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1943年12月，陳云（中）同毛澤東、林伯渠參觀陜甘寧邊區農業生產展覽會。

【提要】中國改革開放，比起前蘇聯休克療法損失小得多，因為我們不是單純移植西方市場制度，也注意從中國實際出發，且得益于革命根據地的歷史經驗。

從陜甘寧邊法幣同時流通，到深圳特區人民幣港幣同時流通，半個世紀一條線索，貫穿著陳云同志的思想和實踐。 本文通過比較兩個時期的經驗，進一步發掘陳云經濟思想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意義。 如果真的有“中國經濟學”，“中國崛起的秘密”，陳云經濟思想應為主要思想來源之一。

一

由于年齡原因，陳云同志直接指導中國改革開放，限于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而且多數意見是從規范角度談的，如糧食，出口，外資，宏觀調控等，因此在80年代中期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改革一帆風順的北京下， 新崛起的青年改革者們曾對陳云的“鳥籠經濟”頗有微詞，認為保守過時。直至1987年發生搶購并進行三年嚴格的治理整頓， 直至今日黨中央狠抓糧食不放松，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在越來越重要的位置，都可以看出陳云同志一貫強調中國國情，“十億人口，八億農民，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的長遠意義。

另一方面，陳云經濟思想也不限于保持穩定，作為穩健的改革開放領導者， 他一直配合鄧小平同志推動改革開放，兼顧發展與穩定， 把發展，改革和開放作為一個整體，從實踐出發，創造性地推動“漸進式改革”。

80年代最為成功的案例，就是利用香港，建設深圳經濟特區，以開放促改革，特別是通過兩幣流通方式解決匯率和外匯管制問題，在中外改革史上堪稱一絕。

1979年陳云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原則：

“ 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兩種經濟 ：（1）計劃經 濟部分 （有計劃按比例的部分）；（2）市場調節部分 （即不作計劃 ，只根據市場供求的變化進行生產，即帶有盲目性調節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從屬的次要的， 但又是必需的。”（《陳云文選第三卷》，244頁）

這個論斷不僅適用于商品交換，也適用于貨幣兌換。

改革初期最大難題，是如何將計劃經濟形成的“壓低價格，高估匯率”，與國際市場接軌。按照美國給“轉軌國家”開的藥方，是一步放開價格，利率與匯率，放棄外匯管制，實現貨幣自由兌換，然后強制緊縮貨幣。結果是經濟滑坡，西方資本趁機進入，低價收購優質資產。前蘇聯是在惡性通貨膨脹下“改革貨幣”，將盧布貶值10000倍，才成為“可自由兌換”的貨幣。

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則不同，至今未完全放棄資本項目下外匯管制，以防止國際投機資本沖擊，防止人民幣過快貶值和國內通貨膨脹形成惡性循環。同時在深圳經濟特區“默認”外匯自由市場，人民幣以市場價格自由兌換港幣，允許港幣到特區和珠江三角洲流通。

這個辦法也是“摸著石頭過河”。1985年以后，中國工業增長率超過15%，“老四大件”（手表，自行車，半導體，縫紉機）向“新四大件”（彩電，冰箱，洗衣機，空調）升級，軍轉民向進口生產線升級，外匯需求激增。 碰巧國際市場需求旺盛，廣交會出口訂單很多，但超額出口部分成本上升，僅依靠人民幣貶值，財政補貼和外匯額度留成，無法解決出口虧損。 當時主持經濟工作的姚依林，說要聽聽青年人的意見，列席國務院會議的黃江南后來親口告訴我，當時他建議：允許外貿公司在完成計劃內出口任務以后，多余外匯不再結匯，可自行到深圳特區和香港出售。 于是經濟特區的外匯自由市場自動形成。進口商可直接購買外匯以保障進口，只不過要按自由市場價格，多付一倍人民幣，他們進口的都是國內外價格差極大，并且減免關稅的汽車彩電鋼材，仍有暴利可得。 

香港居民和公司，國際出口商，有巨額人民幣需求，以前要用外匯去中國銀行購買，現直接在自由市場購買，還可多得1倍人民幣。

法律問題在于：人民幣的國家外匯牌價是1港幣等于0.35人民幣，不可更改；實際適用的自由市場價格1港幣等于0.7 人民幣，無法標出。于是在深圳所有商店里，所有商品都用人民幣和港幣兩種標價，比例都是1港幣等于0.7人民幣，而不是0.35 人民幣。

