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把握黨的最高綱領與當前綱領的關系
——我們黨百年奮斗史的一個寶貴經驗
【摘 要】回顧黨的歷史可以清楚地看出，黨的當前綱領或最低綱領，在過去一百年不同歷史階段里的具體內容是各不相同的。正確把握黨的最高綱領與當前綱領的關系，乃是我們黨不斷取得勝利的一個關鍵因素和寶貴經驗。我們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仍然需要把黨的最高綱領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綱領有機結合起來。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以下簡稱《講話》），回顧了我們黨百年奮斗的光輝歷程，展望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概括了我們黨的建黨精神，向全黨發出了繼續奮斗的號召，從而深刻說明，正確把握黨的最高綱領與當前綱領的關系，乃是我們黨不斷取得勝利的一個關鍵因素和寶貴經驗。
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是黨成立一百年來各個不同歷史階段當前綱領的共同點
毛澤東同志在1940年《新民主主義論》中曾指出：“關于社會制度的主張，共產黨是有現在的綱領和將來的綱領，或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兩部分的。”[1]所謂共產黨的最高綱領，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根據他們發現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而宣布的“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最低綱領，則是共產黨人為了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目標而在不同歷史階段確定的當前奮斗目標，或曰當前綱領。《共產黨宣言》表示，實現共產主義是分步驟有措施的，在不同國家，這些措施是不同的。中國共產黨1921年成立時，沒來得及制定為近期目標而奮斗的當前綱領，只表明了自己要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但第二年在黨的二大上，便明確提出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的當前綱領，即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最低綱領。回顧我們黨的歷史可以清楚地看出，黨的當前綱領或最低綱領，在過去一百年不同歷史階段里的具體內容各不相同。比如，在民主革命的歷史階段，黨的當前綱領總起來說是“反帝反封建”，其中在抗日戰爭時期，是結成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在解放戰爭時期，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到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階段，黨的當前綱領是通過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四個現代化”。到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黨通過總結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認識到，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在這個階段的當前綱領即基本綱領是，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文化。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后，我們黨又制定了“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任務，即黨的十九大宣布的：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銳意進取、埋頭苦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然后從2035年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再奮斗十五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奮斗目標，可以看成是我們黨最新的當前綱領。黨在不同歷史階段不同歷史時期制定的當前綱領，盡管具體內容各不相同，但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講話》所概括的：“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的一切奮斗、一切犧牲、一切創造，歸結起來就是一個主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了說明這一點，《講話》將我們黨的百年奮斗史分成四個階段，并具體論述了每個階段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系。《講話》指出，在百年奮斗史的第一個階段，我們黨主要是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從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在第二個階段主要是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建設，戰勝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顛覆破壞、武裝挑釁，從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在第三個階段主要是確立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推進改革開放，堅持、捍衛、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在第四個階段主要是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從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講話》之所以把我們黨的百年奮斗史歸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因為中國古代長期處于世界文明的前列，而由于封建專制制度的頑固，錯過了工業革命的時代列車，導致屢遭列強的侵略欺辱，在近代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僅失去了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而且被堵死了通往工業化的道路。從此，民族獨立和工業化成了中華民族復興面臨的兩個最大問題，誰能提出解決這兩大問題的正確主張并付諸實施，誰就能成為中華民族的領導者。在歐美和其他一些殖民地國家，這兩個任務一般是由資產階級擔負和完成的。但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愿也沒有能力徹底反帝反封建，所以無法挑起這副擔子。相反，工人階級雖然在人數上比農民階級少，在年齡上比西方工人階級輕，在文化水平上比資產階級低，卻是“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2]，不僅受壓迫最深重，力量最集中，革命最徹底，最有戰斗性，與農民階級有天然聯系，而且當先進知識分子通過接受馬克思主義和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后，擁有了自己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從而挑起了領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雙重革命任務的擔子。毛澤東同志當年之所以說：“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斗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3]“我們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最徹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鋒隊。”[4]我們黨“既代表了中國工農大眾的最大利益，也是代表了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5]。其道理就在這里。新中國成立后，人民當家做了國家主人，國家也獲得了完全獨立，工業化道路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只“攔路虎”被徹底搬開，但我國主權獨立、領土完整仍然受到各種敵對勢力西化、分化的威脅，帝國主義還在時不時對我國進行軍事挑釁、外交圍堵、經濟封鎖、科技打壓，并一直阻撓我國完成最終統一。另外，由于歷史原因，我國長期經濟基礎薄弱、科學技術落后，加之外部干擾，要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還有很多困難需要逐步克服。因此，新中國雖然建立了，但并不表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任務已經完成了，要鞏固民族獨立，實現國家完全統一，建成工業化、現代化國家，還需要我們黨帶領人民繼續奮斗。由此可見，《講話》對我們黨百年奮斗史所作的概括，既是一個全新的表述，也是一個完全符合實際的表述。這一表述把我們黨百年奮斗史的四個主要階段，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主題貫穿起來，更加凸顯了黨史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更加展現了我們黨為中華民族建立的豐功偉績，而且更加有助于動員海內外中華兒女為最終實現民族復興繼續團結奮斗。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黨的最高綱領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綱領的結合點
