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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一生嗜好讀書，《楚辭》是他最喜歡讀的古籍之一，而其中屈原的作品更是他常讀的。毛澤東一生多次談到屈原。

毛澤東初讀屈原作品的時間，一般認為是在1913年入湖南省立第四師范（次年合并到第一師范）讀書時。根據之一，是毛澤東在這一階段學習期間留有課堂筆記《講堂錄》，在這本筆記前11頁手抄了《離騷》、《九歌》全文。不過，筆者總覺得以楷書手抄《離騷》至少要花兩三個小時，這顯非課堂上老師讓抄的，《講堂錄》中也不見老師講屈原的一點痕跡，所以抄寫這些完全是出自個人愛好。筆者推測，毛澤東解讀屈原當更早，或許就在家鄉韶山讀書之時。韶山文化積淀深厚、詩風頗濃，毛氏宗祠墻壁上畫有舜的二妃娥皇、女英事跡的圖像，這些人物都在屈原作品中出現過。毛澤東從小耳濡目染，當碰到《楚辭》有關描寫時，不會感到神秘莫測而是親切有趣。再說，毛澤東在塾師毛宇居指導下已讀過更為古奧的《左傳》，讀屈原這些作品不會有太大的文字障礙。

長沙讀書時的毛澤東對《離騷》已有獨到的見解。據羅章龍《椿園載記》，1915年9月羅見到毛澤東發出的“二十八畫生征友啟事”，兩人約定在定王臺湖南省立圖書館晤面，他們所談內容涉及很廣，其中包括對《離騷》頗感興趣，并主張對《離騷》賦予新評價。1918年春，羅章龍赴日本留學，毛澤東寫古風《送縱宇一郎東行》送別，詩有“年少崢嶸屈賈才”句，屈原、賈誼并稱，可以看出屈原已成為那批同學少年學習的榜樣。

著名漢學家費德林在《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一書中說，1949年毛澤東率代表團赴蘇聯訪問期間，他任蘇方翻譯。一次，毛澤東與他大談中國古典文學，在談到屈原時毛澤東曾發了一段較長的議論，其中說：“屈原的名字對我們更為神圣。他不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無私無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里。無論在國內國外，屈原都是一個不朽的形象。我們就是他生命長存的見證人。”

這當是毛澤東對屈原最高、最全面的評價！把自己看作屈原“生命長存的見證人”，崇拜程度真是有點至高無上了。令人深思的是，毛澤東為什么此時大談屈原，這披露出毛澤東怎樣的情懷呢？這要從當時新中國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來分析。

處于搖籃時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面臨重重困難，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只能與蘇聯站在一邊，爭取蘇聯的支持和援助。而蘇聯領導人此時對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還心有疑云，還存有某種程度的大國沙文主義作風。因此，心情復雜的毛澤東在談到屈原時格外動情，民族自信與自尊的情緒也油然而起，進而以屈原傳人自勵與自許。這里所展示的是一個偉大愛國者的情懷。

1958年毛澤東讀屈原最勤、感受最多。這一年1月12日他在一封信中說：“我今晚又讀了一遍《離騷》，有所領會，心中喜悅。”1月16日在南寧會議上，他又向與會干部介紹自己的讀書方法：“學楚辭，先學離騷，再學老子。”毛澤東期望盡快改變我國經濟文化的落后面貌，是年7月1日寫了《七律·送瘟神》二首，比較強烈地反映了他的這個愿望，尤以第一首最為顯著。這首詩的后半部分“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可以看出這是《離騷》的一種文學表現方式。當然毛澤東是以地球為飛行器作巡天之游，比起屈原的遠游規模更為壯觀。《離騷》中屈原上天尋求天帝陳述政見以求支持，毛澤東是向出身勞動人民、后來成為神仙的牛郎傾訴悲歡之情，其情懷更為高遠和深廣。把毛澤東的這兩首七律以及1961年所寫的《七律·答友人》，視為“騷體苗裔”，筆者以為是可以的。

1958年，毛澤東在審閱陸定一《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一文時加了一段話，提到“屈原的批判君惡”是其人民性的一面，第二年在《關于枚乘〈七發〉》一文中又說：“騷體是有民主色彩的，屬于浪漫主義流派，對腐敗的統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這種提法與毛澤東反對我們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義現象有關。早在1957年他就提倡寫雜文，以雜文反對官僚主義。在一次會議上談到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這篇小說時說：“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會產生官僚主義呢！中央內部也產生壞人嘛！”這一時期的毛澤東發自內心地希望能及時揭露黨政機關內正在滋長的官僚主義。

在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中蘇兩黨關系開始破裂以后，毛澤東于1961年秋寫了《七絕·屈原》，全詩為：“屈子當年賦楚騷，手中握有殺人刀。艾蕭太盛椒蘭少，一躍沖向萬里濤。”這里“殺人刀”的比喻顯然是前面“批判的匕首”的發展運用。不過毛澤東從《離騷》中看出屈原失敗的關鍵在于“昔日之芳草”“今直為此蕭艾”，部分干部腐敗變質的事實，不能不引起他的警覺。

1972年是毛澤東調整對外關系、打開中國外交新局面的一年。這年9月27日，毛澤東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時，以朱熹的《楚辭集注》相贈。這應看作是毛澤東最后一次展示他對屈原的關注。

毛澤東對屈原及其作品《楚辭》的理解和傾慕，令人深思和感懷。

作者：丁毅，黑龍江大學伊春分校教授；文章來源：《黨的文獻》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