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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貶損五四愛國運動的幾種錯誤觀點

點擊：作者：李方祥鄭崇玲等來源：察網發布時間:2018-01-24 11:04:52

【摘要】：北洋軍閥政府罷免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以及在巴黎和會拒簽和約，是極不情愿的，根本不是政府與人民群眾相互協商妥協的產物，而是廣大人民同北洋政府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一步一步地最終取得斗爭勝利的成果。這體現了人民群眾蘊含著偉大的力量，人民群眾才是推進中國社會進步的根本力量。李文美化、抬高北洋軍閥，抹殺人民群眾的力量，是根本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從而墜入虛無主義的泥潭。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偉大的愛國運動，不僅揭開了新民主主義的開端，而且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在思想上、組織上做了準備。早在1940年，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高度評價了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指出：“五四運動是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又是反封建的運動。”[1](P699)同時，五四運動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歷史地位，早已在史學界形成共識并寫進教科書。然而不久前，有人對五四運動中學生與政府關系進行了所謂的“再考察”，通過“精心”挑選史料而拼湊出一個“五四運動”，得出的結論竟然是“發現事實完全是另一回事”。其主要依據是：“五四學生運動之所以發生，不是為了反對‘北洋軍閥政府’;學生沒有把政府作為反對的目標，政府也沒有‘殘酷鎮壓’或‘嚴厲鎮壓’，學生與政府的關系并非對立的”，[2]認為學生與政府之間存在良性互動，從而來否定五四運動是一場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這種觀點雖也找到一些史料作為文獻支撐，但得出的結論則完全有悖歷史事實，需要給予澄清，還原五四運動的本來面目。

一、五四運動的斗爭對象是什么

五四運動究竟是一場什么性質的運動，首先要搞清楚是什么原因引發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這場運動所要達到的目的是什么。

有一個基本事實已經很清楚，那就是引發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線是巴黎和會中國外交的失敗。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協約國集團，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一方取得了戰爭的勝利，中國屬于戰勝國的行列。由于這個國際地位，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面前受盡屈辱，統治集團卑躬屈膝，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特別是袁世凱當權時簽訂的二十一條賣國條約，使中國喪失了一系列主權。當時中國人民迫切希望能夠以此為契機，改變這種國際地位，廢除二十一條，收回被德國侵占的山東主權。當時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巴黎和會前提出了冠冕堂皇的十四條，而善良的中國人卻對巴黎和會抱以幻想，天真地認為這次和會召開，中國可以“挽百十年國際上之失敗”，“與英法美并駕齊驅”。[3]

然而作為一個由少數幾個帝國主義國家操縱的國際分贓會議，從巴黎和會一開始中國就沒有得到應有的平等待遇和作為戰勝國之一應得到的尊重。中國政府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之一王正廷說：“我們只被給予了三等國家的待遇。五個主導的戰勝國分別是英國、美國、法國、意大利和日本，他們每個國家都被授予五個席位，另外像比利時、巴西和塞爾維亞被授予四個席位，而中國是唯一一個只被分配到兩個席位的國家，盡管我們的地域廣、人口多。”[4](P79)可以說，事實上中國從出席巴黎和會的開始就處于尷尬甚至屈辱的國際地位。中國代表團向和會提出包括廢棄勢力范圍在內七項的提案和廢除二十一條的提案，均遭到拒絕。此刻，中國人對巴黎和會寄予的唯一希望就是能夠順利解決山東問題，即德國戰敗后收回對山東的主權。然而，即使是這樣一個天經地義的正當要求，竟然也遭到大會的斷然拒絕，沒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攫取的各項權利竟然在和約中明文規定下來。在巴黎和會上，英、法默許日本對山東的無理要求，這是由于此前兩國已經與日本就山東問題達到秘密妥協。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日本對德宣戰，趁機出兵占領山東。英、法、俄等國希望北洋政府加入協約國，但遭到日本的阻撓。日本與英、法、俄等國密約，以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為條件，來換取日本支持和承認中國加入協約國。這樣，日本在巴黎和會上就有恃無恐，蠻橫要求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

