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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圍繞著國有經濟（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問題，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一、根本的分歧是要不要國有經濟

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10月10日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講話一開頭就提出一個問題：“國有企業還要不要？”這是一個原則性的問題，是輿論界關于國有企業的一切爭論的總根子：鬧私有化的人、主張改革就是要消滅國有經濟的人，正是從不要國有經濟出發的;主張改革要搞好國有企業的人、主張要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的人，就是從要國有企業出發的。習近平總書記說：“我提出這個問題，不是無的放矢，也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事實確實是這樣的。他接著說：“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必須不斷發展壯大，這個問題應該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一段時間以來，社會上一些人制造了不少針對國有企業的奇談怪論，大談‘國有企業壟斷論’宣揚‘國有企業與民爭利’、‘國企是不堪的存在’，鼓吹‘私有化’、‘去國有化’、‘去主導化’，操弄所謂‘國進民退’、‘民進國退’的話題。特別是各種敵對勢力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重點拿國有企業說事，惡意攻擊、抹黑國有企業，宣揚‘國企不破、中國不立’，聲稱‘肢解’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最佳方式。醉翁之意不在酒！這些人很清楚國有企業對我們黨執政、對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亂人心、釜底抽薪。而我們有的同志也對這個問題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接受了一些模糊的、似是而非的甚至錯誤的觀念。我們要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決不能認為這只是一個簡單的所有制問題，或者只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那就太天真了！”他指出：“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關系公有制主體地位的鞏固，關系我們黨的執政地位和執政能力，關系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391-392，392.）

為什么我們要國有企業，要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呢？

馬克思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學說，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與空想社會主義不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人類社會必然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既不是基于倫理道德觀念，也不是訴諸人類的理性，而是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實際存在的矛盾基礎上得出的結論。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的積累、生產的集中，使得生產越來越具有社會的性質：每一件產品都不是個人生產出來的，而是由一群工人生產的;生產的產品不是生產者個人消費的，而是供社會消費的；生產需要的物資，也不是自己生產的，而是由社會提供的。整個國民經濟逐漸融合成為一個各個企業相互依賴的整體。生產力的社會性質客觀上要求由社會占有生產資料，由社會按照全體人民的利益組織國民經濟的運行。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歸資本家個人所有，生產的目的是追逐剩余價值，因而使得具有社會性質的生產力的這種要求無法實現。這樣，資本主義社會就產生了生產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的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生產方式起來反抗占有方式，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這一矛盾，是資本主義社會一切弊端的總根子，在資本主義范圍內是無法克服的，它只有通過革命，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才能得到解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敲響了私有制的喪鐘，生產資料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成為一種客觀的規律性，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因為只有社會占有生產資料，才能夠與生產力的社會性質相適應。在公有制基礎上組織生產，這正是社會主義制度同資本主義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3.）所在。

那么，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采取什么形式呢？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哪個組織能夠代表整個社會來占有生產資料、調控整個國民經濟呢？顯然只有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這是因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代表了全體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是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以及其他一切擁護社會主義的階層的總代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宣布，“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在實際工作中怎么實現這一要求呢？他們提出：“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6，293.）社會主義社會建立國家所有制是具有客觀必然性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在革命勝利以后都把國家所有制確定為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其依據就在這里。主張消滅國有企業，從理論上講，既是違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也是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

我們再來看看我國國有企業建立與發展的歷史。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解放區就有少量的國營企業。新中國成立前夕，我們黨提出了沒收官僚資本歸國家所有、建立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的政策，并且明確在新中國，國營經濟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要大力發展國營經濟。在1949年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確定了進城以后關于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問題：必須把國營工業生產放在第一位，批評了“主要地不是幫助國營企業的發展，而是幫助私營企業的發展”的糊涂觀念。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我國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要建立和發展具有高度社會化性質的大工業，尤其是要建設像蘇聯援助的156項工程那樣的大工程，這時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不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黨中央及時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即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實現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化三改”)。總路線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形式，逐步把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工商業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國營經濟。到1956年，我國基本上完成了這項任務。這件事情，雖然存在要求過急、形式單一、工作過粗的弊病，但總體上說，正像鄧小平指出的那樣，“工作做得很好”。正是通過“三大改造”，我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僅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也為后來的改革開放提供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從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國有經濟就一直牢牢保持了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控制力和影響力，發揮著主導作用，成為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強大支柱。我國經過70多年的奮斗，根本改變了積貧積弱的局面，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同強大的國有經濟是分不開的。

