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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國林：1941年“九月會議”，拉開延安整風運動序幕，王明對抗會議

點擊：2782 作者：孫國林來源：新華歷史微信號發(fā)布時間:2024-11-11 11:07:47

會議過程

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擴大會議，也稱“九月會議”。為什么召開這次會議呢？毛澤東說：是“鑒于遵義會議以前，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錯誤給予黨與革命的損失非常之大；鑒于遵義會議以后黨的路線雖然是正確的，但在全黨內(nèi)，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區(qū)與特殊部門內(nèi)，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殘余，并沒有肅清，或者還很嚴重地存在著。”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黨的歷史上，特別是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傾路線問題，批判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從而拉開了在中央領導層開展整風的序幕。

這次會議的時間比較長，從9月10日開到10月22日。但實際上，只在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開了5次會。到會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王明、朱德、洛甫（張聞天）、康生、陳云、凱豐、博古（秦邦憲）、鄧發(fā)。列席會議的有：李富春、楊尚昆、羅邁（李維漢）、陳伯達、高崗、林伯渠、葉劍英、王若飛和彭真。王首道和胡喬木擔任會議記錄。

“九月會議”分兩個階段進行。9月10日、11日、12日為第一階段：毛澤東作關于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主旨報告，與會者聯(lián)系實際發(fā)言，許多人進行了自我批評。之后休會半個多月；9月29日、10月22日為第二階段：十年內(nèi)戰(zhàn)后期負責中央工作的博古、洛甫和李維漢，進一步作自我批評。

在政治局召開的5次會議中，先后有28人次發(fā)言，都表示擁護毛澤東的報告，肯定在中央內(nèi)部開展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重大意義和必要性。不少同志聯(lián)系“兩個主義”在歷史上和現(xiàn)實中的種種表現(xiàn)，進行誠懇的自我批評。特別是曾經(jīng)犯過錯誤的同志，幡然醒悟，痛心檢討。不少人發(fā)言2次，甚至還有的人3次發(fā)言。與會的絕大多數(shù)同志，嚴格要求自己，找出教訓，分析危害，明確糾正的方法，會議開得成功而熱烈。

在中央的統(tǒng)一部署下，《解放日報》配合“九月會議”，連續(xù)發(fā)表社論，如：《反對學習中的教條主義》《加強黨性的鍛煉》《打碎舊的一套》等，以及胡喬木、艾思奇等的文章，宣傳開展整風學習的意義和應取的態(tài)度。

會議內(nèi)容

在第一天的會議上，毛澤東作了主題報告，內(nèi)容有3個方面：（1）過去黨長期為主觀主義所統(tǒng)治，立三路線和蘇維埃運動后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都是主觀主義，后者比立三路線的危害更嚴重。（2）分析了主觀主義的根源和遺毒。他指出，遵義會議雖然變更了政治路線，但主觀主義的遺毒仍在。延安學風存在主觀主義，黨風存在宗派主義。他指出主觀主義來源于：黨內(nèi)“左”傾傳統(tǒng)、蘇聯(lián)德波林學派的影響、中國廣大小資產(chǎn)階級的影響這三個方面。（3）提出了克服主觀主義的辦法。要求分清創(chuàng)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教條式馬克思主義的區(qū)別，要宣傳前者，用它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要開展兩條戰(zhàn)線的斗爭：反對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反對教條主義與事物主義。為此，要實行學制改革，研究馬列的方法論，反對鬧獨立性。要研究六大以來的中央決議。毛澤東提出：中央政治局以思想、政治、政策、軍事、組織五項為根本業(yè)務。而“掌握思想教育是我們第一等的業(yè)務”。要“集中力量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打倒兩個主義，把人留下來”。