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5月7日向中國提出最后通牒。25日，外交總長陸征祥與日本簽訂《關于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和《關于山東省之條約》，承認日本關于確定在南滿與東蒙之權益和“欣然同意”繼承德國在山東之一切權益的要求。然而令北洋政府難堪的是，日本政府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竟然將此公開了。這樣，北洋政府原先出賣國家利益的行為卻成為收回山東主權的主要阻礙，“各國執此反唇相譏，謂既已自愿，何又反悔。此為主張失敗之最大原因”。[5](P158)1919年3—4月間，中國出席巴黎和會代表王正廷向上海報界透露，“吾國人中有因私利而讓步者，其事與商人違法貶賣者無異，此實賣國之徒也。所望全國輿論對于該賣國賊群起而攻之，然后我輩在此乃能有討論取消該條件之余地”。[6](P115)王正廷透露國內有“賣國賊”的信息經各報館披露后無疑似投入一重磅炸彈，群情憤怒。起初大家懷疑葉恭綽，后又群疑梁啟超，蔡元培、王寵惠、范源濂出面為梁啟超辯誣澄清，梁啟超本人也從巴黎致電國民外交協會自辯。后來真相逐漸呈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是大名鼎鼎親日派之大金剛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人，舉國上下輿論嘩然、群情沸騰，人民群眾對巴黎和會上日本帝國主義的蠻橫無理、對腐敗無能的北洋政府的滿腔怒火，自然而然就集中到三位賣國賊身上。怒火早在五四運動之前的1919年4月中旬就已經初步點燃了。在駐日公使章宗祥回國之際，日本政要等前往送行，中國在日本的留學生數百人忽然出現，章氏夫婦誤以為留學生來歡送，然而學生們紛紛詰問其賣國行為，并且向其拋擲寫有賣國賊三字的旗幟。這一出其不意的事件令章宗祥飽受虛驚一場。

在五四時期，愛國學生的確還沒有直接提出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但是從五四運動的斗爭指向看，雖然沒有直接出現“推翻政府”等類似的口號或行動，斗爭的靶子直接指向曹、章、陸三人的賣國行徑，實際上是把斗爭指向北洋政府及其賣國政策。此外，從五四時期的斗爭口號來看，包括“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打倒賣國賊”“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據理力爭”“保我主權”“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頭可斷青島不可失”等一系列令人熱血沸騰的口號，哪一個不足以體現出學生們的反帝愛國之心，不足以體現出學生們對賣國行為的抗爭?

二、五四運動取得勝利是北洋政府“傾聽國民呼聲”“順應民意”的結果嗎

有的人認為，北洋軍閥政府罷免曹、陸、章三人以及最后拒簽和約，是“傾聽國民呼聲”“順應民意”的結果。[2]北洋政府在五四運動中是這樣的“開明”“民主”嗎?我們不妨來看看以下這些歷史事實。

先說曹、陸、章三人是如何被罷免的。他們三人從五四運動的發端就被視作賣國賊的代表，罷免三人是五四運動的兩大目標之一。然而在五四運動爆發后，北洋政府對曹、陸、章三人仍然采取袒護態度，掩蓋他們的賣國行徑。據1919年5月11日《每周評論》報道：5月4日火燒趙家樓之后，曹汝霖藏匿于六國飯店，打電話給總統徐世昌請徐替他作主。緊接著梁士詒等社會名流、新舊交通系要員以及新國會的康士鐸等人，紛紛前來慰問。[5](P507)5月8日，北洋政府發布大總統徐世昌慰留曹汝霖指令，污蔑學生的愛國行動“流言詆毀，致釀事端”“擾害秩序”，同時竟然稱贊曹汝霖“從政有年，體國公誠”。[7](P338)14日，北洋政府又發布慰留陸宗輿的指令，稱其在任駐日公使期間“有裨大局”“勛勤夙著”。[7](P340)顯而易見，北洋政府在五四運動爆發后罔顧民間，公然表態支持曹、陸、章三人，并為他們的賣國行為遮掩、粉飾。

