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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木：陳云與改革開放后的意識形態斗爭

點擊：作者：朱佳木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0-08-23 16:35:23

【內容提要】陳云同志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自改革開放后，陳云開始高度關注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提出了許多振聾發聵的具有預見性和戰略性的重要意見：第一，要堅定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第二，要加強宣傳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設；第三，要警惕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陰謀；第四，要繼承和發揚祖國優秀的傳統文化。這些意見直到今天仍然對我們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陳云同志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從延安時代后期到新中國成立后很長時間，他一直領導黨的經濟工作，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搞吃飯穿衣的”。但自改革開放后，他開始高度關注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并且發表了許多振聾發聵的具有預見性、戰略性的重要意見，有些直到今天仍然對我們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要堅定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

我們黨是干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這在革命年代和改革開放前都是不成問題的。如果說那時有問題，主要是發生在性急上，一度想三步并做兩步走，為此還付出過沉重代價，也接受了慘痛教訓。然而，自改革開放后，黨內有些人特別是有些領導干部，又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認為共產主義是烏托邦，根本實現不了；中國應當先補資本主義的課，不要再舉社會主義的旗。我們的黨風和社會風氣之所以會出現那么多問題，與此有著很大關系。那時，陳云同志正兼任中紀委第一書記，他關注這個問題，首先還是從整頓黨風這個角度出發，強調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對于共產黨員的重要性。

改革開放初期，一些干部從國外考察回來，到處作報告，宣傳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如何先進，鼓吹我們不僅在技術上要學人家，而且在制度上也要學。在1983年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之前，陳云同志在起草發言稿時特別交待，要講一下防止對外開放中消極后果的問題，最后還要寫上“社會主義萬歲，共產主義萬歲”這樣的話。后來，他在大會發言中指出：“對外開放時，我們也講了要充分注意對外開放中帶來的消極東西。但現在看來，防止消極后果的工作還做得不夠。”“有些人看見外國的摩天大廈、高速公路等等，以為中國就不如外國，社會主義就不如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就不靈了。對于這些人，我們要進行批評教育；對其中做意識形態工作的同志，經過教育不改的，要調動他們的工作。”發言中有些話是他審稿時親筆加上去的，比如，“中國現在還很窮，但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根本制度比資本主義優越得多。在資本主義國家里有百萬富翁，但他們的財富是剝削勞動人民得來的。資本主義必然要被共產主義所代替，這是無可改變的法則。現在世界上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這就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鐵證”。在發言的最后，他提高嗓門對全體中央委員說：“我們可以充滿信心，高呼：社會主義萬歲！共產主義萬歲！”

針對個別同志提出“共產主義遙遙無期”的觀點，陳云同志說：“這個觀點是不對的，應當說，共產主義遙遙有期，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嘛。”“無期”和“有期”雖然只有一字之差，卻鮮明地反映了兩種截然相反的世界觀和思想境界。針對有人要求我們黨改名的主張，他說：“共產黨的名字表明了她的奮斗目標，改名字怎么能行！延安時期就有人提過讓共產黨改名的建議，毛主席說：‘什么名字好？國民黨的名字最好！可惜人家已經用了。’”為了抵制這類錯誤思想，陳云同志只要有機會就強調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問題。1985年，中紀委召開全國端正黨風工作經驗交流會，他在書面講話中再次指出：“要使全黨同志明白，我們干的是社會主義事業，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這一點，非常重要。”他還說，我們進行的經濟建設“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經濟體制改革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改革。任何一個共產黨員，每時每刻都必須牢記，我們是搞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不是搞別的現代化；我們進行的事業，是社會主義事業”。