自1840年鴉片戰爭時起，一切先進的愛國的中國人，都以復興中華民族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革命先驅孫中山更是率先喊出了“振興中華”的響亮口號。但是，他們的希望都因為試圖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而最終落空了。正如《講話》指出的，直到“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覺醒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緊密結合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這才“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后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我們黨的奮斗目標中有和其他先進的愛國的中國人相同的一面，即都要復興中華民族，又有和他們不同的一面。這是因為，首先，我們黨除了要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還有一個“最高綱領，即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的綱領”。[6]其次，我們黨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第一步，雖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但由于世界已進入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這個革命只能以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為目的；另外，在這個革命勝利之后，還要邁出第二步，即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在社會主義道路上進行工業化、現代化建設，逐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我們黨通過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經驗，深刻認識到我國雖然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但由于社會生產力水平和社會化程度還比較低，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比重還比較高，文盲、半文盲還比較多，因此，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只能說處在初級階段。從這個認識出發，我們黨制定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這個基本綱領的主要內容和這個建設的基本目標、基本政策，都表明它們的目的并不是要倒退到資本主義，而是為著“腳踏實地地建設社會主義，使社會主義在中國真正活躍和興旺起來，廣大人民從切身感受中更加擁護社會主義”。[7]所以，我們黨領導各族人民進行的革命，早已經走完了第一步，也走完了第二步，現在正在走的是第三步，即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進行現代化建設。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這個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剛剛閉幕不久就作出過明確回答。他指出：“我們黨始終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根據時代條件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這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不是別的什么主義。”[8]“在中華民族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的時期，各種主義和思潮都進行過嘗試，資本主義道路沒有走通，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無政府主義、實用主義、民粹主義、工團主義等也都‘你方唱罷我登場’，但都沒能解決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問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引導中國人民走出了漫漫長夜、建立了新中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使中國快速發展起來了。”[9]可見，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在科學社會主義原則指導下的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是以共產主義為最終目標和前進方向的社會主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正是黨的最高綱領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綱領相結合的具體體現。因此，每個共產黨員在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綱領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同時，都必須牢記黨的最高綱領，堅定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為實現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綱領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為什么必須堅定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呢？對于這個問題，習近平總書記也曾作過很多論述。他說：“我們黨以馬克思主義為立黨之本，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高理想，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這就是共產黨人的本。沒有了這些，就是無本之木。我們整個道路、理論、制度的邏輯關系就在這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都源于這個理想信念。”[10]“實現共產主義是我們共產黨人的最高理想，而這個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奮斗的。如果大家都覺得這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沒有必要為之奮斗和犧牲，那共產主義就真的永遠實現不了了。我們現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向著最高理想所進行的實實在在努力。”[11]“只有理想信念堅定的人，才能始終不渝、百折不撓，不論風吹雨打，不怕千難萬險，堅定不移為實現既定目標而奮斗。”[12]這些論述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源來自共產主義的理想，堅定這個理想，才可能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正因為如此，《講話》鮮明指出：“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必須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自己的路，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立足點，更是黨百年奮斗得出的歷史結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
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是黨在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時牢牢把握正確方向的根本點