港幣既然能夠在深圳自由流通，自然擴大到珠江三角洲，最高時占有流通量50%，與人民幣高估程度相平衡，這就是兩種貨幣同時流通。這種辦法，同時保證了穩定與效率，是中國開放初期最成功經驗之一。

陳云在1992年指出要面對新問題，利用特區探索中國改革的經驗：

“先念同志和我雖然都沒有到過特區，但我們一直很注意特區建設，認為特區要辦，必須不斷總結經驗，力求使特區辦好。……現在我們國家經濟建設的規模比過去要大得多、 復雜得多，過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當前改革開放 的新形勢下很多已經不再適用。這就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新的東西，不斷探索和解決新的問題。”（悼念李先念同志 1992.7.21. 《陳云文選第三卷》，378頁）

二

追溯歷史，我們吃驚地發現，深圳特區兩幣流通的成功，竟然得益于陜甘寧邊幣與法幣同時流通經驗。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中國革命不同于蘇聯“震撼世界的10天”，而是農村包圍城市，有20年革命根據地的經驗，搞計劃經濟就比蘇聯靈活， 80年代推動改革開放，借助香港，成功地把價格體系與匯率與國際接軌。

1940年皖南事變，國民黨停發八路軍軍餉，斷絕邊區一切外援。共產黨提出自力更生，1941年1月發行邊幣，禁止法幣流通，意味著革命政權能通過貨幣投放動員邊區物質支持抗戰，發展生產，保障人民生活。

但邊區始終不能完全驅逐法幣，某些時期法幣在邊區的貨幣流通量里占50%以上，在邊沿地區有明顯優勢。 其原因是邊區經濟力量薄弱，生產不能自給，需要輸入大量商品才能滿足基本需要。當時幾乎全部所需布匹、棉花、文具、農具、煙、糖、西藥甚至吃飯用的碗和縫衣用的針線均需輸入，用目前時髦說法就是“剛性需求”。能輸出的大宗產品只有食鹽。

邊區貿易逆差不可避免， 作為彌補貿易逆差的手段，發行的邊幣卻出不了邊區。1941年邊區輸入邊幣663.7萬元，輸出214.6萬元，逆差449萬元。商人用法幣從國統區購買商品到邊區銷售，得到邊幣后到邊區銀行兌換法幣，得不到滿足。 因此邊區政府只能允許進口商直接收取法幣。

陜甘寧邊區31個縣市有24個縣市與國統區犬牙交錯，40%人民生活與國統區經濟緊密聯系，許多邊界地區沒有集市，90% 出口要到國統區交易，法幣是唯一交換媒介。 陳云同志首先認識到：邊區實力較弱，經濟對國統區有依賴性， 在貨幣流通上表現為法幣直接進入邊區，難以用行政手段禁止（見陳云1944---1945年一系列講話，《陳云年鑒》第一卷）。

但正式承認法幣流通也不行。首先影響邊幣穩定。法幣“腿長”可在全國流通，邊幣“腿短”出不了邊區。法幣升值邊幣貶值，某些沿邊地區拒用邊幣，邊幣流通范圍縮小。如公開允許法幣流通，邊幣過分收縮，可能垮臺。

其次，加速物價上漲。 法幣短缺，黑市難以消除，法幣在邊區的購買力高于在國統區的購買力。 許多商人不帶貨物，只帶法幣到邊區買貨，邊區物資外流，物價飛漲。

第三，影響生產發展。 商店利用邊法幣同時流通，邊法幣差價和邊區物價波動， 從事貨幣和商品倒賣獲高額利潤。1941年延安公私營商店年平均利潤率104-110%，相比之下公營工廠為33.6％，最好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只有18％。工業資金向商業轉移，許多機關生產部門和有余錢的農民，不愿投資而去作買賣。

第四，財政困難不得不發行貨幣。1937--1940年，發行光華代價券430萬元，1941年增發2300萬元，1942年增發9107萬元。邊幣受法幣排擠縮小流通范圍，貨幣發行、物價、財政支出輪番上漲。1943年發行指數11.7倍，物價指數18.5倍，財政支出16.3倍。