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由于受到各種壓力而被迫辭職出走，社會各界代表紛紛要求北洋政府挽留。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北洋政府于14日下達挽留蔡元培命令，但出人意料的是同時也挽留曹汝霖、陸宗輿。很顯然，北洋政府的陰謀是以挽留蔡元培為名企圖把兩位賣國賊也保護起來。北洋政府這一倒行逆施進一步激怒了廣大愛國學生，16日北京大學學生發起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以下簡稱“北京學聯”)。19日公布罷課宣言，決定自即日起各校學生一律罷課，直至學生的要求得到滿足為止。同時，宣言痛斥北洋政府袒護曹、章、陸，“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國人皆曰可殺，乃政府不惟置輿論之掊擊于不顧，而于其要挾求去，反寵令慰留”。[8](P72)然而，北洋政府指責學生罷課為“糾眾滋事，擾亂治安”，限令三日內復課，并且派軍警包圍北京大學三院。聯合會決定沖出軍警的包圍封鎖，派代表到天津、上海、武漢等地進行聯絡、發動。與此同時，北京學聯決定從6月1日起沖出軍警的封鎖舉行演講。

學生的愛國之舉遭到北洋政府的大逮捕。北京大逮捕的消息很快就傳到全國各地，得到了上海等地工人階級及社會各界的聲援，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學生罷課，特別是工人罷工運動使北洋政府感到恐慌。6月7日，北京總商會在給北京政府的呈文中，講到北京地區的情況時警告當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氣之奮興，誠未可遏塞而致使潰決。側聞罷學罷市，各省已有逐漸響應之慮，京師彼此激刺，亦暗有浮動情形。”[9]6月10日這一天，北京各團體代表面見徐世昌，“陳述險象，恐生大變，乞納民意，以息風潮”。[9] 6月7日，北洋政府被迫宣布釋放被捕學生。然而，被捕學生堅持斗爭、毫不妥協，6月6日、7日，教育部派代表以及徐世昌總統派員前往勸說學生回校，均遭到拒絕。被捕學生召開臨時聯合會討論辦法，認為政府對待學生毫無誠意，或以武力脅迫，或以客氣籠絡，如果政府要表示誠意，就應當懲辦國賊，彼一日不懲辦國賊，我輩一日不出拘留所。[6](P145-146)8日，有人提議與其死守在拘留所，不如仿效申包胥七日之哭一起到總統府門前痛哭，不殺國賊誓不返校。這個提議得到大家的贊成。當日晚，各校開會決定，自10日起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包括女校在內各帶行李做好露宿準備，共同前往總統府門前哭。迫于全國民眾的壓力，10日北京政府開始下達處理國賊的命令。但是當日上午僅僅發布了一條準免曹汝霖職務的命令，“陸章并無下文”，這當然不足以平民憤，于是“由學生聯合會曾舉出代表六人，赴國務院、教育部兩處，請見總理及傅次長。結果當局告以陸章免職令立時可下”。[10]同在10日下午，天津總商會急電北京政府：“本日僅準曹汝霖辭職，似此可以謝國人乎?……查棲息于津埠之勞動者數十萬眾，現已發生不穩之象，倘遷延不決，演成實事，其危厄之局，痛苦有過于罷市者。”[11]天津總商會的急電，使北洋政府極為震驚。因天津近在咫尺，如果那里的幾十萬工人大罷工將直接威脅北京，使其反動中央呈動搖之勢。在這種“危厄之局”的逼迫下，北京政府才又發布了準免章宗祥本職的命令。[12]在最后一次命令下達后，北京政府以十分恐懼的心情，急忙將以上三種命令帶往天津，“提示大眾，勸其開市”。[13]這時，已經是6月10日的深夜了。在各界群眾的憤怒抗議下，北京政府才又不得不在當日午后發布了一條準免陸宗輿職務的命令。至此，五四運動要求罷免曹、章、陸三位賣國賊的斗爭取得了勝利。

