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意識形態(tài)領域形勢發(fā)生全局性、根本性轉變，但目前仍存在一些威脅意識形態(tài)安全的問題和傾向。本文詳細闡述了當前我國意識形態(tài)安全威脅的多種具體表現：美西方主要國家鼓吹的“普世價值”“憲政民主”“新自由主義”等錯誤思潮、歷史虛無主義的新表現新變種、“網絡暴力”“網絡炫富”“利己主義”“娛樂至上”等社會極端傾向和學術界照搬“民粹主義”“消費主義”“民族主義”“生態(tài)主義”等西方概念的危害。在當前形勢下，意識形態(tài)安全仍然具有極端的重要性，意識形態(tài)斗爭仍然具有長期性和復雜性，要時刻警惕苗頭性、傾向性問題，不斷把意識形態(tài)工作引向深入。
意識形態(tài)工作是為國家立心、為民族立魂的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國家長治久安、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正確指引下，在黨中央堅強領導和有力部署下，經過社會各界共同努力，我國意識形態(tài)領域形勢發(fā)生全局性、根本性轉變，為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yè)發(fā)展提供了根本思想保證和強大精神支撐。盡管如此，我們還應清醒地看到，我國意識形態(tài)領域形勢仍面臨復雜情況，存在各種問題傾向與風險挑戰(zhàn)。有的由來已久，根深蒂固；有的新近出現，迷惑性強。雖然表現各異，但都對我國意識形態(tài)安全和國家政權安全構成較大威脅。2023年3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建校90周年慶祝大會暨2023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指出：“當前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斗爭仍然尖銳復雜，需要全黨以敢于斗爭的精神、善于斗爭的本領主動應戰(zhàn)，牢牢掌握主動權。”①我們應當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充分認識意識形態(tài)斗爭的尖銳性、長期性，不斷把意識形態(tài)工作引向深入。
一、認清美西方國家政要鼓吹“普世價值”的戰(zhàn)略圖謀
目前國內對西方“普世價值”的實質與危害有著越來越深刻的認識，但在國際上“普世價值”輿論仍有很大影響。美西方主要國家政要不斷鼓吹“普世價值”，企圖抗衡我們黨倡導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破壞我國改革發(fā)展大局和民族復興大業(yè)。事實上，美西方主要國家政要鼓吹“普世價值”由來已久，在各個歷史時期都表現出其相應的戰(zhàn)略圖謀。從殖民時代起，歐美發(fā)達國家利用工業(yè)化、現代化文明成果和堅船利炮，向世界強制兜售自由、平等、人權等價值觀。在兩大社會陣營對峙時期，西方價值觀對瓦解蘇聯(lián)、東歐等國社會主義政權發(fā)揮了巨大作用。冷戰(zhàn)結束后，美西方統(tǒng)治集團開始調整意識形態(tài)輸出戰(zhàn)略，明確舉起“普世價值”旗號，主張用西方價值觀取代非西方國家的價值觀，消融非西方社會的文化主體性。奧巴馬政府更是把向世界輸出西方“普世價值”，提到美國國家安全戰(zhàn)略的高度。拜登上臺后，重拾民主黨的“普世價值”戰(zhàn)略。2021年3月13日，他在主持美國與日本、印度、澳大利亞三國領導人“四方安全對話”時表示：我們重申承諾，即確保我們的地區(qū)受國際法管轄，致力于維護“普世價值”，以及免受脅迫。其目的無疑是要用美西方國家的價值觀引領所謂“自由世界”，強化美國與其盟友的觀念認同，在西方社會形成一個牢固的意識形態(tài)共同體，以此應對來自中國等國家的所謂意識形態(tài)威脅和挑戰(zhàn)。美國的“普世價值”戰(zhàn)略得到西方主要國家的積極響應。早在2013年當選日本首相后不久，安倍晉三就在印尼雅加達發(fā)表圍堵中國的所謂日本亞洲外交“新五項原則”，其中第一項原則是鞏固和普及所謂“自由民主、基本人權”等“普世價值”，矛頭直指中國。2016年安倍晉三明確表示，七國集團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捍衛(wèi)者的聚會”，應該以美國為中心，團結在美國周圍，以應對國際社會面臨的問題。2021年9月13日，日本執(zhí)政黨候選人岸田文雄接過安倍的旗幟，揚言“在中國，威權主義蔓延”，圍繞臺灣穩(wěn)定與香港、新疆“人權”等問題，日本將“毅然應對”，維護“民主主義、法治、人權等普世價值”。同年10月8日，岸田文雄在國會參眾兩院發(fā)表首次施政演說，明確表示日本將與共享“普世價值”的國家合作，聯(lián)合美國、澳大利亞、印度、東盟、歐洲等國家和地區(qū)，通過日美澳印四方機制，大力推進“自由開放的印太”。韓國也同樣展示出了其擁護美國“普世價值”戰(zhàn)略的政治姿態(tài)。韓國總統(tǒng)尹錫悅當政一年多來，多次強調與美國、日本等致力于維護“普世價值”的國家合作。2023年3月16日，尹錫悅表示，“日本是共享普世價值的全球議程伙伴”。同年8月15日，他在首爾梨花女子大學舉行的光復78周年祝賀講話中說，“日本現在是與我們分享普世價值、追求共同利益的好伙伴”，“韓美同盟是基于普世價值的和平與繁榮聯(lián)盟”。除日本、韓國外，比利時、新西蘭、法國等國家也緊隨美國“普世價值”戰(zhàn)略。2016年比利時前首相米歇爾宣稱：“普世價值觀是一座燈塔，必須永遠照亮人類的道路。尊重人權、法治和民主不應有任何例外，不應作任何妥協(xié)，也不應遭任何放棄。政客所關心的是下一次選舉，而政治家關心的則是下一代的未來。讓我們努力滿足我們公民的期望，踐行我們的普世價值，像政治家那樣行事。”②2018年10月9日，新西蘭總理杰辛達·阿德恩在聯(lián)合國大會發(fā)言中提出，新西蘭“致力于在普世價值基礎上促進和捍衛(wèi)開放、包容、基于規(guī)則的國際秩序”③。2019年6月6日，在諾曼底登陸75周年紀念日，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呼吁美國接受“普世價值”。