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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再論特朗普獲勝將對美國產生的影響

點擊：作者：張文木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24-11-11 10:03:42

導語：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英國文學家狄更斯這樣描述工業革命發生后的時代。今天的世界似乎又回到了從黑暗向光明、從舊時代向新時代轉變的臨界點：美國已從金融帝國主義轉入高利貸帝國主義——后者是資本的反祖形式，也是商業文明的極端墮落形式。人類文明已臻至暗時刻。哈里斯意識到了這一點，她的敗選講演不幸言中，她說：“只有身處黑暗中，才能看見星光。”

世界社會主義曙光在美國已隱隱出現。

特朗普還是哈里斯上臺，正如膿瘡出在左臉還是右臉一樣，這既難以確定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國的“病理”結構是一致的。認識前者直覺即可，認識后者則需要學問。關于此，我在《美國的沒落》一書中有充分的論述，下面我將書中的原理用于分析這次美國選舉結果對美國的政治——當然也是世界政治——的影響。

特朗普現象不能就事論事，要作歷史分析。毛澤東說得好：“研究問題應該從歷史的分析開始。”（《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1960年2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頁。）

1 總論：

兩次世界大戰既幫助美國擺脫了國內危機，又讓美國軍工資本坐大并主導20世紀40-70年代的美國政治，這就是艾森豪威爾說的“軍工復合體”。朝戰和越戰的失敗，大大削弱了美國獨立發動戰爭的能力，自尼克松后，主導美國的資本轉入金融，軍工資本大幅讓位于金融資本。里根時期，蘇聯解體及中國改革開放加速了美國金融強勢崛起，無障礙的美國金融資本迅速轉入“高利貸”資本并為后者取代。此后美國進入實體經濟空心化和國內民眾嚴重兩極分化階段，伊拉克戰爭失敗后，反映高利貸資本利益的“民主黨”在美國日益失去國內民意基礎，這導致2024年11月特朗普在大選中逆勢獲勝。從這一刻起，美國將再次轉入軍工資本主導美國政治的時代。二戰后軍工資本統治美國，其主要對手就是中國和蘇聯；其表現就是朝戰和越戰。今亦然。

越戰后，美國已無力單獨發動戰爭。這迫使尼克松、基辛格從金融資本那里尋求支持，美國因此被帶入金融-高利貸資本時期，支持美元的物質基礎昨天是軍工，尼克松后就轉入石油。這救了又害了美國。就在美國通過金融繼而高利貸，而不是實體勞動賺的盆滿缽滿時，其脫實向虛造成的負面的因素——比如嚴重的兩極分化——導致支持反映軍工資本利益的共和黨的民意出乎意料——也出乎我的意料——且不可控地大幅飆升，這是導致特朗普大選獲勝的底層邏輯。

特朗普入主白宮，美國將再次進入“軍工復合體”軍工美元時代，軍工資本將主導美國經濟和外交，美國在軍工行業及相關行業的就業率將大幅上升。以下統計表明，特朗普2017-2021年任總統期間美國軍工大幅飆升和失業率大幅下降，注意黑體字。

特朗普2017-2021年任總統期間美國軍工大幅飆升和失業率大幅下降，注意黑體字

但是，軍工的市場就是戰場。特朗普時期的目標對手，還是中國和俄國。這是二戰后美國外交的否定之否定，也是美國霸權的回光返照。

特朗普打破僵局的可能政策是間離中、俄，為此，特朗普可能的選項只能是：

要么犧牲臺灣，以換來與中國的戰略合作——尼克松就是這么干的；

要么犧牲烏克蘭，以換來與俄羅斯的戰略合作——艾森豪威爾對赫魯曉夫的策略就是這樣。

但是，只要中俄高水平的戰略合作不出現（比如赫魯曉夫那樣的）“顛覆性的錯誤”，目前特朗普外交不會出現“尼克松”式的逆襲性成果。

這是因為，尼克松實現其戰略目標的歷史前提是：當時中國、蘇聯、美國三家處在等邊三角對峙關系之中，當時美國手頭也有可與中國交換的——比如它的對臺政策——籌碼。但特朗普面臨的則是完全不同的形勢：目前中俄關系幾乎是無縫對接，根本不存在尼克松時期“等邊三角”的拉據形勢，而美國目前又無可足以動搖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交換籌碼。

進入21世紀，中國軍事現代化已大步前進、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場已穩操勝券，與20世紀70年代不同，今天特朗普手中的臺灣和烏克蘭這兩張牌，已賣不出“好價錢”了。而中俄兩國目前的政治家也相當成熟——不存在中國歷史三國時期因貪荊州小利而棄盟的孫權式或蘇聯后期為討好西方而主動廢國的戈爾巴喬夫那樣不成熟的政治家。特朗普在首任（2017-2021）期間，中國遭到新冠嚴重打擊，在這樣“有利”的情況下，特朗普除了在“推特”上對中國發起攻勢外，其它對中國都是一籌莫展。如此不難想像，今后特朗普的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外交若要取得“尼克松式”的逆襲性成果，其成功的概率幾乎為零。