拒約是五四愛國運動的另一個目標。罷免三位賣國賊，五四運動取得了階段性勝利，然而斗爭還未取得完全勝利。正如當時上?！睹駠請蟆匪f，“賣國條約未廢，亡國之禍終難幸免”。[14](P407)當時北洋政府對于巴黎和約出賣中國主權是什么態度呢?北洋政府雖然迫于社會壓力明令罷免曹、章、陸，但是在國際上仍然不敢維護國家主權，唯恐得罪西方列強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若竟拒絕簽字，不惟有負各國調停之苦，抑且不啻自絕于國際聯盟之保障，各國將來更難過問”。北洋政府的軟弱態度和賣國立場，使壓抑許久的中國人民胸中怒火再次迸發出來。由于巴黎和會是直接要犧牲山東的利益，山東人民長期飽受德國侵略者的欺凌，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不但沒有揚眉吐氣，反而現在又要遭受日本帝國主義的蹂躪。山東社會各界忍無可忍，特別是“六三”之后掀起了罷工、罷市、罷課以及抵制日貨等愛國行動。6月18日，山東各團體發起聲勢浩大的赴京請愿運動，推出代表109人，于19日進京面見向北洋政府請愿，得到北京及其他全國各省民眾的呼應和聲援。在代表們義正辭嚴的泣訴和舉國一致的要求下，總統徐世昌不得不在口頭上做出拒絕簽約等承諾。然而，國務院6月25日批復花言巧語、欺騙人民。山東請愿代表石愚山回憶，“這樣的答復，不但純粹是敷衍搪塞，一點沒有能夠解決我們的正義要求，而且埋伏著許多出賣祖國的陰謀”。[15](P317)請愿代表們極度不滿，表示無法歸見山東父老。顯然，事已至此，北洋政府在拒約問題上仍然態度曖昧，一味敷衍欺騙人民，企圖蒙混過關。濟南學生及社會各界怒不可遏，立即致電北京指責抗議，電文痛斥北洋當局“弄智飾非，不誠無物”，警告當局“國所以立，實基于民意，政府如不自絕于民，仍懸當機立斷”，[15](P314)立即拒絕簽約，以順輿情，平息民怨。同時社會各界決定組織第二批代表到北京支援。北京學聯決定于27日由各校推出數百位代表前往總統府請愿，迫使徐世昌電令專使拒絕簽字。迫于強大的社會壓力，徐世昌表示：專使如未簽字，即電令拒絕簽字，如已簽字，則將來和約交到中國時，一定予以批駁。[5](P502)北京學生的愛國舉動也深深激勵了遠在巴黎的留法學生和愛國華僑。他們在和約簽字那一天全體赴中國專使住所，阻止他們赴會簽字，并揚言如果專使去簽字，大家就以國內學生對付曹汝霖的辦法對待他們。

從上述史實可見，北洋軍閥政府罷免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以及在巴黎和會拒簽和約，是極不情愿的，根本不是政府與人民群眾相互協商妥協的產物，而是廣大人民同北洋政府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一步一步地最終取得斗爭勝利的成果。這體現了人民群眾蘊含著偉大的力量，人民群眾才是推進中國社會進步的根本力量。李文美化、抬高北洋軍閥，抹殺人民群眾的力量，是根本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從而墜入虛無主義的泥潭。

三、北洋軍閥政府究竟有沒有鎮壓學生運動

有的人居然無視歷史事實為北洋軍閥辯護，認為北洋政府沒有“殘酷鎮壓”或“嚴厲鎮壓”五四運動，[2]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

