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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軍｜為什么建議提高國資委的行政級別？

點擊：作者：梁軍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4-09-18 20:32:55

為什么建議提高國資委的行政級別？

——國企改革開新篇系列之十七

梁軍（全民監事）

為什么國資委是“直屬特設機構”，而不是政府組成部門？這個問題，恐怕有大半以上的黨政機關干部說不清楚。

我建議提高國資委的行政級別，你以為我是在討好國資委，或者是被授意在此放話嗎？

我沒那個興趣，也沒那個能耐。

提高國資委的行政級別，是在現行權力運行環境下，提高其“直屬特設機構”法定地位與履職能力的一味特效藥。

一

我在《全民所有資本市場化監管基本法》中建議：“堅定推進政府社會公共管理職能與國有資本出資人職能分開，堅持國資委直屬特設機構屬性，賦予其受托管理國有資本的唯一性法定地位。限期完成對金融、文化等其他領域國有資本的集中統一管理。”

政府社會公共管理職能與國有資本出資人職能分開，就是標準意義上的“政企分開”。

有些人不了解國資委設置初衷，因而也不了解“直屬特設機構”含義，把國資委對國企的監管看成是政企不分，因而建議要在國資委和國企之間搞一個過渡層或中間層。這個設想最終演變成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概念出籠。

如果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過渡層”“中間層”定位站得住，那就沒必要將國資委定性為直屬特設機構了，可以直接套上政府組成部門的金字招牌。比如新加坡，比如淡馬錫。而這，也許正是某些強勢部門的如意算盤。

所以說，不要小看了理論。理論錯了一條線，實踐亂了一大片。

所以我敢說上面那句話——“恐怕有大半以上的黨政機關干部說不清楚”。

政企分開，提法本身沒毛病，且實踐了那么多年，為什么還要用“堅定推進”這個詞？

因為有人不想要“政府社會公共管理職能與國有資本出資人職能分開”的“政企分開”，只想要國資委與國企之間搞一個過渡層或中間層的“政企分開”，進而弱化國資委“直屬特設機構”的定位和屬性。再進而，以確保自身在擁有“社會公共管理職能”的同時，繼續履行某類國有資本出資人職能。

所以，我那一句“堅持國資委直屬特設機構屬性”中的“堅持”，與上一句的“堅定推進”，是兩位一體的。然后帶出最關鍵的建議——“賦予其受托管理國有資本的唯一性法定地位”。

此唯一，此法定，必須嚴肅待之。否則，政企分開就是一句口號，一句空話。

你這陰陽怪氣的，說誰吶？

我這光明正大地，說你哩——“限期完成對金融、文化等其他領域國有資本的集中統一管理。”

二

我在前面說了——提高國資委的行政級別，是在現行權力運行環境下，提高其直屬特設機構法定地位與履職能力的一味特效藥。

我稍微解析一下。

“現行權力運行環境”——國資委與其他仍掌握一定國有資本出資人職能的黨政部門，在行政級別上平級，同為正部級或正廳（局）級、正處級。而事實上，國資委的行政級別含金量，肯定弱于其他黨政部門，尤其是掌握金融、文化國有資本出資人職責的強勢部門。

雖說大家的上面，都各有一個分管的副國級、副省級、副市級領導，但是這些分管領導因分管領域的不同，其行政級別的含金量，也還是有明顯差異的嘛！

就別說什么日常協調了，更別說你要人家手里的金元寶了。就算人家說不想管了，依國資委的行政級別和實際地位，恐怕也不敢接吧？

我無意沖撞這個“現行權力運行環境”。反而，我建議借用之、利用之、巧用之。

我在《全民所有資本市場化監管基本法》中建議：“國資委負責人升格為同級政府行政副職，直接對政府行政首長負責，專責管理國有資本與國家出資公司，不分管任何屬于社會公共管理職能的工作。”

各層級國資委的行政級別，分別升格為副國級、副省級、副市級，會出現什么變化呢？

其一，通過提升國資委的行政級別，凸顯國資國企對于黨和國家、人民事業的極端重要性和獨特地位，以及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資國企的立場和決心，同時也有利于國資委在更高層次、更廣領域統籌協調、配置資源、服務大局；

其二，通過提升國資委的行政級別，國資委負責人“直接對政府行政首長負責”，最大限度地阻斷其他領域分管領導和強勢部門對國資國企的干擾，推進真正意義上的政企分開，同時也有利于對金融、文化等其他領域國有資本的集中統一管理；

