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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問：1949年，印度甚至非洲的鋼產量、發電量、人均壽命等大部分指標都超過中國，他們現在為何遠遠不及中國？

回答：

這一個問題其實可以拆成三個小問題來回答就比較容易理解：

1）為什么兩國各自建國初期，印度在一些重要經濟指標上超過中國？

2）中印兩國在各自建國以后，為什么類似的計劃經濟發展道路帶來了哪些不同的發展成果？

3）為什么兩國各自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在經濟指標上遠超印度？

1）為什么兩國各自建國初期，印度在一些重要經濟指標上超過中國？

中印兩國建國以前的歷史背景迥然不同。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而且染指中國的不是一家帝國主義，而是好幾家。這一點很關鍵，因為列強對于中國這種依照勢力范圍劃分的“公共殖民地”，是基本不愿意進行大規模產業和基礎設施投資，容易吃力不討好，還替他人做嫁衣裳。

此外，在建國之前，中國已經經歷長達幾十年的軍閥混戰、外敵入侵和革命戰爭，其中日本侵華又給中國帶來尤其深重的災難。這些紛爭對于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不言而喻。在這個階段，“中國本部”的鋼產量、發電量和鐵路歷程等重要指標，是要遠遠落后于“滿洲國”、“臺灣”等日本專屬殖民地的，很多人津津樂道的所謂“民國黃金十年”，也恰恰是錯誤計入了兩個當時日本殖民地的結果。

反觀印度，則被稱為大英帝國皇冠上的明珠，是大英帝國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殖民地。在這種獨家占有的情況下，英國自然對于投資印度一直保有很高的興趣，項目從鐵路、礦山、鋼鐵到市政設施應有盡有。

當然，英國也不是出于發善心而對印度大肆投資投資，只是殖民者認為他們可以長期占有印度這個禁臠才會有戰略投資的打算。大多數時候這些投資的目的是為了維持殖民統治——印度的兵站和市場隨著鐵路蔓延，既方便了收割原材料、傾銷工業品，更方便軍隊輸送和鎮壓。此外，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隨著英國本土面臨封鎖和上升的戰爭壓力，可印度不但基本沒有受到戰火洗禮，反而逐漸成為大英帝國的備戰基地之一，可以自行生產包括粗鋼在內的多種工業產品。

英屬印度1909年鐵路全圖，這與2009的鐵路全圖幾乎沒有區別

建國前印度和中國兩相對比就可以發現，印度在關鍵生產指標上高于中國其實并不奇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除了日本等極少數逆襲的特例，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想在短時間內提高硬件經濟指標，最方便的辦法就是靠殖民者的投資和技術。同樣遭受了殖民剝削，當時統一、穩定、未經戰火洗禮、專屬于英國的印度比起分裂、混亂、列強環伺、飽經摧殘的中國，發展環境不知道要好到哪里去了。

1950年以來的中國、歐洲國家、美國、印度的平均預期壽命http://www.china-profile.com/data/fig_WPP2008_L0_1.htm

雖然印度部分硬件指標比當時的中國好看，但畢竟也還是任人魚肉的殖民地，具體到個人境遇上和當時的中國并無本質差別。例如，雖然印度在二戰期間并未受到戰火波及，但是由于英國二戰時期對于糧食物資的剝奪性搜刮，導致1943-1944年印度東部孟加拉、比哈爾等邦出現大規模饑荒，約400萬人非正常死亡，[1]而這種政策性饑荒居然在英屬印度時有發生。在印度獨立前，其平均預期壽命只有32歲[2]，比中國20世紀30年代所統計的35歲還要短，在1950-1955年這個區間內中國平均預期壽命達到41歲，高于印度的38歲。

總體來看，印度較高的硬件指標并不是它自主決定的結果，而只是肆虐的殖民主義留下的遺產之一。

最關鍵的問題在于，印度雖然坐擁水準較高的硬件，但是這些設施并不內生自印度本土，而是外部強加的結果——除了土建施工和維護（這同樣也是印度雇工在英國人的組織下），印度大工商業設施和基礎建設的規劃、融資、管理都和印度人沒什么關系。即使少數幾個大家族財團，也很大程度上受到殖民主子的擺布。結果就是即使印度人在獨立以后成功接盤，他們也總體上缺乏駕馭這些復雜整體系統的能力，只能做到勉強維持。

