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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木：深刻認識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的時代特色

點擊：作者：朱佳木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2-05-25 10:39:20

【內容提要】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的時代特色，從一定意義上說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特色。這個決議之所以能站位更高、視野更廣，客觀條件是其在制定時，歷史發展時間的長度和活動空間的寬度都要比前兩個歷史決議長得多、廣得多；主觀條件則是因為有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這個決議把著力點放在了總結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上，敘述歷史過程更加突出主線主流；而對存在的問題，更多地采用正面表述的方式，其類型大體有主要總結成就、反對錯誤觀點和言行以及肯定正確做法等三種。要弄清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的時代特色，除了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分析決議文本之外，還應當從哲學的視角和理論的高度進行思考和理解。

相對于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和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兩個歷史決議，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可以說是我們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

新中國史研究和宣傳教育，過去一直是以1981年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作為重要指導原則和對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評價依據的。然而，那個決議的重點，是解決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前30多年的歷史是非問題，未能涉及之后的改革開放歷史。現在，改革開放已經實行了40多年，客觀上確有總結經驗的需要。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雖然總結的是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但主要篇幅是放在改革開放后的，而且重點又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9年。所以，這一決議對新中國史研究和宣傳教育的指導，要比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更有現實意義，也更完整、更系統、更全面。

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與前兩個歷史決議相比，可以說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說它一脈相承，主要指它對黨的十八大之前歷史的概述，是在前兩個決議對歷史問題已有總結和結論的基礎上作出的；說它與時俱進，主要指第三個歷史決議是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作出的，具有許多與前兩個決議不同的時代特色。這種特色與時代本身的演進，尤其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有著密切關聯。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的時代特色，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特色。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最早是由黨的十九大作出的論斷和給出的定義。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重申了這一定義，指出：新時代“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時代，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不斷創造美好生活、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代，是全體中華兒女勠力同心、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是我國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同時，決議進一步指出：新時代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進入的，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這就意味著，從歷史研究的角度看，自黨的十八大后，新中國史也相應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這個時期不完全同于改革開放前，也不完全同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而是總結、融合了兩個歷史時期的經驗，吸納、發揚了兩個時期的長處，促使改革開放螺旋式地上升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我們既然要以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作為新中國史研究和宣傳教育的指導原則，那就需要弄清楚，為什么說決議的時代特色主要是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決定的，這一特色具體都表現在哪些方面。

一、分析歷史的問題站位更高、視野更廣

世界物質運動的存在形式是時間和空間，人類歷史上某個事物的發展時間越長、活動空間越大，就越有利于人們對它進行觀察和認識。不過，這只是為人們更全面深入地觀察和認識事物提供了可能性，而要使這種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還要具備相應的主觀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是，正確的歷史觀和大歷史觀。2013年1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重要講話（以下簡稱“一五”講話）中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時，就是把社會主義運動放在世界范圍內和它的全部歷史過程中來分析的。這一歷史過程包括歐洲出現空想社會主義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列寧領導十月革命勝利并實踐社會主義，蘇聯模式逐步形成，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的探索和實踐，中國共產黨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后六個時間段，上下跨度500年，范圍覆蓋全世界。

我們黨在制定第一個歷史決議時，建黨僅24年，并且處在抗日戰爭末期。那時，黨雖然已建有18個抗日根據地（抗戰勝利后變為解放區），總面積約95萬平方公里，人口接近1億人，但畢竟沒有取得全國政權；黨中央雖然與共產國際乃至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在華代表有不同程度的聯系和來往，但畢竟缺少開展外交活動的國際舞臺。黨制定第二個歷史決議時，在時間上比第一個歷史決議多了36年；而且，新中國已有了32年的歷史，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還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而黨制定第三個歷史決議時，無論在發展時間的長度上，還是在活動空間的寬度上，都要比前兩個歷史決議長得多、廣得多。這時黨已成立整整百年，不僅經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而且進行了相當長時間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僅對國家的管理深入到了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層次，而且我國還參加了聯合國維和行動等許多國際活動，加入或發起成立了上百個政府間國際組織，深入開展并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外交布局，在國際舞臺上空前活躍，“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正是這些時空上的變化，為我們黨制定第三個歷史決議做到站位更高、視野更廣提供了良好的客觀條件。這些條件在前兩個歷史決議制定時都是不具備的。

