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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軍：十年回望，道阻且長——國企改革再評論之一

點擊：作者：梁軍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0-06-23 11:30:23

原打算出一本書，書名叫《國企改革再評論》。把十年間公開發表的國企改革評論文章集合呈現，再以現在的觀點與視角，對舊文所涉題材逐一進行二次評論。也許是因為批評味太濃，沒有出版社愿意接單。在此連載，給聽得見、聽得進批評意見的人，留下值得深思的話題。

2011年1月11日，我在《南方日報》發表了研究國企改革的第一篇評論文章，題目是《國企改革仍在錯誤的軌道上慢跑》。

這個題目，在今天看來，確實有些刺耳。但在當時的輿論環境下，還算中規中矩。更主要的是，我不是標題黨，更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推墻派。對于國資國企，愛之深，責之切。語氣雖然有一點過，但是，沒有半句否定國資國企主體地位的意思。擺事實，講道理，深入淺出，環環相扣，用大眾看得懂、讀得下的語言風格，講述一個既嚴謹又高深的話題。當然，給文章起題目也很重要。既要一目了然，還要具沖擊力和傳播力。即使放到今天，如果編輯允許，我依然會選擇使用這一題目，不怕他人誣告舉報。所以，我很坦然地將這一舊文提拎出來，一字不改以示人，并愿意接受國資系統同志們的批評乃至批判。

發表這篇文章，距今已有10個年頭了。在這10年間，國企改革的理論、政策與實踐，早已跨越了萬水千山。可惜的是，10年前的判斷，至今仍未過時。也就是說，10年前我所指出的“錯誤的軌道”，上面依然在“慢跑”著我們的國企。真不知道我是該得意，還是該抑郁？

當時我所針對的，是有關部門“收繳”國有資本收益的不恰當方式，以及隱含其中的不恰當國資監管理念。

此前，由于很復雜的歷史成因，從1994年開始，國有企業不用向國家（含地方政府）上繳收益。直到2007年《國務院關于試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意見》出臺，才開始分不同類別上繳不同比例的收益。剛開始具有極強的試探性，比例小的可憐。到2011年，也就是寫這篇評論的時候，有關部門提出要加大收益上繳的比例和范圍。醞釀、預熱了幾年，到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提出：“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二〇二〇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以此為標志，更進一步強化了收益上繳的提升速度和比例，以及履行這一任務的政治要求。

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看到的各省市出臺的國企改革指導意見，都清一色地把國有資本收益上繳的比例，統一確定在到2020年上繳30%，與國家層面的要求完全一致。我曾充滿好奇地搜尋，希望能找出一個高于30%或者低于30%的省市，以及他們與中央略微不一致的闡述理由。結果當然是否定的。由此擔憂，全國各地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大小國企盈利能力和成長階段千差萬別，30%的硬杠杠一桿子打下去，真不知道各地該怎樣分解任務，也不知道各層級國企該怎樣合理地完成任務。更有甚者，一些表面上為國民說話，暗地里為私人資本站臺的著名學者（例如著名經濟學家北大張某某教授），武斷地提出應該將國有資本收益上繳比例，定在80%或者更高。

我從來不反對國有資本收益上繳。進而，我主張將國有資本收益通過直接的現金分紅，來體現國有資本的“全民所有”屬性，由此激發全民對國企的擁護、關注和監管積極性，由此還原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本意。但是，作為公有制經濟表現形式的國企，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它必須以一個獨立完整的企業形態而存在，而非政府管制下的一個部門。國有資本收益該不該上繳、怎樣上繳、上繳多少，都必須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和規則來主張權利。現行的以行政命令式下達指標的做法，不管你的初衷和結果多么高大上，都沒有充分考慮國企的市場主體屬性，都還是一種行政思維在經濟領域的延伸（詳細論述參見附后的原文）。而這種思維，以及這種思維慣性之下的監管手段，可能就是我們的國企改革一直沒有真正走出困境的深層次原因。

國資國企改革的大方向必須是市場化，這已成為改革共識。但是在怎樣實現市場化，尤其是在頂層設計上，在出資人與經營者之間，在最能體現出資人權利的收益上繳問題上，怎樣以市場化的方式手段予以體現，卻未必想得明白，或不愿多想、不敢深想、不能暢想。而我，正是在這一重大切口上開始研究思考，庖丁解牛，最終得出一個圓滿的理論與實踐改革框架。此為后話。

這是我的第一篇研究評論。當然，在此之前，我已經做了相當長時間的研究思考準備，算是厚積薄發吧！但是，真要“拉出來溜溜”的時候，還是心中沒底。當時，因為工作關系，與時任《南方日報》理論部主任田東江同志相熟，于是厚著臉皮將稿子投出。我記得文章發表的前一天，他回了電話，說“寫得不錯啊！”要我馬上發一張照片過去，說是要給我配一幅素描，“沒什么改動的，明天見報”。當時我就問：“你們不再仔細審核一下嗎？”他的回答讓我記憶猶新——“你是社科院的專家，這又是你的專業領域，我們當然要相信你的水平。”當時我要求再給我一點時間，我要再仔細地核對一些數據和提法。對于我來說，我總是戰戰兢兢于自己的觀點或論證是有瑕疵和盲點的，可能會成為一個學術笑話。這種戰戰兢兢的態度，就是從那一天開始，一直伴隨著我的研究。一個小時以后，我確信這篇文章可以經得起任何角度的質疑了，才和田主任做了確認。

