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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木：鄧小平、陳云與第二個歷史決議的制定
點擊：5278  作者：朱佳木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22-05-14 09: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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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第三個歷史決議）指出，“一九四五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九八一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事求是總結黨的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經驗教訓，在重大歷史關頭統一了全黨思想和行動，對推進黨和人民事業發揮了重要引領作用，其基本論述和結論至今仍然適用。”看到這段話，不禁讓人想起《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的制定過程，尤其是鄧小平、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在這一決議制定過程中發揮的重要指導作用。

一

適當時候，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尤其“文化大革命”作一個總結，這個意見最早是由鄧小平在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講話中提出來的。他說：“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做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1】

此后不久，陳云于1979年3月會見馬來西亞共產黨總書記陳平時，也提到對“文化大革命”作總結的事。他說：“這個問題需要做一個總結，總結時要很慎重......不必匆忙做，越往后，問題會看得越清楚，結論可能更客觀、更符合實際、更科學。”【2】

幾乎與此同時，一些同志在中央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提出，應當像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那樣，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問題也作個決議。這一年的10月1日，剛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中央在6月份決定，先用葉劍英委員長在國慶30周年大會講話的形式，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作一個初步的總結，并為此成立了由胡喬木主持的起草小組。用胡喬木的話說：這個講話既不是單純的慶祝講話，也不是全面的總結，里面有慶祝的內容，也有對過去30年作相當重要又是最基本總結的內容，“不是對過去30年作全面的總結。那樣的總結只能在另外的時間經過另外的會議，經過詳細討論，作出正式的的專門的文件。”【3】對這篇講話，鄧小平不僅“提了原則性的意見”，而且“還提了一些比較具體的意見”。【4】

就在葉劍英委員長的國慶講話中，正式宣布了中共中央關于對過去30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歷史，“適當的時候，經過專門的會議，作出正式的總結”【5】的決定。國慶30周年慶典一結束，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進一步決定，立即著手起草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工作由鄧小平主持，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組織實施，胡喬木主要負責。決議從開始起草到最后在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通過，前后歷時一年零八個月，其間自始至終都受到了鄧小平、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悉心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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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鄧小平、陳云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


二

鄧小平對于決議起草工作的指導，或通過與起草組負責同志談話，或在中央會議上講話，總共有十六七次之多，僅收入《鄧小平文選》的就有九篇。陳云的有關談話，也有八九次，收入《陳云文選》的有四篇。他們的談話、講話，從決議起草的指導原則到具體方法，從對起草涉及的重大問題的分析、定奪到決議制定后的貫徹，都提出了明確的意見和建議，對決議的制定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 關于以什么作為指導原則。

對決議的中心意見，鄧小平、陳云早在提出適當時候總結“文化大革命”之始，就已十分明確地指出了。例如，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就說過：“最近國際國內都很關心我們對毛澤東同志和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毛澤東同志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勛是永遠不可磨滅的。”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么夸張。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么夸張。”【6】在1979年初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中，他針對當時已經冒頭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其中第四項原則就是：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嚴厲批評所謂“只擁護‘正確的毛澤東思想’而不擁護‘錯誤的毛澤東思想’”的說法，指出我們所要堅持的和要當作行動指南的，“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說是由這些基本原理構成的科學體系”。他說：“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后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7】

陳云在提到對“文化大革命”需要作個總結的那次談話中也指出：“‘文化大革命’不能說毛澤東沒有一點責任，但我們對毛澤東的評價不會像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那樣。在這個問題上，要平心靜氣，掌握分寸，慎重考慮，不能感情用事。這不僅是中國的問題，而且是世界的問題。就像對斯大林的評價一樣，不僅是蘇聯的問題，而且是世界的問題。”【8】

然而，決議起草小組最初拿出的提綱，沒有很好地體現出上述思想。所以，鄧小平看后，找起草工作的三位領導同志談話，明確提出了決議應有的三個中心意思：第一，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第二，對建國以來的大事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作出公正評價；第三，通過對歷史的基本總結，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他指出，這三條是總的要求、總的原則、總的指導思想，其中第一條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當決議草稿拿出后，他還是不大滿意，原因就是因為“沒有很好體現原先的設想”【9】。他強調：“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歷史是分不開的。”針對有人提出決議中不必闡述毛澤東思想的主張，他指出：“這一部分不能不要。這不只是個理論的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10】