然而，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的制定，所以能站位更高、視野更廣，主要原因還在于它所擁有的主觀條件，也就是決議所說的：“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深刻總結并充分運用黨成立以來的歷史經驗，從新的實際出發，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正是因為有了這一思想的指導，我們黨制定第三個歷史決議，才可能繼續“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用具體歷史的、客觀全面的、聯系發展的觀點來看待黨的歷史”，“堅持正確黨史觀、樹立大歷史觀，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正確對待黨在前進道路上經歷的失誤和曲折”，“旗幟鮮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才可能在堅持黨的前兩個歷史決議基本論述和結論的基礎上，把著力點放在總結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上；才可能在聚焦總結黨的百年重大成就、歷史經驗時，增加對百年奮斗歷史意義的概括，涵蓋對各個歷史時期的總體評述；才可能在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化時，不僅涉及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全面從嚴治黨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也涉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國際和軍隊建設、維護國家安全、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以及外交工作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所以，正是上述主客觀條件，使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表現出了站位更高、視野更廣的時代特色，從而使我們在以第三個歷史決議的精神指導新中國史的研究和宣傳教育時，也能具有更高的站位和更廣的視野。

二、敘述歷史的過程更突出主線主流

所謂歷史主線，是指貫穿歷史始終的主要脈絡。在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語義下，歷史主線是由歷史主體——人民群眾——在既定歷史條件下的主要動機和行動相互作用形成的。所謂歷史主流，是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對特定歷史時期主要方面的評價用語，是相對歷史支流而言的。

黨的第一個歷史決議，即《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重點在于總結建黨以后特別是黨的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黨的歷史及其基本經驗教訓，論述歷次“左”傾錯誤在政治、軍事、組織、思想方面的表現和危害，分析產生這些錯誤的社會根源、思想根源，闡明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問題的杰出貢獻，及確立毛澤東在全黨領導地位的重大意義。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即《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出發點是徹底進行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重點是正確評價毛澤東的事業和思想，在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前提下，從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教訓。因此，它們都沒有能把主要篇幅用在梳理歷史主線、評論歷史主流上。

制定第三個歷史決議時，黨中央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新中國改革開放之前的歷史，都已作過總結，對其中的重大是非問題也都有了結論。而改革開放后的時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盡管黨的工作中也出現過一些問題，但總體上講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是順利的，前進方向是正確的，取得的成就是舉世矚目的。”因此，從這個實際出發，黨中央決定在制定新的歷史決議時，“把著力點放在總結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上，以推動全黨增長智慧、增進團結、增加信心、增強斗志”。正是出于這個目的，決議在總結革命、建設、改革的寶貴經驗時，雖然也提到了黨在歷史上犯過的嚴重錯誤，但對這些錯誤只是依據過去兩個決議已有的結論，作了原則性概述，并未過多展開；同時，注意把錯誤與犯錯誤的時期加以嚴格區分，把犯錯誤的主要代表人物與廣大黨員、干部的奮斗與犧牲加以嚴格區分；即使對犯錯誤時期的成就和經驗，也作出了比前兩個決議更加充分的論述。

例如，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的第一部分，既指出了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也指出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的錯誤領導及其造成的損失，并從正面批評了大革命失敗后試圖像十月革命那樣通過首先占領中心城市來取得革命勝利的錯誤做法。但這部分的絕大多數篇幅，是論述我們黨自誕生起，如何正確認識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和任務，如何領導全國反帝反封建偉大斗爭，如何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并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如何經過28年浴血奮斗建立了新中國、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

再如，決議第二部分，雖然按照第二個歷史決議的基調，指出了“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錯誤，反右派斗爭被嚴重擴大化的問題，“文化大革命”釀成的十年內亂，給黨、國家、人民造成的嚴重挫折和損失，但絕大部分篇幅是論述我們黨自新中國成立后，領導人民戰勝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一系列嚴峻挑戰，建立和鞏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政權，完成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確立社會主義的根本和基本政治制度，提出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領導人民開展了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顯著改變農業生產條件，發展教科文衛體事業，取得國防尖端科技的突破，壯大和提高人民解放軍的整體力量，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定維護國家獨立、主權、尊嚴，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也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可見，決議對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所犯的錯誤，雖然也實事求是地指出了，但都是當成歷史支流來寫的；作為歷史主流、用濃墨重彩書寫的，依然是那段歷史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和寶貴經驗。