《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國有經濟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支配地位，支撐、引導和帶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改革開放三十年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1038.）

無論是從理論上說，還是從歷史和現實的實際情況看，我國建立和發展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國有經濟，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顯示出巨大的優越性。那些消滅國有經濟的主張，不僅理論上是錯誤的，違背社會發展規律，也不符合歷史發展的實際，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社會主義是以公有制（國家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形式）為基礎的，不是建立在那位“經濟學家”杜撰的“民有、民營、民享”的基礎上的，他的新三民主義不是社會主義，而是私有化，是破壞社會主義的。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搞好國有企業，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宣傳這一思想。

第一，發展全民所有制的國有經濟，是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一客觀規律的要求，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的。上面講過，馬克思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分析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得出資本主義私有制已經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結論，按照生產力的社會性質，必須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生產力水平不高，我們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的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總的發展趨勢應該是，公有制（尤其是全民所有制）的比重不斷擴大。未來我們要徹底消滅私有制，這是大方向，不能忘記。如果忘記了，就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自黨的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來，經過30多年的發展，我國的社會經濟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盡管總的來說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沒有根本改變，但同黨的十三大描述的情況相比較，變化還是不小的。最大的變化是我國的生產力大大發展了，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生產社會化程度大大提高了，黨的十三大報告指出的“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所必需的生產社會化程度還很低”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觀。生產力的發展、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客觀上要求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尤其是發展國有經濟。在這種情況下，提出做大做強做優國有經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是理直氣壯的。生產力發展了，反而要求“國退民進”，搞私有化，是違反客觀規律的。不注意發展壯大國有經濟，鬧私有化，最終是要受到規律懲罰的。經濟規律是客觀的，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我們不能干違反客觀經濟規律的事。

第二，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是鞏固中國共產黨執政基礎的需要。每一個政黨、每一個階級執政必須有自己的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沒有自己的經濟基礎，政權是不牢固的。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政黨，必須把代表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公有制作為自己執政的經濟基礎。不積極發展全民所有制的國有經濟，推行私有化，后果是十分可怕的。一旦沒有了公有制，共產黨就會喪失自己執政的經濟基礎。設想一下，假如我們搞了私有化，我們的政權怎么維持和運轉呢？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而是現實的危險。

我們黨看到了這種危險。江澤民在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座談會上特地指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絕不能動搖，否則我們黨的執政地位和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就很難鞏固和加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51-52.）把國有資產大量量化到個人，并最終集中到了少數人手中，那樣，我們的國有資產就有被掏空的危險，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失去經濟基礎。那時，中國將會是一個什么樣的局面？我們靠什么來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靠什么來鞏固人民的政權？靠什么來保證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搞私有化絕沒有好下場，它會葬送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

習近平總書記也指出，從政治上看，我們黨要“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就要有關鍵時刻聽指揮、拉得出，危急關頭沖得上、打得贏的基本隊伍。國有企業及其廣大黨員、干部、職工就是這樣的隊伍。關鍵時刻，國有企業及其廣大黨員、干部、職工是靠得住的。國有企業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如果把國有企業做小了，搞垮了，搞沒了，那么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還怎么堅持？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還怎么堅持？共同富裕還怎么實現？我們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還怎么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怎么堅持和發展？對這些問題，我們一定要想清楚。不能稀里糊涂跟著喊口號，更不能中別人的圈套！

我們堅持發展公有制（尤其是國有經濟），堅持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絕不搞私有化的政治理由就在于此。

第三，只有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才能鞏固和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保證我國保持社會主義性質。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情況下，怎么保證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呢？毛澤東告訴我們，在一個存在多種矛盾的矛盾綜合體里，必然有一個是主要矛盾，它規定著、制約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事物的性質正是由主要矛盾的性質決定的。所以，哪種所有制經濟占主體，就決定著整個社會制度的性質。公有制在所有制結構中占主體地位，是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的根本保證。而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是公有制為主體的重要標志。按照黨的十五大的說法，公有制為主體，一是國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二是國有經濟具有控制力和影響力，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主導作用。沒有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就談不上公有制為主體。如果國有經濟被削弱，甚至被私有化了，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就不復存在，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就會喪失，社會主義也就保不住，社會就會改變“顏色”。我們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情況下，必須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這樣才能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社會主義才是穩固的。可以說，越是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越要強調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越要重視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

