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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調整簡單來講就是

一個中心，三個基本點

一個中心就是前面開展對華政策，三個基本點就包括脫鉤、限制和施壓。

過去中美關系都一直講既有合作也有競爭，合作與競爭并存。但是特朗普政府上臺以后，經過一年的調整，明確中國是美國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在這個理念下，美國要推進一系列的辦法阻撓甚至中斷中國崛起的過程，這就是打三張牌：脫鉤、限制和施壓。

脫鉤最理想的就是全面中斷中美經貿關系。因為美國在過去的40年，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得益于美國的市場、資金和技術。如果在這三個方面全部切斷跟中國的聯系，是最理想的。但事實上辦不到，中美經貿上高度的相互依存是當今世界上那么多大國里面所沒有的。如果美國要達到這個目標，他要付出巨大的代價，而事實上已經做不到了，因為在中國已經扎根的美國企業，面向中國市場的企業不可能再離開這個市場。那怎么辦？現在特朗普政府要做的就是兩個執行，一個是在技術上做。中國接下來經濟要實現質的飛躍要靠技術，所以如果在高技術上能夠在中美之間弄上一堵墻，防止中國在中美這里得到的技術，肯定可以大大地放慢中國經濟發展的步伐。

11月底，我去美國訪問，跟一位美國專家交流，他跟特朗普政府走得很近，當面和特朗普通報中美經貿關系。他講得很坦率，他說現在西方在中國面前唯一的優勢就是技術，因為中國現在要市場有市場、要資金有資金、要制造能力有制造能力，西方唯一的就是高科技優勢，美國也好、德國也好、日本也好，都是這樣的，西方（美國）不可能讓中國超越這方面。

另外一個就是在國防產業鏈上要脫鉤。去年10月份美國國防部發布了一份報告，報告分析當今美國在國防工業上有280項零部件以及重要的原材料和燃料要依賴中國。也就是講如果中美發生戰爭，中國可以切斷美國的國防供應鏈。對美國來講，如果能夠打造一個在戰爭的環境下，還能夠安全運作的后勤，要防止在戰爭環境下中國的制約，美國已經下決心要跟中國脫鉤。包括很多在中國投資的美國企業過去是利用中國的成本為美國的國防工業生產零部件，現在美國政府要求要么離開中國搬到越南、搬到印度，要么以后就不要拿國防部的合同，所以一定要在國防產業上實現脫鉤。美國依賴中國稀土的進口，沒有稀土，高精尖的很多裝備生產不出來。現在美國考慮，第一，能不能從其他國家得到稀土；第二，在技術上看看能不能實現迭代，用一種新的材料替代對稀土的依賴，這是當下美國推進脫鉤。

第二個，限制。前年底的時候，特朗普政府發布了第一份國家安全報告，里面講到一句話，中國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在過去40年利用了美國高等教育機構和研究機構對中國學者和學生的開放。所以這句話就帶來了政策調整，現在要限制中國學生學者對美國去學習相關專業和在美國從事科研工作。這個大家可能已經感覺到了，現在限制越來越多。

還有一個就是限制中國的媒體和文化機構，包括基金會等等在美國的合作、限制我們外交官到美國的合作。過去很難想象我們的外交官到美國去訪問拿不到美國的簽證，現在越來越多這樣的情況。在美國的我國外交人員，活動受到很多的限制，為什么？所謂防止中國對美國社會的涉足。所以一方面需要防止你獲得美國的核心技術，第二個就是防止你通過文化、外交和政治的途徑對美國的社會進行涉及。

第三，施壓。施壓的手段便是所謂中國的企業或個人侵犯美國的知識產權，違反美國的相關政策等等或者是采取司法行動。去年有件事情大家可能還有印象，就是美國以中國從俄羅斯進口蘇39戰斗機和s400防空系統為由，對我們中委裝備部部長進行制裁，這以前是沒有過的，就是中國從別的國家購買武器，美國要來制裁。又比如，美國對華為一系列的打壓措施等等，還有去年對中興采取的行動。所以這個方面美國正在做，而且采取的措施是越來越多，這就是我們講的當下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一個中心和三個基本點。