對于共產黨員要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陳云同志不僅時常給大家敲警鐘，而且主張要同違背共產主義理想的言行進行斗爭。在黨的十二大前審閱大會報告稿的過程中，他特意轉告起草組，在報告里要加上提倡斗爭精神的意思。他說：“目前在我們的黨風中，以至在整個社會風氣中，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堅持原則，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堅持原則的人受孤立。”他指出：“過去受‘左’的指導思想影響，過分強調斗爭哲學，不該斗的也斗，動不動就上綱到路線是非。現在又出現了另一種傾向，即怕矛盾，怕斗爭，怕得罪人。”他強調：“要提倡堅持原則，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們黨內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風氣，黨的團結才有基礎，黨才有戰斗力，整個社會風氣才會跟著好轉，才會使正氣上升，邪氣下降。”后來，在中紀委另一次會議的講話中，他更加明確地提出：“要同一切違反共產主義理想的錯誤言行，進行堅決斗爭。”

陳云同志既是這樣要求別人的，也是這樣率先垂范的。在1983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前，他從簡報上看到有些農村黨員集訓，除了伙食補貼以外，還發誤工費。他認為這種做法很不合理，說：“解放前，同樣在農村，支援戰爭，運送炮彈、傷兵，非但沒有誤工補貼，而且常常因此受傷或死亡。相比之下，拿誤工補貼的共產黨員應該想一想，這樣做是不是合乎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共產黨員的標準是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終身。”他提出，一切集訓、開會要錢的人不能成為共產黨員，凡要求集訓發誤工費的黨員應開除黨籍，并要求把這些話寫進他在全會上的發言稿。有的同志知道了他的意見，還聽說他要在大會上講，便提出不同觀點，認為職工黨員開會不扣工資，為什么農民黨員開會不可以拿誤工費？了解到這個看法，陳云同志說，這個問題涉及兩種分配制度，不能相提并論，并在全會上用他的發言稿照講不誤。

要加強宣傳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設

陳云同志提醒黨內要注意宣傳工作對社會穩定的作用，是講得比較早的。1980年7月，波蘭發生團結工會事件，陳云同志敏銳地察覺到宣傳工作在其中所起的消極作用，及時提出要把宣傳工作和經濟工作都作為社會主義政權穩固的重要條件。他說：“如果我們經濟工作處理得不好，宣傳工作處理得不好，有可能發生波蘭事件。”后來，他又讓人轉告《人民日報》負責人說：“經濟工作搞不好，宣傳工作搞不好，會翻船的。我講的宣傳工作，不只是講報紙宣傳工作，實際上包括黨的整個政治工作。”

報紙宣傳要搞好，需要注意哪些問題呢？從已知的陳云同志當時的講話中，起碼可以看出以下兩點。一是要防止在生活福利上講一些暫時做不到的事，把群眾的胃口吊起來卻又兌現不了，從而引起群眾不滿，有些事情甚至可以只做不說。比如，他在1980年底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書記的會上說：“解決夫妻兩地分居的問題，報上登得很厲害。你能夠都解決嗎？宣傳要有人把關。可以做，但不登報。好事要做，但要量力。有時做好事，不必講話。”在相隔一個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又提出：“有些好事，只能做，不登報。”二是要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多鼓勁，少泄氣。比如，1981年初他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仔細閱讀了《人民日報》刊發文藝、雜感類文章的副刊，發現其中20天里都有一些消極的東西，于是在一次談話中指出：“報紙雜志是黨的宣傳思想工作的重要媒體，應當特別注意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多發表積極向上、催人奮進的文章。”

【毛澤東和陳云】

如何看待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是改革開放后意識形態領域面臨的一個焦點問題，也是宣傳思想政治工作亟需正確解決的緊迫問題。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糾正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后，各領域的撥亂反正得以深入進行，特別是歷史上的冤假錯案陸續平反，使人們長期被束縛和壓抑的思想獲得極大解放，大大有利于集中精力投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但與此同時，“文化大革命”中積累的一些社會問題也突顯出來，社會上懷疑和否定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潮開始泛濫。對此，鄧小平同志及時而鮮明地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并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起草過程中提出“確立毛澤東同志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方針和對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的起草原則。他深刻指出，評價毛澤東同志是同我們黨和國家的歷史分不開的，丟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就否定了我們黨。對于鄧小平同志的這些意見，陳云同志不僅完全贊成，而且建議在《決議》中增加回顧新中國成立以前28年歷史的段落，以便更有力地說明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對《決議》起草組負責人胡喬木同志說：“一定要在我們這一代人還在的時候，把毛澤東的功過敲定，一錘子敲定，一點一點講清楚。這樣，黨的思想才會統一，人民的思想才會統一。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將來就可能出赫魯曉夫，把毛主席真正打倒，不但會把毛主席否定，而且會把我們這些作含糊籠統決議的人加以否定。因此，必須對毛澤東的功過問題講得很透徹。”他還建議，在《決議》通過后，要組織全黨和青年學生認真學習毛澤東和馬恩列斯的經典著作，學習中國革命史和黨的歷史。