第四，只有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才能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憲法》規定，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應該起主導作用。這一主導作用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中，它能夠控制經濟運行的方向；二是在各種所有制的相互關系中，它能夠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并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方向。只有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國有經濟才有能力控制和影響整個國民經濟按照預定方向運行，才有能力對非公有制經濟進行鼓勵和支持，才有能力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市場經濟講的是經濟實力，口頭上說得再多也是不管用的。在市場競爭中，沒有強大的經濟實力，文件上講的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是會落空的。只有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國有經濟才有可能履行《憲法》規定的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主導作用的職責。

第五，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共同富裕是一種分配方式、分配原則，而不是具體的分配政策。共同富裕是由公有制決定的。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人們在生產資料面前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憑借占有的生產資料來參與分配，人們參與分配的標準只有一個，都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獲得消費品，因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人都改善生活，人人都提高生活水平。這就叫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同剝削、兩極分化相對立的，如果存在剝削、兩極分化，就不可能有共同富裕。公有制排除了剝削和兩極分化，為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礎。公有制基礎上才能實現共同富裕，私有制基礎上只會導致剝削和兩極分化，絕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因此，只有積極發展全民所有制的國有經濟，才能達到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目的。有人一方面大談共同富裕，一方面卻鼓吹私有化，這不是南轅北轍嗎？有人認為，不消滅私有制，不發展公有制，只要調整一下分配政策就可以實現共同富裕，這是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不符合科學社會主義的原理。

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是《憲法》賦予國家機關的神圣職責。《憲法》第7條規定：“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一段時間里，某些國家機關不關心國有經濟的發展，一提到改革，就是為發展私營經濟創造條件，看到國有經濟有所發展，就譴責說“國進民退”了。他們在實際工作中，不斷削弱國有經濟，甚至推行私有化，這是違反《憲法》的行為，必須糾正。

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是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我們應該旗幟鮮明地宣傳，并在實際工作中堅決貫徹執行，而不應該有任何顧慮和猶豫。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沒有任何理虧的地方。在這個問題上要理直氣壯，不能吞吞吐吐，含含糊糊。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一些“著名經濟學家”從新自由主義的“經濟人”假設、私有制永恒出發，炮制了許多否定公有制、妖魔化國有經濟的“理論”，諸如公有制沒有效率，國有企業是壟斷，國有經濟阻礙經濟的發展，國有經濟與民爭利，國有經濟必須退出競爭性領域，公有制產權不明晰、無法與市場經濟相容等等，不一而足。諸如此類言論，充斥報紙雜志，一時間，公有制，尤其是國有經濟被搞臭了。在這種輿論環境下，私有化就變成有道理的了，似乎勢在必行。對于這些由新自由主義引申出來的言論，我們必須認真對待，一一予以澄清。

“國有企業沒有效率”論 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流行的一種看法。一些經濟學家利用改革過程中國有企業出現的暫時困難大做文章，喧嚷國有企業注定缺乏效率，理應消滅，必須實行私有化。

國有企業的效率問題，在改革開放前是沒有爭議的。那時國有企業創造了許多輝煌業績，這是誰也否認不了的。習近平總書記在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強調：“我要非常明確地說，我國國有企業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科技進步、國防建設、民生改善作出了歷史性貢獻，功勛卓著！功不可沒！這是絕對不能否定的！也是絕對否定不了的！如果沒有長期以來國有企業為我國發展打下的重要物質基礎，就沒有我國的經濟獨立和國家安全，就沒有人民生活的不斷改善，就沒有我國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沒有社會主義中國在世界東方的巋然屹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392-393.）

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國有企業出現了許多困難。一些“著名經濟學家”抓住這些問題大做文章，鬧得沸沸揚揚。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分析其原因。改革開放以來，一段時間里國有企業確實遇到了許多困難。這主要是因為，國有企業原來的經營機制、管理方法，是按照計劃經濟這種運行機制設計的。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由國家通過指令性計劃規定，生產上需要的物資由國家調撥，生產出來的產品由國家包銷，創造的利潤上交國家，需要的資金由國家撥給。企業只是一個計劃執行單位，既沒有經營自主權，也沒有經濟責任。這種體制是符合當時的歷史條件的，起過歷史的積極作用。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根據生產力發展的需要，計劃的作用日益縮小，市場調節的范圍不斷擴大。到黨的十四大，明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整個經濟運行機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時國有企業的經營機制、管理方法，顯然不再適應整個經濟運行機制的需要，迫切需要轉型。在轉型過程中出現不適應新機制的困難是難免的。此外，我們在政策上也存在一些國有企業難以承受的問題。例如：“撥改貸”，國有企業利潤上交國家，但生產經營上需要的資金，國家不再撥給，而靠銀行貸款取得，一下子使得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急劇上升；稅收政策向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傾斜，國有企業的稅率高于非公有制經濟成分，私營經濟、外資經濟享有各種優惠，改革的成本主要壓在國有企業身上。加上國有企業的歷史包袱沉重，包括離退休職工的負擔、企業辦社會的負擔，一下子擺脫不了。所有這些，使得一些國有企業陷入困境。但這并不是國家所有制造成的，這些困難主要是在具體的經營機制、管理方法以及具體政策層面產生的，而同公有制本身沒有必然的聯系。它僅僅表明國有企業必須改革，而不能證明國有經濟注定沒有效率。

