨的最高綱領、堅定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呢？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兩條原因。

第一，只有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才能在完成黨的每一個最低綱領的過程中不迷失方向。

我們黨在過去100多年的不同歷史階段，有著具體內容各不相同的當前綱領或最低綱領。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階段，黨的最低綱領總起來說是“反帝反封建”，具體到抗日戰爭時期是結成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解放戰爭時期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又提出通過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行工業化建設；后來又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力爭早日實現工業化和“四個現代化”。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我們黨又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黨又提出“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任務。這個任務就是黨的十九大所宣布的：“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銳意進取、埋頭苦干，為實現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三大歷史任務，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繼續奮斗！”這個任務也可以看作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入新發展階段時的當前綱領。黨的二十大進一步明確了新時代新征程黨的使命任務。盡管過去100多年來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最低綱領或當前綱領的具體內容各不相同，但歸納起來看，它們的一個共同點都是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復興而奮斗。

我們黨在執行不同歷史時期的最低綱領或當前綱領的具體過程中，雖然也出現過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總是能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究其原因，最基本的一條就是，我們黨在執行這些最低綱領或當前綱領、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復興奮斗時，心中始終秉承著黨的最高綱領，始終堅守著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的理想和信念。正如鄧小平所說：“我們共產黨人的最高理想是實現共產主義，在不同歷史階段又有代表那個階段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奮斗綱領。因此我們才能夠團結和動員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叫做萬眾一心。有了這樣的團結，任何困難和挫折都能克服。”

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毛澤東就提醒人們：“社會主義會有缺點的，將來還要發展到共產主義。”他說，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性質“還是社會主義的”，只有到“社會產品極大地豐富了，全體人民的共產主義的思想覺悟和道德品質都極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會主義時期還不得不保存的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這些差別的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的殘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國家職能只是為了對付外部敵人的侵略，對內已經不起作用了，在這種時候，我國社會就將進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時代”。

改革開放后，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水平和新中國前30年建設達到的經濟規模，將過去完全的公有制改為了公有制為主體，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改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時，吸收國外投資，興辦中外合資企業，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接軌。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更加注意提醒共產黨員，特別是黨的各級干部，一定要堅守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牢記共產主義遠大理想。

鄧小平說：“我們就是要堅決執行和實現這些社會主義的原則。從長遠說，最終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現在有人擔心中國會不會變成資本主義。這個擔心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我們不能拿空話而是要拿事實來解除他們的這個憂慮，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們變成資本主義的人。我們的報刊、電視和所有的宣傳工作都要注意這個問題。”他還說：“馬克思主義，另一個詞叫共產主義。我們過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因為有這個信念，有這個理想……革命勝利以后搞建設，我們也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我們搞四個現代化建設，人們常常忘記是什么樣的四個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他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再次強調：“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

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針對一些人到國外考察，看見摩天大廈、高速公路等等，就以為中國不如外國、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不靈了的情況，陳云指出：“資本主義必然要被共產主義所代替，這是無可改變的法則。現在世界上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這就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必然要代替資本主義的鐵證。我們可以充滿信心，高呼：社會主義萬歲！共產主義萬歲！”后來，他在全國端正黨風工作經驗交流會上又指出：“要使全黨同志明白，我們干的是社會主義事業，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他批評“有些人，包括一些共產黨員，忘記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丟掉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他們為了私利，‘一切向錢看’，甚至違法亂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更是反復強調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所謂初心和使命，就是共產黨建立之初確立的奮斗目標、宗旨和任務。他指出：“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叫共產黨，就是因為從成立之日起我們黨就把共產主義確立為遠大理想。我們黨之所以能夠經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奮起，歸根到底是因為我們黨有遠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得‘軟骨病’，就會在風雨面前東搖西擺。”

第二，只有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才能在執行黨的最低綱領的漫長過程中始終不松懈斗爭意志。

改革開放以來，有人認為現在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再講共產主義，不利于吸引外資；共產主義是很遙遠的事，還是少講為好；甚至胡說共產主義是烏托邦，不應作為人民的奮斗目標；市場經濟是永恒的，在市場經濟前面不應加社會主義四個字；等等。

共產主義社會當然還很遙遠，但不等于遙不可及，不是烏托邦和空中樓閣。而且，共產主義不僅僅指未來社會，它也是以實現共產主義為目標的一種運動、斗爭。只要是以共產主義為理想的運動和斗爭，每一個勝利都是向共產主義社會前進的一步。馬克思說：“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黨的十二大報告也曾指出：“共產主義作為社會制度，在我國得到完全的實現，還需要經過若干代人的長時期的努力奮斗。但是，共產主義首先是一種運動……這種運動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人們為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進行的運動，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和領導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候就開始了。現在這個運動在我國已經發展到建立起作為共產主義社會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因此，共產主義的思想和共產主義的實踐早已存在于我們的現實生活中。那種認為‘共產主義是渺茫的幻想’、‘共產主義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對各種質疑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聲音給予了嚴厲批駁。在紀念陳云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他特別引用了陳云同志針對“共產主義遙遙無期”的觀點所指出的，“共產主義遙遙有期，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的論述，強調：“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總是企圖讓我們黨改旗易幟、改名換姓，其要害就是企圖讓我們丟掉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丟掉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他說，在共產黨最高奮斗目標是共產主義“這個問題上，不要含糊其辭、語焉不詳”。他還說：“我們黨以馬克思主義為立黨之本，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高理想，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這就是共產黨人的本。沒有了這些，就是無本之木。我們整個道路、理論、制度的邏輯關系就在這里……我們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都源于這個理想信念。”“不能因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就認為那是海市蜃樓，就不去做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實現共產主義是我們共產黨人的最高理想，而這個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奮斗的。如果大家都覺得這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沒有必要為之奮斗和犧牲，那共產主義就真的永遠實現不了了。我們現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向著最高理想所進行的實實在在努力。”“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為了追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犧牲，靠的就是一種信仰，為的就是一個理想。盡管他們也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并不會在自己手中實現，但他們堅信，只要一代又一代人為之持續努力，一代又一代人為此作出犧牲，崇高的理想就一定能實現。”