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搞“假大空”的宣傳，加上改革開放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些人錯誤地認為宣傳和思想政治工作可有可無，甚至對宣傳和思想政治工作部門冷嘲熱諷，使這些部門的威信受到很大傷害，工作一度很難開展。陳云同志認為，“文化大革命”中的宣傳和思想政治工作部門犯錯誤，是黨一時犯錯誤的結果，不等于這個工作不重要，相反，能否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下將這項工作做好至關重要。他在1985年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講話指出：“現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產黨員，忘記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丟掉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他們為了私利，‘一切向錢看’，不顧國家和群眾的利益，甚至違法亂紀。”“這些問題的發生，同我們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削弱思想政治工作部門的作用和權威有關，應引為教訓。”他強調：“各級黨組織都應把思想政治工作認真抓好，都要積極維護思想政治工作部門的權威。”

有些人認為，只要抓好物質文明建設，精神文明自然會提高；還有人認為，現在先集中精力抓物質文明建設，等這個問題解決得差不多了，再回過頭來抓精神文明也不晚。對于這些觀點，陳云同志自始至終都是堅決反對的。他在1983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前提到，他在全會上的發言要講三個問題，其中一個就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他說，對于競爭中出現的某些消極現象和違法行為必須重視，并進行必要的管理和教育，不使它們泛濫成災，敗壞我們的黨風和社會風氣。“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既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是我們永遠要堅持的奮斗方向。”他在1985年中紀委第六次全會的書面講話中再次指出，必須在思想上糾正忽視精神文明建設的現象。“社會主義建設，包含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兩者是不能分離的。社會主義事業不可能是單純的物質文明建設，又不可能是單純的精神文明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也不可能先進行物質文明建設，然后再來進行精神文明建設。”他還說：“在黨內，忽視精神文明建設，忽視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可能有好的黨風；在社會上，忽視精神文明建設，忽視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就不可能有好的社會風氣。總之，忽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我們的整個事業就可能偏離馬克思主義，偏離社會主義道路。那種‘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資本主義哲學，那種不顧國格人格的奴才思想，就是危害社會主義事業的因素。”他告誡大家，當時比較普遍存在的忽視精神文明建設的現象“絕不是一個小問題，全黨同志務必高度重視”。

思想政治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究竟應當以什么為核心，要不要以共產主義教育為核心，這個問題曾一度存在很大爭論。其實，這個問題說到底還是在于共產主義理論是否科學，我們黨還要不要以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對此，陳云同志明確表態：“應當把共產主義思想的教育、四項基本原則的宣傳，作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內容。”他還說：在精神文明建設中，要“有針對性地進行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教育”。他解釋道：“民主革命時期，我們用共產主義思想教育黨員和群眾中的先進分子，才使黨始終有戰斗力，使革命取得了勝利。”“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更加要有為共產主義事業獻身的精神。”他的這一論述實際上是在告訴人們，如果說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在民主革命時期尚且發揮了重要作用的話，那么到了社會主義時期總不會離共產主義更遠吧。