進入21世紀，隨著改革的深入，國有企業逐漸適應了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經濟效益迅速提高。無論是資產的增值速度還是利潤的增長速度都超過了私營企業。一大批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的大海中不斷壯大，有的還躋身世界500強的行列。在事實面前，國有經濟沒有效率的言論逐漸消退了。但那些主張消滅國有經濟的“經濟學家”并沒有停止對國有經濟的攻擊，而只是換了一個說法：國有企業效益好，是“與民爭利”。在這些“經濟學家”的眼里，國有經濟左右都不是：效益不好，應該消滅；效益好了，又是“與民爭利”。論調的這種變化，恰恰暴露了這些“經濟學家”一心要搞垮國有經濟的本質。

國有企業“與民爭利”論。它是反對國有經濟、主張“國退民進”的人經常喜歡談論的理由。問題在于，這個“民”指的是什么？怎么“爭利”？這是需要加以分析的。

在我國歷史上，“與民爭利”一說源自董仲舒。漢武帝時，豪族冶鐵鑄錢，危及國家鑄幣和稅收，成為朝廷之大害。漢武帝堅持由國家鑄幣，反對私人鑄幣，董仲舒就攻擊漢武帝“與民爭利”。董仲舒所謂的“民”，并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貴族和富商大賈。可見，在“民”字上做文章古已有之。

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把勞動人民同資本家區分開來。就勞動人民來說，國有企業與“民”之間的利益是一致的，它用不著也不會“與民爭利”。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政權是人民的政權，是代表全國人民的利益的。國有經濟是全民所有制經濟，國家占有生產資料是為人民服務的，國有企業的一切經營活動都直接或間接地滿足了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作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當然需要獲得利潤，但利潤并不是國有企業的生產目的，何況國有企業獲得的利潤最終仍歸人民所有。不可否認，國有企業在實際經營活動中也會同人民群眾發生一些矛盾，但這種矛盾在人民政府的協調下是比較容易通過改革解決的。鼓噪國有企業“與民爭利”的人居心叵測，他們歪曲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性質，制造國家與人民的對立，煽動人民反對國有企業，以便最終削弱以至消滅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對此，我們必須保持警惕。

其實，對于工人、農民而言，真正存在“與民爭利”問題的，恰恰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以資本家私人占有生產資料為基礎、雇用工人進行勞動并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經濟成分，它的生產目的是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資本的本質就是追逐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而不是滿足人民的需要。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營經濟、外資經濟除了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作用，資本家與工人之間存在利益一致的一面外，由于私營經濟、外資經濟還存在剝削，因此資本家同工人之間還存在利益對立的一面。在新創造價值一定的情況下，資本家獲得的利潤與工人的工資在量上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講，資本家與“民”（工人）是一種爭“利”的關系，因為只有把工人的工資控制在勞動力價值的范圍內，甚至壓低到勞動力價值以下，才能保證資本家獲得最大限度的剩余價值。在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的現實經濟活動中，不能不承認這種矛盾是客觀存在的。

如果“民”是指私營企業主、外資企業主（資本家）的話，那么國有經濟同它們之間確實存在一種“爭利”的關系。這一點也無須隱諱。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市場上，各種經濟成分相互平等競爭，這種競爭，歸根結底就是“爭利”，最終是優勝劣汰。哪個企業經營得好，個別勞動耗費低于社會必要勞動耗費，哪個企業就能獲得“利”，得到發展；相反，哪個企業經營得不好，個別勞動耗費高于社會必要勞動耗費，哪個企業就會失去“利”，得不到發展，甚至破產。這是市場無情的規律。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在市場上相互“爭利”，這是正常行為，無可非議，否則就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則了。