其三，國資委負責人與國家出資公司負責人拉開了行政級別層級，進一步強化國資委的出資人權威，為落實針對國企高管的能上能下、能進能出、能高能低奠定基礎，同時也使得從組織部門手上獲得對國企高管的選聘權成為可能。

另外，國資委負責人“專責管理國有資本與國家出資公司，不分管任何屬于社會公共管理職能的工作”，也是非常關鍵的建議。

現在的各級國資委上面，也都有一位分管的副國級、副省級、副市級領導。但是，這位領導同志除了分管國資以外，還分管若干個領域。這樣一來，在分管領導這里，本身就帶有政企不分的因素。此外，除了不能專心致志地管理國資國企，使得國資委依然要獨自面對其他強勢部門的干擾以外，還使得自身分管的領域工作、以及其他所有領域的工作，都跟國資國企揪扯不清。

如果按照我的建議，有這么一位副國級、副省級、副市級領導直接管理，而且是專職管理國資國企，政府的社會公共管理職能與之完全隔離，政府行政公權力與國資市場私權利完全分開。再加上行政級別的高配，萬千寵愛于一人，萬千責任系一身，黨中央對國企改革發展“可衡量、可考核、可檢驗、要辦事”的要求，就找到了夠級別擔責也必須擔責的直接話事人。

如果說行政級別問題十分復雜，輕易撼不動，可以簡而化之——現今分管國資的副國級、副省級、副市級領導，將其他分管領域悉數轉隸其他領導，同時兼任國資委主任（國資委副主任及余下領導的行政級別不動）。這樣一來，既沒有增加職數，也沒有動誰的蛋糕?？尚蟹?？

關于提高國資委行政級別的話題，我早前就有一篇文章講得更具體，有興趣的讀者可點擊參閱《國資委應該定什么級？》。

三

提升國資委行政級別，提高國資委政治地位，并不是要搞獨立王國，更不是要甩開黨和政府自行其是。恰恰相反，是要進一步聚焦并通過國資委這單一渠道，將黨和政府的大政方針，以及全民的共識與期望，更精準、更有效、更透明、更規范地與國資國企對接，并使之更加符合市場化的要求，更加成為能上主戰場的“主力軍”，更加成為能頂得住的“頂梁柱”。

我在《全民所有資本市場化監管基本法》中建議：“黨和國家關于國有資本的戰略意圖和任務指令，對金融、文化等特殊行業的管理要求，由國資委統一承接，經過相應的決策機制向國家出資公司進行市場化傳導。”

左邊是黨和政府，右邊是國資國企；左邊是政府公權力，右邊是企業私權利；左邊是社會公共管理，右邊是市場化主體競爭。

說到底，所謂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就是讓國資國企，從完全附屬或依賴左邊，過渡到具有主體意識的右邊。

但是，完全脫離出左邊，兩邊毫無瓜葛，政府無法通過國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那就背離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如果實質上依然附屬或依賴左邊，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得不到充分發揮，也有悖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方向；如果左右兩邊界線不清、利益糾葛，權力介入權利，權利來源于權力，那就更加有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是最壞的一種存在方式。

所以我曾經說過，發明“直屬特設機構”概念的人絕頂聰明。所以我反復強調，一定要“堅持直屬特設機構屬性”。

國資委的直屬特設機構身份，就是實現左邊與右邊有機結合、無縫銜接的轉換器。發揮好國資委的定位和作用，就能解決國資國企與市場經濟的融合難題，也就既堅持了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又堅持了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才有可能真正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新境界。

至于如何“經過相應的決策機制向國家出資公司進行市場化傳導”，我在后面還有關于“建立政府直屬特設機構監管市場化轉換機制”的專章闡述。有興趣的讀者敬請關注。

說到這里，我也借此交代一下。

我的改革建議是一個首尾相連的完整系統。每一章節的建議，既可以單獨運用，更需要綜合考量。建議提高國資委的行政級別，必須與國資委的監管手段改革內容聯系起來，才能體現綿里藏針、相互借力的效果。

如今正在逐篇展開的“國企改革開新篇系列”，就是對《全民所有資本市場化監管基本法》的細化闡釋。大概還有六七篇文章，就全部完結。

有些熱心的讀者，一直跟蹤下來，有些不耐煩了，甚至認為我跑偏了。

國企改革不是武俠小說情節里的武林高手對決，不存在一招致命（一句話說清楚）的奇跡。

如果一定要用武林對決來比喻，那我的《全民所有資本市場化監管基本法》，就是周星馳電影《蘇乞兒》中的降龍十八掌。每一掌單獨打出去，都稍欠火候，無以克敵。必須打完十八個動作，合成一氣，連貫出手，最后才能達到地動山搖的至高境界。