要警惕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陰謀

警惕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問題，是毛澤東同志最先提出的。不過，在帝國主義還對中國實施全面封鎖的狀態下，要使這一戰略在中國發生效力也是不大容易的。然而，自從中國打破了帝國主義封鎖，尤其是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后，他們認為時機已到，開始實行接觸加遏制的兩手政策，加緊對中國和平演變的步伐，而且把主攻方向選在思想文化領域。20世紀50年代美國中央情報局針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所謂“十條戒令”流傳很廣，盡管有人懷疑它的真實性，但事實說明他們就是那么干的。比如，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盡一切可能利用電影、書籍、電視、無線電波等做好傳播工作，以便把青年的注意力吸引到色情、性的濫交、享樂、游戲、宗教、犯罪上，破壞他們的傳統價值觀，毀滅他們的道德人心，使他們逐漸擺脫共產主義的“說教”。如果有人認為這個例子還不足以說明問題，我們可以再看看美國政治家布熱津斯基于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所謂“奶嘴計劃”。這個計劃的大意是，為避免全世界80%的人對貧富懸殊產生不滿和反抗情緒，尤其是為防止發展中國家的實力超過美國，就要像安撫嬰兒一樣，給那些國家的人民塞一個“奶嘴”，即用開放色情行業、鼓勵網絡游戲、大量報道明星和娛樂八卦、拍攝偶像劇和播放真人秀等發泄性娛樂和滿足性游戲，刺激他們的感官，麻醉他們的神經，使他們沉溺于享樂和安逸中，從而喪失思考能力。接著，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果然陸續出現了中國電影明星的大幅照片，中國年輕人中也果然興起追星熱和“韓流”等一個又一個熱潮。對于這個現象，陳云同志也是注意比較早、看得比較重的。

在20世紀80年代初打擊沿海走私活動時，陳云同志發現，從海外走私進來的東西中不僅有日用消費品，而且有不少淫穢色情的印刷品、錄像帶和錄音帶，其中有些已經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非法刊物一起流傳到一部分群眾特別是青少年手中了。陳云同志針對這個情況當即指出：“黃色書刊、圖片等要和非法刊物一樣處理，要嚴查嚴辦……對為首的和教唆犯要嚴懲。”1982年2月，他又告訴中宣部：“現在期刊和廣告上用女人、美人的像太多。我們國家應該是宣傳英雄主義的。要特別嚴格地掌握這個問題。”1983年9月，他在一份反映社會上淫書淫畫流行問題的內部簡報上批示：“對社會上特別是學校中流行的誨淫性手抄本，必須干凈、徹底、全部收繳。今后凡是制造者要處重刑，傳抄的也要處罰。”1985年3月，他在同中紀委領導同志談話時又指出：“現在，有些小報上面講的，無非是男女關系等亂七八糟的東西，它會腐蝕干部，腐蝕青年。這不只是黨的問題，還關系到我國青年的志向問題。把青年的思想和興趣引向這些烏七八糟的方面，也會亡黨亡國的。”同年，在前面提到的中紀委第六次全會那個講話中，他在強調要特別注意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和作風滲入問題時，特意把“販賣、放映淫穢下流錄相，引誘婦女賣淫”同制造和銷售假藥、假酒謀財害命等違法犯罪活動相提并論，把它們都作為必須抵制和清除的丑惡行為。

對于中西文化交流中出現的不健康思想、作品、表演等現象，鄧小平同志曾用“精神污染”一詞加以概括，并把它們提到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高度看待。在1983年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同志就這個問題專門發表了關于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的講話，指出：在對外文化交流中，有些人熱心寫陰暗的、灰色的以及胡編亂造、歪曲革命的歷史和現實的東西，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謂“現代派”思潮，公開宣揚文學藝術的最高目的是“表現自我”，“個別的作品還宣傳色情”；有些人“對于西方各種哲學的、經濟學的、社會政治和文學藝術的思潮，不分析、不鑒別、不批判，而是一窩蜂地盲目推崇……以至連一些在西方國家也認為低級庸俗或有害的書籍、電影、音樂、舞蹈以及錄相、錄音，這幾年也輸入不少”。他強調：“不要以為有一點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驚小怪。有的現象可能短期內看不出多大壞處。但是如果我們不及時注意和采取堅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濫，就會影響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嚴重。從長遠來看，這個問題關系到我們的事業將由什么樣的一代人來接班，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命運和前途。”

