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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部分人目光聚焦于中國拉閘限電，并對此可能造成的經濟放緩感到憂慮時，很少有人注意這樣一個事實：今年1-8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49.5%，國有、股份制、外商投資及私營企業全部取得利潤高增長，41個工業大類行業中，37個行業利潤實現增長，1個行業扭虧為盈，1個行業持平。

盈利是企業經營的硬道理，也是經濟運行的基本要求。效益和質量應該是觀察中國經濟本質與發展趨勢最重要、最可靠的視角，也是新發展階段和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要義。

當前，全球疫情持續蔓延，造成很多生產型國家停工停產、港口擁堵、國際物流成本上升，全球供應鏈遭受嚴重沖擊。作為全球唯一成功遏制住疫情傳播的國家，中國保持了生產連續，經濟有序運行，成為全球產業鏈的安全島和供應鏈的穩定錨。

當全球需求訂單不得不轉向中國，再次突顯了中國制造在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中不可替代的定海神針作用，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更加牢固。

全球產能看中國

盡管中國今年面臨疫情多地散發、部分地區遭受嚴重汛情等自然災害的沖擊，中國經濟依然保持全球少有的較高增長速度，且實現效益大幅改善。這是中國實體經濟具有強大韌性最有說服力的證明。

如果考察中國經濟增長拉動力，出口依然是主要因素。1-8月中國貨物出口同比增長23.2%；與此同時，出口貿易結構持續優化，高技術含量的機電產品在出口占比達到58.8%，而勞動密集型產品占比僅為18.2%。

在全球疫情考驗下，這更加突顯了中國制造在全球經濟恢復和保證供應鏈穩定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更加鞏固。

回望中美貿易戰之初，隨著美國對中國出口商品加征高關稅，一些企業將生產線遷往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印度也被美國作為替代中國制造的國家而寄予厚望。

如今德爾塔病毒肆虐，印度、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大面積停工停產，印度、越南經濟陷入負增長。美國一些遷往越南的企業，現在正緊急安排回遷中國。實際早在去年，一些在越南的企業就將生產遷回了中國。

最近，福特汽車關閉了在印度的工廠。福特在印度辛苦經營10年后，終以虧損20億美元折戟而歸，而在今年年初，通用汽車也退出了印度的市場。

富士康在印度的手機生產線員工大面積染疫，產量銳減50%；去年12月，蘋果公司在印度的一個工廠發生了2000名員工暴力打砸搶燒事件，造成嚴重損失。

福特汽車撤出印度生產線。圖片來源：天下財經

這些案例從不同側面暴露出印度營商環境、勞動管理等方面的弊端。實際上，印度的社會結構（種姓制度）、土地制度、勞動力素質、基礎設施水平（讀者可以腦補印度的火車和鐵路）都難以支撐制造業的發展，或者說印度根本上仍缺乏制造業成長的土壤。這也昭示了美歐寄予厚望取代中國的“印度制造”終將是一場難圓的夢。

最近上海美國商會與普華永道中國公布的一項聯合調查顯示，美國企業對中國業務狀況的樂觀態度已經恢復至貿易戰前的水平。哈佛大學管理學教授史兆威說：“如果你想要可靠的制造業，那么中國是最佳選擇。”

中國世界工廠地位無法撼動

實際上，即使沒有疫情的沖擊，從產業規模與縱深、基礎設施配套、技術水平、勞動力素質等各項條件綜合比較，印度、越南等東南亞國家與中國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他們或許能夠在某些產品或產業鏈某些環節對中國制造產生局部替代，但難以撼動中國制造的整體地位。

國內一些研究者對中國制造業外流的憂慮和警告，大約有10年了。當時主要是由于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低端制造業工廠向越南等國家轉移。10年過去，這樣的轉移一直沒有停止，但并沒有動搖中國制造業的根本，也絲毫無損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

我們應該看到，隨著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以及在產業鏈、價值鏈上不斷向上攀升，這種低端制造業向外轉移是必然的，也符合中國勞動人口下降和技術進步的趨勢。

事實上，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優勢，遠遠不是單純由勞動力低成本決定的，而是包括政策制度、基礎設施、技術進步、人才資源等一整套的適于制造業發展的整體社會環境。

中國工業門類的齊全完整、中國產業的規模、基礎設施的完善、產業鏈的配套、人才資源與勞動力素質、科技創新的迅速提高、各級政府的有效生產組織等等，所有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中國制造無與倫比的綜合競爭力。

