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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左徐郎：對吳市場“國家扶持芯片產業是危險的”一說的幾點反駁！

點擊：  作者：淮左徐郎    來源：淮左徐郎  發布時間:2020-08-23 09:19:31

 

知名西化經濟學家吳市場三年前在中興被美國制裁的時發表的言論，最近又火了起來，他是這樣講的：“從網上的反映看似乎有一種危險，這種危險就是由于這個爭論使得國家主義更加取得了優勢，就是用更強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們的有關產業，比如說有一種口號叫做‘不惜一切代價發展芯片產業’”

 

長期以來，以吳市場為代表、信奉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西化經濟學家，活躍在中國學術界和輿論界，他們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形成了嚴重的干擾，甚至稱得上是破壞。中美貿易戰、科技戰背景之下，一方面，美國以舉國之力打壓中國高新產業，定點狙擊中國的高新企業，甚至不惜長臂管轄，干預他國司法體系，來綁架要挾之；另一方面，以吳市場為首的買辦經濟學家們，依然大肆鼓吹美國期望中國執行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產業政策，在貿易戰和科技戰中放棄用國家之力和政府調節抵御美國的無理制裁和打壓。但凡有點智商和良知的人，都不得不問，這些所謂“經濟學家”們到底安的什么居心？

 

近日，余承東在中國信息化百人會2020峰會上表示，由于美國制裁，華為麒麟高端芯片在9月15日之后無法制造，將成為絕唱。早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的半導體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水平和自主研發能力僅落后美國3到5年，擁有完整的設計和制造體系，應該說芯片領域我們“祖上很闊”。但是，自1985年開始，中國自主芯片產業不斷萎縮，甚至被起步很晚的韓國、臺灣等迅速趕超，直至今日中國芯片被美國緊緊卡住脖子，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就是以吳市場、茅某軾代表的鼓吹市場萬能、政府不要干預產業發展的新自由主義學者的“功勞”。如今，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于印發新時期促進集成電路產業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若干政策的通知》，號召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但這幫曾經誤導中國、已被歷史證明其理論與主張是錯誤的西化學者，依然不死心。既然他們老調重彈，為了讓不了解歷史真相的人們不再被其欺騙，筆者就針對其主要觀點進行反駁，不求說服他們，只求在一定程度上正一正視聽。

 

一、 “舉國體制就是計劃經濟”嗎？“舉國體制過時了”嗎？

 

由于市場原教旨主義的長期荼毒，現在一提舉國體制，人們就忍不住聯想到“計劃經濟體制”，進而腦補出所謂的管理僵化、效率低下、浪費資源、抑制人性等等。這些人一方面糾結于新中國前三十年我黨在摸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失誤，并將其夸大和妖魔化；另一方面，他們又對那段歷史進行裁剪和選擇性遺忘，新中國正是基于中國共產黨確立的計劃經濟體制，集中全國力量辦大事，才在建國之初得以外御強敵、內安民生。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黨和全國人民面對的是被列強蹂躪近百年、遭受蔣介石集團黑暗統治并被炮火打爛落后農業國，毫不夸張地說，那是一個比“一窮二白”還糟糕的爛攤子。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上，毛澤東在談到發展重工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時，形象地說：“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因此，黨中央認為優先發展重工業，以實現工業化，就是為了盡快改變經濟落后面貌，維護國家獨立，使我國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當時的首要任務。

 

在1949年至1976年間，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取得了歷史性的巨大成就。在工業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其中，需要特別提到的是，從1964年開始的三線建設、“使全世界為之震驚”的“兩彈一星”、還有著眼農業長遠發展的水利建設、農田基本建設和培養推廣良種，等等。從1953年到1976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5.9%，其中工業年均增長11.1%。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9元。人口增加了將近4億，但人均糧食由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水平也翻了一番。教育方面，大學在校生從11.7萬發展到56.5萬，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0%以上。由于農村醫療衛生機構的普及，全國人口死亡率從1949年的千分之20下降到1976年的千分之7.25，人均壽命由1949年的35歲到1975年的63.8歲，等等。這在當時被世界公認是一個奇跡。我國各族人民意氣風發，投身于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抒寫了無數改天換地的壯麗詩篇，展現了十分可貴的團結奮斗的精神面貌。而這些，都與計劃經濟和舉國體制釋放出的巨大能量有著莫大的關系。