決議第二部分在涉及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上，堅持了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總的原則和指導思想，即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明確新中國成立后最初30年里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通過總結過去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并用較多篇幅闡述了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貢獻。決議指出，毛澤東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進行了“第二次結合”，強調這些獨創性理論成果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導意義；重申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關于毛澤東在這一時期所犯錯誤，決議一方面指出“毛澤東同志在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另一方面也指出了“面對當時嚴峻復雜的外部環境，黨極為關注社會主義政權鞏固，為此進行了多方面努力”的歷史背景，以及“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的責任；一方面指出“毛澤東同志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作出完全錯誤的估計”，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的事實；并且強調，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夕，進行的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其間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都是“在探索過程中”的曲折。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黨的歷史發表過許多重要講話，作出過許多重要論述，提出過許多重要觀點。學習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應當同學習這些講話、論述和觀點結合起來。例如，在如何看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問題上，黨的十八大閉幕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就在“一五”講話中指出：“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正確處理改革開放前后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的關系，不只是一個歷史問題，更主要的是一個政治問題”。“文化大革命”持續了十年之久，占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的1/3強。說改革開放前的時期是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當然包括“文化大革命”時期在內。由于“文化大革命”演變成了一場內亂，因此，它是不成功的乃至失敗的探索。但不能因為探索失敗了，就否定它是探索。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更加明確地指出，毛澤東晚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嚴重錯誤，是他“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走過的彎路，并強調：“他的錯誤在于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所犯的錯誤”；他的錯誤“有其主觀因素和個人責任，還在于復雜的國內國際的社會歷史原因”；“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于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于個人”。我們應當把這些論述，都作為學習領會決議精神的重要依據。

三、對待存在的問題更多地采用正面分析的方式

前面說過，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在總體上是順利的，就是說，沒發生過全局性、長時間的錯誤。因此，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不像前兩個歷史決議那樣，主要針對重大是非問題，著重評價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集中總結失敗的教訓，而是聚焦總結黨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但這并不意味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工作沒有問題，沒出現過失誤；更不等于說決議對改革開放以來歷史經驗的總結缺少針對性，是無的放矢的。

歷史表明，改革開放后雖然沒發生過全局性、長時間的錯誤，但在一些具體領域、具體政策、具體做法上，也有過失誤，走過彎路，受過挫折。1987年初，鄧小平談到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的問題時就說過：“我們思想戰線上出現了一些混亂，對青年學生引導不力。這是一個重大失誤。”1989年的嚴重政治風波過后，他又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里我主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不單純是對學校、青年學生，是泛指對人民的教育……今天回頭來看，出現了明顯的不足，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推動全黨把堅持正確政治方向貫徹到謀劃重大戰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務、推進重大工作的實踐中去，經常對表對標，及時校準偏差，堅決糾正偏離和違背黨的政治方向的行為”。這些論述都說明，我們黨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工作中，確實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需要用堅持正確政治方向的“表”和“標”，去校準重大戰略、政策、任務、工作的謀劃、制定、部署和推進中的偏差。

決議第四部分指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只要認真分析一下隨后列舉的13個方面的歷史性成就和變革，就不難看出，這里說的難題和大事，很多正是改革開放以來工作失誤和不足而造成的；這里說的成就和變革，很多正是解決失誤和不足采取的對策和積累的經驗而形成的。只不過，決議對于這些問題更多地采用了正面表述的方式。這種表述方式大體有以下三種類型。

1. 通過主要總結成就的方式表明需要解決的問題

例如，決議在肯定改革開放后黨和國家事業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指出：“管黨治黨一度寬松軟帶來黨內消極腐敗現象蔓延、政治生態出現嚴重問題，黨群干群關系受到損害，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受到削弱”；黨內“存在不少對堅持黨的領導認識模糊、行動乏力問題，存在不少落實黨的領導弱化、虛化、淡化、邊緣化問題，特別是對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執行不力，有的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甚至口是心非、擅自行事”；“一度出現管黨不力、治黨不嚴問題，有些黨員、干部政治信仰出現嚴重危機，一些地方和部門選人用人風氣不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盛行，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較為普遍存在。特別是搞任人唯親、排斥異己的有之，搞團團伙伙、拉幫結派的有之，搞匿名誣告、制造謠言的有之，搞收買人心、拉動選票的有之，搞封官許愿、彈冠相慶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陽奉陰違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議中央的也有之，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相互交織，貪腐程度觸目驚心”。

