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2月是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30周年。如何正確理解這篇談話的精神，理論界一直存在不同認識。現經作者同意，特將朱佳木同志在2012年第3期《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上刊登的《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一文，重新編發推出，以饗讀者。
20年前，鄧小平在國內國際政治風波嚴峻考驗的重大歷史關頭，以88歲高齡，前往南方視察并發表重要談話（簡稱南方談話）。這篇談話全面總結了改革開放14年的經驗教訓，完整闡述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深刻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系統提出了對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現實和長遠指導意義的重要思想，為推動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新階段作出了重大貢獻。它是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又一個宣言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特別是改革開放史中一份十分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性文獻，也是鄧小平理論的集大成之作。它的前瞻性和真理性已為20年來我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以及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一再危機所充分驗證。常言道：溫故而知新。在這篇談話發表20周年之際，把它拿出來，結合20年的實踐重新通讀幾遍，再次領會其中的精神實質和深刻內涵，不僅是對它的最好紀念，而且有助于我們正確認識和解決當前面臨的各種復雜問題，繼續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南方談話開宗明義指出：“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談話通篇既強調要抓住時機、加快發展，又要求講求效益、穩步協調地發展；既強調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又闡釋改革開放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道理。這就清楚地告訴我們，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是南方談話的核心思想。我們重溫這篇談話，就應當緊緊抓住它的核心思想，深刻領會和繼續貫徹黨“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全面理解和準確闡釋“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的道理，切實做到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南方談話總共只有8000多字，但內容卻十分豐富。它圍繞“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這個核心思想而展開，對涉及黨和國家發展的一系列重要關系問題進行了全面的辯證的分析。這些分析，自始至終貫穿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體現著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直到今天對我們仍然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和指導意義。我們重溫南方談話，就要把這些分析作為研讀重點，切實做到弄懂弄通。第一，關于不要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與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關系改革開放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黨的基本路線中兩個不可或缺的統一體，前者是強國之路，是我們黨、我們國家發展進步的活力源泉；后者是立國之本，是我們黨、我們國家生存發展的政治基石，都關系到國家的興衰成敗。但改革開放以來，總有人自覺不自覺地要把這兩個基本點割裂甚至對立起來，只講其中的一個，而無視和否定另一個。被他們常常用作依據的是，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提出了所謂的“不問姓社姓資”。其實，只要認真看一下南方談話的原文就會知道，鄧小平講的是：“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這里不但沒有說“不問姓‘社’姓‘資’”，相反，就在這句話之后緊接著說：“特區姓‘社’不姓‘資’。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可見，所謂的“不問姓社姓資”，完全是對南方談話的曲解。自從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反復提醒我們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方向、社會主義原則，絕不能搞資本主義。他指出：“我們搞四個現代化，是搞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不是搞別的現代化。”“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大陸堅持社會主義，不走資本主義的邪路。”“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就在南方談話中，他還強調：“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還說過：“如果不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糾正極左就會變成‘糾正’馬列主義，‘糾正’社會主義。”這說明，鄧小平所說的“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并非“不問姓‘社’姓‘資’”，而是要弄清楚什么是資本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找到正確判斷社會主義的標準。在他看來，判斷是否是社會主義的主要標準是，看公有制是否占主體，社會有沒有兩極分化；只要公有制占主體，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就是社會主義。因此，他所說的“不要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是有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和原則。而且，即使在這個前提下，也要是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步驟，才能大膽試、大膽闖，并不是有的人所解釋的無前提的“不怕”、無條件的“大膽”。
第二，關于多搞一些“三資”企業與做強做大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關系
南方談話在談到不要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時，特別提出：“多搞點‘三資’企業，不要怕。”為什么不要怕呢？鄧小平解釋說：“只要我們頭腦清醒，就不怕。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里。”他還以深圳為例，指出：“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因此，他指出：“‘三資’企業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制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歸根到底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的。”從這些論述中不難看出，鄧小平之所以主張，多搞一些“三資”企業不怕，也是有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公有制占主體；就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權對“三資”企業有政治上的制約，我國國有大中型企業對“三資”企業有經濟上的制約。另外還有一個前提，就是我們頭腦上的清醒。如果缺少這些前提條件，“三資”企業就不可能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就不會有利于社會主義。