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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木：正確看待和處理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是搞好新中國史編撰的關鍵 ——評《新中國70 年》

點擊：作者：朱佳木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發布時間:2020-06-24 09:26:59

【摘要】正確看待和處理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是搞好新中國史編撰的一個關鍵問題。《新中國70年》是一部貫通描述新中國70年歷史、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獻禮的史書。在章節布局上，該書將改革開放前的幾個犯錯誤時期和基本正確時期合在一起；在編撰內容上，將犯錯誤時期的錯誤與犯錯誤的時期加以區別；在書寫行文上，注意將改革開放前的成就與改革開放后的發展相呼應，更加鮮明地體現出兩個歷史時期的內在聯系。這樣處理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在方向上是完全正確的，在實踐上是值得稱道的。

經中共中央宣傳部指導、審定，由當代中國研究所編寫、當代中國出版社2019年出版發行的《新中國70年》，是一部貫通描述新中國70年歷史、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獻禮的史書，也是一部站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度，認真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要正確處理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關系論述精神的新中國史書。

在新中國成立至今的70年里，有許多不同的歷史時期和階段，其中區別最為顯著的兩個時期是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劃分的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如何看待這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是當代史學界乃至理論界和意識形態領域里爭論的焦點問題之一。因為這個問題不僅與如何看待新中國史緊密相連，也與如何看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密切相連。只要仔細觀察我們就會發現，凡是把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加以割裂和對立的人，必然要么否定四項基本原則，要么否定改革開放；而凡是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看成“新民主主義回歸”和“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或者看成“資本社會主義”的人，也必然會把這兩個歷史時期加以割裂和對立。因此，能否正確看待和處理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是能否搞好新中國史編撰的一個關鍵問題。

黨的十八大剛結束，習近平總書記就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中，用最清晰的語言對如何看待上述問題給予了最明確的回答。他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不是別的什么主義”。改革開放前后的兩個歷史時期，“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為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積累了條件，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是對前一個時期的堅持、改革、發展”。①這一論述深刻闡釋了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辯證關系，為新中國史編研提供了唯一正確的指導方針。我之所以說《新中國70年》一書認真貫徹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要正確處理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關系的論述精神，就是因為它在這個問題上堅持的方向是正確的，對一些問題的處理也是妥當的，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在章節布局上，將改革開放前的幾個犯錯誤時期和基本正確時期合在一起，都放在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艱辛探索和曲折發展”一章之中

以往出版的新中國史書，一般都是把改革開放前幾個犯錯誤時期單獨設置章節，如把“大躍進”和總路線、人民公社作為獨立章節，或把十年社會主義建設探索與十年“文化大革命”作為兩個并列章節，等等。如果說這樣設置章節在改革開放初期，即在新中國歷史僅有30多年的情況下尚屬合理和恰當的話，那么，當新中國歷史已經延續了六七十年之久，再這樣設置就不那么合理和恰當了。因為，對章節的這種設置方法既沒有正確反映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的本質，也不利于群眾特別是青少年全面認識新中國的歷史，從而樹立起社會主義的歷史自信。

“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無疑是全局性的錯誤，給黨和人民的事業造成了嚴重損失，形成了災難性后果。但就其本質來說，它們都是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只不過是不成功的探索，甚至是失敗的探索罷了。比如，發動“大躍進”的初衷是為了滿足廣大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狀況的普遍愿望，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為了反修防修，鞏固社會主義的制度。這些不是對社會主義的探索又是什么呢？它們之所以犯了錯誤、導致失敗，既有主觀上急于求成、驕傲自滿、脫離實際、個人專斷等原因，也有客觀上缺乏經驗，甚至被野心家、陰謀家等所利用的問題。我們還要看到，“大躍進”前前后后持續了三年，“文化大革命”更是長達十年，在那段時間里，除了有錯誤的政治運動之外，還有廣大干部群眾在各個領域所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除了給黨和國家造成嚴重損失之外，也在國民經濟領域取得了許多實實在在的具有長遠效益的成就，在國防、科技、外交等領域還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進展，這些成就和進展都為改革開放后我國的快速發展發揮了重要的基礎性的作用。