他對前來參加紀念活動的特朗普總統(tǒng)說：“只有你們的國家為普世價值而戰(zhàn)時，它才是偉大的。”④美國、日本、韓國等國家高舉“普世價值”大旗，實質上并不是為了弘揚全人類的價值，克服全人類的問題，而是推崇美西方國家的價值觀，是要把美西方國家的價值觀包裝成為全人類的價值。近年來，美西方國家大搞“價值觀外交”，開動意識形態(tài)機器，刻意強調西方同中國在種族、文化、信仰等方面的差異，煽動西方世界對中國的種族歧視、文化敵視和意識形態(tài)偏見，全方位抹黑和丑化中國，目的是構建針對中國的西方意識形態(tài)陣線，配合美國政治上打壓中國、外交上孤立中國、經濟上封鎖中國、技術上制裁中國的戰(zhàn)略需要，以維護西方統(tǒng)治集團的全球利益和世界霸權。顯然，美西方國家打著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旗號，蓄謀已久推動的“普世價值”戰(zhàn)略，越來越鮮明地展現其遏制中國發(fā)展的圖謀。蘇東劇變后，美西方國家把和平演變社會主義政權的重點轉向中國，國際反華勢力加緊向我推行西化、分化戰(zhàn)略，企圖顛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其中的一項重要工作是進行意識形態(tài)滲透。西方敵對勢力利用世界社會主義處于低潮的有利時機，不僅宣揚資產階級價值觀，而且詆毀馬克思主義，抹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他們發(fā)現，把美西方價值觀包裹上“普世價值”這一堂而皇之的漂亮外衣，就能起到迷惑民眾、事半功倍的效果。于是“普世價值”成為美西方國家孤立打壓中國的意識形態(tài)工具，并以此配合美西方國家針對中國的經濟制裁、技術封鎖、軍事威脅、外交孤立等戰(zhàn)略。事實上，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價值觀從來不是抽象的、“普世”的，而是具體的，有著民族的國家的特色。和平、發(fā)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但這些共同價值是建立在尊重包容各個民族、各個國家價值觀及文化觀的基礎上，建立在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fā)展道路的權利的基礎上，是人類共同價值與民族國家價值觀的有機統(tǒng)一、相得益彰。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弘揚并率先垂范“和平、發(fā)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另一方面弘揚并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人權、法治道路。這兩個方面是并行不悖的。我們需要認清美西方政要鼓吹“普世價值”的真面目，努力打破西方輿論封鎖和話語霸權，主動占據國際道義制高點，堅定信念，排除干擾，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美好新世界。同時，需要深刻認識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的科學內涵，適應世界大調整大變革的要求和趨勢，從兩種意識形態(tài)、兩種社會制度較量斗爭的高度，深刻領悟國際領域意識形態(tài)斗爭的復雜性、尖銳性，深刻領悟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偉業(yè)的艱巨性、必然性，敢于斗爭、善于斗爭，不斷提升國家傳播力、國際話語權，堅定維護我國主權、安全、發(fā)展利益。
二、防止“憲政民主”“新自由主義”等思潮死灰復燃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意識形態(tài)工作，習近平總書記帶頭批判錯誤觀點和思潮，揭露了一度甚囂塵上的“普世價值”“憲政民主”“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思潮的實質和危害，對阻止錯誤觀點和思潮的蔓延泛濫、消除人們認識上的困惑發(fā)揮了巨大引領作用。我國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陣地近乎失守的被動局面開始得到根本扭轉，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狀況持續(xù)保持向上向好的積極態(tài)勢。盡管如此，頑固堅持錯誤觀點的人并沒有銷聲匿跡，他們中的一些人迫于形勢和壓力暫時蟄伏起來，但一遇時機便蠢蠢欲動、躍躍欲試。這些人數量不多，但懂得抱團取暖，善于抓住敏感事件炒作輿論，善于勾連境外勢力興風作浪，能量不可小覷。一段時期以來，歷史虛無主義屢禁不絕，在中國實現“民主憲政夢”的聲音依然在叫囂，“新自由主義”仍有較大輿論市場，便是這些人及其背后勢力依然活躍的表現。比如，“憲政民主”思潮仍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活躍在網絡空間。在一些網站、博客等自媒體上仍能見到鼓吹中國搞“憲政”的文章，一些具有較大社會影響的網站為“憲政”代表人物提供言論傳播陣地。特別是個別期刊仍堂而皇之地刊載宣揚中國搞“憲政”、曲解中國法治道路的文章。盡管這些文章沒有明確提出在中國搞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西方憲政，但卻想當然地認為中國“也在考慮建立符合自己的憲政模式”或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文章的作者顯然沒有認清西方憲政民主的實質，沒有分清中國的政治法律制度同西方的憲政制度有著本質區(qū)別，從而把西方的憲政制度當作全人類的“普世價值”、“普世道路”。這表明，繼續(xù)深入學習宣傳闡釋習近平法治思想特別是習近平批判西方“憲政民主”的重要論述，劃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與西方“憲政民主”道路的原則界限，認清西方“憲政民主”的實質和中國照搬西方憲政制度的危害，仍有重大理論意義和重大現實意義。還比如，“新自由主義”老調重彈，蠱惑人心。