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古的沉滓”董時進：因反對土改泛起，最后的運命也還是仍舊沉下去
點擊： 作者：郭松民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06-16 11:41:02
因反對土改泛起的“古的沉滓”董時進。
最近一段時間，對“還鄉團文學”《軟埋》的批判，正像魯迅先生在《沉滓的泛起》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樣：
“恰如用棍子攪了一下停滯多年的池塘，各種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著筋斗漂上來，在水面上轉一個身，來趁勢顯示自己的存在了。”
《沉滓的泛起》出自魯迅文集《二心集》，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上海《十字街頭》第一期，署名它音。
武漢大學C教授、湖北某文摘雜志主編老T先生，算是“新的沉滓”，董時進先生，則要算是“古的沉滓”了。
董時進先生何許人也？作為地主階級的辯護士與代言人，他本來已經和被一些人戀戀不舍的“民國”一起沉入了歷史池塘的底部，如果不是近來一篇《董時進：驚人的反土改預言》在網上到處流散，也就不會有什么人知道他了。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是其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為反對土地改革給毛主席寫的一封公開信，其中的觀點當時就被駁的體無完膚，其后又被土改的實踐和新中國的巨大進步所證偽，孰料今天又被人拿出來當成為《軟埋》辯護的大殺器，全不顧上面滿是污垢，足證衛生要經常打掃，掃院子試圖一勞永逸是不行的。
董時進于1900年舊歷10月18日生于四川省墊江縣武安鄉天星橋董家老屋。董時進的父親董世緒、母親熊氏，遵循封建社會幾千年“攢錢買地”的傳統，成為第一代“創業”發家的地主，而董時進則因此成為“少東家”。
由于幸而生為地主少爺，所以和同一時代絕大多數農民子弟不同——比如不用像開國上將陳錫聯童年時那樣去給人放牛娃——董家的四位少爺都有條件受到良好教育。董時進于辛亥革命前入桂溪高等小學堂讀書，后到重慶上學，繼而考入上海南洋公學（即上海工業專門學校，今交通大學之前身），畢業后棄工學農，于1917年考入北平京師大學農學院，1920年畢業后考入清華大學公費留學美國之專科，旋赴美國康奈爾大學專攻農業經濟學，算是聞名遐邇的巖里正男/李登輝的老學長。
董時進回國之時，正是20世紀30年代初，土地革命戰爭呈星火燎原之勢。1933年，董時進赴南京，任職國防設計委員會，這個神秘機構直屬于南京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是一個專為國民黨“剿共軍事”出謀劃策的“智囊”機構。
半年后，為了對抗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打土豪，分田地”，“實行耕者有其田”的主張，蔣介石提議在“匪患”最嚴重的江西設立農業院，“以負改進農業、復興農村之任務”。董時進對蔣介石的設想投入了極大熱情，1934年4月，正當蔣介石對位于贛南的中央蘇區發起第五次圍剿打得血流成河之時，董時進應國民黨江西省主席熊式輝之邀，擔任農業院首任院長，準備參與“剿匪善后”，從根本上鏟除土地革命的土壤，“消弭”人民革命。
當然，和國民黨曾經嘗試的“土改”、“減租”一樣，這一計劃也由于國民黨的腐敗和不能觸碰地主階級的利益而宣告失敗。董時進決心用自己的實踐證明地主階級并非不能存在。1939年，他利用個人積蓄及家族資金，在沙坪壩井口鎮置地75畝，開辦了“大新農場”，完成了從地主少爺、學者、國民黨官僚再到地主的循環。
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地主階級雖然受到國民黨政權的武裝保護，但在話語權上卻落于下風——這倒是和今天某省作協主席熱心歌頌地主不同，那時候優秀作家的同情心都在農民一邊——孫中山也主張“平均地權”，國民黨內部也有要求土改的呼聲。為了改變這種局面，發出地主的聲音，董時進成立了“中國農業協進會”，又創辦“現代農民社”，主編《現代農民》月刊，直到1947年創建中國農民黨，并自任主席。當然，在董時進的辭典里，“農民”是有確定含義的，那就是“地主”。
在農民黨的成立宣言中，董時進提出了一系列主張。有一些是虛的，如“黨的使命是為農民爭取國家的主人地位”、“使農民獲得自由自主的權力，不再被別人拉去打仗”等，核心的內容則是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
比如宣言第二條認為，“農民所受的剝削主要是政治剝削”，“一切軍閥官僚皆可以利用他們的權位，肆意掠奪人民”，這是對的，但最后卻落腳在反對“從富農和鄉間小地主的手里奪取一些去彌補貧農”。這就暴露他的真實目的——否定地主階級作為剝削階級的存在。
宣言第三條，“反對強制沒收農民財產”。這聽上去似乎也正義滿滿，但在三十、四十年代，貧苦農民在帝國主義、國民黨政權和地主階級的多重壓榨下，早已“上午片瓦，下無立錐之地”，除了茍延殘喘的生命，沒有任何“財產”可供剝奪，董時進宣言中的農民指的是誰，已經不言自明。
最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為了永保地主階級的天堂和統治，董時進居然公開反對工業化，他在《論中國不宜工業化》一文中煞有介事的提出了兩點理由：
一、全球經濟資源有限，農業作為第一產業擁有比工業優越的發展前景，因此中國應該走農業國的道路。在他看來“然觀農業國可以不需工業國而獨立，工業國不能離農業國而存在，前者實不啻后者之寄生物。”“隨世界工業化之增進，農國之需要加大，工國之需要加少。達于一定程度以外時，農國求過于供，工國供過于求。農國過多尚于世無尤。工國過剩則病象立征。”