對于鄧小平的上述指導意見，陳云明確表示同意。他在同起草組負責同志談話時說：“《決議》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見，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11】他指出：“一定要在我們這一代人還在的時候，把毛澤東的功過敲定，一錘子敲定，一點點講清楚。這樣，黨的思想才會統一，人民的思想才會統一。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把毛主席真正打倒，不但把毛主席否定，而且會把我們這些作含糊籠統決議的人加以否定。因此，必須對毛澤東的功過問題講得很透徹。”【12】關于“文化大革命”，他指出這是毛主席“晚年的一個最大的悲劇”，【13】同時又指出，要看到林彪“四人幫”的干擾破壞，有些壞事他們背著毛主席干，“造成既成事實”。【14】

2. 關于如何體現上述指導原則

為了使決議切實體現確立毛澤東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個總的原則，鄧小平、陳云提出了一系列指導性的意見和建議。

一是，關于毛澤東的缺點錯誤和“文化大革命”問題應當如何分析。

毛澤東晚年犯了“左”的錯誤，“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內亂，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嚴重挫折損失。這些都是事實，否認這個事實，既不可能說服人，也不可能統一黨內外思想。但問題在于，如何看待和分析這些錯誤。鄧小平指出，毛澤東同志犯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犯錯誤”【15】；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對毛主席的錯誤不能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也不能都算到一個人身上；【16】“毛澤東同志的錯誤在于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17】“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出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18】這些意見為決議正確處理確立毛澤東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與承認毛澤東同志晚年錯誤之間的矛盾，指明了重要方法。

另外，鄧小平在決議起草之前還講過：“關于‘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歷史地來看。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19】陳云在決議起草前也講過類似的觀點，他說：“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主要是為了防止中國變修、出現像赫魯曉夫那樣的事件，最初也不是要搞那么大。這個問題需要作一個總結，總結時要很慎重，要把林彪、‘四人幫’等人的破壞作用估計進去。”【20】

二是，關于決議的內容和結構應當如何安排。

決議要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要達到這個目的，起草組感到寫來寫去，總是顯得根據不夠充分。為了解決這個矛盾，陳云經過深思熟慮，提出增加回顧新中國成立前28年歷史段落的建議。他說：“有了黨的整個歷史，解放前解放后的歷史，把毛澤東同志在六十年中間重要關頭的作用寫清楚，那么，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說毛澤東同志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說毛澤東思想指引我們取得了勝利，就更能說服人了。”【21】陳云還舉出四點為例。第一，“從遵義會議到抗日戰爭勝利，毛澤東同志一個無可比擬的功績，是培養了一代人。”【22】第二，毛澤東在抗戰時期為我們黨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他寫出的那些重要著作，“我們黨里頭沒有第二個人寫出”。【23】第三，“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同志提倡學馬列著作，特別是學哲學，對于全黨的思想提高、認識統一，起了很大的作用。”【24】第四，“毛澤東同志在黨內的威望，是通過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建立起來的。......老一代人擁護毛澤東同志是真心誠意的。”【25】

對于陳云的上述建議，鄧小平明確表示：“這個意見很好，請轉告起草小組。”【26】他在討論決議稿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又說：“前面要加建國以前的28年。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意見。”【27】起草組的同志普遍感到，決議加了建國前28年歷史的回顧，把它作為前言，使決議的氣勢一下子就顯現了出來，面貌確實得到了很大改變。

除此之外，鄧小平還指出，要把決議的“重點放在毛澤東思想是什么、毛澤東同志正確的東西是什么這方面。”“主要內容還是集中講正確的東西。因為這符合歷史。”【28】“總之，中心是兩個問題，一個是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是第一位，還是錯誤是第一位？第二，我們三十二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團，還是光明是主要的？還有第三個問題，就是這些錯誤是毛澤東同志一個人的，還是別人也有點份？這個決議稿中多處提到我們黨中央要承擔責任，別的同志要承擔點責任，恐怕這比較合乎實際。第四，毛澤東同志犯了錯誤，這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犯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犯錯誤。”【29】他很贊成陳云關于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提倡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對全黨思想水平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中央也應當提倡學習哲學，重點學毛主席哲學著作的建議，要求“歷史決議中關于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要寫得更豐富，更充實”。【30】

在決議的內容方面，陳云還提出了一個意見，就是“要寫國際上對我們的幫助。”他特別提出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156個重大建設項目，說：“那確實是援助，表現了蘇聯工人階級和蘇聯人民對我們的情誼。這樣一些問題，《決議》應該如實地按照事情本來面貌寫上去。要通過對這些歷史問題的論斷，再一次說明中國共產黨人是公正的。”【31】對此，起草組也予以了采納，將這個意思寫入了決議。