面對錯綜復雜的經濟情況與嚴重困難，1944年元旦以后陳云參與西北財經委員會領導，3月5日正式任西北財辦副主任并主持日常工作，至1945年9月15日赴東北，主持陜甘寧邊區經濟領導工作一年零六個月又四天。據陳答才統計，陳云同志出席西北局常委會26次，陜甘寧邊區政府各種專業會議（財政銀行），各種座談會12次，主持西北財辦會議26次，并召開多次臨時會議，解決實際問題。

陳云同志的主要貢獻是：

第一， 平息物價上漲。 1943年延安的物價比1937年上漲了1240倍，僅1943年1年之內即上漲19倍，主要進口產品上漲20-40倍。 通貨膨脹比國統區還要嚴重，如同年西安物價只上漲3-4倍。

1943年 1月 4日 、30日，陳云同志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座談會，確定經濟工作方針是：擴大稅收，厲行節約，增加生產，整頓貿易。

2月21日聽取賀龍同志的邊區財經報告，要開源節流， 提高效率；貿易全面管理，增加生產減少乃至不進口必需品；嚴禁法幣流通，設法在交易中驅逐法幣。

經邊區軍民艱苦努力，1944年上半年邊區貿易出超50多萬，物價穩定下來。10種主要物品的價格在延安上漲29%，在綏德、關中、富縣、定邊跌30－16%。反而比國統區低。作為國統區的洛川、蒲城物價上漲50%，榆林漲1倍多。 邊區的布匹棉花1941年百分之百需要進口，至1947年50％的布匹， 60％的棉花可以自給。

二． 發行流通券，以“準貨幣”形式進行貨幣改革。

1943年邊幣對法幣的黑市價從1：4跌到1：10（法幣為1）。

1944年5月10日陳云提出：“要使邊幣與法幣的比價達到1:1，又要使市面金融不停頓，就要想一個偷梁換柱的辦法。發行新票子在政治上會有不良影響，允許邊幣和法幣同時流通也有弊端。因此，可以考慮由鹽業公司發一種流通券，其定價與法幣1:1，而與邊幣1:9，使之在邊區內流通，逐漸收回邊幣，達到預想程度時，再以邊幣收回鹽業流通券。這樣既可使邊幣與法幣比價提高到1:1，驅逐法幣，又不至于擾亂市場金融。”

5月23日賀龍、陳云簽發決定：發行商業流通券，名義是貿易公司發行，實際由邊區銀行發行，流通券每 元折換邊幣20元，逐步收回邊幣； 今后邊區貿易往來、債權債務清理，一律以流通券為本位幣。

1年以后，1945年5月1日， 陳云賀龍簽署發布《西北財經辦事處通知》：現流通貨幣絕大部分是商業流通券，一小部分邊幣破爛不堪在加速收回。兩種價值不同的貨幣同時流通，名為邊幣本位，實際使用多為流通券，有諸多不便。故決定：

1. 自6月1日起，以貿易公司商業流通券為陜甘寧邊區本位幣，責成銀行盡快收回邊幣。未收回的邊幣照1流通券：20邊幣比例通用。

 

2. 財政供給部門和公營企業，改用流通券為記賬本

位幣。 

 

3. 各公營工商業交易掛牌、定價、契約、單據，口

頭講價，改用流通券為本位。

 

4. 一切稅收及預決算均改用流通券計算。

 

5. 各貨幣交換所取消邊幣牌價，改用流通券掛牌。

 

6. 依靠財政稅收機關及公營企業執行本通知的榜樣作用來影響商人，使他們感到不改不便利，不應以政府命令強制執行。

    

（《陳云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384-385頁，414頁）

這實際是一次重大貨幣改革。

在惡性通貨膨脹條件下， 各國政府都發行高價值新幣，取代已喪失信譽的舊幣，雖可平息通貨膨脹，但會引起經濟大幅度緊縮，這是典型的“休克療法”，也是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看家法寶”，他們自己不搞，卻向“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普遍推銷。

令人欽佩的是，陳云同志1944-1945年陜甘寧邊區領導的貨幣改革，采取了“雙軌制，漸進式”的方法。

首先，流通券不是貨幣，而是“準貨幣”，發行者不是邊區政府，而是邊區貿易公司。

其次，流通券的職能逐步擴大，先在政府財政和公營企業用作計價和結算，1年以后才正式取代邊幣的價值標準職能，成為邊區本位幣。

再次， 至于邊幣本身，及其流通手段儲藏手段職能，一直沒用行政命令全部取消。流通券與邊幣共存，以固定匯率兌換，同時流通，使私人商人感到使用邊幣不便，自愿接受流通券。