正因為只有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教育，才能在執行黨的最低綱領過程中不迷失方向，不松懈斗爭意志，所以，執行黨的最低綱領的同時進行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教育，就是天經地義的要求。早在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就曾針對有人提出執行新民主主義行動綱領時是否應當宣傳共產主義思想的疑問指出：“毫無疑義，應該擴大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加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沒有這種宣傳和學習，不但不能引導中國革命到將來的社會主義階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導現時的民主革命達到勝利。”但同時，他也提醒，“應把對于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的宣傳，同對于新民主主義的行動綱領的實踐區別開來；又應把作為觀察問題、研究學問、處理工作、訓練干部的共產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同作為整個國民文化的新民主主義的方針區別開來”。他的這些論述，雖然是在民主革命時期作出的，但蘊含的關于處理共產黨最高綱領與當前行動綱領之間關系的原則，直到今天仍然沒有過時。

關于改革開放后在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綱領時，還要不要堅持共產主義遠大理想，進行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教育，鄧小平、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對此有過同樣明確的論述。鄧小平說：“我們干的是社會主義事業，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要特別教育我們的下一代下兩代，一定要樹立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沒有理想和紀律，建設四化是不可能的。”陳云也說：“應當把共產主義思想的教育、四項基本原則的宣傳，作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內容。”“民主革命時期，我們用共產主義思想教育黨員和群眾中的先進分子，才使黨始終有戰斗力，使革命取得了勝利。”

黨的十八大之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為了對黨員尤其是黨員干部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在全黨開展了一次以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為重點，以“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主題的教育活動。習近平指出：“黨內政治生活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根子還是一些黨員、干部理想信念這個‘壓艙石’發生了動搖，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個‘總開關’出現了松動。”他要求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補足精神之鈣，把穩思想之舵。

可見，我們黨在社會主義社會初級階段之所以能保持正確方向不走樣，始終把黨的當前行動綱領與最高綱領緊密結合、把踐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同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統一起來，始終要求廣大黨員牢記為共產主義遠大目標而奮斗的理想信念，是其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只能從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實行與初級階段相適應的各項政策。例如，要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要允許資本參與分配，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乃至決定性作用，要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要與資本主義主導的國際經濟接軌，等等。如果不實行這些政策，就是脫離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然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然叫作社會主義，也不能脫離社會主義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則，否則就不是社會主義。好比鋼，其基本性質是含碳量小于2%的鐵碳合金。在此基礎上可以加各種合金元素，使其成為有不同用處的合金鋼。但無論加什么元素，碳的含量都不能超過2%，超過了就不成其為鋼，而是鐵或者其他金屬了。

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對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講過一段十分重要的話。他說：“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國內外有些輿論提出中國現在搞的究竟還是不是社會主義的疑問，有人說是‘資本社會主義’，還有人干脆說是‘國家資本主義’、‘新官僚資本主義’。這些都是完全錯誤的。我們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那就是不論怎么改革、怎么開放，我們都始終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闡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要內容時，他提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并指出“這些都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體現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內容，如果丟掉了這些，那就不成其為社會主義了”。在他列舉的這些內容中，最能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的，也是科學社會主義最核心的東西，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理由有以下三點。

第一，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堅持改革開放相結合是我國改革開放成功的主要經驗。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鄧小平早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的，具體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說：“這四項基本原則并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之所以要強調宣傳它們，是因為現在“社會上有極少數人正在散布懷疑或反對這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而黨內也有個別同志不但不承認這種思潮的危險，甚至直接間接地加以某種程度的支持”。

從改革開放40多年的實踐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之所以能夠在大局穩定的前提下不斷向前發展，主要原因就是把堅持改革開放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緊密結合在一起。這是改革開放“最可靠的保證”，是“最可寶貴的經驗”，是“取得成功的關鍵和根本”，是“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是規定和影響其他經驗的核心經驗。

有一種觀點認為，改革開放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實行了改革開放。這是一種自我論證。同時，且不說這種觀點在邏輯上是否成立，即使成立，在事實上也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所謂改革，主要在于經濟體制以市場為取向；所謂開放，說到底是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規則接軌。目前，世界上200多個國家和地區，除了20多個發達國家一直實行市場經濟和主導國際經濟秩序之外，余下的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要么早就在實行市場經濟和與國際經濟規則接軌了，要么也是在向市場經濟和與國際經濟接軌的方向過渡。可是，在這么多實行和試圖實行市場經濟、與國際經濟接軌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中，唯獨中國的發展速度最快，持續時間最長，取得的成就最大。如果再考慮到中國經濟基礎薄弱、氣候自然條件較差、人均耕地和各種資源相對貧乏、區域發展很不平衡等不利因素，能做到這一點就更加不易。只要把中國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比較一下就不難看出，它們之間的最大區別并不在于是否改革開放，是否實行了市場經濟和與國際經濟接軌，而在于中國的改革開放沒有脫離本國國情，沒有照搬西方經濟、政治制度模式；在于中國把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結合，保留了國家的計劃手段和宏觀調控能力，更好地發揮了政府作用；在于中國一方面與國際經濟接軌，另一方面沒有完全融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更沒有受國際壟斷財團、跨國公司的任意擺布。說到底，在于中國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堅持改革開放結合在了一起。

第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敵對勢力攻擊我國的主要矛頭所向。

中國從本國國情出發，把堅持改革開放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相結合，從而在保持社會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實現經濟快速發展，這個“奧妙”許多發展中國家漸漸看明白了，對西方的制度模式產生了越來越大的懷疑，對中國發展道路產生了越來越大的興趣。同樣，對于這個“奧妙”，西方敵對勢力也看得很清楚。正因為如此，他們以及與他們相勾結的民族分裂勢力、邪教組織、自由化分子，為了遏制中國進一步發展，消除中國發展道路在發展中國家產生的影響力、吸引力，在利用一切機會制造反華事端，挑唆群眾與政府對立，千方百計進行滲透、分裂、顛覆活動的同時，集中攻擊堅持改革開放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相結合的做法。