三是，關于起草過程中碰到的一些重要觀點、提法和討論中提出的問題應當如何裁決、取舍。

決議起草中，碰到諸如新中國成立以來各個歷史時期應當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時期，黨是否還存在、黨的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是否還合法，要不要涉及小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等等問題，都是由鄧小平一一給予明確回答的。還有一些觀點，雖然是別人提出的，但也是經過向鄧小平請示，由他首肯的。比如，不提“左”傾路線、路線錯誤，是什么錯誤就說什么錯誤；再如，將毛澤東晚年思想改為晚年錯誤，等等。

三

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從通過到現在，已經過了40多年。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就決議稿起草的有關情況向全會作說明時指出：這一決議“回顧了新中國成立以前黨的歷史，總結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對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出了評價，特別是正確評價了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分清了是非，糾正了‘左’右兩方面的錯誤觀點，統一了全黨思想，對推動黨團結一致向前看、更好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產生了重大影響。”這個論斷充分說明，第二個歷史決議真正達到了原先設想的要求，其基本論述和結論經受住了歷史的反復檢驗，至今仍然站得住腳。這一成果毫無疑問凝聚了黨中央的集體智慧，決議起草組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鄧小平、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指導，與之更是密不可分的。今天回頭重溫這個決議，令人感觸最大的，我認為有以下五點。

1. 把決議的核心問題和非核心問題加以區別

所謂核心問題，就是鄧小平說的“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毋庸諱言，當年之所以需要制定這個決議，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對“文化大革命”這場“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的“全局性、長時間的‘左’傾錯誤”，需要有一個統一的看法。而要評價“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的錯誤、責任就繞不過去。在這個問題上稍有不慎，勢必會損害毛澤東的形象，產生不可估量的嚴重后果。由于決議起草工作認真貫徹了鄧小平提出的指導原則，充分吸收了陳云提出的重要建議和黨內4000多高級干部及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央全會討論中提出的好意見，終于妥善解決了既不回避毛主席的錯誤、責任，又不傷害毛澤東整體形象的問題。

決議對毛澤東的評價，最集中地體現在以下這句話中：“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32】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一定意義上，正是這個論斷，給我們國家帶來了40多年的安定團結和快速發展的局面。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在一次講話中引用了鄧小平關于“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對毛澤東的評價和毛澤東思想的闡述“同我們黨、同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等論述后指出：“試想一下，如果當時全盤否定了毛澤東同志，那我們黨還能站得住嗎？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還能站得住嗎？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會天下大亂。”【33】他的話恰如其分地道出了決議在解決這個核心問題上的重大歷史作用。


2. 把“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與出發點加以區別

對于“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決議毫不含糊地給予了揭示和批判，指出它既混淆了是非又混淆了敵我，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群眾，給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以可乘之機；它打倒的“走資派”，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骨干；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但與此同時，決議又按照鄧小平、陳云關于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論述精神，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分析。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上。

一是指出毛澤東“經常注意要克服我們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著的缺點”。二是指出毛澤東即使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仍然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列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三是指出毛澤東雖然在全局上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保護過一些黨的領導干部和黨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負責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領導崗位”；尤其是“領導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斗爭，對江青、張春橋等人也進行過重要的批評和揭露，不讓他們奪取最高領導權的野心得逞”，在四屆全國人大會前“確定了以周恩來、鄧小平同志為領導核心的國務院人選”；另外，“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執行正確的對外政策”；使“我們黨沒有被摧毀并且還能維持統一”，“我們的國家仍然保持統一并且在國際上發揮重要影響”。這些分析，使人們明晰了為什么說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出發點是“反修防修”的道理，懂得了“文化大革命”雖然錯了但“反修防修”還是正確的原因。

所謂“修”，指的是篡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修正主義，即放棄社會主義原則而走資本主義道路。因此，要“反修防修”，就要防止領導干部脫離群眾，防止黨內出現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自由化分子和腐化分子。對于這個問題，鄧小平、陳云在改革開放中始終高度警惕，反復予以強調。例如，鄧小平說過：“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中國全盤西化，走資本主義道路。”【34】“資本主義是想最終戰勝社會主義，過去拿武器，用原子彈、氫彈，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對，現在搞和平演變。”【35】“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36】