鼓噪國有企業“與民爭利”，是新自由主義分子制造國有企業與人民的對立、搞臭國有經濟的一種手法，對此不能不保持高度警惕。

國有企業是壟斷企業論。自2006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開始審議《反壟斷法》以來，有人就利用這一機會，把國有經濟稱為“壟斷行業”，把國有企業稱為“壟斷企業”，竭盡攻擊、污蔑國有經濟之能事。在反壟斷的旗號下，要求“國退民進”，還“利”于民，一時間輿論沸沸揚揚。

我們且不說大量國有企業仍是處于競爭領域的，即使是真的處于壟斷地位，我們應該怎么對待國有企業呢？這是一個需要明確回答的問題。

應該看到，隨著市場競爭的開展，由于大企業適應生產社會化的需要，在一般情況下，效益高于小企業，因此生產勢必出現集中的趨勢。只要是市場經濟，就會有“大魚吃小魚”的現象，這是價值規律、競爭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而生產集中達到一定程度就會導致壟斷，這是客觀的、不可避免的帶規律性的現象。問題并不在于有沒有壟斷，而在于：第一，誰壟斷好？是私人壟斷好還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壟斷好？第二，《反壟斷法》反對的“壟斷”指的是什么？是大企業的控制地位，還是市場上的壟斷行為？

我國的國有經濟同資本主義國家的壟斷企業有著根本區別。我國的國有經濟是在革命斗爭中沒收官僚資本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一開始就帶有社會主義的性質，并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后來，它又隨著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發展而不斷壯大。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根據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國情，我們提出適當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成分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但我們始終強調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而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起主導作用，恰恰是體現公有制主體地位的重要內容。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是我國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發展生產力的前提。國有經濟是全體人民所有的、人民當家作主的經濟，國有企業是為人民服務的企業，它的發展也完全符合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私人壟斷則是在資本家無限度地追逐剩余價值的推動下，市場自由競爭發展到一定階段產生的，它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生產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尖銳化，導致剝削和兩極分化的加劇，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兩者性質根本不同，不可相提并論。

把國有經濟的控制力當作“壟斷”加以譴責是錯誤的。如果國有經濟沒有控制力，公有制為主體就是一句空話；如果國有企業不做大做強做優，我們在國際競爭中就會站不住腳（要知道，私營經濟絕大多數是中小企業，還競爭不過規模龐大的跨國公司）。如果把國有企業當作“壟斷企業”來反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失去自己的經濟基礎，就會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失去立足之地。

必須指出，我們要反對的“壟斷”是指大企業在市場上濫用支配地位、排斥其他企業進行競爭的一種行為，而不是用“壟斷”描述國有企業并予以反對。針對在制定、實施《反壟斷法》的過程中，某些新自由主義分子把《反壟斷法》的矛頭指向國有企業的種種喧嚷，有關方面曾明確指出，我國的《反壟斷法》“從來不以一個企業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地位作為是否壟斷的判斷標準，而是以一個企業是否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作為壟斷的情形之一”。我們反對“壟斷”，并不是反對大企業的控制力，而是反對利用控制地位謀取不正當的利益，最常見的就是操縱價格，從中獲取壟斷高額利潤。而我國在關鍵領域的大型國有企業，雖然在市場上處于支配地位，對市場有控制力，但對它們生產的產品大多數并沒有定價權，油、電、氣、水、運等都是由國家在征求群眾意見后定價的。人民政府首先考慮的當然不是企業利潤有多高，而是人民的承受能力。因此，正如我國有經濟學家指出的，把國有經濟當作“壟斷行業”來反對，把國有企業當作“壟斷企業”來反對，那是別有用心的人制造的“偽命題”！

在資本主義國家，“反壟斷”不是反對大企業在行業中的支配地位，也不是要消滅大企業，而只是反對大企業在市場中的壟斷行為。在一貫高舉“反壟斷”大旗的美國，從來沒有一個人主張把微軟、波音、蘋果等企業消滅掉。

從競爭性領域退出論。有人借中央提出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從整體上搞好國有經濟之機，鼓吹國有經濟應全面退出競爭性領域，將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改造成“民有民營”企業，這就是他們鼓吹的所謂“改制”的含義，實際上就是要把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賣給私人（在大多數情況下，還是“半賣半送”“明賣實送”），實行私有化。令人擔心的是，近年來，“全面退出論”成為一種流行的觀點，這已經對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工作產生了某種程度的誤導。