“八九”政治風波使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以更加尖銳的形式提了出來，引起鄧小平、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反思。風波剛過，鄧小平同志就指出：“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 1989年9月8日，陳云同志在同一位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也鮮明提出：“從歷史事實看，帝國主義的侵略、滲透，過去主要是‘武’的，后來‘文’、‘武’并用，現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突出起來，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國家搞所謂的‘和平演變’。”他大聲疾呼：“那種認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已經過時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非常有害的。”時隔八天，鄧小平同志在接見外賓時進一步指出：“美國現在有一種提法：打一場無硝煙的世界大戰。我們要警惕。資本主義是想最終戰勝社會主義，過去拿武器，用原子彈、氫彈，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對，現在搞和平演變。”

“八九”政治風波過后，陳云同志對意識形態問題愈發重視。1990年，當他看到幾份有關利用宗教進行滲透，特別是披著宗教外衣從事反革命活動的材料后，立即批轉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同志，并在附信中指出：“利用宗教，同我們爭奪群眾尤其是青年，是國內外階級敵人的一貫伎倆，也是某些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丟失政權的一個慘痛教訓。現在是中央應該切切實實抓一抓這件大事的時候了。”后來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清楚地表明，陳云同志當年的這個提醒的確是見微知著、未雨綢繆的。

要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

改革開放初期，在大量引進和介紹國外有益文化的同時，也出現了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采取虛無主義態度的現象，以及教育界重理工輕文科等偏向。這種情況同樣引起了陳云同志的注意，其中抓得比較早的一個問題是對古籍的搶救和整理。他早年在商務印書館當學徒時就接觸過中國古代典籍，一直為其中的文言文沒標點、看不懂而遺憾。新中國成立后，國務院曾設立了一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北京大學中文系也創建了培養古籍整理研究人才的古典文獻專業，遺憾的是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關門，只是由于毛澤東同志的過問，《二十四史》等古籍的校點工作才得以進行。粉碎“四人幫”后，陳云同志也開始思考古籍整理問題。恰在這時，教育部要調整文科專業設置，決定撤銷北大這個全國唯一的古典文獻專業，引起有關師生強烈不滿，并把意見反映到陳云同志這里。于是，他經過反復斟酌，在1981年春天發表了一篇系統地講這個問題的談話。

在這篇談話中，陳云同志既講了古籍整理的意義和方法，也對組織工作、依托單位、文獻收存、人才培養、經費支持等問題提出明確意見。他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繼承下來，是一項關系到子孫后代的重要工作。”他說，我們的學校教育注意理工科較多，這雖是國民經濟的需要，但學理工的人沒有一點中國文化傳統知識也不行，而且從小學開始就要讀點古文。我國現存古籍一說八萬多種，一說十二萬多種，但已整理出版的只有兩千多種，還差得很遠。整理古籍不能只作標點、注釋、校勘、訓詁，還要有今譯，使多數能讀報紙的人看得懂，這樣才會有興趣去讀。他要求恢復國務院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并先制定為期30年的規劃；對現有古籍的孤本、善本要加強保護、搶救、翻印，對散失海外的古籍要設法弄回或復制；對高校古典文獻專業不但不能取消，還要擴大師生規模，成立研究所。他強調：“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希望現在就認真抓一下。”他的這篇談話受到中央書記處的高度重視，將全文以《中共中央關于整理古籍的指示》的形式印發，并得到了認真貫徹落實，從而使大批瀕危的文物古籍得以保存、整理，也使碩果僅存的研究隊伍得以發展、壯大，為在改革開放條件下將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發揚光大發揮了積極作用。