毛澤東講話后，張聞天首先發(fā)言做自我批評。他表示完全同意毛澤東的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線是錯誤路線的觀點。他分析說：那條錯誤路線的特征是：政治上是“左”傾機會主義；策略是盲動的；軍事方面是冒險主義，號召攻打大城市；組織上是宗派主義；思想上是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這些錯誤在第五次反“圍剿”時發(fā)展到頂點。他檢討說，自己在莫斯科學了一些馬列主義條文，回國后不了解實際，卻寫文章、作報告，代中央起草文件、規(guī)定軍事戰(zhàn)略，要蘇區(qū)和紅軍去實行。結果，導致第五次反“圍剿”根本塌臺。他深有感觸地說，沒有調(diào)查研究，夸夸其談，自以為比別人高明，就會轉(zhuǎn)化為教條主義。他建議，七大時一定要徹底清算教條主義。張聞天表示，自己過去沒有做過實際工作，現(xiàn)在要下決心補上這一課。4個月后，他毅然去陜北農(nóng)村，花了近一年半的時間，深入調(diào)查研究，自覺補課。

接著發(fā)言的是博古。此次會議前，他就承認蘇維埃運動后期的許多政策錯誤，他應“直接負責”。此次會議上他檢討說，1932年至1935年，整個路線是錯誤的。這表現(xiàn)在對革命的性質(zhì)、動力，土地革命與民族革命的結合，以及革命發(fā)展的不平衡性和長期性等問題，都有不正確的認識。過分估計敵人的動搖和崩潰，夸大革命的力量，總說革命比以前更“高漲”。這就導致軍事上的冒險主義和強迫命令主義，對中間階級不講策略；組織上搞宗派主義，打擊不同意見的同志。他分析說：主觀主義是認識上的唯心論，方法上的機械論。那時，我們把馬列主義詞句和蘇聯(lián)的經(jīng)驗，當做教條在蘇區(qū)搬用。

9月11日，王稼祥發(fā)言說：四中全會反對立三路線，是以主觀主義反對主觀主義，以教條主義反對教條主義，以致后來還會犯錯誤。我們是從莫斯科回來的，沒有實際經(jīng)驗，很容易地成了教條主義者。

任弼時在9月12日的會上發(fā)言，表示完全同意毛澤東的報告，說這個報告在黨內(nèi)外影響很大。他分析說，陳獨秀有社會經(jīng)驗，但對革命不敢前進；李立三等缺乏社會常識，只知一味地“前進”。四中全會后，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進一步發(fā)展。主觀主義是小資產(chǎn)階級的空想主義，它脫離實際，又要鞏固自己的地位，組織上必然實行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在認識論上是唯心論，在政治上的具體表現(xiàn)就是“左”或右的機會主義。他聯(lián)系自己說，過去以為學了理論去做實際工作，就是理論聯(lián)系了實際。毛澤東、劉少奇能根據(jù)實際情況，用辯證唯物主義解決實際問題，這才是真正的理論聯(lián)系實際。他檢討說：在中央蘇區(qū)時，自己毫無軍事知識，卻不尊重毛主席“誘敵深入”的意見，認為蘇區(qū)以外也能打仗，為什么要“誘敵深入”啊。毛主席反對本本主義，即是反對教條主義。那時，我們反對所謂“狹隘經(jīng)驗主義”，是錯誤的。

李維漢雖然不是政治局委員，但也檢討了自己的錯誤。因為他在立三路線時期擔任過中央領導工作，積極執(zhí)行了錯誤路線。他說：中央蘇區(qū)反對“羅明路線”，就是反對毛澤東；在江西反對“鄧、毛、謝、古”，就是因為他們執(zhí)行了毛的路線。他虛心聽取大家的批評，誠懇檢討自己的錯誤，受到大家的肯定。

在“九月會議”上，大家都認為土地革命后期中央的路線是錯誤路線，但對四中全會的評價卻不一致。這個問題，直到1943年的“九月會議”才得到統(tǒng)一，認為那是一次王明用陰謀手段掌握中共中央領導權的中央全會，從此開始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統(tǒng)治全黨長達4年之久，對黨的事業(yè)造成極大的損失。