 

剛剛結束多年的戰亂，整個國家一貧如洗，財政捉襟見肘，國際戰火紛飛，外部全面封鎖，試想一下，如果不是黨中央采取集中整個國家的人力、物力、財力，從國家和人民群眾的整體利益出發，去攻克一項項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事業，精準投入、高效產出、艱苦奮斗、自力更生，新中國根本不可能在短短27年取得上述如此大的成就，沒有這些成就作為基礎，中國就無從改革開放，否則只能淪為又一個民國。

 

有人可能會說，那是一個特殊時期，現在國家在搞改革開放，計劃經濟已經過時，舉國體制已經失去價值、落伍了，隨著經濟的發展，已經是不合時宜的了。首先，要明確的是計劃經濟并不是過時，鄧小平同志認為，我國現在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極不平衡，市場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適應了這一部分落后的生產力發展的需求，因此我們黨創造性的在黨的十五大確立起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社會主義的自我發展和完善，是由我國現實國情導致的。但是，就像列寧在俄國落后生產力基礎上提出的新經濟政策一樣，那是限于當時所處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辯證唯物主義選擇。將來，我們進入發達社會主義階段甚至共產主義社會，生產力水平得到充分地、平衡地以及極大地發展提高以后，在高新技術（比如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和5G）的幫助下，中國勢必采用馬克思主義原著中所預先指出的那種生產極度發達有序的計劃經濟體制，但那是將來的事情了。按照這個角度分析，計劃經濟并不是過時，而是超前的、有預見性的。

 

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私有制下的無序化生產，勢必導致生產過剩，最終爆發經濟危機，馬克思為我們提供了解決之一矛盾的出路，就是搞計劃經濟，指導生產和分配。二戰后，西方發達國家在美國的領導下推動全球化，而全球化過程中，許多跨國公司在實踐中不斷摸索出一條有別于傳統資本主義大生產的道路，他們通過各種渠道和方法采集消費者需求（消費者問卷、銷量排行以及近年來出現的眾籌、預定搶購等互聯網商業銷售模式等等），通過數學模型模擬下一季度甚至年度的市場銷量，從而制定出貼近實際的生產計劃，并且根據市場反饋的最新信息調整訂單，指導生產。盡管這些單一的企業生產越來越具有計劃性，但是整個全球市場中的生產無序性并沒有被打破，然而資本主義國家壟斷企業的這一變化，有力地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前瞻性，也說明資本家也已經認識到計劃在生產中的重要性。今年是我國改革開放的第42年，直到現在，國家層面還在采用五年規劃模式宏觀上指導和調控經濟建設和發展，這也充分說明計劃性對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性。

 

而舉國體制，嚴格來說并不是計劃經濟。抽象地講，舉國體制是政府出面，出于國家目的，集中一定的財力物力人力，完成一件極其艱巨或者重要的任務。但是就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來講，黨的領導之下，一定要強調人民性，因此，社會主義的舉國體制，應該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由政府或者軍隊牽頭，出于國家和人民群眾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以及根本利益，經過審慎地科學地考量，采取最有利于國家和人民的方式，集中一定的財力物力人力，完成一件極其艱巨或者重要的任務。而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史上，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美國的登月計劃、美日韓半導體產業發展等等。美國歷史上有一件非常值得提起的國家工程，就是修建運河。美國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廣泛，覆蓋了近1/3的美國國土，但是它與良港密布的東海岸和五大湖區卻因為山脈的阻隔無法連在一體，美國為了充分發展國內運輸，不得不修筑運河，打通它們。19世紀20年代初，連接密歇根湖和伊利諾伊河的運河的修建，開始時是由私人承建的，但是由于投入成本太高，周期太長，私人資本難以承擔，只好放棄。最終，美國政府不得不親自主持此運河的修建。運河的修建完成為美國東、西部物產的互相貿易提供了條件，從而加快了國內資本的積累，為美國的工業生產爆發提供了基礎。

 

二、需要“警惕科研舉國體制”嗎？

 