在國內外敵對勢力看來，隨著中國私營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對歷史錯案的揭發糾正，中國早晚有一天會放棄四項基本原則。因此，他們顯得比我們更關心改革開放，一有風吹草動，就造謠說改革開放的政策要變了。由此可見，他們并不反對改革開放，而是反對改革開放與四項基本原則的結合。這從反面證明，改革開放與四項基本原則相結合，才是各種敵對勢力最害怕最痛恨的。鄧小平曾指出：“臺灣集中攻我們四個堅持，恰恰證明四個堅持不能丟。沒有四個堅持，中國就亂了。”“中國的政策基本上是兩個方面，說不變不是一個方面不變，而是兩個方面不變。人們忽略的一個方面，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共產黨領導。人們只是說中國的開放政策是不是變了，但從來不提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是變了，這也是不變的嘛！”

前些年，一位新加坡學者撰文說：“歐洲（實際上整個西方世界）實際上是期望中國的發展會實現西方價值。但現實是，中國的發展不僅沒有使得西方價值在中國開花結果，反而，中國的發展經驗對發展中國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從而對西方的價值構成了挑戰。”“在很大程度上，歐洲人對于一個政治中國的擔憂和恐懼甚于一個經濟中國。并且，這種擔憂和恐懼還相當普遍。現實地說，這種擔憂甚至恐懼很難在短時間內消除，也很可能隨著中國的進一步崛起和外在影響力的提高而強化。”他的話從另一個側面說明，西方敵對勢力最反對的，正是我們最成功的地方。

第三，放棄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蘇聯改革失敗的主要原因。

蘇共解散、蘇聯解體的原因很多，但歷史已經清楚地表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戈爾巴喬夫之流搞的“改革”。這個所謂改革，“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放棄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結果使得已經相當嚴重的經濟、政治、社會、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最終釀成了制度劇變、國家解體的歷史悲劇”。他們在經濟改革方面，錯用了“500天計劃”和“休克療法”等新自由主義藥方，推進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和私有化，造成生產下降、物價飛漲、少數人暴富、多數人貧困的局面；在政治改革方面，錯用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藥方，搞議會民主、三權鼎立、多黨制那一套，逐漸使蘇共失去了國家的領導地位；在意識形態方面，錯用了“多元化、公開性”藥方，發動全民對蘇共和蘇聯歷史進行清算，由反斯大林發展到反列寧、反十月革命、反馬克思主義。相反，把托洛茨基等人奉為英雄，甚至把沙皇當成布爾什維克“暴政”的受害者，從而使蘇共威信掃地，使蘇聯歷史變得臭不可聞，使人民對革命領袖的崇敬和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徹底動搖。試想，在這種形勢下，蘇共怎么可能不解散，蘇聯又怎么可能不解體？

2008年，蘇聯最后一任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到當代中國研究所作題為“蘇聯解體原因”的報告。他說，蘇聯是靠蘇聯共產黨凝聚的，沒有了蘇聯共產黨，蘇聯是不可能存在的。為了使改革有穩固和強有力的國家權力作保證，千萬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而為了使這個黨具有凝聚力，千萬不要搞私有化。就連戈爾巴喬夫也說：“改革時期，加強黨對國家和改革進程的領導是所有問題的重中之重……如果黨失去對社會和改革的領導，就會出現混亂。”“我對中國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不會有好結果！千萬不要讓局勢混亂，穩定是第一位的。在這些方面，中國領導人的表現是出色的。”他們的話，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當今俄羅斯思想界對20世紀80年代那場改革的新認識。這進一步說明，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開放要避免失敗，關鍵在于不能讓改革開放與四項基本原則相脫節。

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以蘇聯為例，告誡人們在改革中迷失社會主義方向會導致嚴重后果。他指出，蘇聯解體、蘇共垮臺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全面否定蘇聯歷史，否定列寧、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把思想搞亂了，黨組織不起作用了，軍隊也不在黨的領導之下了。他說：“蘇共早年在有二十萬黨員時能夠奪取政權，在有二百萬黨員時能夠打敗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近二千萬黨員時卻丟失了政權、丟失了自己。”個中原因，就在于蘇共拋棄了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他一再強調，堅守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成果，肯定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成就，堅持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方向，是“黨和人民在當今世界安身立命、風雨前行的資格”；要“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這是黨史工作必須遵循的黨性原則，也是每一個黨史工作者應該履行的政治責任”。這告訴人們，維護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的歷史，就是維護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人民的最大利益；只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才能確保改革開放行穩致遠，才能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逐步發展到高級階段。

關于當前階段如何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我們做以下分析論述。

其一，關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一個國家的社會形態和社會制度，是由其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以一定形式的結合而構成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立足當代，看一個國家是資本主義的還是社會主義的，主要看構成這個國家的社會形態中的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是以資本為中心，還是以社會即以人民為中心。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主義與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比較，最大不同就在于，后者允許私人資本（無論國內還是國外）的存在，并鼓勵私人資本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發展；同時，推動國有企業改革，讓其中的經營性資產也以資本的方式運作；相應地，允許資本參與分配，拉開經營者與生產者的收入差距。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還是社會主義，就因為在生產資料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上，把握住了這個度，做到了以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所有制制度和分配制度的主體。

鄧小平曾指出：“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他還說：“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改革開放以來，在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和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中，雖然也出現過權錢交易、官商勾結、偷稅漏稅、變公為私、國有資產流失等問題，但公有制始終在所有制結構中占據主體地位，國有經濟始終控制國民經濟的命脈。所以，我國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堅持公有制占主體的道路。

有人認為，在今天的中國，個體私營企業已占到全部稅收的50%以上，國內生產總值的60%以上，技術創新的70%以上，城鎮就業的80%以上，企業總數的90%以上，還能說公有制占主體嗎？持這種疑問的人忽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摸索出的一個真理，即某種所有制是否占經濟的主體，主要應當看它對經濟的控制力而不是其他。