二、保持農業的主體地位有利于維護經濟權益和社會穩定。董時進說：“農業之優點，在能使其經營者為獨立穩定之生活。其弱點在不易致大富。然可以補貧富懸殊之弊。此短正其所長。農業國之人民，質直而好義，喜和平而不可侮。其生活單純而不干枯，儉樸而饒生趣。農業國之社會，安定太平，鮮受經濟變遷之影響。無所謂失業，亦無所謂罷工。”
雖然董時進叨逼叨逼，說的振振有詞。但他卻完全忽略（或假裝忽略）了一點，近代中國的工業化，是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代我們選擇的。除了工業化，西方只給中華民族留了兩條路：一條是像黑人那樣淪為奴隸；一條是像印第安人那樣被滅絕。董時進的主張，暗合了西方希望永遠對東方保持科技和工業領先的隱秘意圖，很難相信他不是蓄意要把中華民族忽悠進萬劫不復的深淵。
1937年，已經完成工業化的日本，用對仍為農業國的中國展開全面侵略戰爭和南京大屠殺的方式，給董時進的主張做了最后結論。那些今天仍然在追捧董時進的人，愿意為了重建地主階級而去體驗一次大屠殺嗎？
1949年12月，隨著人民解放軍向全國進軍，土地改革也在全國全面展開。董時進預感到如毛澤東主席在《將革命進行到底》中所言：“幾千年以來的封建壓迫，一百年以來的帝國主義壓迫，將在我們的奮斗中徹底地推翻掉”，他所鐘愛并且身為其中一員的地主階級將會徹底消失。作為最后的掙扎，他給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封公開信，標題是《董時進上毛主席書》，自費鉛印，四處散發，提出所謂“江南無封建”論，不贊成在江南進行土地改革。
董時進的主張，受到思想界的嚴厲批判。
當時儲安平主編的《觀察》雜志，曾經發表過北京農業大學應廉耕教授、韓德章教授以及一些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老會員在批判“公開信”的座談會上的發言。
中國著名大學里很多知名教授如清華大學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吳景等，都滿腔熱情地參加了土地改革，然后根據親身經歷和實地調查，寫文章嚴厲批判了董時進的觀點。
清華大學專門研究經濟史的孫毓棠教授，也以專家的身份寫了《江南的永佃田與封建剝削》一文，指出民國時江南實行永佃制，封建剝削并未減輕，特別是因為買到“田面權”而產生的“二地主”使農民遭受更殘酷的“再剝削”，永佃制因此是一種“最兇惡、最苛重”剝削形式，“江南無封建”論是完全錯誤的。
董時進的“公開信”也散發到了他的家鄉墊江縣武安鄉，受到當地農會干部和貧雇農的批評，農民帶著對知識分子特殊的尊敬說：“董博士不了解實際情況。”
1951年6月5日，四川省合川縣南津鄉農民焚燒地主的土地契約書，慶祝土改勝利
董時進在公開信中的許多觀點荒謬可笑。比如他用“悲天憫人”的口氣預言：
“在過去，比較富裕的人家可以送子弟入學讀書，甚至去大都市進大學，所以農村中尚能產知識分子和各項人才。今后這些人家沒有了，所有的全是耕種十畝八畝的小貧農，他們糊口且不易，哪里還能送子弟進學校。……農家子弟不能受教育，農人永遠不能翻身了。”
董時進做夢也想不到，新中國成立后的前三十多年，高等教育是免費的。由于消滅了地主這一農村的高消費階級，農業的剩余可以拿出來一部分搞小學、初中乃至高中教育，迅速實現了教育普及，經歷過土改的中國農村教育要遠遠優于沒有經歷過土改的印度農村教育。
上世紀七十年代農村學校校舍。
1949年5月，新中國如東方的太陽噴薄欲出，新政協即將在北平舉行。董時進自香港抵北平，謀求農民黨作為參加新政協的單位。6月5日，負責統戰工作的李維漢約見董時進，批評他反對土地改革是力圖為地主階級保存封建剝削制度，因而使農民黨成了地主黨，農民黨的路線成了地主路線。地主階級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即將被消滅的階級。新政協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展開政治協商的地方，并沒有為地主階級預留席位。
李維漢向董時進說明，農民黨參加新政協是困難的，勸董時進不要搞農民黨，仍以從事農業建設為好，希望他把技術介紹給人民政府，為農業建設服務。董時進溫順的表示，愿意推薦農業技術人員貢獻技術，農民黨可以宣布解散。
董時進明白，地主階級被消滅了，作為地主階級的代言人，在新中國如果不愿意接受改造，日子會不太舒服。1950年，他去了香港，后來又去了美國并加入美國籍。在美國，像張愛玲一樣，他也開始靠寫反共小說來換取美元了，像解放前那樣既當地主又當農民黨主席的美好生活再也沒有了。從這個角度來看，土改真的毀了不少人的好日子。
近三十多年來，在一切都要翻案的氛圍中，董時進這樣的人變成了香餑餑。但董時進像《槐樹莊》中的老地主崔老昆那樣，至死也沒有忘記土改的仇恨。他在《共區回憶》中恨恨的寫道：
“鄉村有土地的人家究竟犯了什么罪，要將他們這許多種財產一齊沒收？占去土地不足，還要連人家的牛馬犁耙床桌糧食農產，乃至毛坑里面的大糞都要搬空。”
有些人就是這樣，無論歷史怎樣教育都不能進步，只能帶著花崗巖腦袋見上帝了。
董時進現在很熱，受到各種吹捧，儼然成了先知了。未來究竟會如何？還是借魯迅先生的話做個預言吧：
“因為要這樣，所以都得在這個時候，趁勢在表面來泛一下……也因為趁勢，泛起來就格外省力。但因為泛起來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過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們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后的運命，也還是仍舊沉下去。”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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