四

我在《全民所有資本市場化監管基本法》中建議：“各級黨政負責人無權直接對國家出資公司做指示性要求，政府部門無權對國家出資公司做有別于其他市場主體的監管要求。針對市場主體的有關政策、檢查、評選、統計等事項，由政府部門直接面向國家出資公司執行，國資委不承擔傳達、匯總、審核等義務和責任。”

這段話有幾層意思。

一是針對各級領導的。

這一條很得罪人，但我還是要說。

長期以來，各級領導確實存在對國資國企直接發號施令、交代任務的行為。這在計劃經濟時代，或者緊急狀態下，無可厚非。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建設的重要任務，就是解決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但是，這個問題至今仍沒有得到徹底解決。這里既存在不尊重國資委直屬特設機構的定位、不尊重國企的市場主體地位問題，也存在公權力介入市場，導致市場行為失真的隱患，更存在權力與利益交換的腐敗可能。

行政管理體制怎么改革，怎么約束行政權力介入市場，我沒有什么研究。我只是從當下權力運行環境的既有規則，尤其是大家心知肚明、習以為常的潛規則的角度，提出提高國資委行政級別這一“笨”辦法，盡可能地減少各級領導對國資國企的直接插手，僅此而已。

你若非要和我較真，說既然國資委負責人直接對行政首長負責，那行政首長即政府“一把手”要亂來，那該怎么辦？

我不想回答這樣的問題。

二是針對其他政府部門的。

一直以來，政府部門推動某項工作，布置某項要求，總是習慣性地將國資委單拎出來，直接列在文件發送單位名單上。

政府部門是社會公共事務管理者，國資國企與其他私企外企，都是被管理的市場主體，本來就應該一視同仁，所謂市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政府部門既不應該利用公權力額外給予國資國企特殊照顧，也不應該對國資國企施行有別于其他市場主體的額外約束或監管要求。

如果工作需要企業積極參與，那就應該大家都要積極參與，而不應由國資委牽頭組織國資國企“積極”參加，也不應為了完成任務而要求國資國企兜底。如果監管需要企業嚴格尊照執行，那就應該大家都規規矩矩地服從，而不應專挑最軟、最服管的國資國企來捏。

三是針對具體社會公共事務的。

政府部門總是將國資委當成國資國企的“母公司”來對待，將各種本應直接面對市場主體的管理要求，統一打包給國資委，由國資委代行。此等行為極大地加重了國資委的管理工作量，影響了國資委履行出資人監管的核心職責。

國資委是國家出資公司的股東，國資委對國家出資公司的監管是出資人監管，與社會公共事務的監管完全就是兩回事。每一家國家出資公司，都應該單獨以市場主體（獨立法人）身份面對政府部門的公共事務監管。這好比某私人投資控股公司投資了數十家獨立法人企業，政府部門不能要求該投資控股公司包攬針對那數十家獨立法人企業的管理要求吧？

這類工作類別繁雜，究竟有哪些，是不是有些事項已經糾正了，我確實不得而知，不敢輕易列舉。我只能說，這種現象肯定存在。

我舉一個例子，是我以前調研時了解的現象。

某地級市國資委屬下出資企業中，有較多的軍轉干部。在企業兼并重組過程中，可能存在一些軍轉干部（個人認為）利益受損問題，處理起來比較棘手。本來，這不應該是政府相關部門（退役軍人事務局、民政局）的份內事嗎？不應該是政府有關部門直接面對當事人所在企業嗎？但是，當地政府卻把這個燙手的山芋，直接甩給國資委，要求國資委把這項工作“統起來”。為此，該市國資委專門成立一個部門（武裝部），調配人手，專門應付這些工作。

該市國資委的同志叫苦不迭。因為，編制本來就緊張，還要安排專人應付這些份外之事。相關政策解釋權和資源決定權也不在國資委手上，國資委等于是替有關部門聯絡、跑腿、傳達、統計、安撫。有關部門自己省事了，卻苦了國資委。

其他例子就不敢再說了。

為何突然又小心謹慎起來了？

我此前的文章，也許是在理解上存在歧義，也許某些改革已見成效，我又多提了那么一嘴，就有讀者揪住不放，可以說是用“痛斥”的烈度來指出問題，乃至認定我沒有資格談論國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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