前文說到，中國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一切先進的愛國的中國人都企盼中華民族的復興，但問題的關鍵在于走什么道路，實行什么樣的社會制度。實踐反復說明，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有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一時半會走得通，但在中國絕對走不通。中華民族要復興，只能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只能遵循馬克思主義指引的方向，只能走社會主義的道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同志一方面積極倡導和推行改革開放；另一方面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復強調改革開放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絕不能搞資本主義。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不久，他就指出，“資本主義無論如何不能擺脫百萬富翁的超級利潤，不能擺脫剝削和掠奪，不能擺脫經濟危機，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種極端嚴重的犯罪、墮落、絕望。……我們要有計劃、有選擇地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其他對我們有益的東西，但是我們決不學習和引進資本主義制度”。[13]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過后，他又語重心長地告誡全黨：“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現在國際市場已經被占得滿滿的，打進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14]“如果搞資本主義，首先發生的就是無法解決十一億人都有飯吃的問題。沒有飯吃，中國人干嗎？我們搞革命就是要解放窮人。”[15]他還說過：“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地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16]可見，要使改革開放行穩致遠，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如期實現，必須牢牢把握改革開放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社會主義方向。如何才能保證改革開放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呢？說一千道一萬，最根本的保證就是《講話》中所指出的：一方面“必須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另一方面，必須“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繼續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堅決清除一切侵蝕黨的健康肌體的病毒，確保黨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把“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建黨精神繼承下去，發揚光大。他在這里所說的真理，無疑是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說的理想，無疑是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說的初心使命，無疑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就是說，要把握好改革開放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社會主義方向，就要把黨的最高綱領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綱領統一起來。1945年，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中曾就處理黨的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的關系講過一段很著名的話，為我們今天正確看待和處理黨的最高綱領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綱領的關系提供了指導原則。他說：“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個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心目中就懸著為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斗和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斗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而不顧那些共產主義敵人的無知的和卑劣的敵視、污蔑、謾罵或譏笑。”[17]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也多次指出：“我們黨以馬克思主義為立黨之本，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高理想。”[18]“沒有遠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離開現實工作而空談遠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19]“要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干部把踐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和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統一起來，做到虔誠而執著、至信而深厚。”[20]這些論述都告訴我們，要確保改革開放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最重要的就是廣大黨員特別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在實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綱領的同時，堅定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念。
在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過程中是否牢記共產主義遠大目標有著具體的檢驗標準
一個黨員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要在為改革開放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同時，牢記共產主義遠大目標是具體的，也是有檢驗標準的。這種檢驗雖然不像做體檢，有X光、CT、核磁共振成像，比較困難，但也不是沒有辦法。只要把習近平總書記的有關論述綜合起來領會，就會看到這種檢驗的辦法，起碼有以下三條。第一，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奮斗的同時，是否淡化甚至忘記了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改革開放以來，一度存在怕講共產主義、怕講理想信念、怕講革命的現象，好像誰講這些誰就是“左”，甚至有人提出“共產主義遙遙無期”“要給共產黨改名”“要把革命黨變為執政黨”等奇談怪論。對此，習近平總書記理直氣壯地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各種考驗的精神支柱。”[21]“我們現在做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事情，但不能忘記初衷，不能忘了我們的最高奮斗目標。在這個問題上，不要含糊其辭，語焉不詳。含糊其辭、語焉不詳是理想信念動搖的一種表現。”[22]他還尖銳指出：一些人之所以“嘲諷馬克思主義”，“認為共產主義是虛無縹緲的幻想”，“把配偶子女移民到國外、錢存在國外”，“奉西方理論、西方話語為金科玉律”，[23]關鍵在于丟掉了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仰、信念。他說：“蘇共擁有20萬黨員時奪取了政權，擁有200萬黨員時打敗了希特勒，而擁有近2000萬黨員時卻失去了政權。……什么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已經蕩然無存了。”[24]在紀念陳云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他又說：“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陳云同志高度重視對黨員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他反對‘共產主義遙遙無期’的觀點，明確指出，這個觀點是不對的，應當說，共產主義遙遙有期，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25]他還不無針對性地說：“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叫共產黨，就是因為從成立之日起我們黨就把共產主義確立為遠大理想。”[26]“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總是企圖讓我們黨改旗易幟、改名換姓，其要害就是企圖讓我們丟掉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丟掉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27]他反復強調“革命理想高于天”，“不要忘記我們是共產黨人，不要忘記我們是革命者，任何時候都不要喪失理想信念。”[28]他批評關于“我們黨已經從‘革命黨’轉變成了‘執政黨’”的說法，指出我們黨“并沒有把革命和執政當作兩個截然不同的事情。……我們黨是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但同時是馬克思主義革命黨，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么一股勁、那么一股革命熱情、那么一種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29]他的這些論述告訴我們，黨在現階段雖然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進行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但并沒有放棄更沒有否定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誰要是連共產主義理想都不肯承認甚至表示反對的話，那就可以斷言他已經偏離或甚至背棄了改革開放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正確方向。