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也談中國垃圾電影何以橫行：觀眾不做“背鍋俠”！
點擊： 作者：郭松民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06-21 10:50:00
為什么國產影片質量普遍不高？為什么國內編劇導演做不出好電影？為什么在這種情況下部分演員還拿著天價片酬？在最近的上海電影節上，業內人士各抒己見，其中“老炮兒”馮小剛的聲音格外“刺耳”。
6月18日，馮小剛在第20屆上影節首場金爵電影論壇上表示：中國垃圾電影橫行，和大批垃圾觀眾密不可分。他說，你如果不去給他捧場，他就沒有生存空間，那制作人就不去制作這些垃圾電影。
恕我直言！“老炮兒”此論可謂集厚顏無恥與爭功諉過之大成，體現了中國文化精英一貫愛裝白蓮花又愛責怪別人的臭毛病。這就好比一家餐館，長期用地溝油做菜，有一天被揭露了，不僅不老老實實的道歉、賠償，反而指責顧客：“誰讓你們喜歡吃啊？”天下還有比這更不要臉的做派嗎？
更何況，和餐飲業顧客可以做多樣化選擇不同，影視資本還是高度壟斷的。正如戴錦華教授指出的那樣：太多的院線掌握了話語權，高度壟斷造就了觀眾選擇實在有限，他們本身是被動而無奈。
不過，壟斷只能解釋出垃圾的責任不在觀眾，但不能解釋為什么出這么多垃圾？要知道，壟斷只是一種市場生態，在這種生態下，可以出垃圾，也可以精品。好萊塢也是高度壟斷的，站在美國的立場上看，精品還是主流。而站在中國的立場上看中國電影，則在壟斷的條件下出了太多的垃圾，精品可以忽略不計，或許《鋼的琴》可以算一部。
以“老跑兒”馮小剛為例，他自己拍的、并且甚為得意的《集結號》就是一部成色十足的垃圾電影。
首先，這部電影中主要角色們的扮相就不倫不類，分不出是國軍還是共軍；
其次，這部軍事主題的電影違背了最起碼的軍事常識，比如我軍的號譜上根本就沒有“集結號”，只有“集合號”；
第三，這部電影對解放軍內部的關系做了完全錯誤的描述；
第四，谷子地和他那伙靠哥們義氣聚合起來的九連，又殺俘虜又搜腰包，根本不遵守解放軍的紀律，天下有這樣的人民解放軍嗎？
第五，這部電影完全否定了解放戰爭的正義性，把解放戰爭表現成了一場毫無意義的自相殘殺。
有此五點，《集結號》難道還不是垃圾？不僅是垃圾，而且還是有毒的垃圾。
其他導演拍攝的電影垃圾也很多。
作為中國電影大片開山之作的張藝謀的《英雄》，其主題是宣揚主動做奴隸，因為放棄抵抗就可以換來“天下”的和平，難怪有人猜測《英雄》是獻給2003年剛剛打下伊拉克，勢頭正旺的小布什總統的；
陸川的《南京！南京！》中，中國人都是茍且偷生的，唯一有反思能力的居然是一個參與屠城的日本軍官。陸川的另一部電影《王的盛宴》中，中國歷史變成了“無恥者勝利，高尚者失敗”的歷史，歷史的大是大非則被湮滅在無邊黑暗中了；
黃建新執導的《建國大業》，云集眾多明星，但對新中國的誕生做了一個完全錯誤的解讀，似乎新中國不是建立在人民革命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對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承諾的基礎上；
非行編導的《全民目擊》，讓富人在占領財富高地的同時也占領了道德高地。作為一個階層或階級，中國的暴富一族被假設為講道德的，因此他們的財富、地位也就不再需要受到質疑。顯然，這種假定排除了一個新的更為平等社會出現的任何必要性；
郭敬明的《小時代》連拜金主義也說不上，展示的只是戀物癖。林蕭、唐宛如、南湘可以十分享受地接受富豪同學的高傲、冷漠、刻薄以及怪癖，甚至不惜以精神上的弱智與身體上的出丑而表現出某種“低賤的無辜”，作為“土豪”之精英、之高貴、之美麗的可笑陪襯，這幫閨蜜跟班不停地裝傻賣萌，不敢決裂，目的就是能夠分得奢侈消費、高檔享樂的一杯殘羹冷炙，并為獲得“土豪”施舍的這種恩惠而欣喜不已、心滿意足——我賤我享受！