我們不應回避和諱言，因為由于曾經一個時期內的“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等買辦經濟思維的影響，我們在高精尖領域出現了被歐美發達國家卡脖子的問題。科研的目的，是解決生產中遇到的難點，將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否則一項科研成果驗收的大會也就成了這項技術的追悼會。在西方國家，因為所有制和產權結構的特性，很多關鍵性產業的技術推進，都是由私人企業或者機構承擔具體研發工作的。但是，這并不代表政府就在此過程中缺席了。

 

以芯片產業為例，芯片又稱為半導體集成電路，而半導體集成電路的出現，實際上就是為美國軍方研制導彈等武器服務的。起初，集成電路技術在美國發明出來后，市場并不看好，是軍方促進了其使用、發展。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政府和軍方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搞了民兵導彈、阿波羅導航計算機以及W2F飛機數據處理器三大工程，將集成電路的可靠性提高了大約1000倍，也促進了器件基礎（設計、工藝、測試評價、組織管理）的完善，半導體產業由此跨入大規模生產的門檻。據原冶金工業部副部長、國家進出口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副總干事馬賓在《電子信息產業的作用與發展》一書中披露，美國半導體集成電路產業以及半導體設備和材料學會（SEMI），實際是美國軍方研制“民兵II”導彈的產物。軍方的投入，不僅促成了集成電路基礎技術在短時間內跨越式的發展，而且那時成立的SEMI后來成為全球最權威的集成電路國際標準組織，這對后來美國形成世界范圍內的技術霸權非常有益。

 

在半導體集成電路的發展過程中，美國政府認識到芯片產業的起步和發展需要來自各個方面的巨大投入和長期支持，從事相關技術攻堅的企業甚至要面臨常年的虧損，因此它非常重視政產學研之間的有計劃性的協同。此外，美國制定了許多針對性的政策，加大對人的引進與保護，在硅谷乃至全美范圍內，專精尖人才能夠在企業、院校以及科研機構之間自由流動；而在政府、企業、科研機構的協作下，美國還利用資金和研發環境優勢，廣泛招攬國外人才。80年代末，因為日本通產省的努力，日本半導體產業在國際市場的份額曾經一度超過美國，“以致1990年的海灣戰爭，美國導彈中的很多核心芯片，都不得不依賴日本貨，這使美國人感到，日本半導體芯片已威脅到美國的產業利益和國家安全。在這種情況下，一貫標榜奉行‘自由貿易’、‘自由競爭’原則的美國，毫不猶豫地拿起貿易壁壘和產業政策這兩個武器，抵制日貨，制定產業發展戰略，用市場保護、稅收信貸優惠、政府資助組織企業研發等典型的‘通產省’式手段，大力扶持本國半導體產業。經過大約10年的貿易戰，終以美國奪回主動權告終。”（《挺起中國的脊梁——全球化的沖擊和中國的戰略產業》 高粱著）

 

目前國人非常關心的光刻機技術，是一個非常復雜系統，被稱為人類歷史上最精密復雜的機器。現在掌握最先進技術的阿斯麥(ASML)也是在政府及相關機構的大力扶植下才能夠發展起來的。“阿斯麥公司在其成立的最初幾年，依賴飛利浦公司，靠貸款和政府補貼生存。從20世紀80年代起，阿斯麥就主持和參與了尤尼卡、歐洲信息技術戰略研究計劃下的數個合作研發項目，從而早期掌握了自主研發PAS5500系列機器的重要技術。2004年，為了開發出極紫外光源所需電能裝置，阿斯麥從歐盟第六框架研發計劃中獲得2325萬歐元的資助，與15個歐洲公司、10個研究所和3所大學一起，開展了為期3年、題為“MoreMoore”的項目。2010-2012年，阿斯麥的合作研發項目從歐盟、荷蘭、美國政府機構獲得的資助金額分別為2950萬歐元、2510萬歐元和1790萬歐元。長期以來，圍繞光源和刻蝕技術，阿斯麥得到政府長期、穩定的支持。

 

……

 

另外，政府和院校還開展了配套能力建設。除資助研發和在特殊情況下提供救助（2008年，荷蘭政府向公司提供失業基金補助）外，政府在創新環境和創新體系建設方面的努力，對公司具有長遠的積極影響。

 