從獨立自主這一點上說，雖然中國近代史上出現的民族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甚至買辦資產階雖然有各種各樣的局限性，但是客觀而言，正是他們催生了中國內生的第一批機械師、工程師、經理人和技術工人，這一點和一直處于帝國卵翼下的印度形成鮮明的對比。

2）中印兩國在各自建國以后，為什么類似的計劃經濟發展道路帶來了哪些不同的發展成果？

雖然中印在建國以后都按照蘇聯模式建立了計劃經濟體系，但是兩國的政治制度和社會政策卻大相徑庭。中國建立了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此后不僅完成了土地改革和社會主義三大改造，還逐步在社會層面對舊文化、舊習俗進行革新和重造。這樣一來，中國共產黨不僅僅握有政權和經濟統制權，還擁有了超強的社會動員和資源調配能力，這為后來的社會和經濟大改造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而印度雖然趕走了殖民者，但是在政治制度上卻并沒有打破殖民時代窠臼，上層基本繼承了西式的議會民主選舉制度，基層則依靠地主、權貴聯盟政治，帶有封建色彩的地方自治。雖然中印在建國后選擇了相似的計劃經濟模式，但是由于兩國與之對應的政治、社會的基礎截然不同，因此也就結出了完全不同的果實。

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和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經濟建設，尤其是工業化方面成果豐碩。這一方面是源于新中國建立以后完成了史無前例的社會改革，包括社會平等、醫療、教育、文化等等，激活了規模龐大的社會經濟資源；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中國形成了中央集權，并滲透到基層的強大政權組織，這使得被激發出來的社會經濟資源得以被高效的組織起來，用于投入各種建設之中。這個過程中，最為典型的做法采取“工農業剪刀差”的方式，在極其薄弱的經濟基礎上完成工業化的跨越式發展。具體說，在這種政策下，工業品長期高于其價值，農產品長期低于其價值，以此完成對于農業剩余的抽取，作為工業投資的來源。

“重工業優先發展要求國家具有相當高的資本積累和資本動員能力，然而當時我國工業資本來源渠道很少：第一，建國初，百廢待興，而國家財力極其有限；第二，受當時的國際環境制約，我國工業化建設資金來源的國際渠道很窄；第三，土地改革以后，地主階級被消滅，富農階級也大為削弱，農村中已經基本上不存在具有一定規模的私人資本。因此，民間的農業資本向工業資本轉化的渠道在土改后基本上被切斷了；第四，土地改革以后，農村收入趨于平均化，總儲蓄率下降，因而國家通過金融系統轉移資金的余地也不大；第五，農業稅收的名義稅率已經較重（1953年我國農業稅的稅率已達11.9%）,提高農業稅增加國家財力的空間不大。在這種背景下，在確立了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高速實現工業化之方針的前提下，國家收入分配由農業向工業、由農村向城市傾斜，讓農業為重工業優先發展提供積累，也就成了必然的選擇。（巴志鵬《建國后我國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分析》）

以社會改革為引導、以發展重工業為核心、以工農業剪刀差為動力，新中國走上了一條工業化的道路。這其中，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中蘇聯工業領域援助的156個項目尤其關鍵，為我國此后的工業化大廈打下了堅實的地基。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對于專業化人才的培育也遵循了“蘇聯模式”——為了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需要實行文理分科，合并或增設專門的學科和學校，成批次的培養對口的工業化所需的人才。這一點，對于此后中國的發展走向也極為關鍵。

印度獨立之后難道沒有任何想法嗎？

其實早在建國之初，尼赫魯渴望印度“成為有聲有色大國”的雄心抱負就昭然若揭。在被大英帝國殖民統治長達幾個世紀之久的印度，不管是從政治上還是經濟上，從精神上還是物質上都極其渴望獨立自主，而想要達成這個愿望，工業化、現代化則是不可能繞過的坎。有趣的是，雖然尼赫魯的導師圣雄甘地主張禁欲系的“家庭小工業”、“回到農村”，但尼赫魯卻是個不折不扣的世俗工業黨，主張用大計劃、大工程、大發展來推動印度的經濟獨立自主。因此，印度也和中國一樣選擇了蘇聯的工業化道路為模板，企圖在極其薄弱的農業國基礎上快速實現工業化。

作為死硬工業黨尼赫魯把大壩稱為“現代印度的神廟”，圖為印度一五時期完成的布哈拉大壩

從學習蘇聯模式的角度看，印度比起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國家計委、五年計劃、專業部門一樣不落，直到今天仍然在印度仍占據重要的政策地位。在尼赫魯時期，印度也進行了大規模的工業和基礎設施建設，各種各樣大規模的水電站、鋼鐵廠等項目紛紛上馬，一片熱火朝天、欣欣向榮的局面。