主張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領域的理由是，私有制經濟天生適于競爭，而國有經濟天生不適于競爭，因為公有制是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所以，國有經濟必須從競爭性領域“全面退出”。有一篇文章說：“按照國有經濟應有的地位和應起的作用來說，它只應該是在特殊性、自然壟斷性、非營利性（公益性）等領域存在的一種形式，實際上也就是市場配置資源失靈或不利的領域。”因此，“國有資本從原有體制內的競爭性領域退出”應該是全面而徹底的，既包括小型國有企業，也包括中型和大型國有企業，目的是使“民有民營經濟成為市場經濟的基礎”。

“全面退出論”的根據是國有經濟不適于競爭，而國有經濟不適于競爭這一論斷的理論依據是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對于這種理論依據的錯誤性，我們將在后文分析。這里，需要分析的是，“全面退出論”的實踐會導致什么樣的結果。

什么叫“競爭性領域”？放眼國際、國內兩個市場，還有多少領域不是競爭性領域？電力、交通、金融、外貿、航天等過去一直是被稱為非競爭性的“壟斷行業”，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現在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競爭，有的甚至已被公認為競爭性領域了。迄今為止，非競爭性領域已屈指可數。如果國有經濟從競爭性領域“全面退出”，那么它還有無立足之地？國有經濟又如何發揮對整個國民經濟的主導作用呢？“全面退出論”實際上主張的是，把賺錢的買賣都讓給私營經濟，而讓國有經濟專門去做不賺錢的、賠本的買賣，反過來又咒罵國有經濟沒有效率，這難道符合市場經濟平等競爭的邏輯嗎？

國有經濟全面退出競爭性領域會造成什么樣的后果？國有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經濟基礎。一旦國有企業從競爭性領域退出，僅僅做不賺錢的、賠本的買賣，國有經濟就不能控制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和提供財政收入，它不僅不能引導、帶領其他經濟成分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相反還要靠非公有制經濟繳納的稅款來養活，這時國有經濟就必然成為非公有制經濟的附庸。如果出現這樣的局面，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就會失去經濟基礎，我國千百萬烈士犧牲生命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存在下去。這種后果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其實，對某些經濟學家來說，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只是第一步，最終目的是消滅國有經濟。有一位經濟學家（一所國內著名大學的副校長）不僅要求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而且要求國有企業退出壟斷性行業。他在2007年9月的一次會議上就以美國所有行業都是“民營的”為參照系，說：“進一步講，石油行業是不是應該由國有的集團來經營？我們加入世貿組織以后，面臨著一個非常嚴重的挑戰，就是我們的產業結構里到底還應該保留多少國有企業？”照他的說法，國有企業應該退出競爭性領域；壟斷性行業，國有企業也應該退出。那么，國有企業還有生存的余地嗎？另一所著名大學的教授倒是直言不諱：今天的大國企應該“民營化”，或實行“撒切爾夫人式的私有化”。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人公開宣稱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領域是中央的精神。他們在報刊上說：“黨的十五大即確定了國企尤其是央企要在競爭性行業退出，而目前是進一步進入。”還有人說：“中共十五大已經明確提出，國有企業在一些關系國計民生的領域里面發展，在競爭性領域內應有序退出。”而且說：“部分行業國進民退將付出沉重代價”！然而查遍黨中央的權威文件，我們卻找不到他們說的這些內容。

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央提出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從那個時候起，就有人開始制造“國退民進”的輿論了。我們先看一下中央提出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的緣由和內涵。國有經濟布局和國有企業組織結構不合理，是國有企業難以搞好的重要原因。布局不合理主要表現在：國有經濟分布過寬，戰線過長，各行各業無所不包，力量過于分散，整體素質不高。組織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在：重復建設嚴重，企業大而全、小而全，沒有形成專業化生產、社會化協作體系和規模經濟，缺乏市場應變能力。在這樣的格局下，要把幾十萬家國有企業都無一例外地搞活搞好，既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所以，中央要求對國有經濟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這是完全必要的。從力圖搞好每一個國有企業，到從整體上搞好國有經濟，既是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在理論上、實踐上和工作指導上的一大轉變，也是搞好搞活國有經濟的戰略性部署。這里絲毫沒有“國退民進”“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領域”的意思。謂予不信，那么，讓我們重讀一下黨的十五大報告以及十五屆四中全會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文件。

