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埋》是我近年看到的最為露骨地用文學形式對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具體說是對土改——進行誣蔑、反攻倒算和顛覆性的作品。閱讀過程中,我腦海里不時地跳出列寧評價俄國作家阿爾卡季·阿韋爾琴科這位憤恨欲狂的白衛分子、《插在革命背上的十二把刀子》小說集作者的一句話:
“看一看刻骨的仇恨怎樣使這本極有才氣的書有些地方寫得非常好,有些地方寫得非常糟,是很有趣的。”(《列寧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4頁。)
應該說《軟埋》很會編故事,可讀性較強,許多人為的虛構情節讓人不易看出破綻和馬腳,但作者為了一個目標的編造感,依然是明顯的。
我很納悶,《軟埋》是2016年8月出版的,這與兩年前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強調的“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精神,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堅持的是“以地主剝削階級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從立場、感情、好惡上,都站在地主階級一邊,這是很耐人尋味的。這里有歷史虛無主義作祟,有資產階級人性論泛濫,更含有一個不可告人的政治訴求和目的。作者用以偏概全的手法,將土改的歷史描繪為對地主的屠殺史,將共產黨和人民政權塑造成兇狠殘暴、戕害無辜、作惡多端的一群暴徒,為地主貼金,表現地主“善良”、“勤勞”、“開明”、“有功”,控訴土改運動殘酷、過火、血腥、沒“人性”,這已經是超出了僅僅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范圍。
小說“盡量湊集各種各樣‘駭人聽聞的事’”,“單個地看,在生活中都會發生。但是,把所有這些湊在一起,并且是這樣地湊在一起,這就意味著是把駭人聽聞的事加以渲染,既嚇唬自己又嚇唬讀者,使自己和讀者‘神經錯亂’。”(《列寧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79頁。)
這話是列寧當年批評“自我欣賞、自命不凡的雙料蠢貨”、烏克蘭民族主義作家溫尼琴科長篇小說《先輩遺訓》時說的,現在我們用它來批評作家方方的《軟埋》,不是同樣也很合適嗎?所不同的,前者湊集的多是“桃色穢行”、“揭人隱私”,后者湊集的則是一個被“土改”改變了命運的女人的各種經歷及地主被殺戮的“故事”。
小說作者以“拒絕遺忘”為名,卻以各種巧合的情節設計捏造一段“新”的土改史。有評論者說的是對的:否定了土改,就否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就否定了人民共和國,也就否定了共產黨的領導和現行體制。這是一條滋滋冒煙的導火索一般清晰的、短短的邏輯鏈條。我認為,問題的癥結就在這里,小說的要害也在這里。作者確是在進行一場豪賭,用虛構、巧合的手法表達了同“砸鍋”、“推墻”、“招魂”的“公知”站在一起的立場。
直覺告訴我們,《軟埋》好像是國民黨右派作家的作品,好像是產生在臺灣反共文人手里的作品,其字里行間流露出來的“傾向”、其表達的審美情趣,都是有別于常態的作品。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軟埋》時,在套封上肯定它是“過去的故事反著講,讀起來有一種很特別的感受”。至于為何“過去的故事”要“反著講”,讀起來究竟“感受”“特別”在什么地方,它沒有明說,其實是需要探討清楚的。
“過去的故事反著講”,掩蓋的舊社會地主階級對農民殘酷剝削和壓迫的實質,掩蓋的是人民翻身作主的合理性與合法性;“讀起來有一種很特別的感受”,暗示的是作品已經同正面的、革命的、人民的文學追求和氣味迥然不同、格格不入了。如果說過去寫“土改”作品多是黨和人民政權的“頌歌”,那么《軟埋》乃是討伐共產黨和人民政權的“檄文”;如果說過去寫“土改”是把它描寫成農民的節日,那么《軟埋》乃是傾訴地主階級強烈的“血淚仇”。這才是“反著講”的真相,這才是“感受”的特別之處。
令人不解的是,《人民文學》2016年第2期卷首語,竟然說“如果偏偏有人要從算舊賬的角度來解讀,那應該提醒的是,長篇小說《軟埋》的省思、追憶和尋訪,無不基于現世安穩、父慈子孝的生活情境之上”。這種包庇,這種“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宣傳,說明我們的文學界有些人在歷史觀和價值觀上是多么的混亂和偏頗。
習近平說:“歷史是最好的清醒劑。”他還強調“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任何人都不能改變歷史和事實。”那些打著“反思歷史”、“還原歷史”旗號,按照逆動的政治訴求,任意歪曲歷史,顛覆科學的歷史結論的作品,除了藝術奉行偽現實主義外,其思想政治上的危害是很大的。
《軟埋》不過是這類作品的一個最近的典型,回顧起來,秉持這種唯心史觀的文學創作幾成一股潮流。這的確是需要深思、嚴肅對待的。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來源:紅色文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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