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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懋仁：國內有些經濟學家的臭毛病由來已久

點擊：6195 作者：胡懋仁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4-08-30 19:57:10

1984年，那時我正在讀研究生。當時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寄來的一個通知，說在北京市東直門中學要辦一個講習班，是有關改革與經濟學領域的。當時系里的領導很希望我們這些研究生有機會去聽一聽。只是我不知道這個講習班是免費的，還是要花錢的。反正我們自己沒有掏錢，估計是系里掏的錢。

東直門中學位于京城二環路東北角，距離蘇聯大使館很近。文革前名為女二中，應該也是北京市的一所名校了。這個講習班要辦一個星期，我們幾乎天天都去參加。東直門中學離我們學校也不近，騎車過去也要四十多分鐘。當時畢竟還年輕，不拿這點距離當回事。

在參加這個講習班的過程中，到底有多少研究人員給我們講課，具體都講了什么，我都沒有印象了，畢竟已經過去四十年了。但是有一位老先生，他講的內容中有一句話讓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說，現在為什么工人干活都沒有積極性。他們做了調查，發現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工人的收入中現在沒有獎金。這意思就是現在工人的收入沒有真正實行按勞分配，所以工人的工作就缺少積極性。

我一聽這話，心里就不樂意了。我當過工人，在工廠干了九年。我們是在文革中進廠的。我們這一撥青年工人，在工資條上從來就沒有獎金這一項。但是，我們這些年的工作，都是非常認真的。我們干起活來不惜力，不偷懶。老師傅們都非常看好我們這一撥年輕人。畢竟我們還都是中專畢業的，多少還算是有點文化的。所以有的老師傅認為，其他中青年工人身上存在的毛病，我們身上一般也都沒有。

那些老師傅們，在文革前是有獎金收入的。雖然說有這一部分收入，但是，大家獎金的收入差別并不算很大。頂多每個月就相差個一兩元錢，不會更多了。當然，這一兩元錢至少用來吃早餐，還是能起不小的補貼作用。如果一頓早餐大約平均0.15元，兩個油餅共0.12元，一碗豆漿0.03元，一個月算下來就有四元多錢。當然，工人們也不一定每天都在外面吃早點。但這一兩元錢還是能解決一部分問題的。

文革之中，名義上是沒有再發獎金了。文革搞大批判時，把工人發獎金說成是“物質刺激”，是修正主義的那一套，不是社會主義的做法。這個觀點在今天看來當然是錯誤的。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方式就是工資加獎勵，把獎金這一塊如果真的取消了，肯定是不對的。所以，當時在工人的工資條上沒有獎金這一項，但是多了一個“附加工資”的科目，這其實就是獎金的變種。我記得當時不論工人的工資級別有什么區別，但“附加工資”都是一樣的，每月5元錢。“附加工資”只是保持了工人的收入沒有減少，但是這種平均分配就失去了獎勵的作用。

老師傅們都有這種“附加工資”，而我們在文革中進廠的青年工人都沒有。不過在那個時候，我們這一代青年人，也沒有特別在乎這一點。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一般沒有太重的家庭負擔，而且那時也都二十歲掛零，雖然大家心里覺得我們沒有“附加工資”，多少有點不公平，但是沒人在這個問題上跟廠里較勁。年輕人都認為，我們這批青年工人，都是干活的主力，老師傅們年紀都要大一些，好些臟活累活都是我們在干。所以大家多少都認為，我們的收入與我們付出的勞動不太相符。可是歷史就是這樣，所以沒有人因為這一點不公平就在工作上偷奸耍滑。

當年的老工人，雖然工資不高，家里負擔較重，也有多年沒有漲工資，他們心里肯定也會有怨言。但是在工作中，他們依然都還是兢兢業業，都有敬業精神。他們對工作一直認真負責，嚴肅努力。這就是我們的工人階級，當年的工人階級基本都是這種情況和狀態。那位講課的研究員，我以為他根本就不懂得中國工人階級。他這樣不負責任地大言不慚，真為他感到羞恥。