我國的國有大中型企業不同于資本主義的國有企業，《憲法》第7條規定：“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有了這樣的國有經濟，國民經濟的命脈就可以控制在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手中，人民民主專政就有了堅實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有了強大的主力軍，我國參與國際競爭就有了基本力量，“三資”企業唯利是圖的消極作用就會被限制在可控的范圍，而它有利于我國增加稅收、安排就業、擴大海外市場、吸收國際上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等有益作用就會得到盡可能充分發揮。根據鄧小平的這一分析，黨中央后來陸續提出：“公有制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進一步深化對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一基本經濟制度含義的認識，在實踐中不斷完善這一制度。”“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深化國有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這些論述進一步深化了對包括國有大中型企業在內的公有制經濟與包括“三資”企業在內的非公有制經濟之間關系的認識，為我國國民經濟近20年的飛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同時也為今后國有經濟、集體經濟、私有經濟、個體經濟以及外資企業等多種經濟成份的共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第三，關于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與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的關系
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是經濟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一對重要范疇。過去很長時間里，人們往往把它們與所有制聯系在一起，認為市場經濟只能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之上，而社會主義公有制只能實行計劃經濟。我們黨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對這種認識有所突破，提出過“三個為主、三個為輔”的設想，不過由于種種原因，一直未能實行。改革開放后，我們黨逐步擺脫了過去那種傳統觀念，陸續提出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等經濟運行體制。但這些提法都未能從根本上解除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于社會基本經濟制度范疇的思想束縛。直到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這才使人們在計劃與市場關系問題的認識上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根據這一論斷，黨的十四大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在這種經濟體制中，固然讓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充分發揮市場對各種經濟信號反應比較靈敏的優點，促進生產和需求的及時協調；但同時也強調這種作用的發揮一定要置于國家宏觀調控的前提之下，運用經濟政策、經濟法規、計劃指導和必要的行政管理，限制市場的弱點和消極方面，引導市場健康發展。可見，這種經濟體制并不排斥計劃，而是把市場和計劃都當成經濟手段。江澤民在十四大報告中指出：“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相結合的范圍、程度和形式，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和不同地區可以有所不同”。他還說：“國家計劃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要改革過去那種計劃經濟模式，但不是不要計劃，就是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也都很重視計劃的作用。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更有必要和可能正確運用必要的計劃手段。”胡錦濤也指出，要“發揮國家發展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這些論述充分體現了南方談話中關于計劃與市場辯證關系思想的精髓，對我們繼續認識和處理好這對關系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近些年，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深入，許多西方國家的民眾和進步人士開始反思資本主義，一些西方政要和經濟學家也開始質疑新自由主義，強調國家的作用，主張對市場和金融業加強監管。這從反面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把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置于國家宏觀調控的前提之下，把國家計劃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完全符合商品經濟條件下經濟運行規律的，是計劃與市場關系的最佳處理模式。
第四，關于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與共同富裕的關系
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是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針對過去長期存在的平均主義現象提出的一個大政策。改革開放30年來，人們的積極性、創造性之所以得到充分發揮，創造財富的源泉之所以得到充分涌流，與實行這個大政策有著直接而密切的關系。然而，鄧小平在提出這個大政策的同時就指出，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的，是“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他在南方談話中也說：“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他還具體設想了今后先富帶動后富的辦法，即“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并提出了突出解決這個問題的時間應當在20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他把共同富裕進一步提高到社會主義本質特征之一的高度，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并說：“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在南方談話之后，他把共富問題又與分配問題聯系起來論述，反復強調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不同地區總會有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我們的政策應該是既不能鼓勵懶漢，又不能造成打‘內仗’。”“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近20年來城鄉差別、區域差別、人群收入差別的逐步擴大，充分說明鄧小平這些論述是富有遠見的，是完全正確的。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性任務；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時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時更要注重公平；決定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并采取不斷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的措施。所有這些，都是為了落實共同富裕的目標，已經和正在扭轉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
第五，關于聚精會神抓經濟建設與堅持兩手抓的關系