王明對抗會議

王明在會議過程中，態(tài)度消極，情緒抵觸。10月17日，毛澤東、王稼祥、任弼時一起找王明談話，幫助他認識錯誤。他不但拒不承認和檢討自己的錯誤，反而文過飾非，大講自己的“功勞”，并批評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與會議對著干。別人發(fā)言時，他傲慢地撇嘴瞟眼，流露出一副十分傲慢的神態(tài)。

9月11日，王明第一次發(fā)言，他言不由衷地說：毛主席報告對1932年至1935年的錯誤是路線問題，今天又有洛甫、博古的講話，現(xiàn)在（我）都同意了。反主觀主義與反教條主義，對我有很大好處。接著他炫功說：1930年反立三路線時我寫了《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的小冊子……我在莫斯科看了很多中國報紙，對博、洛在中央蘇區(qū)時對毛的關系是不同意的，對五中全會認為是蘇維埃與殖民地兩條道路的決戰(zhàn)是不同意的。我在國際十三次會上發(fā)言開始說了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十四次全會上便提出了反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部辦法。表明自己一貫正確。接著，他假惺惺地說：當然我也有缺點，就是“沒有很好研究中國問題”，所以，要“從頭做起，向下學習”。王明的發(fā)言，根本不涉及他的“左”傾路線錯誤問題，空洞無物，引起與會同志的不滿。

9月12日，王明第二次發(fā)言。他抓住李維漢發(fā)言中的一句話，大做文章。李維漢發(fā)言時說，經(jīng)過檢查，放下了思想包袱，覺得“輕松愉快”。這句毫無問題的話，卻被王明大加批判，認為李的檢討“不誠懇”、“不徹底”。王明說：1932年至1935年的主觀主義危害很大，羅邁(李維漢)卻認為“輕松愉快”，這是沒有法子糾正的；如認為自己可以馬虎過去，這是不能糾正錯誤的。

然后，王明采用“攪渾水”的戰(zhàn)術，在會上點了許多人的名，說這個是右派代表，那個是立三派，或暗藏的托派、奸細。以圖轉(zhuǎn)移目標，在混亂中逃脫大家對他的批判。

“九月會議”后，王明不但不反省自己的錯誤，反而在10月8日的書記處工作會議上，向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發(fā)起進攻。

王明第一個發(fā)言。他首先鄭重聲明：昨晚和毛澤東等的談話，“是隨便談的，今天我把對時局及過去武漢的工作發(fā)表我的意見。”他談了兩方面的問題。一是關于時局問題。他認為，國際來電后國共關系仍不好，妨礙統(tǒng)戰(zhàn)，其原因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太左”。他認為該文沒有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區(qū)別；未說明要聯(lián)合大資產(chǎn)階級，也未說明今天我們不希望實行徹底的民主共和國。抗戰(zhàn)期間要與國民黨搞好關系，應承認國民黨政府的領導。二是關于過去武漢的工作。王明認為，他與黨中央是一致的，那時的“路線是對的，個別問題有錯誤”。這些“個別問題”包括：擅自以中央名義發(fā)表文件、談話，以個人名義給中央和前方發(fā)指示性的電報等。說這些都是“作風問題”。他發(fā)言后，氣勢洶洶地沖毛澤東說：“你是黨的領袖，我的話對否，做結論全在你。”頗具挑釁性。

本來，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對王明的錯誤已作出原則性的闡明，此時他又翻案。10月12日，王明突然稱病，不參加政治局會議，拒絕批評，干擾了會議進程。

會議成果

這次“九月會議”，采取主題報告和自由討論相結合的方法進行，與會同志本著對黨負責和實事求是的精神，聯(lián)系自己，聯(lián)系實際，暢所欲言地進行討論。會中也有一些批評和爭論，但都是說理的。隨著討論的深入，對幾個黨的重要歷史問題取得了共識。

關于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線問題。大家共認，1932年至1935年，以王明、博古為代表的中央實行的是一條“左”傾機會路線，表現(xiàn)為思想上的主觀主義，組織上的宗派主義，軍事上的冒險主義。對此，王明也不得不在口頭上表示“都同意了”。