過去一年，我們看到的中美關系的其他問題。

第一個，中美結構性矛盾越來越突出。

所謂結構性矛盾并非具體問題上發生的問題，如臺灣問題、南海問題、知識產權問題，而是整體性的問題。

第一，就是老大跟老二的矛盾。我國經濟總量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第二，當時國內反映非常激烈。但是2010年以后，美國的戰略界做了一個主要的研究就是中國下一步會在什么時候經濟上超過美國，中國在經濟上超過美國會對美國的國家利益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從美國研究中國的專家學者來講，2010年以后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其研究的就是中國超越美國。從去年開始，美國的對華政策實際上就鎖定了這一問題，要防止中國崛起，要放慢中國經濟崛起的步伐、科技技術的步伐，包括國際影響力提升的步伐。所以老大和老二的結構性的矛盾是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現在在中美關系上變得非常突出。

第二，利益分配。美國在過去幾十年推動了全球化，也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但是現在他們認為在這個過程中，中美的利益分配是不公平的，就是美國對中國開放的程度和中國對美國開放的程度是不對等的，最終導致了收益的不對等，這就是特朗普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的最主要的原因，利益分配不公平。

第三，體制的矛盾，特別是發展模式的矛盾。美國認為，中國用一個非市場經濟的制度來享受市場經濟環境的好處，加入WTO，然后利用國家對經濟的操作和干預來振興自己，所以現在中國要繼續享好處已經不可能了。美國去年跟加拿大和墨西哥簽了雙邊貿易協定，其中有一個“毒丸條款”，就是以后如果要和非市場經濟國家談判FTA，美國就要終止與其雙邊貿易協定。現在美國正想讓日本和歐盟也接受相關的條款。這意味著要堵住中國今后跟世界最主要的發達國家簽訂FTA的可能性。這個月，美國跟日本的貿易談判馬上開始，美國就是要讓日本接受該條款，跟歐盟的談判也要開始。也就是講，美國想辦法把中國的經濟聯系排除在以美國為中心的發達經濟體之外，除非中國在經濟上、經濟體制上完全接納美國體制。這就是中美經貿的摩擦已經上升到發展模式的不同。當然，還有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不同。中國的模式成功，背后實際上就出現了兩個不同的意識形態、價值觀，最后競爭的就是體制。那就是回到冷戰的時候，美國和蘇聯的競爭。當時美蘇之間一方面在軍事上的競爭，一方面就是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競爭。

第二個特點，中美關系正在轉型。

這個轉型就是從合作領域競爭層面到了競爭主導性。以前中美是合作與競爭并存，在奧巴馬的時候，中美之間的合作和競爭都在上升，經濟、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都在加強。但是在南海、亞太地緣政治，中美的競爭也在上升。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合作面在縮小、合作的動力在下降、競爭的領域在擴大、競爭的結構大幅上升，那么這也是過去40年中美關系沒有過的局面。

第三個特點，雙邊關系的縮水。

過去一年，我們看到雙邊關系是大幅度的縮水，外交互動、經貿關系、人文交流都呈直線下降的趨勢。特朗普上臺以后，中美兩國領導人商量要走一個四大對話體系，全面經濟對話、外交與安全對話，還有執法與網絡安全以及人文交流。第一年，2017年四大對話機制先后成立。但是到了去年，勉強是走了一個外交與安全對話，其他的三個對話停止了，為什么？因為美國人覺得，第一，全面經濟對話，已經幾十年，沒有對出什么成果，所以特朗普覺得從小布什搞到奧巴馬，每年都隆重登場，但是沒有解決問題，還不如直接來貿易戰就行了，所以他最后決定進行貿易戰，就是用對抗的措施、用貿易戰的措施來解決美國關心的問題。在人文和社會交流方面，美國認為不需要，因為現在是要限制中美之間的人文交流，要踩剎車。在執法和網絡安全方面，美國覺得對話沒用，要單邊措施，不管是個人還是組織，不管是民間的還是政府的，直接起訴他、通緝他，用這種辦法來解決問題。