“新自由主義”源自西方，對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影響由來已久。一段時期以來，“新自由主義”的主要表現是，鼓吹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中國要搞市場經濟必須徹底私有化，鼓吹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反對政府干預市場。近些年來，“新自由主義”有了新表現，即每遇中央強調支持和鼓勵非公經濟發(fā)展，倡導為民營企業(yè)創(chuàng)造良好營商環(huán)境時，否定公有制主體地位，割裂“兩個毫不動搖”，主張以后一個“毫不動搖”取代前一個“毫不動搖”的言論，便沉渣泛起，擾亂民心。毫不動搖鞏固和發(fā)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是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內涵。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應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把公有制經濟鞏固好、發(fā)展好，同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不是對立的，而是有機統(tǒng)一的。”⑤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實踐充分說明，國有經濟、民營經濟各有優(yōu)勢，各具特色，如同鳥之兩翼、車之雙輪一樣缺一不可，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相互協(xié)調、共同發(fā)展，中國經濟才能走得穩(wěn)、走得好、走得遠。切不可以發(fā)展公有制經濟為名，否定非公有制經濟，也不能以發(fā)展非公有制經濟為名，否定公有制經濟。近年來，“新自由主義”的另一重要表現，是以時代變遷、實踐發(fā)展、中國特色等為由，質疑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鼓吹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過時了”“無用了”。某地方報紙2023年3月14日發(fā)表的署名文章，打著發(fā)展民營經濟、創(chuàng)新基礎理論的名義，否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學說，質疑共產黨人的理論原則，宣揚西方庸俗經濟學，產生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2023年11月，某大學舉行的“第二屆價值理論專題研討會”依然有人在重復這一老調。還有學者提出所謂“所有制中性論”，認為當代中國無論是公有制企業(yè)還是私有制企業(yè)都是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不僅地位平等而且相互混合、緊密聯(lián)系，因此，為鼓勵非公經濟發(fā)展和民營企業(yè)家干事創(chuàng)業(yè)，不宜再區(qū)分公有或私有企業(yè)、國有或民營企業(yè)。這些論調并不新鮮，改革開放后一直存在，實質是隨意裁剪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事實，用以教條地機械地對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具體論述，進而否定篡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應當看到，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僅科學分析了創(chuàng)造價值的唯一源泉是活的抽象勞動這一重大結論，科學揭示了資本與雇傭勞動關系的秘密以及資本主義運行的特殊規(guī)律，而且對于社會主義國家的執(zhí)政黨正確認識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規(guī)律，克服周期性經濟動蕩和社會的貧富分化，更好發(fā)展社會主義事業(yè)，具有重大指導意義。發(fā)展社會主義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需要從國情實際、發(fā)展階段以及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fā)，正確區(qū)分基本理論與現實綱領，把握好長遠目標與具體政策的有機統(tǒng)一，沿著正確方向不斷開辟前進道路。既不能死抱經典作家的某些原理或具體結論不放，教條化地對待馬克思主義，故步自封、裹足不前；也不能被眼前的發(fā)展和實踐中的假象所迷惑，打著“創(chuàng)新”的名義，隨意修改或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忘掉共產黨人的最高理想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殊不知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的兩大理論基石之一，沒有這一理論基石，整個馬克思主義體系將會崩塌。要結合實際科學認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運行規(guī)律，善于區(qū)分不同問題和問題的不同方面。比如，在認識方法上要把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yè)的性質、地位及作用區(qū)別開來，不能因為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yè)對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重要作用、作出重大貢獻而否定其非公有的性質，把它看成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或模糊其私有性。