以上羅列的問題，不可謂不開門見山、尖銳痛徹。正是針對這些問題，決議指出，在黨的十八大后，黨明確提出要加強和維護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旗幟鮮明講政治”，提高領導干部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確保黨在各級組織中發揮領導作用，完善推動黨中央重大決策落實機制，嚴格執行向黨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強化政治監督，深化政治巡視；要全面從嚴治黨，“以永遠在路上的清醒和堅定，堅持嚴的主基調，突出抓住‘關鍵少數’”“把全面從嚴治黨貫穿于黨的建設各方面”；要“堅持從中央政治局做起、從領導干部抓起，以上率下改進工作作風”“中央政治局每年召開民主生活會，聽取貫徹執行八項規定情況匯報，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要“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堅持重遏制、強高壓、長震懾，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堅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懲……堅定不移‘打虎’、‘拍蠅’、‘獵狐’”“堅決整治群眾身邊腐敗問題，深入開展國際追逃追贓”“查處拉票賄選案”。所有這些對策，顯然都有極強的針對性。

又如，決議在肯定改革開放后黨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領導人民埋頭苦干，創造出經濟快速發展的奇跡，國家經濟實力大幅提升的同時，指出“一些地方和部門存在片面追求速度規模、發展方式粗放等問題”。對此，決議首先指出，黨中央在十八大后分析了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客觀情況，以及面臨的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復雜局面；然后指出，黨中央一方面根據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實際，提出“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另一方面要求貫徹新發展理念，提出“不能簡單以生產總值增長率論英雄”；并在論述新時代干部標準時，把“不唯生產總值”與“不唯票、不唯分、不唯年齡”放在一起加以強調。以上這些，對改革開放后出現的問題及其對策，也都是擺在明面上，表述得十分清晰。

再如，決議指出：“改革開放以后，黨堅持依法治國，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同時，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司法不公、違法不究等問題嚴重存在，司法腐敗時有發生，一些執法司法人員徇私枉法，甚至充當犯罪分子的保護傘，嚴重損害法治權威，嚴重影響社會公平正義。”對此，決議指出，黨中央在十八大后一方面強調，“權力是一把‘雙刃劍’，依法依規行使可以造福人民，違法違規行使必然禍害國家和人民”。另一方面提出，要堅持依憲治國，依憲執政；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項法律制度、每一個執法決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加快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深化以司法責任制為重點的司法體制改革，加強對執法司法活動的監督制約，開展政法隊伍教育整頓，依法糾正冤錯案件，嚴厲懲治司法腐敗；等等。這里對改革開放后出現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對策，也是講得十分明白的。

還如，決議指出：“改革開放以后，黨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兩手硬，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振奮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同時，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不時出現，網絡輿論亂象叢生，一些領導干部政治立場模糊、缺乏斗爭精神，嚴重影響人們思想和社會輿論環境。”決議指出，針對這些新問題，十八大后的黨中央強調，要“準確把握世界范圍內思想文化相互激蕩、我國社會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的趨勢”，明確“意識形態工作是為國家立心、為民族立魂的工作”，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要求各級黨組織要“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顯而易見，這里對改革開放后出現的問題及解決問題的經驗，都給予了充分揭示和深刻總結。

在總結新時代國防和軍隊建設的成就和經驗時，決議尖銳指出：“有一個時期，人民軍隊黨的領導弱化問題突出，如果不徹底解決，不僅影響戰斗力，而且事關黨指揮槍這一重大政治原則。”這里說的黨的領導弱化的問題，包括鼓吹“軍隊國家化”的輿論喧囂。對此，決議指出：黨中央和中央軍委自黨的十八大以來，狠抓全面從嚴治軍，果斷決策整肅人民軍隊政治綱紀，在古田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全面加強軍隊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實現了人民軍隊整體性革命性的重塑。決議在總結這一經驗時還強調：“建設強大人民軍隊，首要的是毫不動搖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堅持人民軍隊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屬于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全面深入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