改革開放后，《憲法》進行了多次修訂，但第六、七、九、十條始終沒有變，其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可見，在中國對國民經濟起主導作用的企業，以及土地、礦藏、河流、森林等構成生產要素的自然資源，仍然被法律規定由國家和集體掌握。凡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如金融業、運輸業、電信業、能源業等，事實上都由國有企業獨資或控股經營。在全社會資產總額中，國有企業也占絕對優勢。因此，說中國當前仍然由公有制占主體，由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是毫無疑義的；私人資本在我國雖然取得了很大發展并仍然有很大發展空間，但絕不占也不可能占生產資料的主體，沒有也不可能控制國民經濟的命脈。

還要看到，個體私營經濟在滿足市場需求、吸收就業人口等方面雖然作用巨大，但國有企業承擔的一些無利可圖甚至虧本的重大項目，以及各種社會責任，是它們不愿承擔也難以承擔的。它們給國家貢獻了稅收，但國有企業不僅要納稅，還要上繳利潤。僅2021年，中央企業就上繳了1萬億元，而這是個體、私營企業不會做也做不到的。

另外，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國家在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同時，也逐漸加強了對它們的引導和監管。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少數人搞官商勾結、中飽私囊，一些領域資本無序擴張、肆意操縱、牟取暴利，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構建親清的政商關系，反對不正當競爭，防止資本野蠻生長，有效控制資本的消極作用，“既不讓資本大鱷恣意妄為，又要發揮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的功能”。他指出：“要發揮資本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同時，必須認識到，資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規范和約束，就會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不可估量的危害。”另外，他在強調支持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增強國有經濟的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力的同時，也要求加大對國有資產的監管力度，提高國有資本上繳公共財政的比例，嚴格規范國有企業管理人員薪酬水平和職務消費，依法堵塞國有資產流失的各種漏洞。所有這些舉措，更加增強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的主導作用。

分配制度決定于生產資料所有制，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原理。鄧小平說過：“吸收外資也好，允許個體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也好，歸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發展生產力，加強公有制經濟。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正因為如此，目前盡管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仍然較大，盡管出現了少數資產階級分子，但社會上并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新生資產階級。

黨的十八大報告在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定義的同時，把“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調節力度，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問題”作為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八個“必須堅持”之一。針對有人反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強調共同富裕的論調，習近平明確指出：“我們現在做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事情，但不能忘記初衷，不能忘了我們的最高奮斗目標。”“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不能做超越階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說在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方面就無所作為，而是要根據現有條件把能做的事情盡量做起來，積小勝為大勝，不斷朝著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前進。”在2020年召開的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隨著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我們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闡述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時，他列舉了五點，其中第二點就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他說：“我國現代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自覺主動解決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堅決防止兩極分化。”2021年年初，他再次強調：“進入新發展階段，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必須更加注重共同富裕問題。”他的這些論述，集中體現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指導思想，那就是雖然不能做超越初級階段的事，但并不等于說在初級階段不能按照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做符合社會主義社會以人民為中心的事，不等于說不能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把共同富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對于實現共同富裕，尤其是解決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共產黨任何時候都要盡力而為。

其二，關于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后，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響，對人民民主專政中的“專政”一面過分強調，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全面專政”“群眾專政”等錯誤口號，嚴重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造成大量冤假錯案，引起廣大群眾強烈不滿。粉碎“四人幫”后，由于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泛濫，一些人又走到另一個極端，歪曲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主張削弱國家的專政職能，反對再講人民民主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甚至主張反革命言論也可以自由發表。

針對上述錯誤觀點，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說：“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決不是可以不要對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他還講過：“馬克思說，階級斗爭不是他的發現，他的理論最實質的一條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本身的力量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肯定弱于資本主義，不靠專政就抵制不住資本主義的進攻。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叫人民民主專政。在四個堅持中，堅持人民民主專政這一條不低于其他三條。”他在晚年一次談話中還說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在哪里？就在四個堅持。四個堅持集中表現在黨的領導……沒有人民民主專政，黨的領導怎么實現啊？”

有人問，既然已經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為什么還要講無產階級專政呢？專政的對象是誰呢？更有甚者，從根本上質疑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對于這些問題，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也作出了回答。他說：“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者夸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1981年《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以后，階級斗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觀點，又要反對認為階級斗爭已經熄滅的觀點。”隨后，這些論述被寫進1982年黨的十二大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和1983年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即“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中國人民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斗爭”。

對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都有哪些表現的問題，鄧小平當年的回答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敵特分子，有各種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壞分子，有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新剝削分子，并且這種現象在長時期內不可能完全消滅。同他們的斗爭不同于過去歷史上的階級對階級的斗爭（他們不可能形成一個公開的完整的階級），但仍然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或者說是歷史上的階級斗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遺留。”現在，反革命罪在《刑法》中已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煽動顛覆國家罪，但這個罪行具體指的是：“以造謠、誹謗或者其他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要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這不是階級斗爭又是什么？以造謠、誹謗或者其他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就要定罪處罰，這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又是什么？

自改革開放以來，階級斗爭的一個重要表現是意識形態領域中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泛濫。鄧小平說過：“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自由化是一種什么東西？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他還說：“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什么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改。”“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中國全盤西化，走資本主義道路。”既然資產階級自由化要否定社會主義，對抗中國的現行制度和政策，要引導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要搞全盤西化，這不是階級斗爭又是什么？