從人類經濟發(fā)展史來看，盡管存在各種經濟形式，但所有制的類型從來就只有公有或私有這兩種，這是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承認的客觀事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行實踐創(chuàng)新、理論創(chuàng)新、制度創(chuàng)新、文化創(chuàng)新的結果。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包括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切不可以當代中國發(fā)展的具體經驗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動搖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個別人為發(fā)展非公有制經濟或打著發(fā)展非公有制經濟的名義，掩蓋基本經濟事實，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割裂“兩個毫不動搖”，其結果只會適得其反。事實上，當前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yè)遇到的暫時困難有復雜的國內外背景和主客觀原因，既有國際上美國打壓、世界經濟低迷的因素，也有國內一些民營資本盲目擴張、急功近利的因素，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顯然不是一些人認為的基礎理論創(chuàng)新不足導致的。事實上，即使按照一些人說的去做，否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取消所有制“姓公姓私”的劃分，或把非公有制經濟納入社會主義經濟范疇，也不能解決目前的困難。因為問題的癥結不在這里。“新自由主義”在當代中國仍有較大影響表明，要結合具體實際和時代發(fā)展要求，全面準確闡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特別是政治經濟學原理，既與時俱進地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充分體現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原創(chuàng)性貢獻，又要避免否定篡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照搬照抄西方資產階級學說，從而把我國經濟改革引向歧路邪路。這是當前思想理論界的一項重要任務。
三、警惕歷史虛無主義的新表現、新特征、新變種
錯誤觀點和思潮懂得喬裝打扮，如滲透在歷史、文學、繪畫等領域的隱性歷史虛無主義。隱性歷史虛無主義不是一種全新的歷史虛無主義，而是就其表現而言，它相對于赤裸裸地宣揚歷史虛無主義(顯性歷史虛無主義)有所收斂，更講策略、更具欺騙性，但本質上仍是一種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潮。這種歷史虛無主義，運用含沙射影、移花接木、牽強附會、戲說調侃等方式歪曲歷史，將宏大的歷史敘事肢解、碎片化，用支流沖淡主流，用枝節(jié)取代主題，割裂歷史的邏輯，割斷歷史的主線，宣揚現象化、表征化的歷史觀。概括起來，隱性歷史虛無主義有著以下幾方面的表現和特征。一是堅持偽價值中立，把歷史虛無主義“學術化”。即從歷史研究領域著手，用歷史唯心主義代替歷史唯物主義，大喊“價值中立”“理性反思”等口號，高舉“學術探究”“史學研究”等旗幟，假學術之名，行干政之實。一方面，以歷史唯心主義為基礎，將近代以來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成就剝離出特定歷史環(huán)境，解構其歷史價值與時空意義，通過杜撰、歪曲等手段，以“告別革命”“重新評價”等為名，否定人民領袖、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人物，否定歷史發(fā)展主流和黨領導人民創(chuàng)造的輝煌歷史。另一方面，以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和西方史學觀為指導，采用孤立、靜止、片面的觀點看待和評價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事實，攻其一點，不及其余。把歷史研究的政治性和學術性割裂開來、對立起來，也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一個重要表現。有觀點認為，“中國古代的歷史，尤其是正史、官史，都是為了維護當代當朝的政治合法性；當代的歷史自然是為了肯定執(zhí)政黨的政治合法性，在中國的特殊情況下，‘歷史的選擇’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所以近代史就是政治，反對歷史虛無主義也是政治，而不是所謂‘學術’。官方對近代史的解釋是一根完整的證據鏈，其中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都不容抽掉或脫節(jié)。學術研究仍應堅持真理，實事求是。但在成果發(fā)表時，要將國家利益放在首位，如不利可在內部說，或直接報告當局。‘宣傳有紀律，學術不進去’。”這一觀點表面上在維護官方即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進程和執(zhí)政合法性，但其實質卻是把對近代史的研究包括近代以來的歷史研究都看成是政治的需要或政治活動的需要，看成是僅僅為了維護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合法性的需要，否定我們黨得出的歷史結論是建立在基于大量事實的科學研究的基礎上，是站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立場上、符合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科學結論。