自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總方針之后，鄧小平就反復提醒全黨要注意兩手抓。早在1980年他就指出：“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國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以后他又提出要兩手抓，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抓懲治腐敗、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且兩只手都要硬。為什么要兩手抓兩手硬呢？用他的話說：“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就有喪失物質基礎的危險。”“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然而，在實際工作中，物質文明這一手一直比較硬，而精神文明這一手往往比較軟。對此，他多次提出批評。1985年，他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說：“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很早就提出了。中央、地方和軍隊都做了不少工作，特別是群眾中涌現了一大批先進人物，影響很好。不過就全國來看，至今效果還不夠理想。主要是全黨沒有認真重視。”1989年政治風波過后，他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干部時又說：“今天回頭來看，出現了明顯的不足，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一硬一軟不相稱”。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用很大篇幅再次強調了兩手抓的方針。他說：“開放以后，一些腐朽的東西也跟著進來了，中國的一些地方也出現了丑惡的現象，如吸毒、嫖娼、經濟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堅決取締和打擊，決不能任其發展。新中國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時間，這些東西就一掃而光。吸鴉片煙、吃白面，世界上誰能消滅得了？國民黨辦不到，資本主義辦不到。事實證明，共產黨能夠消滅丑惡的東西。”“只要我們的生產力發展，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堅持兩手抓，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就可以搞上去。”可見，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發展是硬道理、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看準了的要大膽試大膽闖，這些是南方談話的精神；堅持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兩手抓、反對腐敗、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社會丑惡現象，這些同樣是南方談話的精神。那種僅僅把發展理解為經濟發展的觀念，或者僅僅把物質文明發展當成硬道理而忽視甚至認為可以犧牲精神文明的觀念，都是違背南方談話精神的，都不是鄧小平理論。
第六，關于不搞爭論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關系
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有一個重要觀點，就是不搞爭論。但不搞爭論指的是什么呢？有人說，鄧小平說的不搞爭論，就是在意識形態問題上不要爭論，在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的問題上不要爭論。果真如此嗎？只要認真看看南方談話原文就清楚了。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提出不搞爭論，是在講到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這些話之后。他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對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的。”“我們推行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不搞強迫，不搞運動，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這樣慢慢就跟上來了。”“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從這些話中不難看出，鄧小平所說的不搞爭論，是針對改革開放中一些具體舉措而言的，目的在于爭取時間，以免事情還沒辦，先爭論不休，結果喪失時機。這個方針對不對呢？完全對。因為它符合人的認識規律，符合馬克思主義“實踐第一”的觀點，符合我們在工作中的經驗。但從這些話中能否找出在意識形態問題、在走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問題上也不爭論的意思呢？完全找不出，連影子都沒有。相反，從南方談話中卻可以看到很多關于改革開放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和平演變的論述。比如說：“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其嚴重。特區搞建設，花了十幾年時間才有這個樣子，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再如說：“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什么叫資產階級自由化？按照鄧小平的解釋，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什么叫和平演變？鄧小平也有一個解釋，就是西方政治家所說的“打一場無硝煙的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這說明，資產階級自由化也好，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也罷，無非妄圖從內外兩方面夾擊社會主義的中國，把中國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鄧小平一再強調：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能讓步。這個斗爭將貫穿在實現四化的整個過程中，不僅本世紀內要進行，下個世紀還要繼續進行。”他說：“要搞四個現代化，要實行開放政策，就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幾年有，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自由化思潮一發展，我們的事業就會被沖亂。”他對一些人見到錯誤觀點充耳不聞、聽之任之的態度提出尖銳批評，說嚴重的問題在于對于不正確的觀點、錯誤的思潮，甚至對于一些明目張膽地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的觀點，“在報刊上以及黨內生活中，都很少有人挺身而出進行嚴肅的思想斗爭。”可見，鄧小平說的不搞爭論，不是指在意識形態問題上、改革開放方向問題上不爭論。在這些問題上，他不僅主張要堅決斗爭，而且直接用過“爭論”這個詞。在八九風波后，他說：“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當然，這里說的爭論，與“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根本不同，是要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但無論如何，不是“不爭論”、“不交火”、高掛“免戰牌”。江澤民說：“如果面對錯誤的思想政治觀點，不聞不問，不批評，不斗爭，聽任他們去搞亂人們的思想，搞亂我們的意識形態，那是極其危險的，勢必危害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安定團結。”胡錦濤也說：“對錯誤的思想言論絕不能聽之任之，對腐朽沒落的思想文化絕不能任其泛濫。”可見，那種把南方談話中關于在改革開放具體舉措問題上不搞爭論的主張當作意識形態問題上“不爭論”的方針，是對鄧小平理論的誤讀，也是違背黨中央一貫指示精神的。
第七，關于堅持黨的基本路線與培養接班人的關系
“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這是我們黨的一條重要經驗，也是黨的建設的一個基本觀點。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重申了這個觀點，并且旗幟鮮明地提出：“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起來，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因此，“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不出事”。他的這一論斷，不僅是從共產黨實行民主集中制體制的實際出發而作出的，也是從蘇東劇變和中國改革開放后兩任總書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的教訓中總結出來的。蘇聯作為一個成立70多年的社會主義大國，蘇聯共產黨作為一個擁有80多年歷史和1000多萬黨員的工人階級政黨，為什么會在一夜之間解體和下臺？原因可以說出很多，但不可否認的是，蘇共中央特別是主要領導人出問題，是其中最為關鍵的原因。根據《哥達綱領批判》的分析和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社會主義是一種由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形式的社會。因此，在這種社會必然會始終存在向共產主義前進的力量和退回到資本主義的力量。前者力量大，社會主義制度就穩固；后者力量大，社會主義制度就可能被顛覆。在這兩種力量較量中起決定作用的，只能是執政的共產黨，特別是它的中央。