1919年5月4日火燒趙家樓后，警察總監吳炳湘和督軍統領李長泰率大批軍警趕到，用武力驅散群眾，并開始逮捕，共32人被捕，其中學生31人，市民1人。學生們被捕后備受苦辛，“三十二人共住一房，如待賊寇，看管頗嚴”。[5](P293)對于這些被捕入獄人員，北洋軍閥政府強加上“黨派陰謀”“過激舉動”等罪名，“擬興大獄，處以非刑”。[5](P294)同時，北洋政府在5月5日后加強了對學生的監視和鎮壓。5日，教育部嚴禁學生游行集會，指責學生愛國行為“實屬過度狂熱”，通令各校嚴加管束，“其有不遵約束者，應即立予開除，不得姑寬”。[7](P337)6日，大總統飭令京師警察總監，指責在5月4日當天“調度失宜”“防范無方”，明令要求“倘再有藉名糾眾擾亂秩序不服彈壓者，著即貪污逮捕懲辦”。[7](P337)學生因愛國舉動而無端被捕，獲得社會各界的同情并激起對軍閥政府的公憤。5日，北京各大專學校開始總罷課。6日，天津、上海等20多所院校行動起來，聲援北京學生愛國運動。社會名流和各界人士也紛紛譴責反動當局，甚至連有的安福國會議員也表示要彈劾政府。在社會各界的輿論壓力下，7日，被捕學生全部釋放回校。但以日本帝國主義為靠山的皖系首領段祺瑞等人卻相當不滿，一方面他們公開為三位賣國賊辯護，攻擊教育界縱容學生，并威脅要撤換蔡元培校長職務，迫使蔡元培不告而別，辭職出走;另一方面派出大批軍警大規模地鎮壓學生、群眾的愛國運動。5月8日，北京政府下達了鎮壓學生運動的命令，命令要求反動軍警“遇到糾眾滋事不服彈壓者，仍遵照前令，依法逮懲”，同時要求各級行政機關約束學生“毋得干預政治”，“其有不率訓誡，糾眾滋事者，查明斥退”。[16](P167)5月9日，北洋政府派出大批軍警到北京各學校監視，并禁止學生進行愛國活動。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進一步激起愛國學生的怒火。北京學聯決定從5月19日起全市各校同時宣告罷課，并向全國各團體各報館發出罷課宣言，向北洋政府抗議要求撤除監視學生的軍警等要求。從19日起，各校學生紛紛走出校門，在北京各街道、胡同、公園等處宣傳演講，向市民揭露日軍帝國主義無理侵占中國山東青島的各項權利，揭發反動軍閥政府向日本屈膝妥協出賣國家主權的行徑，勸告群眾抵制日貨。廣大群眾深受觸動，激發起愛國情感，埋藏在胸中已久的對日本侵略者的憤怒和對無能政府的痛恨被點燃。

5月19日北京學生開始罷課斗爭后，北洋政府任命王懷慶擔任督軍統領，進一步嚴厲鎮壓學生一切愛國活動。6月1日，總統徐世昌下達“誥誡學生令”責令各校即日上課，并查禁學生義勇隊，“犯者即予革懲”。緊接著第二天，在東安市場逮捕售賣國貨的7名學生。為了表示強烈抗議，北京學聯于2日決議從3日起各校有組織地出發演講，決不屈服，誓與反動勢力抗爭到底。周予同當時在北京師范學校讀書，他也參加了游行，他回憶：當各校學生走出校門高舉寫有標語的旗幟大聲學說時，步軍統領衙門的軍隊和警察蜂擁而來，軍區的槍支上了白晃晃的刺刀，并間用馬隊迎頭沖擊，這種兇惡的手段是五四那一天還沒有出現的。[17](P300)6月8日《每周評論》發表《軍警壓迫中的學生運動》一文，報道了6月4日、5日兩天北京軍警在各處肆意抓捕上街演說的學生的情形：6月4日當天“街心的警察比平常增加好幾倍，又有穿灰衣的馬隊，背著槍，騎著馬，四處亂跑。遇到有人講演，不問他人多人少，放馬過去左沖右突也不知道踏傷了幾多人。把聽的人沖散之后，便讓游緝隊、保安隊把演說的學生兩人夾一人，送到北河沿法科大學里邊去監禁起來”。[5](P511)5日上午，《每周評論》記者從前門經過，親眼所見三個學生站在路旁演說，“來了幾個警察，身長黑面，猶如城隍廟里的閻王一般，把三個學生一人捉一個，那三個學生兩手雖然被他們捉住，嘴里還說個不止，聽的人不知道有多少都流下淚來”。[5](P511)經過幾天的大逮捕，被拘禁的學生達一兩千人。由于被捕學生人數暴增，僅法科一處臨時關押點已經容納不下，北洋政府臨時又把理科大學占用作為另一處臨時監獄。

與北京大鎮壓的同時，南京、武漢以及福建等地也發生了軍閥逮捕毆打愛國學生的事件。根據1919年9月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學界風潮紀》一書：暨南、農業兩校學生在下關被巡士用槍鋒刺傷28人，金陵大學學生在大行宮被巡士橫遭驅逐，有的被打倒在地受人踩踏，有的被刺傷血流如注，有的被捕拘禁，更多的是被毆打致傷。武漢也發生了軍警逮捕毆打愛國學生的事件，中華大學有20多人被逮捕或毆打致傷，文華大學8人受傷，重任致死1人，湖南中學8人被捕，高等商業9人受傷，甲種工業、農業兩校10多人被捕……[5](P391)