總之，在貨幣改革中采取“準貨幣”形式過渡，而不是一次性地用新幣取代舊幣， 即控制了通貨膨脹，又避免了貨幣過渡緊縮造成的經濟下降， 這是陳云同志的一大創造。

三

陳云同志在陜甘寧邊區經濟工作的第三方面的重大貢獻，是深刻認識貨幣流通規律， 正確處理邊法幣同時流通的問題，不僅是決策貢獻，也有理論創造。

邊區在1942年設立貨幣交換所，使用固定匯率，

邊幣與法幣公開掛牌交易。延安地區1943年１月1法幣兌換邊幣的牌價為1：2.1。 但到同年12月，黑市為價為1:9，正式牌價成為“死牌價”。銀行所存法幣很快被兌出， 居民手中法幣不愿賣給銀行，而去套購法幣投機。

1944年初西北局的政策是禁止法幣流通，但法幣黑市價不斷上漲，與邊幣比價一度高至1：13-14元。2月中旬，延安和各分區大量供應法幣，使黑市比價維持在 1：10-12 元。

陳云同志從經濟規律出發，認為法幣流通難以禁止。

他于8月20日主持西北財經辦事處金融會議，就陜甘寧邊區內關于金融的歷史爭論作結論性發言：

“邊區有獨立的幣制，同時與法幣發生貿易上的關系，這種金融情況決定了法幣在邊區的意義很大，只有多爭取法幣才能保護邊幣，這不能稱為法幣觀點。我們與法幣的斗爭手段要以經濟為主，政治為輔。過去有人提出與法幣斗爭主要憑命令”，“貨幣兌換所可以不要資本”，這不對，還是經濟決定政治。邊幣與法幣的比價只能穩定在幣值上，如果穩定在物價上， 必然拉動邊幣牌價，使公家的法幣被搞光，這是不聰明的。邊區主導物價的是布匹，而布匹價格主要受外邊影響。影響邊區內部物價因素，一是金融是否波動，二是供求是否失調。只要準備足夠的法幣，布、小米、棉花的供求協調， 物價就無問題。貨幣發行有三種：第一種是無準備的，消極的發行，這是危險的無前途的；第二種是 1941年和1942年經歷過的發行，發些邊幣搭起小公的架子，這是應該的，其目的是避免將來多發，去年上半年的發行也屬于這一種，但因為沒有法幣準備金而顯得很危險；第三種是今年邊區高干會到現在的發行，因為有十足的法幣準備金，金融比較穩定，伸縮有余地。”

8月21日陳云同志繼續主持西北財經辦事處金融會議，聽取曹菊如關于法幣的意見。陳云指出：

“法幣黑市大小，關鍵看邊幣的狀況，邊幣漲價，法幣橫流；邊幣跌價，法幣暗流；邊幣穩定，邊幣與法幣同流，法幣不會橫流。法幣黑市不可免，一般不會離牌價很遠，不要怕黑市。”（《陳云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392-393頁）

可以看出，陳云對于兩幣流通的規律已有深入的理解。

1943年11月22—24日陳云同志主持西北財經辦事處金融會議，在發言、插話和講話中指出，弱小的邊幣不可能脫離法幣流通規律而獨立，政府干預只有在特殊情況下使用：

 

“去年邊區物價超過了允許上漲的幅度，原因是金融波動，法幣不足。在今天，存物資多而存法幣少有危險，因為有物資不等于有法幣。法幣幣值在上漲和平穩甚至平緩下跌時，邊幣都談不上什么單獨規律性，只有在法幣幣值猛跌時，邊幣獨立性才會增加，這叫‘七分服從，三分獨立’。”

 