鄧小平在八九風波過后不久就說過：“中國問題的關鍵在于共產黨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好的政治局常委會。只要這個環節不發生問題，中國就穩如泰山。”“如果中央自己亂了陣腳，那就難說了。這是最關鍵的問題。”正是從這個認識出發，他在南方談話中提出：“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同時“要把我們的軍隊教育好，把我們的專政機構教育好，把共產黨員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他告誡我們：“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要長治久安，就要靠這一條。真正關系到大局的是這個事。”“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這條中國的發展路線，是否能夠堅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別是要教育后代。”他的這些論述，抓住了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對于我們黨經受住長期執政、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的考驗，對于我們國家不改變顏色，都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鄧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相繼辭世后，我們黨之所以仍然能夠帶領人民從容應對一個又一個關系我國主權和安全的國際突發事件，戰勝一個又一個政治和經濟領域出現的風險，原因固然有很多，但關鍵原因就在于，黨中央的領導權始終牢牢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只要有了這一條，加上把黨員、人民、青年教育好，今后無論有什么樣的風浪、風浪有多大，我們黨都會帶領人民不斷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
第八，關于社會主義道路的長期性、曲折性和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總趨勢的關系
南方談話有一個十分鮮明的特點，就是通篇既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長期性、曲折性保持清醒，又對這條道路的最后勝利充滿自信；不僅強調社會主義國家遭遇挫折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而且強調社會主義經過曲折必然代替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根本規律。鄧小平說：“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決不能掉以輕心。”為什么需要這么長時間？除了我國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起點低、相對資源少，以及“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等特殊原因外，他在這里還提到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原因，那就是“剛剛掌握政權的新興階級，一般來說，總是弱于敵對階級的力量”。他這里所說的敵對階級，不僅限于國內，而是把它放在整個國際大背景下來看的。當年列寧在分析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之后很長時期內依然比資產階級弱一些的原因時就說過，“因為資產階級有很廣泛的國際聯系”，“在于國際資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種國際聯系牢固有力”。鄧小平也說，我們平息“八九”風波之后，巴黎七國首腦會議“決定制裁中國，他們使用經濟手段，也使用政治手段，如高級官員不接觸”。“建國以后，我們處于被孤立、被封鎖、被制裁的地位有幾十年之久。”正是從這個事實出發，鄧小平與那種“社會主義速勝論”的觀點不同。他認為，社會主義要“經歷一個長過程”，要經過“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而且“道路是曲折的”，“某種暫時復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然而，鄧小平與那種“共產主義渺茫論”的觀點也是劃清界限。首先，他認為正因為敵對階級的力量在一段時間里比較強大，所以必須“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他指出：“馬克思說過，階級斗爭學說不是他的發明，真正的發明是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同時，他主張對西方國家的制裁、威脅不能示弱。他說：“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勁頭就越大。并不因為你軟了人家就對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軟了人家看不起你。”其次，他認為“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收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再次，他認為，“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在談話臨近結尾時，他充滿信心地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打不倒的”，“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真理顛撲不破。”“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讀了鄧小平講的這些話，讓人不禁想起當年蘇聯解體之后，一些西方資產階級學者欣喜若狂，馬上斷言“歷史終結了”，“資本主義最終勝利了”。但曾幾何時，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總量由世界第7位上升到第2位，而資本主義世界的金融危機卻一再爆發，并且不斷蔓延、日益加深；人們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質疑聲越來越大，而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卻在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再版，成為熱銷書。所有這些，難道不正是對鄧小平上述科學預言的最好注腳嗎？南方談話發表至今，國際形勢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當代中國也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革。20年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面對新的實踐，與時俱進，不斷創新，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等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的基礎上，又探索和回答了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相繼提出了“三個代表”的重要理論和科學發展觀，進一步豐富了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特別是黨的十七大以來，黨中央對南方談話的精神在繼承的同時又有了許多新的發展。例如，提出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就是堅持科學發展；把文化繁榮發展作為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重要內容；更加注重以人為本，更加注重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更加注重統籌兼顧；堅持穩中求進，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把擴大內需的重點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來，等等。我們紀念南方談話發表20周年，也應當在重溫南方談話的同時，深刻領會和認真貫徹黨中央從新的實際出發而提出的一系列新方針、制定的一系列新政策、作出的一系列新決策。這同樣是對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最好紀念。（作者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研究員；來源： 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文刊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2年第3期，此為重新修訂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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