中國全面的工業化是成為世界工廠的基礎。中國是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涵蓋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和666個工業小類，產品覆蓋低端、中端、高端。

中國制造業連續11年位居世界第一，制造業產值占全球30%，相當于美國、日本、德國的總和。在500種主要工業產品中，200種以上產品產量世界第一。

中國制造業競爭力已今非昔比。光伏、新能源汽車、家電、智能手機、消費級無人機等重點產業躋身世界前列；通信設備、工程機械、高鐵等一大批高端品牌走向世界；擁有一批處于全球產業鏈中高端的跨國企業，世界500強上榜企業數量去年首次超過美國；中小企業創新活躍，中國已成長出4萬多家“專精特新”企業、4700多家“小巨人”企業、近600家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

從基礎設施環境看，中國高鐵運營里程達3.5萬多公里，高速公路通車里程15萬公里，均在世界上首屈一指；電子商務、互聯網經濟突飛猛進，無處不在的移動支付、網絡金融領先世界；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5G網絡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在加快提速。

從人力資源看，中國擁有規模龐大、素質優良的勞動力資源與人才資本。有近9億勞動人口，1.7億受過高等教育和擁有專業技能，9100多萬科技工作者，享有全球最大工程師紅利，研發人員總量穩居世界第一。

中國制造擁有的這些絕無僅有的獨特優勢，決定了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中國進入世界工廠2.0時代

對于中國制造，一些人總是有一種錯覺，就是認為中國制造“大而不強”。這種認識仍然是用老眼光看待中國制造，已經不能準確概括中國制造日新月異的本質特征。

筆者認為，中國制造“既大又強”，中國制造的競爭力是由快速進步的科技與創新實力支撐（而且“大”本身也意味著強），中國已經進入世界工廠2.0時代。由早期的簡單加工和組裝升級為復雜制造、智慧創造和高技術產品生產，由勞動密集型轉為技術密集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躍升。

中國制造的技術含量在不斷提升。哈佛大學增長實驗室今年8月發布的一項研究發現，在2019 年全球出口技術含量排名中，中國排名第 16 位，上升3位，美國排在第 11 位，過去十年中國與美國的差距縮減了一半多。

中國創新能力躋身全球第一梯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最新發布的《2021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中國創新能力排名第12位，超越日本，緊追德法，在中等收入國家中排名第一，中國連續9年排名持續提升。

我們觀察這個排名，不能簡單停留在名次上，因為排名前10的瑞士、瑞典、荷蘭、芬蘭、新加坡、丹麥等國，經濟體量在世界經濟中微不足道。

如果不考慮這些創新能力強的小型經濟體，中國的創新能力實際上已經與美國、英國、韓國、德國、法國等創新強國比肩。

中國專利申請和授權數連續9年位居世界第一位。據東京調研機構最近發布的分析，在6G專利申請數量方面，中國遙遙領先，占比超過40%。

中國的整體科技與創新實力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正在迅速縮小：在一些尖端技術領域，如高溫超導、納米材料、超級計算機、航天技術、量子通訊、5G技術、人工智能、生命科學等領域，中國已經居于世界前沿水平。

“嫦娥五號”登月、“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奮斗者號”萬米海溝探底，“北斗三號”衛星導航，特高壓輸變電，C919大型客機試飛，殲-20“中國心”替代，這些領先世界的重大科技突破，是中國自主科技創新的最新例證。

時移世易，中國科技實力正在發生一系列顛覆性變化，刷新著全世界的認知：中國研發支出全球排名第二，全球創新指數從落伍者轉變為領導者；人才方面，擁有全球最龐大的高端理工人才庫，已是知識資本的重要創造者。

技術轉讓方面，中國從單純的學習者和技術接收者，轉變為技術轉讓的來源和跨境技術標準的塑造者。這些變化表明，中國已經由全球科技的邊緣角色轉變為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國家。

一個更突出的變化是，一批世界頂尖科技人才開始流向中國。華為已經打造引進海外頂尖人才的內部環境與機制，大批外籍優秀科學家為華為的創新研究效力。

9月初，日本世界級科學家、“光催化”領域權威人物藤島昭帶領研究團隊集體加盟上海理工大學，被日本媒體驚呼為科學家“組團出走”中國的標志性事件。越來越多的世界科技精英加盟中國企業和大學，成為 “全球人才大轉移”的一股新潮流。

在大國競爭的外部壓力逼迫下，中國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有著空前強勁的需求和動力。