在薛曉路的《北京遇上西雅圖》里，美國是唯一可以想象的伊甸園。主人公面臨的所有困境，最后都通過“重返美國”來解決。靠著對美國的想象來回應當下中國人面臨的困局，是中國主流電影的普遍現象。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想象造成了很多盲目迷信美國的受害者；
吳宇森的《太平輪》，則完全用國民黨敗兵、國軍遺孀的視角講述解放戰爭。把1949年中國大陸的解放描繪成一場大劫難，而臺灣才是能夠讓心靈和生活重歸安寧、安全的歸宿與故鄉，這個故鄉還是建立在日本殖民者留下的基礎上，要把日本人未完成的曲子譜完；
……
不再一一例舉了。凡此種種，皆為垃圾。晚近三十多年的中國影壇，恰如一個三十年未打掃的奧吉亞斯牛圈，引來東海之水，都不見得能沖干凈。
中國的電影人，為什么制造了這么多垃圾，還自我感覺良好？
大的歷史背景，和冷戰結束以來，資本主義在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廢墟上以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明的面目重返，并宣布全部歷史終結，任何對新的未來可能性的想象因此也成為非法。以市場化、私有化為主要價值取向的新自由主義浪潮席卷全球，新自由主義浪潮把電影裹挾其中，同時也成為電影的內部邏輯。
什么意思呢？電影成了和別克汽車、LV包、麥當勞漢堡一樣的商品，其最高的原則就是利潤。馮小剛在《集結號》上映后，自己也對記者說他別的不在意，只在意市場。這實際上意味著電影人主動放棄了對價值的堅守和追求，這就是出垃圾的主觀因素。
一個人開餐館，如果把利潤看的至高無上，就會使用地溝油；一個人拍電影的，如果也把利潤看的至高無上，則就會出垃圾。這兩者的邏輯是完全一樣的，“老炮兒”不會不明白這一點，恐怕是揣著明白裝糊涂吧？
而新自由主義成為電影的內部邏輯，則意味著把現實的一切不合理，一切弱肉強食、剝削壓迫，都加以美化，并暗示這樣的秩序是天經地義、永恒存在的。
在近三十年來的中國電影構建的世界里，普通人除了發財（只是想象中的）、適應現實的市場邏輯以及去美國之外，再不可能有別的選擇，更不要說去試圖創立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社會關系了。
一切的反抗都是毫無意義的，甚至是反人類的，只有腐朽的、殘忍的東西才是值得留戀的，比如《羅曼蒂克消亡史》。
電影完全失去了批判現實的能力，也失去了想起未來、張望新世界的能力。中國電影只是告訴觀眾要接受命運、享受苦難、自暴自棄。
雖說大的時代背景如此，但電影人也可以有自己的選擇：或者反抗，或者順從。《鋼的琴》就是一種反抗，《讓子彈飛》也是一種反抗，在文學作品中，曹征路教授的《那兒》也是一種反抗，但大多數的電影人選擇了順從。
為什么順從？作為文革失敗的一種后遺癥，中國的文化精英（電影精英是其中的一部分）自八十年代以后就陷入了一種嚴重的失敗主義情緒，失魂落魄，不相信任何崇高的、超越性的價值，也失去了和現實生活的聯系，除了順從與迎合，他們不可能有第三種選擇。
如果再指出一個技術上的原因，則是嚴肅的電影批評的缺位。其實嚴肅的批評是存在，但都被貼上了“左”的標簽，完全被封閉在主流輿論場之外。類似馮小剛這樣的電影精英，能夠看到的只是毫無思想含量和文化含量，以營銷為主要目的的“娛評”，這些“娛評”的主要功能，就是把垃圾說成是黃金，可以讓“老炮兒”們自我感覺良好的大量生產垃圾。
不能不感嘆，三十多年來，以防“左”為名拒絕嚴肅的批評，大大降低了整個中國文化界、影視界的思想和道德水平，乃至智商。而其產生的客觀后果，就是讓中國影壇變成了好萊塢、乃至寶萊塢耀武揚威的跑馬場。
中國電影需要振衰起敝，垃圾遍地的狀況必須結束，正視垃圾產生的原因，必須是第一步！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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