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21.）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更是明確規定，“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行業和領域主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其他行業和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集中力量，加強重點，提高國有經濟的整體素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008.）。《決定》明確提出：“要區別不同情況，繼續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極少數必須由國家壟斷經營的企業，在努力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同時，國家給予必要支持，使其更好地發揮應有的功能；競爭性領域中具有一定實力的企業，要吸引多方投資加快發展；對產品有市場但負擔過重、經營困難的企業，通過兼并、聯合等形式進行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盤活存量資產；產品沒有市場、長期虧損、扭虧無望和資源枯竭的企業，以及浪費資源、技術落后、質量低劣、污染嚴重的小煤礦、小煉油、小水泥、小玻璃、小火電等，要實行破產、關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009-1010.）在這些文件里，根本不存在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領域的表述。中央主張對國有經濟做戰略性調整，而從來沒有“國退民進”的說法。即使是一般競爭性領域，中央文件也是主張“有進有退”，縮短戰線，集中力量，搞好重點。當時主持國有企業改革工作的吳邦國同志（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還專門撰文指出，將國有企業改革簡單演繹為“國退民進”，籠統說“國有企業要從一切競爭性領域退出”等等，是完全違背中央精神的，必須堅決加以糾正。

把自己的主張冒充為中央文件中的話，似乎有點招搖撞騙的味道。采取這種手法，難道能說是學術研究嗎？

應該看到，黨的十五大、十五屆四中全會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總的精神是搞好國有企業。《決定》明確指出：“包括國有經濟在內的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是國家引導、推動、調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是實現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堅定不移地貫徹十五大精神，推進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從總體上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和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對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1001.）真不知道那些假借中央名義竭力鼓吹“國退民進”的“名人”讀了這段話是什么感想！這不是同他們的想法完全相反嗎？

國有經濟產權不明晰論。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對國有企業改革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即“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733.）。這是一個完整的思路，應該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思想。

對于“產權清晰”的含義，我國各類報刊上曾經展開過熱烈的討論。在討論中，有的經濟學家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思想來解釋我國國有企業改革中的“產權清晰”的要求，認為全民所有制是“產權虛置”，是“人人所有，人人皆無”，說是大家都有，實際上誰都沒有直接占有。他們用私有制產權理論來觀察和分析我國公有制的產權，怎么看產權都不清晰。他們認為，只要是公有的，不是私有的，產權就是不清晰的。因此，要明晰產權，就必須把國家的財產落實到每一個人，也就是所謂“量化到個人”。按照這一理論，產權清晰的結果必然是私有化。這恰恰是西方資產階級新自由主義的產權經濟學的核心理論。

必須正確理解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產權清晰”的含義。

首先要明確，產權即財產的權利，是一個法律概念。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解，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法律是經濟關系的反映。產權是有關所有制的經濟關系在法律上的表現。所有制的經濟關系決定產權，不同所有制的經濟關系就有不同的產權狀況、不同的產權理論，因而不存在一個統一的、抽象的、脫離經濟關系的產權和產權理論。公有制有公有制產權的界定、公有制產權的理論，私有制有私有制產權的界定、私有制產權的理論。絕不能用反映私有制經濟關系的產權界定來規范公有制的產權，也不能用西方私有制的產權理論來指導我國的全民所有制的改革。這是理解“產權清晰”的前提。鼓吹公有制產權不清晰的經濟學家，恰恰是把私有制的產權界定、私有制的產權理論當作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東西，并把它們作為判斷公有制產權是否清晰的標準。如果按照私有制的產權界定原則來看公有制的產權，那么公有制的產權始終是不清晰的，只有落實到個人，產權才能夠清晰。他們對“產權清晰”的要求就是這樣提出來的。

其次要指出，產權（財產權利）是一個內容復雜的概念，它不是單一的權利，而是多種權利的結合體。從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角度來考察，產權這一概念至少包含兩組權利：一是財產的所有權（這是根本的、具有決定意義的權利），二是財產的使用權、支配權，即經營權（這是由所有權決定的，但又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權利）。（此外還有財產的收益權。不過收益權是由所有權、使用權派生出來的，是從屬的權利。）

從財產所有權來考察，我國國有企業的產權應該說是清晰的。任何一個國有企業的工人都知道，國有企業的財產歸國家所有，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代表全體勞動人民并按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對國有企業的財產行使所有權。有人說這種所有權是不清晰的，其實他想說的是，凡是全民所有制產權總是不清晰的，因為個人并沒有直接占有生產資料，只有私有化，產權才能清晰。囿于私有產權理論的人，怎么也理解不了全民所有制財產所有權這種產權。這樣解釋“產權清晰”，實際上就是要求取消全民所有制。