除了關注古籍整理工作，陳云同志還十分重視評彈藝術的繼承和發展。評彈是流行于我國蘇浙一帶的民間說唱藝術，聽評彈是他自幼養成的愛好。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在養病期間重拾這一愛好，并在欣賞大量評彈錄音和廣泛接觸評彈藝人、創作人員的過程中，就如何繼承和發展這一古老藝術的問題發表了大量真知灼見，后來被集中編入他“關于評彈的談話和通信”一書。他的這些意見大體可以概括為以下幾條。第一，“文藝是意識形態的東西，要為經濟基礎服務，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第二，對傳統書目要整理、保留、演出，“如果不整理，精華部分也就不會被廣大聽眾特別是新一代接受”。“閉目不理有幾百年歷史的傳統書，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只有既說新書，又努力保存傳統書的優秀部分，才是百花齊放。”第三，“對待現代題材的新書，要采取積極支持的態度”。“對老書，有七分好才鼓掌；對新書，有三分好就要鼓掌。”第四，評彈“應該是既嚴肅又活潑”。聽眾來聽曲藝，“不是來上政治課。做報告也要講幾句笑話。思想教育的目的要通過藝術手段來達到”。從這幾條意見，我們可以看出，評彈對他來說既是藝術，也是意識形態，是具有意識形態屬性的藝術。

改革開放后，陳云同志把聽評彈和接觸評彈界人士作為工作之余放松心情的方法，同時也作為他了解文藝界情況、用黨的文藝方針引導文藝工作者的一個途徑。1981年，針對評彈界的狀況，他提出“出書出人走正路”的響亮口號，對曲藝界乃至文藝界、學術界都產生了很大影響，成為當時思想文化領域的一個重要指導方針。1984年春節前夕，中央有關部門為做好節日新聞報道，要求中央主要領導都參加一次公開活動。陳云同志提出，屆時就在家里會見曲藝界人士的代表，并提前準備了一個用于新聞報道的談話稿，對“出書出人走正路”作了進一步闡發。他說：“出人，就是要熱心積極培養年輕優秀的創作人員和演員，使他們盡快跟上甚至超過老的。出書，就是要一手整理傳統的書目，一手編寫反映新時代、新社會、新事物的書目，特別是要多寫多編新書。走正路，就是要在書目和表演上，既講娛樂性，又講思想性，不搞低級趣味和歪門邪道……只要做到這幾條，曲藝就一定能適應時代的需要、群眾的需要，不斷發展，日益繁榮。”在那次談話中，他還針對當時文藝界某些人抵制鄧小平同志關于“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講話精神的問題指出：“現在，有些同志對批評和自我批評很敏感，以為某某人一受批評就大事不好了。其實，批評也罷，自我批評也罷，都是我們黨解決思想性質問題的行之有效的老方法。我們在文藝界也要提倡這個方法，使它形成風氣，逐漸為人們所習慣。”陳云同志正是通過這種方式，在黨的思想文化戰線與鄧小平同志相互呼應，共同捍衛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陣地。

意識形態陣地從來是黨的重要陣地之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不僅在經受長期執政的考驗，而且在經受市場經濟和外部環境的考驗；不僅要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增加物質財富，還要在境外敵對勢力利用我們對外開放的機會加大滲透和西化、境內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不斷制造思想混亂的情況下，守住并擴大意識形態陣地。對比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應當說要做到這些是很不容易的，而我們黨為什么做到了呢？原因固然有很多，其中有一個原因不能不看到，那就是我們黨擁有像鄧小平、陳云那樣一批久經考驗、經驗豐富、深謀遠慮的老一輩革命家。現在，這些老一輩革命家已相繼去世，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接過了他們的火炬，正帶領全黨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繼續為鞏固黨的意識形態陣地而不懈奮斗。習近平同志指出：“當前，各種敵對勢力一直企圖在我國制造‘顏色革命’，妄圖顛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我國政權安全面臨的現實危險。他們選中的一個突破口就是意識形態領域，企圖把人們思想搞亂，然后渾水摸魚、亂中取勝……歷史和現實都警示我們，思想輿論陣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線就很難守得住。在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上，我們沒有任何妥協、退讓的余地，必須取得全勝。”我堅信，只要按照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要求去做，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我們就一定能取得意識形態斗爭的完全勝利，一定能最終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參考文獻：

[1] 陳云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陳云文集》第3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

[3]《陳云同志關于評彈的談話和通信》，北京：中國曲藝出版社，1983年。

[4]《陳云年譜》（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

[5]《陳云傳》（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馬克思主義研究”，原刊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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