上述例子說明，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對改革開放后出現的問題完全是正視的，沒有回避，提出的對策和總結的經驗也都是有的放矢的。

2. 通過反對錯誤觀點和言行的方式表明需要解決的問題

決議指出，要“防止和反對個人主義、分散主義、自由主義、本位主義、好人主義等”。為什么強調這一點呢？就是因為改革開放之后，不同程度地存在這樣的問題。

改革開放前，由于一度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過分強調斗爭哲學，導致極左思潮泛濫，對各種問題小題大做、無限上綱，嚴重抑制人們的積極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停止使用這個不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但“又出現了另一種傾向，即怕矛盾，怕斗爭，怕得罪人”。甚至有些人面對走私猖獗、腐敗成風、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宗教極端勢力和各種分裂勢力的挑釁，也不敢理直氣壯采取處置措施。針對這種情況，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提倡我們黨一貫的堅持原則、敢于斗爭的精神。他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前進的，有矛盾就會有斗爭……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任何貪圖享受、消極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為都是錯誤的。”正因為如此，決議把“堅持敢于斗爭”作為黨的歷史經驗中“十個堅持”之一，并在結尾處突出強調，“必須保持越是艱險越向前的英雄氣概，敢于斗爭、善于斗爭”。

決議又指出，要“持之以恒糾治‘四風’，反對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狠剎公款送禮、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奢侈浪費等不正之風，解決群眾反映強烈、損害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之所以強調這一點，也是因為改革開放后上述問題曾一度成風。

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提醒全黨，“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因此，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和艱苦奮斗的作風。為此，新中國成立后，黨著重提出了執政條件下黨的建設的重大課題，并接連開展整黨整風，高度警惕并著力防范黨員干部腐化變質，堅決懲治腐敗，從而密切了黨同人民群眾的關系。但改革開放后，有人曲解思想解放的方針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政策，提出“要在紀律上給干部松綁”等錯誤口號，致使一些人在思想上放松了拒腐防變的弦。正如陳云在1985年所指出的，“一說對外開放，對內搞活，有些黨政軍機關、黨政軍干部和干部子女，就蜂擁經商……其中相當一部分，同一些違法分子、不法外商互相勾結，互相利用。鉆改革的空子，買空賣空，倒買倒賣，行賄受賄，走私販私……等等丑事壞事，都出現了。‘一切向錢看’的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正在嚴重地腐蝕我們的黨風和社會風氣”。黨在十八大前，雖然也不斷采取措施整頓黨風，但問題總是時起時伏，有的甚至愈演愈烈，由請客送禮發展到貪污巨款、買官賣官、批發官帽、明碼標價。

正是針對這種現象，黨中央在十八大后提出全面從嚴治黨的方針，并采取雷霆手段，終于“剎住了一些過去被認為不可能剎住的歪風，糾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頑瘴痼疾，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為之一新”。決議總結的“十個堅持”的重要經驗中，就有兩個涉及黨風問題：一曰“堅持人民至上”，二曰“堅持自我革命”。決議強調，“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黨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這是黨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所在”；“黨的偉大不在于不犯錯誤，而在于從不諱疾忌醫……勇于自我革命。只要我們不斷清除一切損害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因素，不斷清除一切侵蝕黨的健康肌體的病毒，就一定能夠確保黨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以上論述，顯然也是針對改革開放以來問題而作出的總結。

決議還指出，要“著力解決意識形態領域黨的領導弱化問題，立破并舉、激濁揚清”；要“敢抓敢管、敢于斗爭，旗幟鮮明反對和抵制各種錯誤觀點”。之所以強調這個問題，是因為“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自由化的思想“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后來，從這股思潮又引出歷史虛無主義、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西方憲政、“普世價值”等錯誤思潮。在我們黨與這些錯誤思潮的斗爭中，有人歪曲鄧小平提出的“不爭論”，把它說成在改革開放的方向等重大政治問題上也不要問“姓資姓社”，并把同這些錯誤思潮進行的斗爭扣上“搞爭論”“炒熱”等帽子，使錯誤思潮在某些報刊尤其網絡上一度暢行無阻、甚囂塵上。