“我們處于入超狀態，所以特別需要法幣。6月份以來，邊法幣一直保持8.5：1，原因是我們手中有法幣。金融穩定的基本問題是法幣問題，要把法幣當作穩定金融的手段，這不叫法幣觀點。邊幣必須跟法幣走，“七分服從，三分獨立”，只能在法幣猛跌時才可以“鬧獨立性”，“打”它一下。銀行準備金第一是法幣，第二是物資（如布、棉以及拋出可以 回籠邊幣的東西），第三是金銀。準備物資和金銀是為了在法幣垮臺時用于脫離法幣，避免吃虧。金融暫時不能穩定在物價上，只能穩定在比價上。如果外邊物價漲，硬要邊區物價穩定，實際是拿公家的錢貼給私人，反會把公家搞垮。不維持 法幣幣值，實際是打擊我們自己庫里的法幣。在法幣幣值平緩下降時，邊幣還是以不提牌價為好，否則得不償失。今年上半年由于邊幣幣值提得過猛，到處不要法幣，都存邊幣，使得工商業停頓，所以，法幣平穩時，邊幣牌價也要以穩定為主。對法幣黑市要分析，因缺少法幣而發生的黑市可怕，因交通不便或為計算方便而發生的暫時零星黑市不可怕。如法幣少了，辦法是緊縮財政開支，努力推銷出口，停止兌換法幣。邊幣發行數量要和物價作比較，看購買力達到什么程度。在邊區物價中起主導作用的不是糧食，而是布匹，因為邊區需要糧食供應的只有五萬人，而需要布的則是大多數群眾。明年要確定以生產為本的方針，多種棉花。”

 

（《陳云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398頁）

陳云同志沒有嚴厲禁止法幣流通，而是把它控制在周邊地區。 邊區政府據物價變動及貿易情況隨時調整邊幣牌價，使牌價接近黑市價。而發展生產，擴大出口，則是穩定物價和貨幣的根本措施。為此，發展起一套有效的宏觀調控措施， 陳云同志在主持西北財經辦事處的一系列談話和決策，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經驗。

陳云指示“有關部門對金融形勢要一天一匯報”，“要建立先審核后支付的制度”，并親自主持召開多次會議，及時把握經濟形勢，處理宏觀調控問題。（《陳云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383、402頁）

1945年3月20日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會議， 陳云指出：英、美和蔣介石都要維持一下中國金融，法幣幣值總的趨勢是下跌的，但一時還不會垮。我們要利用法幣幣值可能平穩一下的時機收進法幣，這是不吃虧的。

1944年4月27日出席西北財經辦事處會議指出：為防止囤集法幣， 擾亂金融，延安市要召集公營商店和商會開會，約法三章，不準做黑市， 不準包庇他人做黑市，不準囤積法幣、擠兌邊幣。

1945年2月4日指出：國民黨如緊縮銀根，對我們有利。我們手里有法幣，可借機囤貨囤金。過去我們怕法幣貶值，急于丟掉法，結果沒占大便宜。今后應經常準備五萬萬元法幣，以便在外邊物價跌、銀根緊時放掉法幣，收購商品。我們在財政稅收上無問題，銀行準備五萬萬元法幣也無問題，缺少的是金子和物資。

3月12日指出：國民黨的貨幣政策是想與美元相聯系，我們要跟上這一政策，還要注意以物易物。估計今年9月份以后，金價會比物價漲得快，所以我們存些金子有好處。 

4月8日指出：許多跡象表明，大后方金融難以穩定，物價會繼續上漲，國民黨對此沒有遠見。

7月16日指出，公家只有掌握一年的余糧，才能使根據地鞏固；每兩年里有一年余糧才可渡過荒年。要囤足法幣， 黃金布匹等也可頂外匯。基本原則是，貿易主動，金融穩當，保持旺銷，見機收金，略提布價。

8 月20日指出：鹽的旺銷季節將到， 但與往年比，銷鹽會減少， 鹽業要準備縮小。 收復地區因籌碼不定， 法幣牌價被迫提高，但估計兩個月后法幣將再跌。 因此，這兩個月內邊區各口岸可收金子。 

8月22日致電各分行：現在不能用邊幣、法幣購物，在金價跌至一定程度時要收購黃金。要隨時注意法幣的去路，用壓低金 價的辦法節省法幣。

8月27日決定：取消鹽的統銷，主動貶低邊幣以提高發行準備金率， 回籠券幣以緩和物價跌勢。

9月10日主持西北財經辦事處會議指出：目前全國金融變化很大。 抗戰勝利后，大后方淪陷區人民急于返回家鄉， 紛紛向銀行錢莊提款。 銀行錢莊為了獲取高利貸或囤積金子已把錢用了，為維持信用，不得不一方面向借戶追索，一方面忍痛拋貨。囤積居奇的人看到外貨會來，也跟著拋貨，于是物價大跌，信用破產，工廠倒閉，工人失業。國民黨官方不愿讓法幣過分漲上去，想維持金融，穩住物價。但時局變化，人心浮動，他們無法辦到。