鄧小平還指出：“自由化的思想前幾年有，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他要求黨員中的作家、藝術家、思想理論工作者必須遵守黨的紀律，不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強調“現在的許多問題正出在我們黨內”。一些煽動反對共產黨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主張把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全盤搬到中國來的人，“恰恰就在共產黨里”。1989年，他在會見外賓時又說：“我們兩個總書記都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栽了跟頭。”1992年南方談話中，他再次談到要防止黨內出問題，指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所以，要選拔培養德才兼備的第三代進領導班子。“但是沒有解決問題，兩個人都失敗了，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這些事實說明，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不僅的確存在，而且斗爭確實很激烈。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反復強調要增強的“四個意識”中，第一個就是政治意識。所謂政治，在馬克思主義的話語體系里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核心問題是國家政權，而國家“是階級斗爭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他在黨代會報告和重要講話中多次重申：“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他強調：“我們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講政治是突出的特點和優勢。沒有強有力的政治保證，黨的團結統一就是一句空話。我國曾經有過政治掛帥、搞‘階級斗爭為綱’的時期，那是錯誤的。但是，我們也不能說政治就不講了、少講了，共產黨不講政治還叫共產黨嗎？”他還指出：“政治制度對一個國家長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西方國家策劃‘顏色革命’，往往從所針對的國家的政治制度特別是政黨制度開始發難，大造輿論，大肆渲染，把不同于他們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打入另類，煽動民眾搞街頭政治。當今世界，意識形態領域看不見硝煙的戰爭無處不在，政治領域沒有槍炮的較量一直未停。”他在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上講到如何認識黨政關系時還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曾經討論過黨政分開問題，應該說，我們當時在這個問題上的理論認識和實踐經驗都不夠，對如何解決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問題還是探索性的。無論我們對黨政關系進行了怎樣的調整，有一條是不變的，就是黨的領導。講到這里，他說：“鄧小平同志在談到堅持黨的領導時，還專門引用了列寧說的話：‘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進行的頑強斗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爭……沒有鐵一般的和在斗爭中鍛煉出來的黨，沒有為本階級全體忠實的人所信賴的黨，沒有善于考察群眾情緒和影響群眾情緒的黨，要順利地進行這種斗爭是不可能的。’鄧小平同志強調，列寧所說的這個真理現在仍然有效。”可見，在堅持黨的領導與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關系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和鄧小平的觀點都是：“四個堅持是‘成套設備’。”

《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2021年“歷史決議”）在關于“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部分，總結新時代政治建設的成就和經驗時指出：“必須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深深扎根于中國社會土壤，照抄照搬他國政治制度行不通，甚至會把國家前途命運葬送掉。”“必須警惕和防范西方所謂‘憲政’、多黨輪流執政、‘三權鼎立’等政治思潮的侵蝕影響。”可見，我們黨在改革開放后總結的有關處理階級斗爭問題的經驗中，既有歷史的傳承，也有繼承中的發展。

其三，關于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中國近代史和當代史都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就不可能有新中國的成立和建設，更不可能有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復興。毛澤東通過總結歷史經驗反復強調：“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

當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平反后，社會上一度出現了懷疑和否定共產黨領導的思潮。對此，鄧小平明確指出：“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總理的群眾運動，盡管不是黨有組織地領導的運動，仍然是一個堅決擁護黨的領導而反對‘四人幫’的運動，參加這個運動的群眾的革命覺悟同黨多年來的教育是不可分的，而且他們中間的主要積極分子正是黨團員。因此，決不能把天安門廣場那個群眾運動看成為與黨的領導無關的像五四運動那樣純粹自發的運動。事實上，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誰來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誰來組織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在今天的中國，決不應該離開黨的領導而歌頌群眾的自發性。黨的領導當然不會沒有錯誤……但是這決不能成為要求削弱和取消黨的領導的理由。我們黨經歷過多次錯誤，但是我們每一次都依靠黨而不是離開黨糾正了自己的錯誤。”他還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沒有共產黨的領導，肯定會天下大亂，四分五裂。”“文化大革命”“說是‘全面內戰’，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內戰并沒有出現。現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亂，亂到黨不起作用了，國家權力不起作用了，這一派抓一部分軍隊，那一派抓一部分軍隊，就是個內戰的局面。一些所謂民主斗士只要一拿到權力，他們之間就會打起來。一打內戰就是血流成河，還談何‘人權’？”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逐漸暴露出政治體制不相適應的問題。正如鄧小平論述的：“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為此，他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中心內容是解決黨如何善于領導的問題，中央和地方及地方各級之間的關系問題，以及精簡機構等問題。鄧小平指出，政治體制改革總的目的是“要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有利于鞏固黨的領導，有利于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然而，一些人卻利用這個機會，歪曲“黨政分開”的原則，試圖用西方“憲政”“多黨制”“三權分立”的原則來引導和衡量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只要沒有達到他們的標準，就散布什么政治體制改革“停頓了”“滯后了”的輿論。受這種輿論的影響，一些企事業單位，甚至意識形態領域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高等院校等，紛紛取消了黨委或黨組領導下的行政首長分工負責制，從而嚴重削弱了黨的領導。

黨的十八大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糾正了政治體制改革中的偏向，代之以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習近平批評有些人把分管工作當成自己的禁臠，“不愿意黨委過問，不然就是黨政不分了”。他說：“這種想法是不正確的。黨委是起領導核心作用的，各方面都應該自覺向黨委報告重大工作和重大情況，在黨委統一領導下盡心盡力做好自身職責范圍內的工作。”

關于政治體制改革與加強共產黨領導的關系，習近平指出：“推進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斷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活力。這里面最核心的是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偏離了這一條，那就南轅北轍了。”“我們強調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最根本的是堅持黨的領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領導力量。”在這一認識的指引下，過去企事業單位被取消的黨委領導體制逐漸得以恢復。黨的十九大后，中小學校也被要求建立黨組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凡有一定數量黨員的民營企業也普遍建立了黨的基層組織。

還要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雖然允許私人資本的存在和發展，并且吸收民營企業家中符合共產黨員條件的人入黨，有代表性的人物參加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組織，但是絕不允許他們形成任何形式的政治組織，絕不允許他們染指國家政權。習近平說過:“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決定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就是說，一個國家的上層建筑包括它的政黨制度，歸根結底是由這個國家的經濟基礎決定的。中國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政黨制度而不實行多黨輪流執政，軍隊由中國共產黨絕對領導而不搞“國家化”，這一切最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個經濟制度決定了在中國社會里，人民內部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并且不允許有任何政治力量破壞這種利益的根本一致性。所以，建立在這種經濟基礎之上并為之服務的政治制度、政黨制度，只能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只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在中國社會，當然也會有不同利益的矛盾。但是，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決定了這種矛盾不能發展到根本利害沖突的程度，也決不允許有與人民根本利益相對立的利益集團存在，更不允許這種利益集團組織政黨，同代表最大多數人民整體利益、根本利益的共產黨相互競爭、輪流執政。新中國成立之初，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雖然代表的是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利益，但他們都承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當中國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之后，他們不再是過去那些階級的代表，而是工商界、知識界的代表了，他們的利益與占人口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也變得根本一致了。實踐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這種政黨制度完全符合中國的實際，對于維護人民根本利益和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具有極大的優越性。