針對上述現象，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后一再強調，不能用“不爭論”“不炒熱”“讓說話”等理由替不作為開脫，更不能在有人同錯誤思潮斗爭時袖手旁觀，甚至“拉偏架”，而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劍。他指出，“堅持正面宣傳為主，決不意味著放棄輿論斗爭”；對錯誤言論“不能默不作聲，要及時反駁，讓正確聲音蓋過它們。這與韜光養晦或不爭論是兩碼事”。他說，“宣傳思想陣地，我們不去占領，人家就會去占領”。各種敵對勢力顛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選中的一個突破口就是意識形態領域……歷史和現實都警示我們，思想輿論陣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線就很難守得住。在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上，我們沒有任何妥協、退讓的余地，必須取得全勝”，但“一些單位和黨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責任感不強，在重大意識形態問題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助長了錯誤思潮的擴散”。他要求：“各級黨委和宣傳思想部門、組織部門、教育部門要加強領導和管理，黨報黨刊黨網、黨政干部院校、大專院校要強化政治意識、責任意識，在重大問題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絕不允許與中央唱反調，絕不允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宣傳思想戰線的同志要當戰士、不當紳士，不做‘騎墻派’和‘看風派’，不能搞愛惜羽毛那一套。宣傳思想戰線的同志要履行好自己的神圣職責和光榮使命，以戰斗的姿態、戰士的擔當，積極投身宣傳思想領域斗爭一線。”他還說，對政治性、原則性、導向性問題，不僅必須旗幟鮮明、敢抓敢管，對出現偏差和錯誤的不僅要嚴肅批評、嚴肅處理，而且，“對發出正義聲音而受到圍攻的媒體和新聞輿論工作者要堅決力挺”。針對網上斗爭的問題，他明確指出：“互聯網已經成為輿論斗爭的主戰場……在互聯網這個戰場上，我們能否頂得住、打得贏，直接關系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和政權安全”，“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黨管媒體，不能說只管黨直接掌握的媒體”。

為貫徹習近平總書記有關意識形態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黨中央先后召開了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和文藝工作、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以及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就一系列根本性問題闡明了原則立場，廓清了理論是非，校正了工作導向。同時，推動理想信念教育常態化，完善思想政治工作體系，建立健全黨和國家功勛榮譽表彰制度，建立烈士紀念日，推動學習“四史”等。可見，決議有關黨的十八大后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經驗總結，同樣是有的放矢的。

3. 通過肯定正確做法的方式表明需要解決的問題

決議反復強調，必須堅定理想信念。決議指出：“馬克思主義信仰、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靈魂，也是保持黨的團結統一的思想基礎。”又指出：“共產黨人如果沒有理想信念，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必然導致政治上變質、經濟上貪婪、道德上墮落、生活上腐化。”為什么強調這些呢？就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有些人認為“共產主義遙遙無期”，主張今后要“少講甚至不講共產主義”，只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行了。有人甚至提出，為了使資本家放心，最好把共產黨的名字改一下，比如叫人民黨、勞動黨、社會黨等。受此影響，輿論界出現了一種怪現象，似乎誰講共產主義誰就是“左”，就是反對改革，以至在報刊、廣播、電視等宣傳媒體中，“共產主義”幾個字幾乎絕跡。

針對怕講共產主義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后旗幟鮮明地指出：“在我們黨員、干部隊伍中，信仰缺失是一個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的問題。在一些人那里，有的以批評和嘲諷馬克思主義為‘時尚’、為噱頭；有的精神空虛，認為共產主義是虛無縹緲的幻想,‘不問蒼生問鬼神’，熱衷于算命看相、求神拜佛，迷信‘氣功大師’；有的信念動搖，把配偶子女移民到國外、錢存在國外，給自己‘留后路’，隨時準備 ‘跳船’；有的心為物役，信奉金錢至上、名利至上、享樂至上，心里沒有任何敬畏，行為沒有任何底線。”他強調：“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初級階段，共產主義是我們的最高理想。我們現在做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事情，但不能忘記初衷,不能忘了我們的最高奮斗目標。在這個問題上，不要含糊其辭、語焉不詳。含糊其辭、語焉不詳是理想信念模糊甚至動搖的一種表現，好像這個東西太遙遠，我們也拿不準，所以就不愿提及了。眼前的事情，我們看得到，所以敢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敢提,‘兩個一百年’敢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20年就能實現了，看得挺準，更敢提。我覺得，作為黨章明確規定的內容，作為我們黨一貫明確堅持的理想，我們要堅定信念，堅信它是具有科學性的。如果覺得心里不踏實，就去鉆研經典著作,《共產黨宣言》多看幾遍。”