（《陳云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

四

陳云同志強調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他1944年12月在西北局高干會報告說：“研究和解決金融問題應從延安出發，向自己的經驗學習。過去很多研究員、專家從重慶、倫敦出發，從《資本論》出發，從政治經濟學原理出發，所以提出的辦法往往與實際不合。”

1945年7月16日陳云同志主持的，給各根據地 《關于收復城市中財 經工作的通知》指出：

“由于缺乏管理大城市經濟的經驗，又由于新收復城市處于日軍 破壞及戰時狀態，我們將遇到無數困難，克服困難的唯一辦法是采取群眾路線。我們決不可主觀主義地發號施令，必須承認自己是外行。要學習每一財經部門的歷史、現狀及管理方法，必須用一切力量爭取可能爭取的原有財經人員。沒有他們來參加工作，我們將會遇到更多困難。”（《陳云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401頁，422頁）

（《陳云百周年紀念——全國陳云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下）》2006年4月版）

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陜甘寧邊區才有這樣成功的創造。

陜甘寧邊區兩種貨幣同時流通，為改革開放以后深圳特區的港幣與人民幣同時流通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不僅在實踐上取得成功，在理論上也有突破。

馬克思《資本論》描述了商品偶然價值形態， 到擴大價值形態，貨幣形態的歷史過程。而深圳的一種商品兩種標價，是反過來以商品擴大價值形態表示貨幣形態，表示人民幣的國際價值形態。

“西方主流經濟學”一直強調價格機制對于市場經濟調控的決定作用。但作為貨幣價格的利率與匯率受到政府嚴格管制，于是，市場變化會通過貨幣數量的變化來表現，政府也可以直接調節貨幣流通數量，來調控市場。所謂“量化寬松”，就是政府直接調控貨幣發行數量，“QE” 就是如此。歷史上兩幣同時流通，是在本國或者本地區匯率高估又不能馬上貶值到位的情況下，局部放開外幣數量， 默認外幣進入本國或本地區流通的靈活措施。

我在課堂上說“陳云是中國的凱恩斯”，學生不理解，教師有反感，他們都是以西方經濟學體系為“主流”，言必稱模型的，這些模型成本使用成本極高，許多時候只能證明常識性結論，或者什么也證明不了。何況中國缺乏歷史數據，濫用模型成為中國經濟學界研究和教學一大弊端。

妨礙中國經濟理論和實踐經驗走向世界的，首先是因為中國經濟未十分強大，其次是因為中國人樸素的表達方式，密切結合實際，對策性強的特點。

西方近代經濟學體系，是在其物理實驗方法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有嚴格的邏輯和假設前提，有內生變量，外生變量，要建模，計算，驗證，數百年來發展得極為充分。以西方經濟學為標準，中國經濟學就是“不成理論體系，只有經濟思想”，商鞅變法，桑弘羊《鹽鐵論》，到近代許多經濟學家，都被貶低，這是西方理論霸權和話語權的表現。

陳云同志在解放區，計劃經濟和改革開放三大時期的經濟思想和實踐，對中國崛起的理論貢獻，絕不亞于凱恩斯對西方的貢獻。隨著中國經驗納入世界主流，中國經濟學家，特別是陳云這樣主導中國經濟數十年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其經濟思想對于國際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史，必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國從古至今的經濟思想，計劃經濟和改革開放一系列政策和實踐，不能繼續被壓制在“政策、思想與案例”層面。中國經濟學，包括其表達方式，都應成為國際經濟理論體系和歷史經驗的一部分。陳云經濟思想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參考文獻：

1. 《陳云年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0年6月出版

2. 《陳云文選》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二版

3.   陳答才《陳云與西北財經辦事處》

《陳云百周年紀念——全國陳云生平研討會論文集》

2006年4月

4. 楊榮申，楊帆：《論陜甘寧邊幣與法幣同時流通》

１９８７年（五）《歷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