在創新環境方面，2011年國際智能社區論壇將埃因霍芬智慧港列為‘世界最具智慧的地區’。該智慧港以北布拉邦省埃因霍芬市為中心，以周邊40km內（包括阿斯麥）的技術公司和院校為輻射半徑。這是一個始于20世紀90年代的官產學研合作計劃，包括埃因霍芬在內的33個市政廳與當地主要企業和院校達成共識，決定為發展高技術系統與新材料、食品、生命技術、汽車、設計產業共同努力。目前，荷蘭全國企業研發投入的36%、專利的55%、出口值的35%均來自該智慧港。

 

在創新體系建設方面，高技術系統與材料領域的發展能顯著促進能源、食品加工、化學和生命科學等領域的發展。2011年，荷蘭政府將其作為國家9大優先發展領域之一。由政府協調，以企業為主，院校參與，荷蘭為該領域的發展編制了由高技術材料、嵌入式系統、納米技術、光子、機電與制造、半導體設備等組成的15份產業發展路線圖。這些產業的發展具有相互增強作用，非常有利于光刻機工業發展。”（見《光刻機行業巨人的成長帶來的啟示和思考》，《中國基礎科學》2015年06期）

 

當今中國的日益發展，離不開眾多這樣的工程，比如航天、登月、北斗導航、抗擊疫情、核潛艇、5G建設、高鐵等等。

 

由此可見，國家和政府對芯片產業的扶持非但不是危險的，反而是對該產業甚至是國民經濟的發展大大有利。不僅產業落后的國家，可以通過國家集中人力、物力、財力不斷發展超越他國，而且產業先進的國家，必得用政府持續扶持的方法，才能保證該產業長期領先于他國。

 

三、“‘兩彈一星’模式不適合芯片產業的發展”嗎？

 

自從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戰，制裁中國開始，中國在芯片上被卡脖子，已經成了公眾關心的一個焦點。但是，在思考如何補齊這個短板之時，有人提出可以用“兩彈一星”模式發展中國的芯片產業，利用舉國體制的優勢，從長遠角度做打算。

 

但是有人提出質疑，質疑者認為：“這是不切實際的。‘兩彈一星’早半年晚半年無關緊要，只要研制出來了就算成功了，投入的資源也是一次性的。芯片投入動輒幾十億甚至幾百億美元，實驗室成功、量產、時間這三個條件只要有一個不滿足就無法產生利潤，就意味著失敗。更殘酷的是，在摩爾定律驅使下，失敗者接下來還要站在一次比一次高的平臺上與優勝者競爭。如果不能自我造血，每一輪競賽都依賴外部投入的話，財政也好資本市場也好，都將面臨一個無底洞，這與‘兩彈一星’那種一次性資源消耗是完全不同的。”

 

真的如此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芯片產業的水平是與總投入成本成正比的，而且越早投入，效果就越好。因為，建設一條同等水平（相對于投產時的最先進水平而言）和規模的生產線所耗費的成本隨著時間的推移只會越來越大（考慮通貨膨脹）。馬賓曾在《電子信息產業的作用與發展》一書里提及：“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國集成電路行業固定資產總投入僅15億元人民幣，折合美元僅3億美元。據報道，現（1995年）國外建一條有一定規模的存儲器生產線投資就要2億美元。”時間僅僅過去大約5年，生產線的建設成本卻飛漲這么多，這還是存儲設備的生產線，相對于技術成本更高的處理器，差距就更大了。由此可見，越早投資，成本和代價就越低，此為第一點。

 

第二，半導體集成電路是制造業的原點，是關系國家整體工業生產安全、國防安全以及科技發展戰略安全的大事。政府必須站在維護國家安全的角度，扶持芯片自主產業的發展。一方面，需要高度警惕以美國為首的某些西方國家，憑借其信息技術的高端優勢，在芯片、軟件等技術產品上“預留后門”，安裝程序“定時炸彈”，妄圖控制我方系統、癱瘓我方網絡。這種網絡技術上的相對劣勢，平時可能僅僅對經濟帶來影響，但在某個時候則可能對國家安全帶來嚴重打擊。比如2010年6月，伊朗核設施的離心機設備，運行失控并高溫自毀，就是美國通過震網病毒實現的，究其原因，就是在于伊朗在國防軟件和硬件上依賴他國技術公司。