針對“共產主義遙遙無期”的觀點，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陳云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特別引用陳云的話說：“共產主義遙遙有期，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以馬克思主義為立黨之本，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高理想，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這就是共產黨人的本。沒有了這些，就是無本之木。我們整個道路、理論、制度的邏輯關系就在這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都源于這個理想信念。立忠誠篤信之志，就是要堅定這個理想信念。”

針對“既然實現共產主義是很漫長的過程，為什么共產黨員還要為之奮斗”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說：“實現共產主義是我們共產黨人的最高理想，而這個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奮斗的。如果大家都覺得這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沒有必要為之奮斗和犧牲，那共產主義就真的永遠實現不了了。我們現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向著最高理想所進行的實實在在努力。”他還說：在黨的歷史中，“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為了追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犧牲，靠的就是一種信仰，為的就是一個理想。盡管他們也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并不會在自己手中實現，但他們堅信，只要一代又一代人為之持續努力，一代又一代人為此作出犧牲，崇高的理想就一定能實現”。

針對“要給共產黨改名”的鼓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總是企圖讓我們黨改旗易幟、改名換姓，其要害就是企圖讓我們丟掉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丟掉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而我們有些人甚至黨內有的同志卻沒有看清這里面暗藏的玄機，認為西方‘普世價值’經過了幾百年，為什么不能認同？西方一些政治話語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們也不會有什么大的損失，為什么非要擰著來？”他說：“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叫共產黨，就是因為從成立之日起我們黨就把共產主義確立為遠大理想。我們黨之所以能夠經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奮起，歸根到底是因為我們黨有遠大理想和崇高追求。”

正是由于總結了過去在對待理想信念方面的經驗教訓，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黨連續開展了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以及黨史學習教育等集中教育活動。這些教育活動雖然各有側重，但中心都是為了增進廣大黨員的理想信念。為此，決議鮮明指出，“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兩種社會制度的歷史演進及其較量發生了有利于社會主義的重大轉變”；我們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進步的一邊”；領導干部要“解決好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個‘總開關’問題”，“全黨要牢記中國共產黨是什么、要干什么這個根本問題，把握歷史發展大勢，堅定理想信念，牢記初心使命”。

決議還強調，必須端正改革正確方向。決議指出，要“堅持改革正確方向，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必須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深深扎根于中國社會土壤，照抄照搬他國政治制度行不通，甚至會把國家前途命運葬送掉”，“必須警惕和防范西方所謂‘憲政’、多黨輪流執政、‘三權鼎立’等政治思潮的侵蝕影響”。重申要“毫不動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決排除各種干擾，從容應對關系我國改革發展穩定全局的一系列風險考驗”；強調“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也永無止境，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為什么強調這些呢？也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一些人在體制改革問題上宣揚所謂“改革開放無方向論”“政治體制滯后論”等錯誤觀點。

針對“改革無所謂這個方向那個方向”的謬論，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后多次指出，“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我們當然要高舉改革旗幟，但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他強調：“不能籠統地說中國改革在某個方面滯后。在某些方面、某個時期，快一點、慢一點是有的，但總體上不存在中國改革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沒有改。問題的實質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我們不能邯鄲學步。世界在發展，社會在進步，不實行改革開放死路一條，搞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也是死路一條。”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他更加擲地有聲地講道：“牢牢把握改革開放的前進方向。改什么、怎么改必須以是否符合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為根本尺度，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我們要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統一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長期堅持，決不動搖。”

針對有人散布“‘市場經濟’前面不必加‘社會主義’”的謬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什么時候都不能忘了‘社會主義’這個定語。之所以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堅持我們的制度優越性，有效防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如果不能給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創造更加公平的社會環境，甚至導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義，也不可能持續”。