我對這位講課的研究員有點質疑。他去過工廠嗎? 他了解工人嗎? 我在內心里的回答都是否定的。既然他又沒去過工廠，又不了解工人，他憑什么得出所謂工人沒有勞動積極性是因為沒有獎金這樣的結論? 當然，他們也可能去企業做過調研。但我懷疑他們這樣的調研，頂多就是走馬觀花，就幾個人座談一下，聽到一些不同的聲音，就妄自下了這樣一種膚淺的結論。

當然，當時有的企業確實生產搞得不好，存在著勞動效率較為低下的狀態。但這與當時的歷史是有關聯的。當時，由于大批知青從農村返城，他們的就業就成了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于是國家出臺了一個政策，讓老職工提前退休，而讓企業老職工的子女接班頂替。這確實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這批返城知識青年的就業壓力，但也帶來了企業生產中的管理問題。這些老職工的子女，他們的父母都是企業里的同事，孩子們小的時候，大家都是低頭不見抬頭見。這批孩子頂替進廠后，企業的各級管理人員也因為都是看著這些孩子們長大的，人家都是叔叔阿姨地叫著，所以他們在工作中出現點毛病或者紕漏，管理者們也不好說什么。這與對社會上招收的工人所進行的管理不太一樣。社會上進來的工人，大家都是陌生人，你在工作上出了問題，管理者想怎么批評就怎么批評，不會帶有任何私人感情。但對于這些頂替父母進廠的子女們，管理者在管理時就會有顧慮。總怕說深了不是，說淺了沒用。這就在管理上造成了很大的漏洞。這些年輕人進廠后，跟我們當年就完全不一樣了。他們對收入是很計較的。老工人工資高，又有附加工資，可是臟活累活重活都由年輕人來干，他們就很不服氣，也不樂意。因此，這才有了所謂不好好工作的問題。

我們不知道那位講課的研究員是否真的了解企業里的這種情況。說實話，后來的歷史實踐也證明，對于這一撥頂替父母進廠的年輕人，你就是實行了獎金制度，他們也沒有多少勞動的積極性。這臭毛病一旦生成，就成了習慣，想改就非常地困難。企業管理中所存在的問題，不會因為現在可以發放獎金了，這些問題就都煙消云散而不存在了。哪有這么便宜的事? 事實證明，后來獎金也發了不少，工資也浮動了好幾次，但是企業的效益增長并不明顯。這就說明，單靠所謂發獎金就能提高工人的工作積極性，是完全不切實際的。當然，這不是說，獎金不應該發，而是說，在發獎金的同時，還要伴隨著其他方面的工作，特別是思想教育方面的工作。

從那位講課的研究員身上，我對中國的這些研究經濟領域的學者們的研究態度和研究方法產生了很大的疑問。這樣粗糙和膚淺的研究方法怎么可能真正去發現問題? 怎么可能找到真正能解決問題的辦法? 后來的事實也證明了，我們這些所謂經濟學家，他們的觀點、他們的工作實在太讓人民群眾失望了。我不知道他們的這一套是從哪里學來的? 是從蘇聯人那里學來的嗎? 那時蘇聯專家已經離開中國二十多年了。是從西方那里學來的嗎? 那時中國的開放程度還沒有達到西方經濟學科的全面進入。

或許，存在著這樣的可能性：他們已經有了所謂先入為主的觀點。這些觀點往往都是他們通過一些道聽途說，再加上主觀上的想當然所造成的。他們有了一預設的結論，然后再從所謂的結論中去尋找根源。這種本末倒置的做法，是我們國內有些學者非常擅長和習慣的。這個講習班里，某些研究員所講的情況，基本就屬于這一類狀態。后來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被某些經濟學家引進到中國來，他們完全不考慮中國的具體情況，盲目地相信并且熱衷于推行這一套，結果把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搞成了主流經濟學，這實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他們這些人不可能不栽大跟頭。事實最后也證明了這一點。作為學者，不從實際出發，他們的所謂研究也從不遵循實事求是，開始是從想當然出發，后來是從洋大人那里學舌。他們能搞出什么名堂來呢？在我們改革的過程中，有時會出現一些問題，往往是和這些荒謬的學者脫離實際、自以為是的臭毛病有著甩不開的關系。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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