仿佛給人以一旦展開學術研究就得不出共產黨執(zhí)政具有合法性這一政治結論的印象，這在本質上屬于歷史唯心論。二是假借文學、藝術等形式歪曲歷史，把嚴肅的歷史問題、歷史人物庸俗化、娛樂化。比如，某穿越小說篡改史實，污蔑孫中山是“開啟中國混亂與戰(zhàn)爭的亂臣賊子”，美化李鴻章是“為了中華民族而甘愿成為歷史罪人的忠臣”，頌揚慈禧是“極力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開明太后”。又比如，某著名作家公開宣揚“文學作品永遠不是唱贊歌的工具”，文學的任務是“揭露黑暗、社會不公和人性的邪惡”，完全不提社會主義的文學還需要頌揚真善美，歌頌勞動人民的偉大創(chuàng)造，歌頌中國社會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fā)生的偉大變革。再比如，某大學美術學院副教授以毛澤東的肖像為創(chuàng)作體裁，采用低俗的藝術手法貶低偉人的光輝形象，畫作整體色調灰暗陰沉，構圖夸張怪誕，其創(chuàng)作用意明顯，即使不懂藝術的外行人也能看出端倪來。這在藝術創(chuàng)作領域不是個例。在藝術品日益市場化的今天，一些文藝觀價值觀扭曲的藝術創(chuàng)作人員，有意迎合社會的陰暗面和不良情緒撈取個人好處，借助藝術創(chuàng)作，抹黑黨的領袖，歪曲黨的歷史，傳播不良政治信息，成為繼學術研究、文學創(chuàng)作之后歷史虛無主義的又一新表現。2021年、2022年引起網民廣泛關注并加以譴責的“瞇瞇眼”事件和“毒教材”事件，也反映出藝術創(chuàng)作領域個別從業(yè)人員的創(chuàng)作導向問題。這表明，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批判是一場長期的斗爭。三是利用網絡技術，依靠資本力量，潛入大眾日常生活。當下歷史虛無主義隱匿化、危害性加大的一個重要表現，是搭乘互聯(lián)網、智能手機等信息時代發(fā)展快車，運用云計算、大數據等新技術，悄無聲息地潛入大眾日常生活中，呈現多樣化、情感化、生活化的特征。在文化資本化、社會娛樂化等趨勢驅動下，豐富的歷史領域容易成為資本滿足逐利本性的狩獵場，嚴肅的歷史話題容易變成社會“泛娛樂化”的犧牲品。人們看到或學習的往往是碎片化、快餐化、娛樂化的歷史，散發(fā)著資本的銅臭味，迎合著少數人的獵奇心理。“資本化”“娛樂化”的歷史，距離真實的歷史越來越遠，而不是越來越近。由于社會大眾對社交軟件、短視頻平臺、互聯(lián)網共享技術的依賴與日俱進，虛無歷史的人利用社交軟件、自媒體平臺、社群營地等，把自己偽裝成“資深行家”“網絡領袖”“公知大V”，在積累了一定名氣和流量后，向網民推銷錯誤的歷史觀、政治觀、價值觀。如遭到有關部門查處并全網封殺的個別演員、博主、網紅等，就是通過微博、視頻、演出等傳播方式，觸碰日本侵華歷史的底線紅線，美化日本軍國主義，詆毀人民軍隊光輝形象，遭到廣大人民的聲討和譴責。當然，也要注意避免將歷史虛無主義以隱性之名隨意泛化、擴大化。歷史虛無主義有著明確的政治內涵，應當嚴格限定在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創(chuàng)造的輝煌歷史這個特定涵義中。不能把否定歷史的現象都看成歷史虛無主義，也不能把民眾對歷史的理解出現偏差看成歷史虛無主義。
四、反對“網絡暴力”“網絡炫富”“利己主義”“娛樂至上”等極端傾向
近些年來，“網絡暴力”時有發(fā)生。隨著互聯(lián)網經濟和自媒體技術的發(fā)展，一些別有用心者和利益團體為博眼球、賺流量和牟取好處，自設議題或炒作熱點事件、敏感話題，通過知乎、微博、公眾號、短視頻等渲染夸大事實，甚至無中生有，將批判的矛頭或指向黨和政府部門，或指向高校、國企等單位，或指向無辜的群眾，煽動網民的激烈情緒，制造緊張的社會氣氛。造謠傳謠、泄露隱私、恐嚇詐騙、人身攻擊等網絡暴力違法犯罪活動大行其道。2023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lián)合發(fā)布《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規(guī)定了五種網絡暴力違法犯罪行為，包括網絡誹謗行為、網絡侮辱行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線下滋擾行為、惡意營銷炒作行為等，還列舉了從重處罰的五種情形，即針對未成年人、殘疾人實施的、組織“水軍”“打手”實施的、編造“涉性”話題侵害他人人格尊嚴的、利用“深度合成”技術發(fā)布違法或者不良信息以及違背公序良俗、倫理道德的、網絡服務提供者發(fā)起、組織的。指導意見的出臺，得到民眾的廣泛支持。人們希望有關部門從快從重處理一批典型案件，還人民群眾一個清朗安全的網絡空間。“享樂主義”之風也頗為盛行。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獲得感幸福感普遍增強的背景下，一些網民特別是年輕網民缺乏正確的財富觀、人生觀，熱衷于搞“凡爾賽(曬)”，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自媒體平臺公開自己的名包、名表、昂貴首飾、高檔化妝品、名牌服裝等奢侈品，拍攝高檔住宅、餐廳、賓館、寫字樓等奢華場景，高調張揚自己的奢華消費與優(yōu)渥生活，以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優(yōu)越感。個別“富二代”、影視明星和自媒體大V也加入“炫富”行列，推波助瀾。不少年輕人受此奢靡之風影響，不顧自己的收入水平、家庭條件，盲目攀比搞超前消費、借貸消費，寅吃卯糧，鋪張浪費，給自己和家庭帶來債務風險，有的還陷入“套路貸”等陷阱中。還有的年輕人自己沒有消費能力卻盲目跟風，在虛榮心驅使下靠租借或集體購買等辦法獲取名牌服飾，然后拍照錄影傳到網絡用于炫耀。一些商業(yè)機構迎合一些年輕人夢想躋身上流社會的心理，開辦名媛紳士培訓學院或培訓班，招攬家境并不富裕的學員甚至年幼的孩童。炫耀奢靡的生活方式，崇尚浮華的人生格調，助長了社會人群特別是年輕人好逸惡勞的習氣，給青少年的健康成長造成不良影響。“利己主義”現象也越來越突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少人以自我為中心，以個人利益為行為準則和道德評價標準，一切向個人利益、小圈子利益看齊。