一些人之所以總認為堅持共產黨領導“不民主”，原因就在于他們把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競選和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當成了一種“普世價值”，并拿來作為衡量我國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標準。然而，現在就連西方學者中，也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那種制度只不過是以金錢為后盾的利益集團，尤其是壟斷財團愚弄選民的把戲，對于大多數選民并沒有多少實際意義。社會主義民主當然也有選舉，但是，在我國，更重要的民主形式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經常性的深入群眾走訪，下基層考察調研，同各行各業的群眾座談，和不同階層的代表相互協商，以及接待和處理群眾來信來訪，等等。通過這些形式，使執政黨保持與廣大群眾的密切聯系，及時聽到群眾特別是基層群眾的聲音，從而保證政策和決策能從占人口大多數的群眾利益出發，能有效解決人民群眾中的實際問題。

2021年“歷史決議”在總結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史經驗的十條歷史經驗中，第一條就是堅持黨的領導。決議指出：“歷史和現實都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可見，從宏觀層面總結中國當代史的經驗，相對于各領域的經驗具有更大的決定性意義。

其四，關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這個原則也是從中國革命史和中國當代史宏觀層面總結出的一條極為重要的經驗，其中包含三個要點。

一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一定不能丟。

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說過：“我們的黨從它一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的黨，這是因為這個主義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最正確最革命的科學思想的結晶。”新中國成立后，他又說：“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此，我們黨無論在革命時期還是建設時期，都沒有發生過動搖。20世紀五六十年代，蘇聯出現一股否定斯大林進而拋棄列寧主義的浪潮，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指出：“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范？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

改革開放后，鄧小平之所以突出強調四項基本原則，并把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一項，原因就在于粉碎“四人幫”后，有少數人或者公開反對馬列主義，或者口頭上擁護馬列主義但反對毛澤東思想，說什么只擁護“正確的毛澤東思想”，而不擁護“錯誤的毛澤東思想”。對此，鄧小平指出：“我們堅持的和要當作行動指南的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說是由這些基本原理構成的科學體系。至于個別的論斷，那末，無論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同志，都不免有這樣那樣的失誤。但是這些都不屬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構成的科學體系。”他強調，毛澤東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經驗的結晶”，“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后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

鄧小平在指導1981年《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時，明確提出決議應有的三個中心意思，第一條也是最核心的一條，就是“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在他的指導下，決議從六個方面概括了毛澤東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的獨創性豐富和發展，并從三個方面論述了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決議指出：“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必須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認真學習和運用它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然而，隨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蔓延，各種歪曲、丑化、辱蔑中國共產黨和革命領袖尤其是毛澤東的言論，層出不窮、屢禁不止。進入新時代，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指出：“毛澤東思想教育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它培養的大批骨干，不僅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鄧小平同志領導下，我們黨解決了正確評價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根據新的實際和歷史經驗確立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正確道路這兩個相互聯系的重大歷史課題”。“新形勢下，我們要堅持和運用好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把我們黨建設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2021年“歷史決議”堅持了對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評價，指出它是在革命斗爭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并且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在論述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歷史意義時，決議指出它的意義之一，就在于展示了馬克思主義的強大生命力，在于使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真理性在中國得到了充分檢驗。

二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必須和實際相結合。

這條重要經驗是從革命年代中血的教訓中總結出來的，并為中國當代史所反復驗證。毛澤東不僅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不斷強調要反對教條主義、本本主義，還以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為主題，發起了延安整風運動。在新中國成立后，他也一再強調理論要與實踐統一，說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遺憾的是，他在晚年的一些“左”傾錯誤論點，卻“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粉碎“四人幫”后的最初兩年，推行“兩個凡是”的方針，同樣違背了理論與實踐統一的原則。為了恢復和發展毛澤東倡導的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的思想路線，在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下，全國開展了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并就“兩個凡是”問題進行了激烈爭論，最終通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否定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對此，鄧小平講了兩句十分經典的話：“我們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點經驗的話，那就是這幾年來重申了毛澤東同志提倡的實事求是的原則。”“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在新時代，同樣存在要不要和如何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問題。習近平指出：“我們黨的歷史反復證明，什么時候理論聯系實際堅持得好，黨和人民事業就能夠不斷取得勝利；反之，黨和人民事業就會受到損失，甚至出現嚴重曲折。”2021年“歷史決議”列舉的新時代所解決的那些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的那些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取得的那些歷史性成就，發生的那些歷史性變革，可以說都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前實際相結合的結果。

三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需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

環顧當今世界，很少有社會主義政黨像中國共產黨這樣忠于馬克思主義，熱衷于學習馬克思主義了；同時，很少有社會主義政黨像中國共產黨這樣重視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積極創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毛澤東就強調“要分清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指出“實踐是發展的，理論也應是發展的”。新中國成立后，他繼續反復宣講馬克思主義必須不斷發展的道理，指出：“馬克思主義一定要向前發展，要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不能停滯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一套，它就沒有生命了。”“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如果說對于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改革開放前就已經十分重視的話，那么，改革開放后就更加重視了。正如鄧小平說的，這一方面是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的精神枷鎖束縛了人們的思想，限制了人們充分發揮智慧和創造性”；另一方面是由于當代“世界形勢日新月異，特別是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很快。現在的一年抵得上過去古老社會幾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他還說：“絕不能要求馬克思為解決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幾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列寧同樣也不能承擔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的任務。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不以新的思想、觀點去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黨的十八大后，人們對于“及時總結黨領導人民創造的新鮮經驗，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境界，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芒”，有了更加豐富、深切的感悟。習近平指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價值，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并沒有窮盡真理，而是不斷為尋求真理和發展真理開辟道路。”“實踐沒有止境，理論創新也沒有止境。要使黨和人民事業不停頓，首先理論上不能停頓。我們要根據時代變化和實踐發展，不斷深化認識，不斷總結經驗，不斷進行理論創新，堅持理論指導和實踐探索辯證統一，實現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良性互動，在這種統一和互動中發展二十一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2021年“歷史決議”總結的我們黨百年奮斗的十條歷史經驗中，有一條就是“堅持理論創新”。決議寫道：“習近平同志指出，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只要我們勇于結合新的實踐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善于用新的理論指導新的實踐，就一定能夠讓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展現出更強大、更有說服力的真理力量。”歷史說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創立，正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深化和理論創新的最新成果。

