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每當“民族危機”出現時，總會冒出一股失敗主義思潮。正是這種失敗主義思潮，為政治上的妥協、投降提供了“理論”依據，從而孕育出無數大大小小的漢奸、賣國賊，直至釀成民族悲劇。晚清之痛，抗日戰爭時期汪精衛的墮落，均堪稱典型。
汪精衛，曾經是一位名聲顯赫的“愛國者”、“革命黨人”，中山先生的親信。1910年3月，他挺身刺殺清政府攝政王載灃，被捕后寫下了“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的“獄中詩”。他，一度成為當時所有愛國者心目中的“英雄”，“獄中詩”也成為顯示革命者風骨的頌歌，風靡一時！
然而，恰恰正是這樣一位“愛國者”、“革命者”，后來居然墮落成為民族罪人，淪落為一名臭名昭著的大漢奸、賣國賊，不能不讓人感慨萬千！
有學者李理、夏潮在《汪精衛評傳》中認為，汪精衛所以最終墮落為成為民族敗類，除了其個人內在懦弱自卑這一性格上的缺陷和“蔣汪矛盾”因素外；重要的思想根源，實為買辦統治階級喪失民族自信心，受失敗主義思潮侵蝕所致：
“它反映了半殖民地當權人物的軟骨病。百年來反侵略戰爭的失敗，他們被‘打怕了’，談虎色變，總是過高地估計了外國人的力量，過低地估計了中國人的力量”。
此言不假。回顧歷史，從汪精衛、蔣介石到晚清的李鴻章，哪一個不是失敗主義者？1883-1885年，法國侵略越南，挑起中法戰爭。1885年3月，法軍猛攻廣西鎮南關，清軍廣西關外軍務幫辦、老將馮子材率軍奮起抵抗；結果，大敗法軍，取得鎮南關大捷，進而收復諒山等要地。期間，劉永福的黑旗軍又在越南人民的配合下，在越境取得臨洮大捷，收復了10多個州縣。中越軍民抗法戰爭的勝利，迫使法國茹費里內閣倒臺，法政府急著要與清政府議和。
中法戰爭“中勝法敗”的現實，按理，“議和”條件應該有利于中方。然而，在李鴻章的主持下，反而又簽訂了一個喪權辱國的《中法新約》，讓法國侵略者拿到了在戰場上拿不到的侵略權益。為什么？因為李鴻章有一個失敗主義的邏輯：他認為中國人與“洋人”打仗，總是要失敗的。現在沒失敗，其后也是要失敗的。與其最后失敗、割地賠款，不如“趁勝即收”，減少損失。悲乎，一個失敗主義的“趁勝即收”！
【李鴻章代表軟弱無能的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法新約》。左宗棠得知后說了兩句話：“對中國而言，十個法國將軍，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事”；“李鴻章誤盡蒼生，將落個千古罵名”。】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委員長”蔣介石正忙著在江西“剿共”。東北軍電詢南京請示，獲復電：“日軍此舉不過尋常挑釁性質，為免事態擴大，絕對不抵抗。”（轉引自《中國現代史大事記》，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頁）“九·一八”事變不抵抗，蔣介石內心有一個真實的想法：“槍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看不到中國人民的力量，喪失民族自信心，必然導致對外的失敗主義。對此，汪、蔣倆的立足點，其實無異。他們都篤信外力（蔣投靠美英，汪則投靠日本），就是不信中國人自己。1932年1月，汪精衛就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正巧趕上“一·二八”事變。31日，他無視十九路軍奮起抗日取得的成果，在對開封百姓演說中就散布對日妥協言論：“政府在盡可能的范圍內，極力忍耐，極力讓步，表示我們無意開釁，倘使不幸終至發生沖突，亦必使釁自彼開，為天下萬國公見之事實。”（轉引自李理、夏潮：《汪精衛評傳》）