第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奮斗的同時，是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并用這些原則校正前進方向。改革開放以來，有人曾宣揚“改革開放無方向論”“政治體制改革滯后論”“公有制效率低論”，鼓吹“應把國有資產量化到個人”“收入分配要繼續擴大”等主張。這些謬論的要害，就在于把黨的基本路線中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相割裂，只講改革開放而不講四項基本原則；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與黨的最高綱領相割裂，試圖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凝固化、永久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變成一個游離于共產主義思想體系之外的社會制度。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尖銳指出：“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我們當然要高舉改革旗幟，但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30]他強調：“不能籠統地說中國改革在某個方面滯后。在某些方面、某個時期，快一點、慢一點是有的，但總體上不存在中國改革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沒有改。問題的實質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我們不能邯鄲學步。世界在發展，社會在進步，不實行改革開放死路一條，搞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也是死路一條。”[31]為了端正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他還提出，要“推動全黨把堅持正確政治方向貫徹到謀劃重大戰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務、推進重大工作的實踐中去，經常對表對標，及時校準偏差。”[32]他說：“在事關堅持還是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則問題上，我們必須增強主動性，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無論改什么、怎么改，導向不能改，陣地不能丟。”[33]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他擲地有聲地講，要“牢牢把握改革開放的前進方向。改什么、怎么改必須以是否符合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為根本尺度，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我們要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統一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長期堅持，決不動搖”。[34]為了用黨的基本路線及時校正改革開放的政治方向，習近平總書記針對經濟體制改革要不要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的問題指出：“我們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什么時候都不能忘了‘社會主義’這個定語。之所以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堅持我們的制度優越性，有效防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35]針對所有制改革要不要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問題，他又指出：“國有企業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36]要“堅定不移把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37]“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這是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保證。”[38]他針對農村土地私有化的輿論明確指出：“堅持農村土地農民集體所有，這是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魂’。”[39]“農村改革不論怎么改，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40]在分配制度改革要不要堅持共同富裕原則的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更是明確表示：“全面深化改革必須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如果不能給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創造更加公平的社會環境，甚至導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義，也不可能持續。”[41]因此，“要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作為一面鏡子，審視我們各方面體制機制和政策規定，哪里有不符合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哪里就需要改革；哪個領域哪個環節問題突出，哪個領域哪個環節就是改革的重點。”[42]他指出，當前，“分配不公問題比較突出，收入差距、城鄉區域公共服務水平差距較大。在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上，無論是實際情況還是制度設計，都還有不完善的地方。”必須“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絕不能出現‘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的現象”。[43]針對有人反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強調共同富裕的言論，習近平總書記斬釘截鐵地說：“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不能做超越階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說在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方面就無所作為，而是要根據現有條件把能做的事情盡量做起來，積小勝為大勝，不斷朝著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前進。”[44]就是說，強調共同富裕，并不是要一步到位，更不是要搞平均主義，而是針對近些年城鄉區域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的實際問題，把工作著力點更多地放到共同富裕上，既要量力而行，又要盡力而為。他講，人心向背并不僅僅決定于經濟發展。“發展了，還有共同富裕問題。物質豐富了，但發展極不平衡，貧富懸殊很大，社會不公平，兩極分化了，能得人心嗎？”[45]我們集中力量打贏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在中國消滅絕對貧困的歷史性勝利；2021年又提出要把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這次《講話》進一步指出，要“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和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不難看出，所有這些舉措和論述，都是在用正確政治方向“對表對標、校準偏差”。第三，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奮斗的同時，是否勇于同各種錯誤思潮作斗爭。改革開放以來，一些人片面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從一種極端走向另一種極端，變得怕矛盾、怕斗爭，在重大政治問題面前不敢堅持原則，和稀泥，做“騎墻派”“看風派”“兩面人”，搞“愛惜羽毛”那一套；有的對嚴重錯誤言論以“不爭論”“不炒熱”“讓說話”為借口，不管不問，放任自流。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旗幟鮮明地指出：“我國曾經有過政治掛帥、搞階級斗爭為綱的時期，那是錯誤的。但是我們也不能說政治就不講了、少講了，共產黨不講政治還叫共產黨嗎？”[46]“堅持正面宣傳為主，決不意味著放棄輿論斗爭。”[47]他告誡全黨，對于敵對勢力的言論“要及時反駁，讓正確聲音蓋過它們。這與韜光養晦或不爭論是兩碼事。”[48]他提倡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劍”[49]。他強調：“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斗爭。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前進的，有矛盾就會有斗爭。……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全黨要充分認識到這場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發揚斗爭精神，提高斗爭本領，不斷奪取偉大斗爭新勝利。”