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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精英”到“大眾”：土改與政治參與的擴大化

　　人民群眾的政治參與度是區分現代化國家和傳統國家的重要標識。中國傳統社會中擁有土地的地主階級獨占農村的政治資源，廣大貧苦農民被排斥在政治參與之外，如“見官三分災”的民間諺語，就直觀表達了中國農民對政治的恐懼和疏離。在土改時期，中國共產黨一方面通過“訴苦”進行政治動員，另一方面嚴厲打擊地主的破壞行為，鼓勵農民群眾積極參與政治。在土改過程中，農民通過參加共產黨和各種群眾組織，廣泛參與了政治選舉、政治監督和政治學習等活動。可以說，土改實現了農民政治參與態度的兩大轉變：一是由疏離于政治向被動參與的轉變，二是由動員參與向主動參與的轉變。農民的政治支持與集體參與，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基礎，也為人民政治體制的運行提供了巨大動能。

　　從“天命”到“革命”：土改與政治文化的世俗化

　　“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辛亥革命后的中國依然受封建政治文化的嚴重束縛，農民依然把自身遭遇苦難的根源視為“命苦”，無法從思想上認識到自身受壓迫其實源于舊制度的統治與剝奪。在土改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通過對舊文藝的改造，拔除農村中的“封建文化堡壘”，建立一支“文化的軍隊”；開展以“冬學”為主的思想文化教育，利用報紙、戲劇、廣播、標語等宣傳教育方式，提高農民的思想政治覺悟和文化水平。在這一過程中造就了“革命化”的鄉村，實現了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有效社會化，從而為新政權的確立打下了堅實的思想文化基礎。

　　從“傳統”到“現代”：土改與政治權威的合理化

　　在中國傳統政治結構中，中央政治權威自上而下的直接影響力大多輻射至縣一級。鄉村社會中，最直接的政治權威體現在宗族組織之中。當中國政治權威組織形態開始由傳統向現代過渡時，宗族權威必定影響現代鄉村組織中政治權威的樹立。為此，以宗族為代表的傳統政治權威必然與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現代政治權威進行最后的頑抗，一定意義上只有摧毀傳統鄉村宗族政治權威，才能確立現代意義上的鄉村政治權威。黨領導的土改，廢除了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并發動農民大眾力量壓倒了鄉村中封建與半封建的地主統治勢力，從根本上消滅了地主階級政權。通過土改，中國共產黨在農村建立起領導組織，并獲得廣大農民群眾強烈和持久的政治認同，從而確立起領導未來國家現代化建設必需的政治權威。

　　從“壓迫”到“解放”：土改與人的現代化

　　實現人的現代化，必須將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從舊制度的階級壓迫下解救出來、從傳統觀念的束縛下擺脫出來、從舊式的社會分工中解放出來。土改將農民從封建的租佃剝削、高利貸剝削和勞役剝削等舊生產關系中解放出來了；翻身農民學習文化，從束縛人的主動性和創造性的封建迷信、倫理道德中解放出來了。尤其是在夫權社會下遭受雙重壓迫的婦女，擺脫“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等封建舊道德的束縛，從包辦婚姻、童養媳、蓄發纏足等封建惡習中解脫出來，她們放足剪發，走出家門參加生產，積極參與政治、參軍、參戰，突破舊式的社會分工，成為土改中的翻身模范。土改推動了人人平等理念在農村社會生根，在相當程度上削減了過去的等級和依附的人際關系思維，為建立人人平等的新社會創造了積極有利的社會條件。

　　從“無”到“有”：土改與基層政權的科層化

　　“皇權不下縣，縣下行自治”是傳統中國基層政權組織建設的真實寫照。當時，國民黨為“剿共”厲行保甲制度，使其具有“官治化”色彩，但始終是一種職役性的組織化制度。晚清以來，中國地方治理十分混亂，先有保甲制、閭鄰制，后有警察制、區鄉制，更換頻繁，又相互嵌套重疊，導致中國現代意義上的基層政權科層化管理始終未能良好發育。毛澤東認為，人民代表大會是“適合于各革命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適合于表現民意和指揮革命斗爭，適合于新民主主義的精神”的政權組織形式。土改后保甲組織被取締，鄉村農民相繼成立了大會并選出委員會，以此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執行機關。由此，真正實現了男女、信仰、財產、教育等無差別的普遍平等的選舉，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基層政權。

　　從社會歷史變遷的角度來看，中國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70年前頒布和實施的《中國土地法大綱》，直指并作用于當時中國社會發展變革的重要關節點，通過對舊有土地制度的改革，調動了廣大農民群眾參與革命的積極性，全面激發了社會領域的活力，從而推動了政治上層建筑的變革，進而為新中國全面的政治制度建設發揮基礎性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