2月，汪在行都洛陽發表他的國是主張，提出“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兩面論”政策。究其內涵，無非就是“在最低限度以下時，我們決不讓步；在最低限度以上時，亦不故作強硬”。什么是汪的“最低限度”？“兩面論”中沒設標準。結果，所謂的“一面抵抗”，實際上只是放個“空炮”；“一面交涉”，就是實實在在的屈服。隨后，蔣汪南京政府派出了郭泰祺，同日本代表重光葵簽訂了屈服、投降的《淞滬協定》，全部滿足了日方的侵略要求。此后，汪精衛的“恐日”情緒愈來愈盛。據汪的侍衛官許少泉在《我所了解的汪精衛——侍衛官十年雜記》中披露，汪“經常在家大談‘沒有飛機大炮，抗日必敗’的悲觀論調。”（《汪偽群奸禍國紀實》第6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1935年5、6月間，正是他批準了“何梅協定”、《秦土協定》，把華北主權拱手讓于日本，引發社會輿論一片嘩然。1937年“七·七”事變后，全面抗戰爆發，蔣介石大權獨攬，汪精衛與蔣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同時，其對抗日戰爭的悲觀失望情緒也與日俱增。時汪身為國民黨副總裁、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和國民參政會議長，不僅不致力于抗戰事業，相反，糾集周佛海、陶希圣等親日分子，組成“低調俱樂部”，鼓吹“抗日必敗”、“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1938年，汪精衛又派出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親信梅思平等人，先后同日方進行了5次秘密談判，并于11月20日簽署了《日華協議記錄》和《日華協議記錄諒解事項》，成為汪偽集團與日本簽訂的第一個秘密賣國協定。同年12月18日，汪精衛攜周佛海、陶希圣等潛離重慶，奔河內公開投敵。12月29日，配合日方第三次“近衛聲明”，發表“艷電”，公開打出“和平救國”旗號，要“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終于成為日本天皇傀儡，墮落成為一個萬人唾罵、遺臭萬年的漢奸賣國賊！
【汪精衛參加日、偽軍聯合演習】
與喪失了民族自信心，鼓吹失敗主義的思潮相反，就在同樣的歷史環境條件下，共產黨人和一切愛國者，都高舉愛國主義旗幟，批判失敗主義謬論。1935年12月，剛取得兩萬五千里長征勝利的共產黨人，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毛主席在會上就發出了豪邁的聲音，號召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狠批這股喪失民族自信心的對外失敗主義思潮：
“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慨，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在其后的1938年5月，毛主席又寫下了《論持久戰》，既批了親日派散布的“亡國論”；也批了親英美派的“速勝論”，極大地提高了中華民族的民族自信心。毛主席特別分析了中日戰爭的三大特點：
“敵強我弱”，“敵小我大”，“敵不義我正義”。
“敵小我大”，說明日本是小國，戰力有限；中國是大國，有無盡的人力物力，有回旋的余地，亡不了。“敵不義我正義”，說明日侵華是退步的、野蠻的侵略戰爭，是非正義的；中國的抗日戰爭是進步、正義的反侵略戰爭，得道多助。最重要的，毛主席還指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據，存在于民眾之中”、“兵民是勝利之本”，從而為中國的抗日戰爭指明了勝利的方向。《論持久戰》，一掃民族虛無主義和對外失敗主義，極大地提高了中華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弘揚了革命的愛國主義，也保證了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當今，我們正面臨美帝合著“臺獨”勢力不斷挑事、肆意踐踏我主權底線之際，輿論界突現“臺海地區各方都不開第一槍”的言論！更有人“警告”國人：別“示強”，不然會引來“大禍”。“研究歷史”的蕭功秦，甚至總結出了“中日戰爭是國民黨政府‘虛張聲勢’示強引來的”“苦果”。（參見寒徹：《蕭功秦先生歪曲歷史想嚇唬誰？》） 目擊上述言論，無不讓人迷茫。（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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