對于這些問題，陳云同樣高度重視。他講過：改革開放“有些人看見外國的摩天大廈、高速公路等等，以為中國就不如外國，社會主義就不如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就不靈了。對于這些人，我們要進行批評教育；對其中做意識形態工作的同志，經過教育不改的，要調動他們的工作。”【37】他提醒全黨：“帝國主義的侵略、滲透，過去主要是‘武’的，后來‘文’、‘武’并用，現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突出起來，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國家搞所謂的‘和平演變’。”【38】“現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產黨員，忘記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丟掉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他們為了私利，‘一切向錢看’，不顧國家和群眾的利益，甚至違法亂紀。”【39】“‘一切向錢看’的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正在嚴重地腐蝕我們的黨風和社會風氣。”【40】

歷史告訴我們，蘇聯解體、蘇共下臺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一大批思想被“和平演變”的官員喪失了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信念，另有一大批貪污腐敗的官員盼望著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蘇聯在解體后，搖身變為資本家和形形色色“寡頭”的人，很多就是蘇共原先各級黨政機關和國有企業里的干部。

3. 把“文化大革命”得以發生的主觀原因與客觀原因加以區別

決議在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時，除了講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主觀原因外，也講了一些客觀原因。這些同樣是從鄧小平的指導意見中引申出來的。鄧小平在決議起草期間指出：“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云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41】他還說：“制度是決定因素，那個時候的制度就是那樣。那時大家把什么都歸功于一個人。有些問題我們確實也沒有反對過，因此也應當承擔一些責任。”【42】按照這個思路，決議在分析了毛澤東同志領導“文化大革命”上的錯誤這個直接原因之外，又分析了復雜的社會歷史原因。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條。

一是指出：“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不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更短，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有些已經比較清楚，更多的還有待于繼續探索。”【43】這就是說，“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從本質上講，是探索社會主義發展規律過程中的錯誤。關于這個觀點，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之后講過一段很重要的話，他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44】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他講得更清晰更透徹。他明確指出：毛澤東在晚年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錯誤，是“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走過的彎路。【45】

二是指出：“我們黨過去長期處于戰爭和激烈階級斗爭的環境中，對于迅速到來的新生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國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科學研究。”因此，“容易把已經不屬于階級斗爭的問題仍然看做是階級斗爭，并且面對新條件下的階級斗爭，又習慣于沿用過去熟習而這時已不能照搬的進行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群眾性斗爭的舊方法和舊經驗，從而導致階級斗爭的嚴重擴大化。”“認為黨內的思想分歧都是社會階級斗爭的反映”。【46】

三是指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由于沒有正確解決領袖和黨的關系問題而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偏差，對我們黨也產生了消極的影響。”“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肅清的，種種歷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47】

以上這些分析，令人信服地道出了“文化大革命”得以發生和持續的幾個重要的客觀原因。這種分析，既符合實際，也有助于人們把問題看得更全面，更容易從中總結經驗、汲取教訓。

4. 把“文化大革命”運動與“文化大革命”時期加以區別

“文化大革命”發生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因此，很容易把“文化大革命”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相混淆。然而，“文化大革命”運動是一場政治運動，它與“文化大革命”時期有關系，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對此，鄧小平在指導決議起草時就說過這個意思。例如，他反對“文化大革命”中黨不存在了的說法，指出：“黨的組織生活停止過一段時間，但是黨實際上存在著。否則，怎么能不費一槍一彈，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幫’呢？”【48】他還說過：“‘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績。......國際地位有提高。”【49】陳云在談到四個現代化如何實現時也說：“現有工業是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加以改造和引進新技術。現有技術人員是我們知識力量的基礎。”“必須肯定，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技術水平，應該來之于這些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水平的技術骨干。”【50】決議循著這個思路，不僅肯定了“文化大革命”期間，老一輩革命家、廣大干部、知識分子、工農群眾對“文化大革命”的抵制，而且肯定了“文化大革命”期間，經濟、科技、國防、外交等各個領域取得的成績。決議指出：“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在國家動亂的情況下，人民解放軍仍然英勇地保衛著祖國的安全。對外工作也打開了新的局面。”【51】在那個時期，“黨、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和整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改變。”【52】肯定這些，不是肯定“文化大革命”，而是肯定歷史事實，肯定我們黨，肯定社會主義制度，肯定廣大干部、群眾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所作的貢獻。當然，正如決議所說：“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們的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53】

5. “文化大革命”中對正確理論的誤解、曲解與正確理論本身加以區別

鄧小平在分析毛澤東晚年錯誤時講了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即“毛澤東同志的錯誤在于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54】這就告訴人們，一些原本正確的理論，由于作了超出事實的發揮而可能成為錯誤理論；在糾正這種錯誤理論時，要防止把原本正確的理論也一起拋棄。正如列寧所說：“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來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會變成錯誤。”【55】不要“同時把小孩子和水一起從澡盆里潑出去”。【56】決議對此十分注意，并作了嚴格區分。