狹隘的個人主義、精致的利己主義備受推崇，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觀念卻受到挑釁。值得警惕的是，商品交換原則和不良社會風氣也波及校園。一些青年學生入團入黨、當學生干部功利色彩濃厚，以個人利益為中心處理自己與同學和老師的關系，把學校、班級、師長視為實現個人理想的跳板或工具。缺乏奉獻精神，集體觀念淡漠，不尊敬師長、不團結同學等現象時有發(fā)生。我們倡導合理合法的利益觀，主張人們把個人奮斗與社會需要、國家利益有機統(tǒng)一起來，反對個人利益、小團體利益凌駕于集體利益、社會利益、國家利益之上，反對極端個人主義，反對唯利是圖和精致利己主義。“娛樂至上”現象也屢見不鮮。這是由資本、市場、新技術、大眾傳播等要素融合生成的資本邏輯主導的網絡社會亂象，并逐漸滲透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種灰色的甚至黃色的文字、視頻、評論充斥在網絡自媒體中，一切話題哪怕是嚴肅的社會話題也成為一些自媒體和網友惡搞的對象，被人為地添加各種不可理喻的搞笑元素。甚至一些電視臺的娛樂節(jié)目也參與其中，“娛樂至上”“搞笑第一”似乎成了節(jié)目的宗旨與追求。這種缺乏正能量、不負責任的現象，干擾了公眾的思想觀念、生活態(tài)度，污染了社會風氣。我們需要積極健康的娛樂方式，但反對庸俗低俗媚俗的“娛樂主義”。
五、謹慎對待“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消費主義”“生態(tài)主義”等西方概念
近年來，學術界把“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消費主義”“生態(tài)主義”等列為中國社會需要警惕的思潮。這一看法值得商榷。
“民粹主義”是個舶來品，在中西方語境中有著不同的內涵。西方語境中的“民粹主義”至今沒有統(tǒng)一明確的定義，主要是對底層民眾向西方政府表達不滿與憤怒情緒的一種蔑稱，被西方主流輿論視為危害國家穩(wěn)定、阻礙社會進步的破壞力量，通常與“暴民”或“暴政”等聯(lián)系在一起。“民粹主義”意味著政治動員、全民狂熱和領袖崇拜，是大眾政治中的“烏合之眾”現象、極權統(tǒng)治中的“愚忠盲從”現象，是滋生蔓延“極權主義”“納粹主義”的溫床，對現代民主政治與法治構成嚴重威脅。
“民粹主義”還被西方用作抨擊無產階級革命及其領袖的話語工具。從20世紀60年代起，國外一些學者如邁斯納·施拉姆、沃馬克、史華慈、永野英身等，從西方“民粹主義”概念出發(fā)，研究毛澤東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等歷史事件，抨擊毛澤東有“民粹”情節(jié)、中國革命有“民粹”色彩。改革開放以后，我國一些學者不加辨別地拾起西方學者的牙慧，照搬西方學者的觀點，依樣畫葫蘆地批評毛澤東是“民粹主義者”，批判中國革命和“大躍進”“文革”等群眾運動具有“民粹主義”色彩。
黨的十八大之后，公知大V、媒體人士，包括境內外學者，把“民粹主義”概念進一步泛化、復雜化，用來否定和批評中國社會中的問題或現象。有人把反思改革中出現的一些問題，說成“反對改革開放路線”的“民粹”，說“民粹主義的要害是反對改革”；有人把群眾對釣魚島、“南海仲裁案”等涉及國家主權表現出來的強烈愛國情感說成“民粹主義”，戲稱他們?yōu)?ldquo;小紅粉”“五毛黨”甚至“愛國賊”；有人把平民百姓上訪，網民對黨和政府工作提出批評意見，知識分子抨擊違法亂紀的官員、警察、法官、富商以及散布錯誤觀點，說成仇官、敵富、反智的“民粹主義”。還有人批評共同富裕，說這一目標是典型的“民粹主義”綱領，其源頭可追溯到太平天國運動期間頒布的宣揚“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天朝田畝制度》；有人說中國走向文明、走向世界存在兩大阻力：一個是極端民族主義，一個是“民粹主義”，跟世界潮流格格不入，“現實中存在一種走向法西斯的力量，而且相當不弱”；還有人把中國“民粹主義”出現的原因歸結為長期以來的專政思想、階級斗爭思想、階級斗爭立場的“寧左勿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應當看到，我國社會中確有一些人對改革提出這樣或那樣的批評意見，網絡上也存在各種不理性的情緒與言論。對于群眾提出的批評意見，無論是有根據的還是沒有根據的，無論是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都需要我們嚴肅認真地對待，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即使群眾作出諸如越級上訪等不理性不合規(guī)的舉動，包括愛國言行中出現偏激甚至違法的情況，也需要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耐心地去做工作，依法依規(guī)進行引導、教育和處理，是什么問題就按什么問題對待。如果籠統(tǒng)地將這些現象和問題與西方“民粹主義”掛起鉤來，不分青紅皂白地加以否定、排斥與批判，只會將這些人推到黨和政府的對立面，這既與我們黨一貫倡導的群眾路線、實事求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相悖，也不利于我國社會的和諧穩(wěn)定與發(fā)展。除了不能亂貼西方“民粹主義”標簽外，也不能在中國籠統(tǒng)地反對“民族主義”“消費主義”“生態(tài)主義”。維護國家和民族正當權益的民族主義，非但不能批判反而需要弘揚。我們反對的是狹隘民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反對把本國本民族利益凌駕在別國別的民族利益之上，反對犧牲別國別的民族利益來滿足本國本民族的利益。把“民族主義”視為“國際主義”“全球化”的對立面，以“世界公民”或“國際視野”自居，片面強調擁抱“國際主義”“全球化”是極其危險的，很容易弱化甚至瓦解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同樣，對于“消費主義”“生態(tài)主義”也有一個科學理解、準確把握的問題。不加區(qū)別地反對“消費主義”“生態(tài)主義”，與我國目前堅持的促進合理消費的政策以及生態(tài)文明建設理念相悖，容易在群眾中產生不必要的誤解。