關于經(jīng)驗主義問題。以往人們對經(jīng)驗主義的危害沒有全面、深刻地認識，此次會議對于這問題的認識有了一個飛躍。王稼祥、張聞天和任弼時的發(fā)言都認為，經(jīng)驗主義是主觀主義的一種表現(xiàn)形態(tài)。張聞天指出，教條主義與主觀主義可以互相結合，相互為用。經(jīng)驗主義常作主觀主義的俘虜，就是因為兩者都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如無經(jīng)驗主義幫襯，就不能統(tǒng)治全黨。經(jīng)驗主義者也是一種主觀主義，故二者能結合。后來，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一文中談到經(jīng)驗主義時，吸收了張聞天的觀點。

關于對劉少奇的評價問題。在9月11日的會議上，陳云有一個重要發(fā)言。他說：過去白區(qū)的主觀主義錯誤路線，在劉少奇、劉曉到達后才得到糾正，劉少奇是白區(qū)正確路線的代表。據(jù)此，陳云提出，現(xiàn)在劉少奇的位置擺得不適當，將來要提高。這個觀點得到大家的認同。后來，劉少奇在延安升為黨中央的二把手。

九月政治局會議，盡管受到王明的干擾，但是關于歷史上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問題，中央高層還是統(tǒng)一了認識，為以后的全黨整風打下良好的思想的基礎。會中也提出一些尚待討論解決的問題，如這條機會主義路線始于何時？它的標志是什么？如何評價黨的四中全會？王明和共產(chǎn)國際代表與錯誤路線的關系如何？等等。

這次“九月會議”的政治思想意義是巨大的。一是鑒于以往對學習重視不夠，中央作出《關于設立高級學習組的決定》。高級學習組，又稱研究組，負責組織黨的高級干部（中共中央、中央局及中央分局、區(qū)黨委或省委委員；八路軍、新四軍的主要負責人；各高級機關的某些職員和高級學校的一些教員）學習黨史，學習理論，自上而下地帶動全黨整風學習。12月，由毛澤東主持編輯的《六大以來》出版，內(nèi)收文獻資料662篇，作為整風學習的重要文件（1942年10月，又出版《六大以前》）。二是中央成立了兩個專門委員會，即“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和“復查受錯誤路線打擊干部委員會”，由毛澤東和陳云分別擔任主任，對蘇維埃運動后期的錯誤路線進行實際清理。三是改革干部教育。為此中央作出《關于延安在職干部學習的決定》，強調(diào)理論聯(lián)系實際。四是中央作出《中央關于調(diào)查研究的決定》，要求各部門必須加強調(diào)查研究，做好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這兩件大事；五是中央根據(jù)會中毛澤東提出的：思想教育是政治局“第一等的業(yè)務”意見，決定以整風精神，大力改進宣傳工作、《解放日報》的編輯工作和文風。

以上五點，從思想到組織，從目的到措施，保證了對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的徹底清算，促進了黨的高級干部政治路線水平的提高。

1942年2月，全黨整風運動開始。三四月間，毛澤東回敘了1941年“九月會議”的意義。他說，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全面的、全黨范圍的、經(jīng)過中央領導的對整個干部進行的內(nèi)部教育，過去還很少。現(xiàn)在中央已經(jīng)下了決心反對主觀主義，反對宗派主義，反對黨八股，來一個徹底的思想轉(zhuǎn)變，這個意義非常大。“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今天的）事情辦得更好”。對于“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思想與行動，如果不來一個徹底的認真的深刻的斗爭，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爭取革命的勝利。”1943年10月6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又說：要改造好中央，就得經(jīng)過各種步驟，條件成熟。前年的“九月會議”“是改造的關鍵”，否則我是不敢（在1942年2月1日）到中央黨校作（《整頓黨風、學風、文風》）報告的，審查干部也很困難。毛澤東再一次肯定了“九月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