從法律角度說，我國有關法規對國有企業的財產所有權也有著明確的規定。例如，《國有企業財產監督管理條例》指出：“企業財產屬于全民所有，即國家所有。國務院代表國家統一行使對企業財產的所有權。”這怎么能說“不清晰”呢？你雖然可以不贊成，但不能說“不清晰”。當然，在具體工作中，這種所有權仍需要落實：不僅要從數量上清產核資，界定產權，例如，要把國有資產與企業辦的勞動服務公司等的集體資產分清，在實行租賃、承包時要把國有資產與個人資產分清，當然這方面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而且要建立國有企業財產所有權的管理體制，即明確哪一個具體的國家機關代表國家來行使所有權。在這個意義上講，所有權需要進一步明晰化。但不能由此籠統地得出結論，認為國有企業的財產所有權是不明晰的，更不能由此把“產權清晰”理解為取消國家對財產的所有權，把生產資料“量化到個人”。

從財產的使用權、支配權及經營權來考察，當時國有企業的產權是不夠清晰的，需要明晰化。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所有權同經營權是可以適當分開的，要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的能力，成為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正是按照這一思路進行的。這一改革思路，既堅持了全民所有制的性質，又符合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然而直到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我國國有企業還沒有做到這一點，國有企業的財產使用權和支配權即經營權沒有完全落實，因而這方面的財產權利仍不夠明晰。這表明，市場主體還沒有完全形成。因此，“產權清晰”的重點是明確國有企業應該擁有的財產使用權和支配權，把企業各項經營權利和責任落到實處。

可見，“產權清晰”是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搞好國有企業的重要措施，把“產權清晰”理解為私有化，是與中央關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思想南轅北轍的。

改革開放以來，圍繞是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還是實行私有化，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工作中，都是充滿斗爭的。這種斗爭過去有，現在有，將來也會有。這是很好理解的。雖然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各個階級(敵對勢力除外)的共同利益，但是每個階級的具體利益還是有差別的，每個階級總是想竭力維護和加強自己利益的經濟基礎，發展和擴大自己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在這種情況下，斗爭是不可避免的。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私營經濟的發展，哪種所有制經濟應該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主體，是公有制為主體還是私營經濟為主體，這個問題成為圍繞基本經濟制度的斗爭的焦點。

應該指出，讓私營經濟作為我國國民經濟主體的主張，是得到西方國家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支持的。20世紀末，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就說過，“在經濟方面，中國朝自由市場制度前進的過程已經走了一半。現在，它的兩種經濟——一種私有，一種公有——正在進行殊死的競爭”，而且“戰斗還遠遠沒有結束”。只要美國“繼續介入中國的經濟，就能在幫助私營經濟逐步銷蝕國營經濟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尼克松《透視新世界》，劉庸安、李燁、王愛霞 譯，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0：162，163，171.）。2000年，美國總統克林頓也講，美國要利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機會，在中國推行美國的“價值觀念”，“加速大型國有企業的衰亡”，由“私營企業取而代之”，給中國內部“為人權和法治而奮斗的人們增添力量”，以使中國做出美國所需要的那種“選擇”（美國駐華大使館新聞處2000年9月《背景材料》）。美國政要為什么那么關心我國哪種經濟成分應該占主體地位呢？因為他們從階級本能上感到只有私營經濟成為主體，才能從根上改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從而實現“和平演變”的目的。不能不承認他們的政治敏銳性是十分強烈的。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之間有著復雜的關系。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的作用具有兩重性：一方面由于生產力不夠發達，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還有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它由于是建立在資產階級私有制基礎上的，生產目的是追逐剩余價值，同工人存在雇傭、剝削的關系，因而同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有矛盾的。這種兩重性反映到它同公有制經濟的關系上也有兩個方面，即兩者之間既有統一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在目前生產力水平的條件下，兩種經濟成分都可以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發揮作用，都可以在發展經濟、滿足人們多樣化需要方面做出貢獻，因而一切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但是，公有制經濟與私營經濟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經濟成分，它們的所有制基礎、生產目的、與勞動者的關系從根本上說是不同的，因而它們在發展過程中也必然會產生各種矛盾、摩擦甚至沖突。哪種經濟成分應該占主體地位的問題，實際上就是這種矛盾的集中表現。誰應當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這種斗爭，恐怕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會存在，也許只有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過渡到高級階級，隨著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現象的消失，這種斗爭才會消亡。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授權】，原文載于汪亭友等著《理論是非辨與析：用馬克思主義引領社會思潮》，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