我們反對的是各種不合理消費、過度消費、超前消費，反對把環(huán)境問題政治化，反對借環(huán)境問題遏制中國發(fā)展的西方“生態(tài)至上主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對國外的理論、概念、話語、方法，要有分析、有鑒別，適用的就拿來用，不適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解決中國的問題，提出解決人類問題的中國方案，要堅持中國人的世界觀、方法論。”⑥他還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⑦對于“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消費主義”“生態(tài)主義”等西方概念，我們切不可照搬照抄，不能想當然地以為西方存在這些現象和問題中國就必然存在，必須充分考慮中國的國情與實際。中國有自己的特殊國情，無論在經濟社會發(fā)展、國家政治經濟法律制度、歷史文化傳統(tǒng)，還是在指導思想、話語體系、意識形態(tài)屬性等方面，都與西方社會有著本質的區(qū)別，并沒有產生西方“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消費主義”“生態(tài)主義”等思潮的思想基礎、政治條件、社會土壤。如果不在這些問題上深入思考，隨意照搬西方的概念、話語、理論、方法，就容易落入境內外一些人精心編織的話語陷阱，把矛頭指向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其結果只會是適得其反，加劇人們的思想混亂。必須準確把握批判對象，避免誤讀誤判、胡批亂斗。
六、高度重視意識形態(tài)安全，把意識形態(tài)工作引向深入
近些年來，經過黨中央統(tǒng)一部署和社會各界努力，廣大人民群眾對錯誤觀點和思潮的危害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認識，抵制錯誤觀點和思潮的自覺性堅定性顯著增強。盡管如此，滋生錯誤觀點和思潮的內外部條件并沒有完全消除，境外反華勢力仍抓緊推進對我意識形態(tài)滲透。意識形態(tài)領域暗流涌動，有時交鋒激烈，呈現出隱匿性、頑固性、難治理等特點。要充分認識意識形態(tài)斗爭的復雜性、長期性，牢固樹立陣地意識、責任意識、法治意識，全面貫徹落實黨管意識形態(tài)、黨管媒體、黨管網絡等原則，堅持政治家辦報、辦刊、辦網站，嚴格落實意識形態(tài)工作責任制，加強陣地建設、法治建設，把意識形態(tài)工作引向深入，構建清朗安全的輿論生態(tài)環(huán)境，切不可因眼前的成就而自滿，放松了意識形態(tài)這根弦。對錯誤觀點和思潮的認識與處理，既要高度重視政治原則問題、政治方向問題，也要高度重視思想認識問題、學術觀點問題。相對而言，政治原則問題、政治方向問題容易處理，而思想認識問題、學術觀點問題不易解決，需要經歷一個較長的過程。但只有處理好思想認識問題、學術觀點問題，黨的宣傳思想工作才能落到實處、取得實效，科學理論、正確思想才能飛入“尋常百姓家”。目前黨中央對錯誤觀點和思潮的批判，立場是鮮明的，揭露是深刻的，是非界限也是清晰的，這有利于全社會開展輿論斗爭和意識形態(tài)工作。盡管如此，思想認識、學術觀點方面的教育引導仍顯得薄弱，需要調動廣大理論工作者的積極性，加強理論辨析和思想引導。比如，如何看待西方“普世價值”的實質？如何厘清“普世價值”與“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區(qū)別？如何認識西方“憲政民主”的實質？如何厘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同西方“憲政民主”的區(qū)別？如何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話語體系？等等。要改進意識形態(tài)工作，避免用簡單粗暴的方法對待學術研究，搞一刀切、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對于設置敏感出版題材，實行出版物送審及審查制度，這些想法、做法的初衷是好的，但需要完善相關制度和工作，使好的愿望變成好的結果。送審及審查的重點應圍繞是否存在違背黨的路線方針和重大政策問題，是否存在違背學術研究的一般規(guī)范問題。要嚴格規(guī)范匿名評閱審查制度，對審閱專家實行有限授權，用清單的形式明確審查方向。要允許認識能力和水平上的差異，只要不存在嚴重違反政治原則、政治方向、政治紀律的問題，不存在嚴重違反學術研究規(guī)范和學術道德的問題，這樣的學術成果應當允許出版和發(fā)表。要鼓勵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倡導健康的學術批評與反批評，通過理論辨析和思想引導努力達成共識、共同進步。要適應時代發(fā)展需要，加強主流意識形態(tài)陣地建設。在信息化時代，廣大群眾尤其是年輕人接受信息的途徑，已經從報紙、電視、門戶網站轉移到自媒體平臺，包括微博、微信、公眾號，以及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臺。這就要求主流意識形態(tài)傳播需要與時俱進，在公眾信息接受度高、影響力大的地方建立輿論陣地，不斷擴大自身影響力。主流媒體必須發(fā)揮好主力軍作用，堅守以人民為中心的新聞觀，主動適應全媒體時代信息傳播的趨勢和規(guī)律，推動傳統(tǒng)媒體與新興媒體融合并向縱深發(fā)展。要積極開展與有影響的自媒體平臺及用戶的合作，特別是與在年輕人群中有影響的自媒體平臺及用戶的開展合作，主動運用自媒體的優(yōu)勢和資源，提升主流媒體的傳播力、引導力、公信力，實現優(yōu)勢互補、相互配合，共同壯大主流思想輿論。要不斷創(chuàng)新傳播形式，堅持內容與形式并重，做到內容豐富扎實、形式新穎多樣。應當看到，信息的碎片化、形式的娛樂化成為當今傳播方式的重要特點。嚴肅的新聞報道和傳統(tǒng)的長篇社論，權威性雖高但接受度在降低，而內容輕松、語言活潑的短視頻、短文章成為群眾喜聞樂見的傳播形式。主流媒體要主動適應這一變化，切實改進文風，善于用事實說話，用典型說話，用群眾熟悉的語言和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搞好新聞輿論工作，真正回應群眾的關切，切忌枯燥的八股習氣。