中國正在實施創新驅動、人才強國戰略，發憤圖強向著科技自立自強的目標奮進，國家的政策優勢與中國無與倫比的人力資本優勢結合起來，中國在創新領域正在迎來資金、技術、人才的大爆發，有望成為全球新的人才高地與創新高地。

中國制造是時候在國際競爭中挺直腰板

中國進入世界工廠2.0時代，這樣的判斷不僅在于增強我們對中國制造業的信心，更重要的是為宏觀管理的政策調整提供一個參考依據。

隨著科技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升、中國制造業競爭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制造應該走出以低價為主要手段的內卷式的競爭模式，而可以有底氣地向世界要求更高的技術溢價了。這意味著中國制造、中國勞動價值的整體重估。

長期以來，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擁有舉世無雙的產能，這本應該是我們的優勢，但在國際市場上，卻不掌握定價話語權，陷于“買什么什么貴，賣什么什么便宜”的狀態，中國制造只能獲取低廉的附加值，淪為世界的長工。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一些行業集中度較低，國內有大量同質和技術水平相當的企業，它們在參與國際市場競爭中往往局限于自身利益，不能抱團，而陷于內部競爭，這讓中國企業在與國際賣家或買家的談判中處于被動地位。

隨著中國制造業競爭力的不斷提升，特別是中國產能在全球一枝獨秀的當下，這樣的局面必須扭轉，也有條件可以扭轉了。

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個體囿于自身局限，不能把握和左右國際競爭的大勢時，國家或行業管理協會等部門的宏觀管理作用就應該走向前臺，代表國家意志，發揮調控和指導功能，審時度勢，運用多種宏觀管理政策，調節國內產能輸出的規模與節奏，以影響國際市場供求形勢，使中國整體利益變被動為主動。

舉個例子，中國鋼鐵產能占世界57%左右，上游長期依賴國外鐵礦石供應，卻不能掌握鐵礦石定價權。去年以來國際鐵礦石價格一路飆升，中國鋼企只能被動接受。

但在今年5月、8月，中國兩次調整鋼鐵產品進出口關稅，取消大部分鋼鐵產品出口退稅，同時提高鉻鐵、高純生鐵的出口關稅。

隨著中國鋼鐵進出口政策的調整，國際鐵礦石價格應聲急挫，鐵礦石價格從高位下降了50%左右，而國際鋼鐵價格也隨之上漲，中國鋼鐵企業從原材料進口和產品出口兩頭獲益。這是中國運用產能優勢，掌控國際市場定價話語權的一招妙棋。

在全球產業鏈受限、世界需求轉向中國的情況下，類似的進出口關稅政策手段可以在更多產品領域推廣起來，這樣可以把中國一枝獨秀的產能優勢真正運用好，通過合理管控產能釋放水平，爭取國際市場的話語主動權，使中國的產能優勢更多轉化為效益優勢。

比如稀土的生產和出口，中國處于世界壟斷地位，應該靈活運用提高出口關稅或調整出口配額等國際通行做法，影響稀土出口價格，真正使中國稀土體現“稀”的價值，而不再繼續賣出“土”的價格。

在美國及西方推行無限量化寬松并導致全球通脹大爆發的形勢下，中國應當更加靈活、務實地調整對外貿易政策，以提質增效作為進出口指導方針，不宜追求出口規模的增長，而是更應該注重出口效益的提升。

面對全球原材料、燃煤、國際運費價格的猛漲，適度控制部分行業的產能，優先滿足國內需要，減少低端產品出口，可以有效平抑原材料進口價格，提升企業出口價格和效益。

人民幣匯率適度升值也有利于應對當前國際原材料和大宗商品價格猛漲的形勢，并能夠提高中國企業的出口收益。

去年7月以來人民幣持續升值，相當于中國出口商品的整體提價，在促進企業出口效益提升的同時，有效狙擊了輸出性通脹。研究表明，去年下半年至今年4月，人民幣大幅升值壓低了生產者價格指數約2.4個百分點。

很多人擔心人民幣升值影響中國出口，在去年11月人民幣大幅升值時這樣的聲音尤其盛行。但看看今年中國出口的強勁增長勢頭，這樣的觀點在現實面前顯得如此蒼白，他們大大低估了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和中國企業的應變能力。

今年以來，中國企業的效益和出口大幅增長，背后的邏輯就是：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建立在技術進步的基礎上，已經走出靠價格競爭的低水平層次，中國制造業有理由獲得更高的技術溢價。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可以堂堂正正做市場的主導，站著把錢掙了，而不必繼續充當賺取微薄勞動力價值的世界長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