實踐充分說明，我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獲得了巨大成功，關鍵就在于既執行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執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各項政策，又堅持了黨的最高綱領和四項基本原則，防范了和平演變。相反，如果僅僅用改革開放解釋改革開放成功的原因，那就是循環論證，顯然是經不起推敲的，也是難以令人置信的。

既有資料顯示，最先提出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的，是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而最先提出要警惕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的，是毛澤東。早在1959年，毛澤東就指出，杜勒斯說要用和平的轉變代替武力，“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就是說，他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他還告誡大家，美帝國主義“力圖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政策，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瓦解社會主義陣營”。后來，之所以發生中蘇論戰，之所以開展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所以發動“文化大革命”，出發點在很大程度上都與抵御“和平演變”、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指導思想有關。改革開放后，我們黨雖然否定和糾正了在反對和平演變中的一些“左”的錯誤，但并沒有否定反對和平演變。

第一，越是改革開放越要防范和抵御和平演變。

現在回頭看，當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在對中國實行軍事包圍、外交孤立、經濟封鎖，雙方缺少人員往來、文化交流的情況下，“和平演變”那套辦法對我國并不能起多少作用，真正起作用是在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之后。對此，鄧小平、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從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抱有高度的警惕。

1980年，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近一兩年內，通過不同渠道運進了一些黃色、下流、淫穢、丑惡的照片、影片、書刊等，敗壞我們社會的風氣，腐蝕我們的一些青年和干部。如果聽任這種瘟疫傳布，將誘使許多意志不堅定的人道德敗壞，精神墮落。各級組織都要嚴肅地注意這個問題，采取堅決有效的措施，予以查禁、銷毀。”1983年，他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又批評對西方哲學、經濟學、社會政治和文學藝術思潮一窩蜂地盲目崇拜，甚至輸入不少低級庸俗或有害的書籍、電影、音樂、舞蹈以及錄像、錄音等的現象，強調：“這種用西方資產階級沒落文化來腐蝕青年的狀況，再也不能容忍了。”他還說：“實行開放政策必然會帶來一些壞的東西，影響我們的人民。要說有風險，這是最大的風險。”陳云也說：“對外開放，不可避免地會有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和作風的侵入。這對我們社會主義事業，是直接的危害。”他提醒人們：“‘一切向錢看’的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正在嚴重地腐蝕我們的黨風和社會風氣。”“要動員和組織全黨和社會的力量，以除惡務盡的精神，同這種現象進行堅決的斗爭。”

1989年的政治風波過后，鄧小平、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對毛澤東提出的反對和平演變的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體會。當年的9月8日，陳云在一次談話中說：“從歷史事實看，帝國主義的侵略、滲透，過去主要是‘武’的，后來‘文’、‘武’并用，現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突出起來，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國家搞所謂的‘和平演變’。”過了8天，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也說道：“美國，還有西方其他一些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美國現在有一種提法：打一場無硝煙的世界大戰。我們要警惕。資本主義是想最終戰勝社會主義，過去拿武器，用原子彈、氫彈，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對，現在搞和平演變。”后來，他又多次指出，“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他強調：“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

第二，反對和平演變的重點在于政治和文化尤其是意識形態領域。

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認真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更加警惕和平演變問題，并把它提升到維護國家安全的高度，提出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完善國家安全機制，維護重點領域的國家安全。習近平指出：“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是我們治黨治國必須始終堅持的一個重大原則”，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

在維護重點領域國家安全方面，習近平強調較多的是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關于政治安全，他指出，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總是企圖讓我們黨改旗易幟、改名換姓，“而我們有些人甚至黨內有的同志卻沒有看清這里面暗藏的玄機，認為西方‘普世價值’經過了幾百年，為什么不能認同？西方一些政治話語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們也不會有什么大的損失，為什么非要擰著來？有的人奉西方理論、西方話語為金科玉律，不知不覺成了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吹鼓手”。“冷戰結束以來，在西方價值觀念鼓搗下，一些國家被折騰得不成樣子了……如果我們用西方資本主義價值體系來剪裁我們的實踐，用西方資本主義評價體系來衡量我國發展，符合西方標準就行，不符合西方標準就是落后的陳舊的，就要批判、攻擊，那后果不堪設想！”他強調要把握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說“有的人把改革開放定義為往西方‘普世價值’、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則就是不改革開放。這是曲解我們的改革開放。不能籠統地說中國改革在某個方面滯后。在某些方面、某個時期，快一點、慢一點是有的，但總體上不存在中國改革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沒有改。問題的實質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我們不能邯鄲學步。世界在發展，社會在進步，不實行改革開放死路一條，搞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也是死路一條。在方向問題上，我們頭腦必須十分清醒”。“一些敵對勢力和別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搖旗吶喊、制造輿論、混淆視聽，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則就是不改革。他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對此，我們要洞若觀火，保持政治堅定性，明確政治定位。”以上這些論述，就是提醒人們要警惕和抵制西方的和平演變圖謀，確保國家的政治安全。