要強化對市場化媒體和自媒體的管控，積極扶持網絡正能量。有些市場化資本化程度高的社會媒體，以及為賺流量謀利而不顧道義的自媒體，往往是網絡負面輿情的推手、制造傳播謠言的集散地、境外勢力影響國內輿情的橋頭堡。雖然這些媒體不占主流，但其破壞力不容小覷，對缺乏自主意識和判斷力的青少年有著更為直接的影響。因此，強化對市場化媒體的監(jiān)管，凈化網絡空間，弘揚正能量，意義重大。監(jiān)管部門要加大工作力度，把不良媒體的負面影響和社會危害降到最低，同時支持和扶持積極傳播正能量的自媒體，擴大其網絡影響和社會影響，推動其形成帶動示范效應。要提高網絡綜合治理能力，推動構建國家監(jiān)管、平臺履責、網民自律的網絡治理新格局。國家層面要強化頂層設計，加強立法，給各類新興媒體以及廣大網民劃出法律紅線和政策底線，讓網絡平臺和網民有法可依、有規(guī)可循。要加大監(jiān)管力度，強化各類媒體的網絡治理責任，防范和打擊各種網絡暴力犯罪活動，斬斷滋生網絡暴力的利益鏈條，嚴厲打擊網絡水軍造謠生事，追究網絡平臺及工作人員違紀違法責任。要做好輿論研判工作，及時掌握輿情最新動態(tài)，準確評估輿情走向并做好相應預案。要適時進行輿論引導，不拖延、不敷衍，牢牢掌握輿論主導權、主動權。要注意輿情反轉現象，及時公布事實真相，因勢利導。要旗幟鮮明開展輿論斗爭，嚴格區(qū)分紅色地帶、黑色地帶、灰色地帶“三個地帶”和政治原則問題、思想認識問題和學術觀點問題“三類問題”，敢于批駁錯誤觀點，堅決遏制負面輿情。要規(guī)范個人在網絡空間發(fā)布信息的行為，嚴禁發(fā)布違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美德以及公序良俗的信息，嚴禁發(fā)布侵犯他人隱私、損毀他人聲譽的信息，嚴禁發(fā)布發(fā)泄對他人不滿情緒的信息，嚴禁超越事態(tài)范圍進行人肉搜索、人身攻擊等行為。要加大網絡安全法律法規(guī)及政策的宣傳教育，培育網民的法治意識和底線意識，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鞏固主流思想輿論陣地。各網絡平臺要牢固樹立“守土有責、守土盡責”的擔當意識，正確處理好經濟利益與社會效益的關系，組織專門的隊伍自查自糾，規(guī)范平臺用戶言行，履行好平臺應有的社會責任。廣大網民要了解相關知識，增強法律意識，提升個人素養(yǎng)，不信謠、不傳謠、不造謠，不盲從、不惡搞、不中傷，不搬弄是非、顛倒黑白、違法犯罪，做到文明上網、理性表達、遵紀守法。發(fā)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也同樣是治理意識形態(tài)領域亂象的根本途徑。維護意識形態(tài)安全，搞好意識形態(tài)工作，營造良好輿論生態(tài)，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必須實現更高質量、更加平衡的發(fā)展，解決人民群眾最為關切的現實問題。一方面，通過高質量發(fā)展，將“蛋糕”做大，同時促進共同富裕，將“蛋糕”分好，讓發(fā)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另一方面，不斷推進黨的自我革命，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解決黨的建設面臨的突出問題，推動實現全過程人民民主，筑牢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lián)系。[1]程恩富、伍山林：《促進社會各階層共同富裕的若干政策思路》，《政治經濟學研究》2021年第2期。[2]李帥：《意識形態(tài)：美國對華戰(zhàn)略競爭的重要武器》，《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3年第8期。[3]石鎮(zhèn)平、劉雨：《謹防跌入西方“民粹主義批判”的話語陷阱》，《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2年第7期。[4]汪亭友、吳深林：《美西方語境語義中的“民粹主義”及其馬克思主義分析》，《政治學研究》2024年第3期。[5]闞道遠：《警惕國際經濟競爭中的西方意識形態(tài)霸權》，《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21年第9期。①習近平：《在中央黨校建校90周年慶祝大會暨2023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7期。②參見聯(lián)合國官方微博2017年1月17日發(fā)布的“聲音2016”，https：//mhtbprolweibohtbprolcn-s.libdb.ucass.edu.cn/status/4062784469404257？③《帶娃上班，新西蘭總理阿德恩在聯(lián)合國談“善治”》，https：//wwwhtbprolsohuhtbprolcom-s.libdb.ucass.edu.cn/a/258370374_681048.2018年10月9日。④《諾曼底紀念日馬克龍呼吁特朗普：接受普世價值，美國才會偉大》，https：//pagehtbprolomhtbprolqqhtbprolcom-s.libdb.ucass.edu.cn/page/OYQJ3tT A_Bb_sH lX AbvF WQKg0.2019年6月7日。⑤習近平：《毫不動搖堅持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推動各種所有制經濟健康發(fā)展》，《人民日報》2016年3月9日。⑥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⑦《堅持黨的領導傳承紅色基因扎根中國大地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新路》，《人民日報》2022年4月26日。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授權】，原刊于《政治經濟學研究》202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