如果說現在或將來，要感謝什么人的話，田東江同志是排第一位的。不僅僅是他此番及隨后長期給了我展演的平臺，更重要的是他對我的肯定、信任和鼓勵，以及那句話后面的潛臺詞——你是專家，你自己要對發表的文章負責。另外也必須感謝的，是單位給予我的資格背書。如果不是在社科院這個學術高地搞研究，也不可能得到《南方日報》這樣的主流大報給予的“免檢通道”待遇。

另一個有趣的事是，給我畫素描的，是《南方日報》的美編簡仁山。這位老兄功夫了得！僅憑一張照片，不用見本人，就能將人物的典型特征勾勒得惟妙惟肖。那一幅素描，把我的形象提升了，從此成為我的形象標識。文章發表時，也許是為了體現素描版權，在素描旁邊標注了“繪圖：簡仁山”。結果，不知道是哪一家最先轉載的網站編輯，錯將簡仁山當成了文章作者。結果，當這篇文章在網絡上滿天飛以后，作者都被標注成了簡仁山而非梁軍。是為笑談。

原文在此——

國企改革仍在錯誤的軌道上慢跑

（《南方日報》2011年1月11日第二版）

財政部近日宣布，從2011年起擴大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實施范圍和提高收益收取比例。簡單地說，就是有更多的央企要向國家繳交更多的“紅利”。但是，從“收取”的方式、范圍和比例等要求來看，絲毫沒有跳出以往的思維模式和管理路徑，沒有體現改革的實質性進步。國企改革依然是在朝著一個錯誤的方向緩慢推進（注：國企改革分為兩個層面。一個是企業的內部治理與監管，一個是國家對企業的外部管理體制。這里所說的是第二個層面的改革）。

事件引發了社會輿論的拷問。主要疑慮不外乎幾條：“收取”比例是否恰當，“收取”范圍是否合理，“收取”利潤是否準確，尚未“收取”的利潤如何監管，“收取”的利潤如何讓民眾受益，等等。可以預見的是，不管政府部門與理論界、民眾如何爭論，這些問題都不會有正確的答案，因為這樣的“收取”舉措本身就是一種謬誤。在錯誤的理念之下，如果不能改變方向，那么就只有錯的深淺和錯的快慢之分。

我們必須回歸到企業的組織形態來考量這個問題。

企業是什么？企業就是一種為盈利而產生的法人實體。出資人將貨幣資本或實物資本交予管理者管理，通過管理者雇傭生產者創造產品價值或服務價值，再通過社會交換而產生了剩余價值即利潤。出資人或將利潤分紅，或將利潤用于擴大再生產。企業以“公司”的形態存在于市場經濟中，一部《公司法》足以將企業各方關系的全部責權利規范得清清楚楚。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社會化大生產和人力資本作用上升的原因，管理者介入到出資人的權益當中，經過市場的博弈以及社會法律的、道德的約束，達致均衡，也就是我們津津樂道的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管理層以及工會之間的相互牽制與彼此妥協。也正是根據上述的基本理念，2009年5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國有資產法》，將以往作為政府附庸的國企，徹底變成受法律和公司章程約束與規范其行為的“公司”。由此觀之，一般企業、央企以及所有的國有企業，是否應該向股東分紅，分多少紅，法理邏輯就變得非常簡單而透明——

首先是“收取”比例問題。“收取”這個提法本身就是錯誤的。從《國資法》來看，公司(即企業)有了盈利，拿多少出來分紅，應該是公司董事會根據股東大會的意見，結合公司的經營發展目標和未來經濟環境，綜合上述因素以后，作出一個既滿足投資者需求，又符合公司長遠發展利益的分紅決定，而不應該由控股股東越過董事會的職權，籠統地以百分之幾來決定所謂的“收取”比例。簡言之，如果公司近期有重大投資行為或經濟環境惡化，可以暫不分紅；如果公司近期沒有重大投資行為或經濟環境寬松，則可能多分紅。一個文件“通知”，一句“收取”，彰顯了央企以“公司”之名的法人實體“被計劃”的窘狀，以及“計劃者”反市場化的強勢。將央企人為地劃為四個等級分比例“收取”，更將這種錯誤概念加以放大。

其次是“收取”范圍問題。不管是什么性質的央企，也包括所有地方國企，只要是以公司的形態正式注冊、運營者，產生了利潤，都應該按照《國資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由公司董事會決定向出資人分紅。在此法理基礎上，控股股東(應該是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國資委而不是財政部)可以根據實際情況授意董事會，對經營業績好的國企作出多分紅的決定，對經營業績不好的國企作出少分紅甚至暫不分紅的決定。

“收取”結果是否準確和對未“收取”利潤的監管問題，這涉及到國企改革的另一個方面，即公司內部治理與監管問題。這個問題與對國企的外部管理體制是一個相互作用的整體。外部管理體制改革到位，公司內部治理與監管便易于執行。現代市場經濟體系已經具有了一整套非常成熟的內部治理與監管模式可資借鑒。此次“收取”的反市場化做法，凸顯了財政部、國資委作為控股股東對央企董事會的意志表達與監管的弱化，成為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舉措，其結果反而強化了央企作為一個與之對立的集團的地位。因為，如果雙方都可以不按《國資法》及公司章程約束行事的話，央企的管理層作為“內部人”將更容易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關于“收取”的利潤如何使用，如何真正讓全體國民享受到“自己的企業”的紅利問題。現今的國企改革理論創新不足，實際操作更是一片亂象。在包括財政部、國資委、地方政府等部門與國企都作為利益實體存在的情況下，國有資產全民所有并全民共享的理念，幾乎變得遙不可及了。

（作者系廣東省國有資本研究會會長、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全民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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