有的人可能會提出質疑，5月4日游行警察不就沒有采取武力手段對待學生嗎?不可否認，的確存在這類現象，但是這不是由于他們的仁慈和寬容，而是由于他們在當時那種特定的環境和氛圍下，被學生們的愛國之情、赤子之心所感染。參加當天天安門游行的王統照回憶：當時游行隊伍行進中，在隊伍左右有穿黑灰軍服的軍警持槍隨行，有些學生邊走邊談，不斷地向他們宣講愛國的道理和為什么舉行這一次游行，學生們“汗淚融合的共同表現使他們也有多少感染”。[17](P248)當游行隊伍到達趙家樓胡同時，數百名軍警早已把胡同口封住、嚴陣以待。據北京大學學生、五四運動的領袖之一許德珩回憶：他們當時向軍警和和氣氣地講明來意說，我們是愛國學生，來這里是找曹總長談談國事，交換意見，要他愛中國。我們學生手無寸鐵。你們也是中國人，難道你們不愛中國嗎?學生們做了很多說服教育工作，果然起了效果，軍警讓他們進入胡同?？墒遣苷箝T緊閉，學生們仍然用說服的辦法，“用三、四個人包圍一個軍警的方式，向他們說服，幾乎等于繳械”。[18](P53)

順便提及一下如何看“火燒趙家樓”事件。不久前有人在網絡上發表怪論，稱“火燒趙家樓”事件是“以愛國的名義燒毀民宅、群毆嗜血的行為”，危言聳聽地說“五四暴力的第一把火，點燃了后來的一切血腥”，“‘火燒趙家樓’開啟了中國以‘愛國’名義剝奪個體權利、以‘人民’、‘正義’的名義實行暴力的歷史。”[19]把“火燒趙家樓”事件說成是“事先預謀的”，這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趙家樓這把火是怎么燒起來呢?五四運動中兩個宣言的起草者許德珩先生在晚年回憶錄《為了民主與科學》中披露了當年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5月4日當天中午，北京大學學生在天安門前游行示威，演說喊口號之后，有人提議往東交民巷去示威，于是游行隊伍直赴東交民巷。當時的東交民巷是使館區，一向不許中國人成群結隊進出。游行隊伍先到美國使館遞了英文說帖說明游行示威的原因，群呼口號通過了。再到日本使館，軍警圍了三四層，如臨大敵，學生們在這里待了很久，大家不愿與日本人正面沖突，交涉無結果，高呼口號后，這時有人提議“我們找賣國賊算賬去!”于是游行隊伍出東交民巷，直奔趙家樓曹汝霖的住宅。[8](P62)而到了趙家樓擁入曹宅之后，學生沒有找著曹汝霖，把正在曹宅的章宗祥錯當作曹汝霖痛打了一頓。當學生發現打錯人之后，大部分都散開了。正在這時，有一位同學吸煙，身上帶有火柴，看到臥室陳設太華麗，十分氣憤，就用火柴把綠色的羅紗帳點燃了，頓時室內大火，房子也燒起來了。[8](P63-64)由此可見，游行學生盡管一開始就把打倒賣國賊曹汝霖作為斗爭的對象，但僅僅是行動的口號，前往趙家樓曹宅游行示威完全是臨時動議的，而并非一開始就蓄意要燒毀趙家樓。另一位五四運動的參加者夏明鋼在回憶中也提到，五四前夕北京學生從醞釀游行到5月4日下午1點到天安門集合為止，并無學生提出要到趙家樓胡同去打曹、章、陸賣國賊的計劃。正因為事先沒有這種計劃，北京學生才能在五四這天無阻礙地集合于天安門。[20](P99)而趙家樓曹宅的大火，也不是學生到了之后故意縱火焚毀，而是在大部分學生退離之后，一位抽煙的學生因憤恨曹宅的奢華，而隨手點著了。這完全是一個偶然性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