另外，中國對美投資大幅下降。2016年的時候我們對美投資一年是達到的460億，到了2017年特朗普上臺的第一年下降到一半，大概240億，去年、前年只有20億。如果再算上我們以前在美國投資里拋離的，去年拋掉90億。也就是講，一邊拋掉90億，一邊直接投資20億，我國在美國的投資10年以來第一次的負增，因為大家感覺到美國已經成為了政治上的高風險國家。美國現在越來越多的加強對中國到美國投資的限制，就是防止中國企業通過并購的辦法把有高科技的工廠買下來，然后獲得技術。不僅美國這么做，美國現在也在跟日本和歐盟聯動，要求他們也要出臺相關的辦法，跟日本和歐洲聯合起來，在高技術上要真正阻止中國，這就是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情。歐盟已經在制定相關政策，主要矛頭就對準中國，而且不僅是對準高技術，還包括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因為在他們看來基礎設施是一個重點，在高科技和基礎設施方面要嚴防中國的投資。

最后就是人文交流，美方在踩剎車，甚至開始倒車。現在美國有兩個變化，第一個，對很多人只發放一次性簽證，不給十年簽證。第二，有些拉入黑名單的取消十年簽證，以后你到美國去還可以去申請，但是一次一簽。現在去申請簽證，接待的已經不是一般的簽證官員，而是美國駐上海總領事，他親自來審查你。對我們很多學生的限制也在加強，奧巴馬時期給我國留學生搞了一個五年簽證，現在對很多高科技行業的或者敏感專業的是一年一簽。去年11月7日，美國司法部長通過SBI對各個大學打招呼，如果該大學有中國學生在高科技專業讀博士，如果是最后一年就算了，如果是第一年，告訴他這一年結束以后簽證不會延長，必須回去。所以接下來大批在美國攻讀高技術專業的中國學生，要么改專業，要么就別讀了。

美國不會只看自己，接下來想到的還有歐盟，歐盟也要加強對中國學生學者的簽證管理。過去多少年，中美關系最主要的人文交流，是中美關系最重要的基礎，不管我們經歷了政治上的動蕩、經歷了安全上的矛盾，但是中美兩個國家的人文的交流還是一直在發展。這第一次中美的人文交流，人民跟人民之間的聯系、兩個社會之間的聯系在縮水。

除了以上變化外，還有一個變化就是美國對華輿論環境的變化。

我去年去了美國三次，最近一次是11月底到12月初在華盛頓一個主要的智庫參加一次會議，開幕式是一個美國民主黨的參議員作主旨演講，他15分鐘的主旨演講，13分鐘在罵中國，還有1分鐘在罵特朗普，還有1分鐘在吹自己，這是早上的主旨演講。到下午結束以后最后一個主旨演講就是美國印太司令部的司令，他通過視頻發表了一個10分鐘演講，8分半鐘是在罵中國，還有1分半鐘在吹美國，這就是當下美國對華輿論環境的變化。

去年4月份我到哈佛去訪問杰斯·特納教授，他表示現在美國在中國問題上已經出現了一股歇斯底里的氣氛，就是所有的人一邊倒的罵中國。這在很大程度上跟特朗普有關系，特別是過去一年，我覺得他對中美關系的影響第一個當然是貿易戰，過去多少年我們一致認為經貿關系是中美關系的基石，但是他現在在挑戰這個基石，他認為美國從中美經貿關系中得到的利益要比中國從這里面得到的利益少的多，所以他要改變這個局面。

第二個傷害，他把一批鷹派極右翼的人帶進了政府。這些人就利用特朗普在經貿上對政府的不滿來推進他們各自的政治立場。比如在安全上，在臺灣問題、在南海問題、在網絡問題等等向中國施壓，有的是在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上對華施壓，這些人多少年在美國都是非主流，現在進了特朗普政府，他們就感覺到機會來了，可以讓他們施展拳腳，這是給中美關系帶來的第二個傷害。