例如，在關于“階級斗爭”的問題上。決議指出：“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發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爭以后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由此，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和意識形態領域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57】但決議在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不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58】的同時，堅持了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講話中關于“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59】的觀點，指出：“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觀點，又要反對認為階級斗爭已經熄滅的觀點。”【60】

再如，在關于“繼續革命”的問題上。決議指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論點是黨內走資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在各省各部門都有代理人，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上而下地發動群眾揭發，才能把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后來被概括成為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從而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一語有了特定的含義。”【61】但決議同時依據鄧小平關于這個提法按照“文化大革命”中的解釋已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釋，可以在黨內繼續研究”的指示精神，對這個問題作了專門的大段闡述。決議指出：否定這種特定含義的“繼續革命”的錯誤口號，“絕對不是說革命的任務已經完成，不需要堅決繼續進行各方面的革命斗爭。社會主義不但要消滅一切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而且要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力，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并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逐步消滅一切主要由于社會生產力發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會差別和社會不平等，直到共產主義的實現。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偉大的革命。我們現在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進行的斗爭，正是這個偉大革命的一個階段。”【62】可見，決議在否定錯誤的“繼續革命”理論的同時，已經明確地把它同正確的繼續革命理論加以了區別。

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一次講話中指出：把“革命黨”變成“執政黨”的“說法是不準確的。我們黨的正式提法是，我們黨歷經革命、建設、改革，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這里面并沒有區分‘革命黨’和‘執政黨’，并沒有把革命和執政當作兩個截然不同的事情。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革命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為基礎，不僅僅是一種破除舊的政治上層建筑的社會運動，更是一種新的社會建設運動。我們黨是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但同時是馬克思主義革命黨，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么一股勁、那么一股革命熱情、那么一種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63】他的論述進一步說明，無產階級在完成奪取政權的革命任務后，革命并沒有結束。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仍然是革命，我們黨做的仍然是革命工作，而且要把這種革命工作一直做下去。

鄧小平、陳云都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在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中，鄧小平是核心，陳云是重要成員。他們既有豐富的斗爭經驗，也有崇高的威望。有他們掌舵，是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得以成功制定的關鍵因素，也是我們黨和國家在糾正歷史錯誤、進行改革開放時所以能牢牢把握正確方向、避免重蹈有的社會主義國家覆轍的重要原因。當我們學習、貫徹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深入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和“四史”宣傳教育時，回顧鄧小平、陳云在第二個歷史決議制定中發揮的重要指導作用，不僅有利于人們了解和緬懷他們的豐功偉績，更有利于人們深入、全面地領會第三個歷史決議的精神，從而真正做到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埋頭苦干、勇毅前行，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而接續奮斗。

注釋：
【1】《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頁。
【2】《陳云年譜（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266頁。
【3】《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頁。
【4】《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1頁。
【5】《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4頁。
【6】《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149頁。
【7】《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172頁。
【8】《陳云年譜（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267頁。
【9】《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頁。
【10】《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頁。
【11】《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284頁。
【12】《陳云年譜（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294、295頁。
【13】《陳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1頁。
【14】《陳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1頁。
【15】《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頁。
【16】《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頁。
【17】《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頁。
【18】《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頁。
【19】《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頁。
【20】《陳云年譜（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267頁。
【21】《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頁。
【22】《陳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頁。
【23】《陳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頁。
【24】《陳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頁。
【25】《陳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頁。
【26】《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頁。
【27】《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6頁。
【28】《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99頁。
【29】同上，第306-307頁。
【30】同上，第304頁。
【31】《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頁。
【32】《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5頁。
【33】《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頁。
【34】《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頁。
【35】《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6頁。
【3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頁。
【37】《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頁。
【38】《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0頁。
【39】《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2頁。
【40】《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6頁。
【41】《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頁。
【42】《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8-309頁。
【43】《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7頁。
【44】《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112頁。
【45】《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693頁。
【46】《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7、818頁。
【47】《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9頁。
【48】《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4頁。
【49】《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頁。
【50】《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頁。
【51】《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6頁。
【52】《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7頁。
【53】《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7頁。
【54】《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頁。
【55】《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1頁。
【56】《列寧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74頁。
【57】《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7頁。
【58】《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1頁。
【59】《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頁。
【60】《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41頁。
【61】《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9頁。
【62】《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44、845頁。
【63】《習近平關于“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重要論述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9年版，第299-300頁。

 

（作者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陳云與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理事長；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刊于《百年潮》2022年第3期，此為全文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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