作為鐵桿工業黨的尼赫魯對此自然非常自豪，在1954年為印度北部的布哈拉大壩（Bhakra Dam）揭幕時，他甚至說“大壩應該成為現代印度的神廟(Temples of modern India)”。對于篤信宗教的印度人，尼赫魯的這句話的分量可想而知。各種各樣的國營企業（public sector undertakings，PSU）在這個時期增長迅速，數量從印度一五期間的5家增長到1980的163家，而且涉及行業、雇員人數、創造產值也都出現了極為迅速的增長。

雖然獨立后幾年工業化建設搞得風風火火，但是印度很快就出現了后勁不足的嚴重問題。與中國、蘇聯不同，印度實施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并沒有相應的社會和政治機制與之配套，這就帶來了多方面的挑戰，從資源動員到運行體系都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印度五年計劃時間表，1966年至1969年因為后勁不足而有斷檔

從資源動員的角度看，印度由于沒有完成徹底的土地改革、社會改造和基層政權的滲透，國家的能力自上而下受到層層盤剝，導致政權的資源汲取能力受到很大限制。例如，雖然印度為了加速推動工業資本的積累也實行了總體工農業剪刀差的政策，但是卻沒法像蘇聯和中國一樣動用強大的行政力量“勒緊褲腰帶”，集中優勢資源搞重點突破。

印度資源動員的問題在大規模工業化投資的初期還不明顯，一旦工業規模上來之后，印度官方很快發現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很多重工業項目和基礎設施項目的經濟收益并不明顯，但是印度的政治經濟體制又無法動員起足夠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本來填坑，很快就淪為吞噬財政資源的黑洞。一旦經濟出現波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只能被迫停滯。

從運行體系的角度來看，印度既沒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利潤導向，也沒有社會主義國家行政命令導向，因此出現了一種最為糟糕的組合：市場調節和行政調節同時失靈。

由于計劃經濟的條框限制，印度的自發經濟活動受到嚴格統制，市場調節幾乎失靈。同時，由于印度并沒有建立起一套足以駕馭經濟運營的統一而強大政治系統，這導致印度雖建起了規模龐大的國有經濟系統，但是這些投入大量資源換來的企業卻并不“聽話”，反而成為能夠左右政府的勢力集團，行政命令也幾乎失靈。

市場調節和行政調節雙失靈的情況導致這些企業紛紛轉身成為一個個占據既得利益的的獨立王國，因為他們既不太在乎市場的反應，也幾乎對政府的行政命令免疫。例如，同樣在市場調節缺乏的情況下，中國政府用幾個行政命令就能解決的國企企業經濟決策問題，到印度就成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政府，還有政客個人之間的復雜博弈，很有出現幾十年都解決不了的情況。

雖然這些印度企業吞噬了大量資源，但是他們既不聽市場指揮，也不聽行政命令指揮，形成了占據既得利益的獨立集團，這就導致了印度經濟整體效率極其低下。

從這一點上說，最好的例證非國防研究發展組織（Def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DRDO）莫屬，強大的內部利益集團使他們既在市場上油鹽不進，也對行政命令熟視無睹，直到2016年還在趕1984年的研發進度，印度軍隊、國防部、甚至最高領導人都曾對其怒發沖冠，但是卻又無可奈何。

相比之下，雖然很多專家經常指責“中國的國營企業效率低下”，但是他們往往是用純粹的市場標準看問題，而忽視了國企在市場標準之外，無可替代的社會、戰略和政治職能，因此也低估了國企的綜合效率，而這一效率的來源恰恰是各級各部門高效的黨政命令。

印度在1950-1980年取得了很不錯的硬件經濟成就，中國對其領先幅度不太大

因此，雖然印度和中國一樣，也在獨立以后建立了計劃經濟體制，也取得了一些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展，如發電量、公路通車里程、電話線路等等，但是由于印度并沒有理順內部的體制機制問題，導致其效率極其低下，管理失靈，因此發展道路難以為繼，甚至出現了規模越大，負擔越大，損失越多的可悲局面。這也為印度20世紀80年代的瘋狂借貸和90年代的改革開放埋下了伏筆。

3)為什么兩國各自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在經濟指標上遠超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