第三個傷害，是整個美國對華輿論環境的變化。如今，中國在美國已經被徹底的妖魔化了，這已經不僅僅是經濟的問題，在安全、在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在社會層面都已經構成了對美國的威脅。去年在美國的時候，美國發布了一個重要的報告就是中國的影響力與美國的國家利益，這就是美國的一些大學的學者、專家和前政府官員，他們仔細分析中國這么多年怎么樣利用高等制造給美國社會進行影響。這個報告發布以后，美國所有的主要媒體都在頭版刊登，一下子感覺到中國已經成為美國面對的最主要的政治威脅和安全威脅，這就是當下美國的氣氛。

第一，我覺得最后的中美關系會是一個真正的世界大國之間的關系。中國不可能再回到過去，跟著美國走或者完全成為美國的一個俘虜，這個階段已經過了。中美之間大國的博弈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準備好沒準備好，這個階段已經到來了。

第二，合作會有新模式，競爭會有新規則。過去40年，這個合作基本上是我們珍惜美國對我們的支持。在我們經濟發展、在處理臺灣問題、在我們國內的政治問題等等，希望美國能夠理解，能夠支持我們。今后不一樣，今后美國也會越來越多的去找中國合作，因為中國有能力來影響美國的國家利益。最近一段時間，特朗普就已經發現中國在試圖影響美國選舉，前面是講俄羅斯，現在是講中國。所以以后我們能夠影響美國國家利益的能力和手段會越來越多，所以中美之間的合作肯定是要雙向的。競爭會有新規則，中美正在進入一個戰略競爭時代，但是很多規則還沒有或者講這些規則是由美國來建立的。今后不一樣，規則要雙方一起商量，南海問題就是一個例子，網絡安全問題是另外一個例子。中美之間競爭不可怕，關鍵是要有規則。

第三，修昔底德陷阱就是最后爆發全面的軍事沖突。修昔底德陷阱，中美會不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我希望不會，但是從一個學者的角度，我覺得不能簡單地講會或者不會。修昔底德陷阱的風險是存在的，這個風險會是變化的。如果從1-10的話，也許有時候我們處理的不好可能就會上升到8、9，甚至真的會爆發戰爭，那就是10。處理的好，可能以后就會是4或者是3，就是中美之間的摩擦和沖突的趨勢如何避免，關鍵是降低大國沖突的風險，這就需要我們在外交上很好地處理跟美國的關系。所以修昔底德陷阱它的風險指數，是我們今后要研究和處理的東西。

最后，我相信只要中國保持好國內良好發展的信心以及外交上吸取過去40年的經驗，今后我們能夠跟美國建立一個更加完整和平衡、兼顧競爭和合作的關系。所謂的平等，以前美國是老大，今后會更加平衡，平衡也就是意味著可能今后我們對美國的依賴會下降，從經濟上、從科技上、從人文交流，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某種意義上肯定還是靠自己，因為沒有中興、沒有華為這些事件出來，可能我們還不會下定決心要在高科技方面自給自足，就像當年如果蘇聯不撤走專家的話，可能后來我們的原子彈、我們的核潛艇還是要靠蘇聯，我們才能夠制造得出。蘇聯一走，我們花了幾年也自己造出來了。中美也一樣，就是現在美國給我們的鍛煉比十年前給我們的鍛煉要好的多，所以現在美國人也很能講現在要跟中國脫鉤，即使做得到，也已經太晚了。雖然特朗普把中美關系定義為全面性的戰略競爭，但是這兩個國家之間的合作，這個合作的需求是存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不僅是經濟上，在很多國際問題、地區問題、新的領域等等，只要美國想推進這些事情就離不開中國，比如朝鮮半島、阿富汗、伊朗，哪一個事情離得開中美合作，所以中美關系肯定會繼續是兼顧競爭和合作。但是在新的形勢下，競爭更加突出，競爭帶來摩擦和對抗的風險更大。因此，對美外交就會面臨過去40年可能都沒有面對一些新的課題。在這種背景下，我們要考慮的就是中國的大國外交要有新格局、新布局、新謀略、新戰略、要有新思路，然后才能夠走出一條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