對于上述事實，國史書如何在章節布局上加以體現，是國史工作者在新中國進入到第70個年頭不能不考慮的大問題。《新中國70年》一書把“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兩個時期都納入從1956年中共八大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艱辛探索和曲折發展”這一章，并把“大躍進”和“國民經濟調整”合在一起作為其中一節，為解決這個問題做出了有益探索，從而體現了正確看待和處理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關系的精神。

二、在編撰內容上，將犯錯誤時期的錯誤與犯錯誤的時期加以區別，不使二者相互混淆

清代思想家龔自珍曾說過：“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②他的這句警世名言已被大量歷史事實所驗證。社會主義的敵人用這個辦法搞垮了蘇聯和蘇聯共產黨。在蘇聯解體、蘇共下臺后，他們又把矛頭對準了中國，要西化分化中國，所用的一個辦法同樣是鼓吹歷史虛無主義的思潮，而其中一個手段就是把我國改革開放前犯錯誤時期的錯誤與整個時期加以混淆。例如，說到“大躍進”，只講那個時期違反科學規律的蠻干和人民生活的普遍困難；說到“文化大革命”，只講那個時期對領導干部、知識分子的迫害和對經濟建設的破壞。受這股思潮的影響，我們過去一些關于新中國歷史的書籍，在講到改革開放前那幾個犯錯誤時期時，也只注重其中的錯誤，淡化其中的成績和成就，而且一度形成一種輿論氛圍，誰要是講那幾個時期的成績和成就，誰就要被扣上“左”的帽子。要知道，改革開放前的歷史總共不過29年，這幾個犯錯誤時期加在一起已占了其中幾乎一半時間；如果再渲染那些年政治運動中出現的擴大化錯誤，這樣的國史書勢必會給人一種改革開放前歷史是一連串錯誤集合的印象。把這樣的國史書拿給讀者，甚至作為大中學校的教科書，怎么可能讓人了解新中國70年偉大飛躍的光輝歷程、跨越發展的偉大奇跡、歷史變革的寶貴經驗呢？又怎么可能在群眾特別是青少年中培育愛國主義思想、樹立社會主義的歷史自信呢？

為了接受蘇聯和蘇共由于大搞歷史虛無主義、全盤否定自身歷史，導致偌大一個黨作鳥獸散、偌大一個國家分崩離析的前車之鑒，國史工作者就必須反“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之道而行之，做到“護己之國，必先衛其史”，將犯錯誤時期的錯誤與犯錯誤時期加以區別。在這方面，《新中國70年》一書也是做出了有益嘗試的。例如，在敘述“大躍進”運動時，用相當多的筆墨介紹了那三年水利建設上的成就，指出：“直到20世紀90年代，全國大型水庫中的2/3是在這3年開工建設的”。另外，書中還特別提到那個時期建成的北京“十大建筑”，說它們“代表了當時中國建筑的最高成就”。③再如，書中對“文化大革命”時期黨和人民取得的成就也采取了實事求是的態度，不僅說到過去已見于文件、書籍的一些成就，如第一顆氫彈爆炸、第一顆人造衛星及返回式衛星發射、秈型雜交水稻優良品種培育成功等，還說到過去不大提及的三線建設、秦山核電站建設、1973年環境保護工作方針的制定、百萬次集成電路計算機研制、抗瘧藥青蒿素提取等；不僅說到經濟、外交、軍事戰線的成績，還強調了1975年的全面整頓和文藝政策的調整，農村合作醫療的推廣和赤腳醫生的普及，等等；不僅說到林彪、“四人幫”兩個集團的搗亂、破壞，還突出了老一輩革命家和廣大干部群眾、科研人員對他們的抵制。尤其是書中用了相對較大的篇幅，介紹了周恩來、鄧小平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圍繞籌備召開四屆全國人大會議同“四人幫”展開的斗爭和取得的勝利，從而彰顯那段歷史中積極的光明的方面。這樣書寫犯錯誤時期的歷史，既有助于人們吸取教訓，又有益于人們看到歷史的主流，對于讀者全面認識新中國的歷史、樹立歷史的自信無疑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三、在書寫行文上，注意將改革開放前的成就與改革開放后的發展彼此呼應，更加鮮明地體現出兩個歷史時期的內在聯系