在文化安全方面，習近平同樣反復告誡人們，要高度警惕和堅決抵制西方的和平演變。他指出：“我們在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的同時，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識形態工作。在這方面，我們有過深刻教訓。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政治動蕩、政權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但思想演化是個長期過程。”“當前，各種敵對勢力一直企圖在我國制造‘顏色革命’，妄圖顛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我國政權安全面臨的現實危險。他們選中的一個突破口就是意識形態領域，企圖把人們思想搞亂，然后渾水摸魚、亂中取勝……歷史和現實都警示我們，思想輿論陣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線就很難守得住。在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上，我們沒有任何妥協、退讓的余地，必須取得全勝。”他強調：“意識形態關乎旗幟、關乎道路、關乎國家政治安全。各級黨委和宣傳思想部門、組織部門、教育部門要加強領導和管理，黨報黨刊黨網、黨政干部院校、大專院校要強化政治意識、責任意識，在重大問題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絕不允許與中央唱反調，絕不允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

第三，反對和平演變必須反腐倡廉特別是防止官商勾結。

為了抵御西方推行和平演變、制造“顏色革命”的圖謀，還有一條重要戰線，就是反腐倡廉。有人或許認為，反腐敗是國際共識，社會主義國家反腐敗，資本主義國家也反腐敗，并不存在什么階級性的差別。然而，事實并非如此。首先，對什么是腐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觀念和標準就不一樣。比如，在資本主義國家，資本家可以直接從政，擔任政府高官和國會議員，甚至當選總統，都不認為這是腐敗。而在社會主義國家，這種現象是被嚴格禁止的，不要說當高官，就是當一般干部也不行，如果發生就是腐敗，要被查處。其次，貪腐的根源來自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社會主義國家的干部隊伍之所以出現腐敗分子，說到底是受西方散布的個人至上、享樂主義思想腐蝕的結果。而腐敗分子一旦貪污了贓款贓物，由于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無法變現和為子女繼承，必然向往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希望改變現有制度，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保護傘和西方敵對勢力的內應。最后，在社會主義國家，一旦腐敗成風，必然引起群眾不滿，從而為西方敵對勢力制造“顏色革命”創造條件、提供借口。所以，社會主義國家中的腐敗現象，本質是西方推行“和平演變”的結果，也是西方制造“顏色革命”的土壤；反對和懲治腐敗，就是抵御和平演變和防范“顏色革命”的重要舉措。正因為如此，黨的十八大后提出腐敗是黨長期執政的最大威脅，要以反腐敗永遠在路上的堅韌和執著，深化標本兼治，保證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堅持反腐敗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重遏制、強高壓、長震懾，受賄行賄一起查，堅決防止黨內形成利益集團。

在實行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腐敗的一個溫床是共產黨的干部與私人資本之間的不正當聯系。因此，預防腐敗除了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干部思想上的免疫力之外，還要從制度上采取措施。例如，我們允許私人資本的存在和發展，但絕不允許各級黨政干部經商辦企業；允許黨政干部及其家屬買賣股票和委托金融機構理財，但縣處級以上干部買賣的每只股票每個理財產品，必須在年終的個人事項報告書中如實填寫買入價格和收益；允許并鼓勵黨政干部積極主動為民營企業排憂解難，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但絕不允許違反規定出入私人會所，同民營企業家之間進行權錢交易、利益輸送。進入新時代以來，黨中央在原有基礎上重新修訂印發了《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對領導干部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領導干部離職或退休后從事經營活動，作出了更加嚴格的規定。正如習近平指出：“當官就不要發財，發財就不要當官，這是兩股道上跑的車。”所有這些措施，目的都是為了從制度上切斷黨員干部與私人資本之間的利益關聯，防止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官商勾結。

中國共產黨過去出過、今后也難免不出少數腐敗分子，制定政策時也會存在這樣或那樣一些不夠完善的地方。但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宗旨、紀律，決定了它的政策制定者和參與決策的人，絕不能辦私人企業、擁有私人資本。因此，它的治國理政的取向，它制定的政策、作出的決策，都只能是以人民為中心，為全社會著想，為人民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考慮，而不可能代表私人資本的利益。相反，在資本主義國家里，政府、政黨、政客可以公開代表私人資本的利益，商品交換原則可以合法進入政治領域，允許政黨競選接受私人資本資助，也允許私人資本用金錢雇人游說議員，官商之間相互勾結、利益輸送完全正當。因此，國家政策必然向資本利益傾斜，政府和企業為了資本利益最大化，可以合法損害民眾利益，犧牲精神文明，破壞生態環境。

社會主義社會既然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過渡階段，必然存在兩種因素和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是向前發展，由社會主義社會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另一種可能是倒退回資本主義社會。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是由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脫胎來的，所以，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都必然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和社會主義兩種因素的斗爭。中國要倒退，也只能是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甚至變成殖民地，而不可能變成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確保中國不倒退，就必須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面、完整、準確地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切實警惕和抵御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圖謀。只有這樣，中國的社會主義才不會倒退，才能逐步地向它的高級階段發展。

我們黨現在已走過101個春秋，新中國已有73年歷史。回首往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輝煌成就，同時在這個過程中也出現過這樣那樣的曲折，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也有過這樣那樣的分歧。這些成就的取得和曲折、分歧的產生，無不與對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實際情況和發展方向的認識有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使我們認清了中國當前最大的實際、最大的國情；初階階段的社會主義理論，使我們明確了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相適應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以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前進的正確方向；新發展階段的論斷，又使我們進一步看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并非凝固不變，而是不斷向前發展的。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靈魂，也是保持黨的團結統一的思想基礎。要把堅定理想信念作為黨的思想建設的首要任務，教育引導全黨牢記黨的宗旨，挺起共產黨人的精神脊梁，解決好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個‘總開關’問題，自覺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實踐者。”只要我們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統一全黨和群眾的思想，用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規定的正確政治方向及時校準在重大戰略的謀劃、重大政策的制定、重大任務的部署、重大工作的推進中可能出現的偏差，既不做超越階段的事，也不做違背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事，而是盡力而為地去做讓初級階段不斷前進的事，那就一定能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過新發展階段和今后其他一些階段，逐步進入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

（作者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合編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