關于市場與政府、民營與國有、資本與勞動、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決議也作出了一系列論斷，指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要“支持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要“構建親清政商關系，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要“強化市場監管和反壟斷規制，防止資本無序擴張”；要“保護廣大勞動者和消費者權益”；要“努力建設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之所以強調這些，同樣都是有針對性的。

改革開放以來，受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有人提出“宏觀調控仍然殘留計劃經濟的痕跡”，“今后政府只要做好市場服務就行了”，主張所謂“大市場、小政府”；還有人說“公有制效率低”“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應當以民營經濟為主體”，鼓吹“國有企業早晚要賣，晚賣不如早賣”，要“把國有資產量化到個人”；甚至主張“分配差距要進一步拉大”，反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提“共同富裕”的口號。針對上述錯誤觀點，習近平總書記斬釘截鐵地提出：“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是從總體上講的，不能盲目絕對講市場起決定性作用，而是既要使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機統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針對政府對市場要少管甚至不管的主張，他指出：“政府要切實履行好服務職能，這是毫無疑義的，但同時也不要忘了政府管理職能也很重要，也要履行好，只講服務不講管理也不行，寓管理于服務之中是講管理的，管理和服務不能偏廢，政府該管的不僅要管，而且要切實管好。”

對于還要不要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明確回答：“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活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堅決防止國有資產流失”。“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牟取暴利的機會”“深化國企改革是篇大文章”“國有企業不僅不能削弱，還要加強”。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他再次強調：“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

對于分配問題，習近平總書記說，當前“分配不公問題比較突出，收入差距、城鄉區域公共服務水平差距較大。在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上，無論是實際情況還是制度設計，都還有不完善的地方”，必須“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絕不能出現‘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的現象”。針對有人反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強調共同富裕的言論，他明確回答：“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不能做超越階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說在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方面就無所作為，而是要根據現有條件把能做的事情盡量做起來，積小勝為大勝，不斷朝著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前進。”他告誡人們，人心向背并不僅僅決定于經濟發展。“發展了，還有共同富裕問題。物質豐富了，但發展極不平衡，貧富懸殊很大，社會不公平，兩極分化了，能得人心嗎？”

顯而易見，決議強調“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要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都是從上述經驗總結中得出的重要結論。

總之，我們要弄清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的時代特色，固然要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分析決議文本，然而，僅僅這樣還不夠，還應當從哲學的視角，在理論的高度，進行思考和理解。

唯物辯證法中有一個重要規律叫否定之否定，意思是任何事物都包含有肯定和否定兩個方面，由于雙方的矛盾作用，當否定一方占據支配地位時，事物便會由肯定方面轉化為對自身的否定，然后又會有新的否定對前一個否定進行否定；但是，每次否定都不是簡單的拋棄，而是揚棄，即只否定原有肯定部分中的消極因素，而保留其積極因素，以實現事物的自我更新和發展。恩格斯說，否定之否定“是自然界、歷史和思維的一個極其普遍的、因而極其廣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發展規律”。根據這一規律，任何事物的前進都不可能是直線式的，而只能是螺旋式的上升。馬克思曾借用黑格爾的術語，把歷史的前進概括為正題、反題、合題的過程，稱這“是否定的否定，是對立面的統一”。因此，從哲學視角思考并用哲學語言表達，可以把改革開放前的29年看成一個“肯定”或“正題”，把改革開放后到黨的十八大召開前的34年看成一個“否定”或“反題”，把十八大以來看成“否定”后的“否定”，即新的“肯定”，或“正題”和“反題”之后的“合題”。就是說，從哲學上理解，無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還是新中國史開始了新時期，都表明歷史的螺旋式上升運動，達到了在繼承中發展的新高度。從這個視角看待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的時代特色，就會更加深刻地理解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決議“體現了黨中央對黨的百年奮斗的新認識”的論述。用這種新認識作指導，新中國史的研究和宣傳教育就會向深度和廣度繼續進軍，進而反過來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提供更多有價值的歷史啟迪和經驗，使廣大群眾特別是青年進一步增強新中國的歷史自信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四個自信”。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2]《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3]《陳云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4]《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5]《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刊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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