在中國和俄羅斯這樣有戰略哲學和豐富的政治經驗的政治家面前，如果中俄目前戰略合作條件不變，特朗普的外交將一無所得，那留給特朗普的選擇只能轉向國際和國內。二者必居其一：

要么促發世界大戰——正是前兩次世界大戰讓美國擺脫了危機，而歐洲軍隊至今沒有實際投入俄烏戰場說明，美國這個選項難有勝算。

要么犧牲華爾街：建立國有銀行、國有企業和土地改革，迫使華爾街金融回到正常的商業銀行。這樣的后果——盡管不可想象——就是社會主義革命，革命對象只能是華爾街。

19世紀前半葉美國放棄國有銀行的金融改革，很可能引起馬克思恩格斯的注意。他們曾對美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能性寄于很大希望。為此，他們在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提醒未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完成所有制的改造、實現公有制后，還要特別注意：“剝奪地產，把地租用于國家支出”；“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里”。

這條難度最大——林肯就是這么死的！

當年林肯在美國南北戰爭——這是美國國內政治的第一次大分裂——中解放黑奴的政策曾引起馬克思的注意。1864年11月馬克思起草的第一國際中央委員會《致美國總統阿伯拉罕·林肯》的信，在信中馬克思給林肯以高度的贊揚，說：“從美國的大搏斗開始之時起，歐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覺到他們階級的命運同星條旗息息相關”；“歐洲的工人堅信，正如美國獨立戰爭開創了資產階級統治的新紀元一樣，美國的反奴隸制戰爭將開創工人階級統治的新紀元。他們認為，由工人階級忠誠的兒子阿伯拉罕·林肯來領導他的國家進行解放被奴役種族和改造社會制度的史無先例的戰斗，是即將到來的時代的先聲”。

1865年4月14日，林肯遇刺，當天安德魯·約翰遜繼任總統。5月，馬克思代表第一國際中央委員會起草《致美國總統安德魯·約翰遜》，告誡這位新總統不忘林肯“解放勞動”的偉大使命繼續前進，馬克思寫道：“在這場戰爭結束之后，閣下，落在您肩上的任務就是用法律去根除那些已被刀劍砍倒的東西，領導政治改革和社會復興的艱巨工作。深刻地意識到您的偉大使命，將使您在嚴峻的職責面前不作任何妥協。您將永遠不會忘記，為開創勞動解放的新紀元，美國人民把領導責任付托給了兩位勞動偉人：一位是阿伯拉罕·林肯，另一位是安德魯·約翰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5、151頁。）

毛澤東也看出這一點。1965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與毛澤東談話結束時說：“請主席向美國人民說幾句話，美國人民對中國是有好感的。”毛澤東一針見血地回答說：“祝他們進步。如果我祝他們獲得解放，他們有些人可能不大贊成。我就祝那些認識到自己還沒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難的人獲得解放……美國人需要再解放，這是他們自己的事。不是從英國的統治下解放，而是從壟斷資本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毛澤東：《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11、412頁。）

2024年，美國社會主義思潮在美國興起，估計特朗普——不管他多么不靠譜——也極難作出馬克思指出的那項選擇。果如此，美國人民將會推出更接近社會主義的領導人。

特朗普那不靠譜的性格很像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赫氏修柏林墻、搞古巴導彈危機，特朗普俢墨西哥墻、搞薩德導彈危機。戈氏不要華約，特朗普也幾乎不要北約了。外形舉止還像葉利欽。看來美國與當年的蘇聯一樣氣數快到了。

黑格爾說，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都出現兩次；馬克思補充說：“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今天總在模仿美國歷史的“大英雄”們的特朗普，在美國歷史中可能就是熱衷模仿拿破侖一世的美式“路易-波拿巴”即拿破侖二世，成為美國歷史上的笑劇（滑稽）人物。

9 結論：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英國文學家狄更斯這樣描述工業革命發生后的時代。今天的世界似乎又回到了從黑暗向光明、從舊時代向新時代轉變的臨界點：美國已從金融帝國主義轉入高利貸帝國主義，后者是商業文明的墮落形式，也是人類文明的至暗時刻。而能挽救這場人類文明危機的也不會是軍工經濟，而是民生經濟，而勞動人民——它的主體是工人和農民而不是精英——則是民生經濟的生產主體。

哈里斯的敗選講演不幸言中，她說：“只有身處黑暗中，才能看見星光。”是的，這“星光”只能是美國的社會主義。

世界社會主義曙光在美國已隱隱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