一段時間以來，有些人在講新中國歷史時，不但刻意回避改革開放前的成就，而且制造了一種似是而非的輿論，似乎肯定和宣傳改革開放前的成就就是在貶低和否定改革開放。針對這種輿論，習近平總書記旗幟鮮明地指出：“如果沒有1949年建立新中國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積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質、制度條件，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經驗，改革開放也很難順利推進”。④為了把這一論述精神貫徹到新中國史的編撰中，《新中國70年》一書不惜筆墨，在陳述改革開放前歷史所積累的重要思想、物質基礎、制度保證和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同時，注意點明它們與改革開放后歷史發展的內在關聯。

例如，書中在記述中共八大做出的關于把在新的生產關系下保護和發展生產力作為國家主要任務的同時寫道：“新中國成立以后幾十年的歷史證明，堅持這個基本論斷，建設就成功，否則就遭受挫折”；在評價《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具有馬克思主義發展史開創性意義的同時寫道：這一文獻“實際上為后來的社會主義改革奠定了理論基礎，至今仍然是我們處理國家、人民內部矛盾的指導性文獻”；在稱贊“一五”計劃的提前超額完成“初步奠定了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礎”的同時寫道：它“為其后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起到了重要的支撐作用”；在講到第一次國民經濟調整時期農村一些地方出現的“包產到戶”時寫道：這雖然在當時沒有能堅持下去，但“為1978年以后推廣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積累了實踐經驗”；在記述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至80年代初結束的三線建設成就的同時寫道：“這為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實施優先發展東部外向型經濟戰略提供了充盈的物資、能源、動力支持”，“為國家安全提供了長久可靠的保障”，“也為改革開放時期優先發展沿海地區經濟解除了后顧之憂”；在評論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一系列科技戰線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時，引用鄧小平的話說：“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在記述20世紀50-60年代文藝方面涌現的一批膾炙人口的優秀作品的同時寫道：“這些作品至今仍被人們喜愛”；在論述1962年毛澤東提出的“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的同時寫道：“盡管后來在執行中出現過反復，但它始終是中國工業化的重要指導方針”；在評論“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一些外交突破對改善中國外部環境意義的同時寫道：它們“為后來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的對外交往和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創造了有利條件”；⑤等等。這樣行文，顯然有助于讀者認清改革開放前的歷史積累與改革開放后的發展之間的內在關系。

如何看待和處理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從表面上看似乎是一個歷史問題，實際上卻是一個與政權安危緊密相關的現實性很強的政治問題。這從蘇聯解體、蘇共垮臺的歷史可以得到證明，從習近平總書記對這一問題的高度重視更可以看出來。習近平總書記說：“我之所以強調這個問題，是因為這個重大政治問題處理不好，就會產生嚴重政治后果”。他還說：“正確處理改革開放前后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的關系，不只是一個歷史問題，更主要的是一個政治問題”。⑥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新中國70年》是一部站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度，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編撰指導思想的新中國史書。當然，這并不是說它就很完美了，沒有缺陷了。我只是說，作為記述新中國歷史的史書，這樣處理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在方向上是完全正確的，在實踐上也是值得稱道的。

注釋：

①《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111—112 頁。

②《龔自珍全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2頁。

③《新中國70年》，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9年版，第88頁。

④《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頁。

⑤《新中國70年》，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9年版，第79、81、86、97、104—105、109、111、114、127-128頁。

⑥《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114頁。

（作者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轉編自“國史網”，原刊于《當代中國史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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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章節布局上，將改革開放前的幾個犯錯誤時期和基本正確時期合在一起，都放在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艱辛探索和曲折發展”一章之中

二、在編撰內容上，將犯錯誤時期的錯誤與犯錯誤的時期加以區別，不使二者相互混淆

三、在書寫行文上，注意將改革開放前的成就與改革開放后的發展彼此呼應，更加鮮明地體現出兩個歷史時期的內在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