[50]在這個《講話》中，他進一步提醒我們：“敢于斗爭、敢于勝利，是中國共產黨不可戰勝的強大精神力量。”他要求全黨：“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敢于斗爭，善于斗爭，逢山開道、遇水架橋，勇于戰勝一切風險挑戰！”關于要腳踏實地從事當前綱領的實踐與加緊學習馬克思主義、擴大共產主義思想宣傳的關系，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已講得很清楚了。他說，如果“沒有這種宣傳和學習，不但不能引導中國革命到將來的社會主義階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導現時的民主革命達到勝利。”[51]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同樣給予了高度重視。他針對高校“在有的領域中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空泛化、標簽化，在一些學科中‘失語’、教材中‘失蹤’、論壇上‘失聲’”[52]的現象指出：“要通過一系列有效的改革舉措，切實防止出現一些人擔心的高校馬克思主義研究教學‘被邊緣化’的問題。”[53]針對一些單位一些人，黨的意識淡薄，對政治紀律、宣傳紀律置若罔聞，受敵對勢力追捧，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現象，他又指出，各級黨委和宣傳部門、黨報黨刊黨網、黨政干部院校要強化政治意識，“在重大問題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絕不允許與中央唱反調，絕不允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54]習近平總書記特別重視互聯網的問題。他對現在是“資本為王”的“資本媒體”“商業媒體”時代再提堅持黨管媒體沒有意義的觀點，給予了嚴厲批駁。他說：“網絡已是當前意識形態斗爭的最前沿。掌控網絡意識形態主導權，就是守護國家的主權和政權。各級黨委和黨員干部要把維護網絡意識形態安全作為守土盡責的重要使命，充分發揮制度體制優勢，堅持管用防并舉，方方面面齊動手，堅決打贏網絡意識形態斗爭，切實維護以政權安全、制度安全為核心的國家政治安全。”[55]他指出：“對政治性、原則性、導向性問題，必須旗幟鮮明、敢抓敢管，對出現偏差和錯誤的要嚴肅批評、嚴肅處理，對發出正義聲音而受到圍攻的媒體和新聞輿論工作者要堅決力挺。”[56]他要求深入開展網上輿論斗爭，嚴密防范和抑制網上攻擊滲透行為，組織力量對錯誤思想觀點進行批駁，依法加強網絡社會管理，加強網絡新技術新應用的管理，確保互聯網可管可控。他告誡大家，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強調“要把黨管媒體的原則貫徹到新媒體領域，所有從事新聞信息服務、具有媒體屬性和輿論動員功能的傳播平臺都要納入管理范圍，所有新聞信息服務和相關業務從業人員都要實行準入管理。有關部門要認真研究，拿出管用的辦法”。[57]“做這項工作不容易，但再難也要做。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不要怕別人說什么。”[58]在這個《講話》中，他又特別強調，我們黨“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國共產黨同中國人民分割開來、對立起來的企圖，都是絕不會得逞的！”當前，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同時，越是接近勝利，危險和困難往往會越大、越多。我們要以《講話》精神為指引，深入總結和充分利用黨的百年奮斗史的寶貴經驗，一方面尋求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匯聚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另一方面，任何時候都要牢記“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的入黨誓言，積極響應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向全體黨員發出的號召，牢記初心使命，堅定理想信念，踐行黨的宗旨，永遠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努力為黨和人民爭取更大光榮！[1][6]《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6、688頁。[2]《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頁。[3]《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頁。[4]《毛澤東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頁。[5]毛澤東：《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讓步（1937年）》，《黨的文獻》，1995年第4期。[7]《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頁。[8][9]《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09頁。[10][12]《習近平關于“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論述摘編》，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76、77，83～84頁。[11]《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321頁。[13]《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7、168頁。[14][15][16]《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1、326、208頁。[17]《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59頁。[18][19][20][21][23][24][26][29][46]《習近平關于“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論述摘編》，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76、73、74、83、76、87、229～330、299～300、98頁。[22]《習近平關于全面從嚴治黨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66頁。[25]習近平：《在紀念陳云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6月13日，第2版。[27]習近平：《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求是》，2016年第11期。[28]習近平：《在紀念周恩來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3月2日，第2版。[30][31]《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4、15頁。[32]《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強調 把黨的政治建設作為黨的根本性建設 為黨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提供重要保證》，《人民日報》，2018年7月1日，第1版。[33]《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185頁。[34]《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732頁。[35][37][38]《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64、69、63～64頁。[36][41][42]《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501、552～553、553頁。[39][40]《習近平關于“三農”工作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50、63頁。[43]《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827頁。[44]《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169頁。[45]習近平：《做焦裕祿式的縣委書記》，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35頁。[47][48][53][54][55][56][57][58]《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27、209、100、36、36、49～50、42～43、30頁。[49]《習近平關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74頁。[50]《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11頁。[51]《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6頁。[52]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第2版。
（作者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研究員；來源： 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刊于《學術前沿》9月[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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