 

另一方面，目前也存在美國對我進行報復性封鎖的危險。歷史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巴統協議達成技術封鎖社會主義國家的目的，如今，美國發起對華貿易戰，旨在全面摧毀中國高新產業的自主研發能力，以維持它日漸沒落的霸權地位。美國多次修改出口產品規則，限制華為使用含有美國技術的產品和服務。經過多輪制裁，華為的麒麟芯片將面臨絕版。如果美國進一步制裁打壓中國，并最終在芯片上全面禁運和封鎖也不是不可能的。

 

第三，“兩彈一星”模式，并不是指投入的資金規模和參與承擔研發的主體一定要嚴格按照當年那樣。“兩彈一星”模式是一種居安思危的考慮，是出自國家發展的戰略需要，組織科研人才、后勤供給和政治保障，在國家的協同下，有規劃地、有步驟地打破技術封鎖。它不僅要求專業素質上過硬，而且還要求政治上可靠。而且，當年搞“兩彈一星”時并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樣，國家在宣傳上說不計成本（陳毅元帥說，當掉褲子也要搞）就真的不計成本產生了浪費國力影響生產的現象，相反地，錢學森在回顧中國的“兩彈”研制工作時說：

 

我們的科技人員愛國是一貫的，是有光榮傳統的。聶老總有句評語說：“中國科學家不笨！”的確如此。我還要說，中國的科學家聰明得很！而且中國科技人員都是拼命干的，外國人少有像中國人這樣拼命干的。

 

那時中央專委的決定，要哪一個單位辦一件什么事，那是沒有二話的。決定也很簡單：中央專委哪次哪次會議，決定要你單位辦什么什么，限什么時間完成……也不說為什么，這就是命令！中央專委的同志拿去，把領導找來，命令一宣讀，那就得照辦??！好多協作都是這樣辦的，有時候鐵路運輸要車輛，一道命令，車就發出來了。沒這套怎么行呢？千軍萬馬的事，原子彈要爆炸，導彈要發射了，到時候大家不齊心怎么行呢？當然，現在我們國家正在進行一系列體制改革，什么都用指令是不行的，但可以搞合同嘛！那也是合同說到的就要做到的呀。

 

曾經一段時間有那么一些誤解，認為搞“兩彈”是個錯誤，花那么多錢，沒有用來發展生產，這還不是個別人的意見。我總是解釋說：“不是這樣的。首先，我們搞‘兩彈’花錢比外國少，因為有黨的領導，具體就是周恩來總理和聶帥在領導我們。再就是中國科技人員的優秀品質，所以完成了這個任務，損失最小，花費最少。”

 

當然，也不能說我們沒有錯誤，也不是說一點冤枉錢都沒花。中國的工業、科技那樣落后，我還算是在國外接觸了一點火箭、導彈的，但是一知半解。所以說不是沒有犯錯誤，不能說一點錢沒浪費，這是學費。但是總的看要比國外好得多，原因就是上面講的兩個方面。我還說：“你說不該搞，那好；如果不搞，沒有原子彈、導彈、人造衛星，那中國是什么地位？你要搞經濟建設也不可能，因為沒有那樣的和平環境。”

 

黨的正確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科研的科學管理、科技人員的優秀品質以及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分配制度，讓我國在“兩彈一星”上花費的金錢和時間都要比外國少。舉一個不太恰當的對比，據我所知，在英特爾公司和ARM公司，從事芯片開發的工程師工資遠高于國內芯片公司的工程師，而且開發團隊的人數和效率上，外企都不如中國企業，從這個角度上來看，盡管我們核心技術上比對方薄弱，我們的人力成本和投入產出比是有優勢的。

 

當然，這個層次的對比并不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作為一個國家工程，我們攻堅芯片技術，并不是要去剝削比我們落后的國家，而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為了讓國家在全球化競爭中不處于被動，說到底是為了維護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被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壟斷資本在技術上繼續盤剝。假如有一天中國的芯片技術打破了美國的封鎖，在全球范圍內，我相信中國的芯片一定比美國便宜，我們會在等價交換的基礎上，讓世界人民共享中國芯片技術的安全和福利。文章已于2020-08-20修改

 

來源：淮左徐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