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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幟鮮明捍衛新中國捍衛毛時代系列2

來源：大河論壇 作者：monologchen

作為改革開放后才成長起來的年青人，我沒有使用票證的生活經歷，但根據歷史教科書和大人們的描述，我對憑票購物的作法多少有點抵觸，至少這種票證生活給人們帶來很多的不便。還有許多網友根據買肉要肉票，買糧要糧票來說明當時生活的艱辛，經濟如何不發展，我想也不無道理。但是，有個別網友似乎有全盤否定之嫌，對改革開放前的我國經濟建設和百姓生活的認識有失偏頗，對票證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也并不可取。

讓這些全盤否定糧票的朋友想象不到的是，現在世界上仍有大規模使用糧票的國家，而且這個國家正是美國，沒錯，正是美國！

“美國補充營養援助計劃“—--歷史上通常被稱作食品券計劃—--是為生活在美國的低收入或沒有收來源的人群提供食品的一項聯邦援助計劃。補貼由各個州分發，但整個項目由美國農業部負責管理。現在大多數食品券補貼通過卡的形式分發，但歷史上，絕大多數時候使用的是紙質券，面額分別為1美元、5美元和10美元。這些食品券能夠用來購買可食用的食品而不管其營養價值如何（比如軟飲料和糖果都可以憑券購買）。在1990年代后期，食品券計劃得到改進，紙質券都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由私人承包商提供的專門的借記卡系統，稱為電子補貼轉賬系統（EBT）。有些州合并了EBT卡的使用功能，還可以用于公共援助福利項目。

通過EBT卡成功地在一段時間內更換所有紙糧票，使得國會可以重新命名食品券計劃，更改為補充營養援助計劃，截至2008年10月，所有的聯邦法律中提到的“食品券”或“糧票”都更改為為“食品卡“或”電子補助轉賬系統“ 。

2008年9月美國人接受食品券的人數達到了3150萬人（占美國總人口數的10.3%），人數絕對是自1960年項目實施以來最高值。但接受食品券人數比例最高值是1994年，當時占美國人總數的10.5%，受援者的收入必須近乎貧困才有資格獲得補貼，即每個家庭成員平均月收入只有100美元。

在五十年代全國范圍內發行糧票和布票，是因為我國當時的經濟相當落后，商品匱乏，國家實行計劃分配的經濟運行機制，是為了保證人人有飯吃有衣穿。但是，為什么這樣一種制度設計到今天卻一再遭到嘲弄呢？相反，卻很難見到有人說國民黨時期商品供應匱乏，怎么沒有人說有錢買不到肉買不到布呢？難道是國 民黨時期生產的糧食、布料、肉比共產黨時期還要多嗎？顯然不是這樣。那為什么出現了許許多多人嘲弄票證制度卻無人指責國民黨時期的怪現象呢？我想只有一種解釋：因為計劃分配的方式排除了一部分人過度占有擠壓另外一部分人享有社會產品的可能，這使得一部分人被剝奪了滿足自己超額或過量享受物質生活的權力，所以他們抱怨。而在國民黨時期，是沒有什么票證，誰有錢誰就可以買米、買衣買肉。四大家族的人以及大大小小官員、企業家、地主們不愁市場上買不到糧吃不飽飯，不愁吃不上肉穿不上衣。而反觀窮人們吃不上肉穿不上衣通常沒什么怨言，只能怨自己命不好，他們沒有什么文化，不會寫文章，也不知道訴苦，所以，如今也很難看到有關他們抱怨對他們而言所有用品都緊缺的生活。因此，我看今天那些嘲弄糧票、布票、肉票的人，要么沒有明白這些票證為窮人提供享有基本公平的物質享受的權力的意義，要么就是一些冷酷無情的人。是選擇“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生活還是選擇與同胞共渡時艱，顯然反映了人的基本品質。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我們應該尊重歷史，客觀看待曾經的失誤，絕不能全盤否定過去，更不能因為當時生活水準改善不明顯便隨意歪曲歷史。

到了今天，美國仍然在實施食品券計劃，而且絕對人數創了歷史新高，一方面社會產品已經更豐富，另一方面卻有越來越多的人無法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只能說明美國的制度的確存在很大的問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發行布票、糧票，是為了保障公平，是人類為追求真正的人權的一次具體體現。

票證種類到后來越來越多，說明是當時社會生產力越來越發展而不是越來越倒退；中國百姓的生活條件已經越來越好，而不是越來越壞。從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象糖果票、棉花票，肉票，煤票，面票，理發票，飲食券，代金券，工業品券，絮棉券，沐浴券的發行，肯定是晚于布票和糧票的。我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但我想不太可能出現以下這種情況：即沒有糖果票之前就人們就買不到糖果，沒有發沐浴券之前人們就洗不上澡，沒有發行工業品券時，人們就買不到日用品。我想其中最有可能的情況是，在五、六十年代，國家和政府考慮的主要是為所有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不外乎穿衣吃飯，所以首先發行布票和糧票。而當時，象糖果等產品還很稀少，無法大量提供給老百姓，對于普通百姓而言還是一種奢侈品，所以即使發行票證也沒有意義（正象現在鉆石、黃金飾品產量稀少如果憑票證供應估計每人僅幾毫克）。老百姓在解決溫飽之前，也沒有能力消費高級的糖果，所以不可能表現為真實的購買力和消費欲望。當國家生產的糖果多了起來之后，并且當老百姓有了普遍購買力，這時糖果的基本平等分配才有了現實意義，才有必要發行糖果票。正象前文所說“春城昆明的肉食緊張是從文革時代開始的，也就是從那時候起就開始有了肉票”，我認為這正說明到了七十年代，人們對生活的要求不止于吃飽了，還希望吃得更好，所以對肉的需求增加才導致供應緊張，供需失衡。否則，如果說七十年代比六十年代肉的產量減少了才導致市面上肉供應緊張，就無法解釋“1987年，全國性的豬肉緊張真的來了！冷庫里堆成山的凍肉也經不住天天排隊買。”換句話說，如果說文革時期昆明地區開始發行肉票是因為文革時期肉的供應量比以前少了，那么從1984年至1987年供應一年緊過一年，怎么解釋？我認為只能說明1984年至1987年全國豬肉生產一直在增加，但供應的增加遠遠趕不上人們消費需求的增長。所以，用一句話總結就是：當肉類、糖果等供應量非常低，對普通百姓而言還是一種奢侈品的時候，實行票證制度沒有意義；當肉類、糖果等供應越來越緊張，正說明老百姓生活要求更高了，需求越來越多了。正象黃金飾品在八、九十年代對絕大多數人是奢侈品的時候，市場反而不活躍，供應不緊張，而現在市場活躍起來，甚至局部地區出現供應緊張只能說明老百姓變得更富了，并不是說如今黃金的總的供應量還趕不上八、九十年代了。

在有“肉票”那個時代，人們的物質生活有時候用清苦來說明，應當算是比較客觀的。在另一方面，在那樣一個東西缺乏的年代里，能向每一個人或每一個家庭發放“肉票”這類東西，從而保證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的基本生存，這無疑是一種公平、正義的體現。

有些人責怪毛澤東時代搞了近三十年，沒有提高人們生活水平，可能是有的人對經濟發展的歷史缺乏全面了解。還是以美國為例，2000年在世紀之交時，美國經濟學家回顧人類工業化進程與改善人們生活關系時，寫了大量文章。比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系德隆有篇文章《聚寶盆：20世紀的財富增長 》，其中他是這樣寫道：“在標志著中世紀結束的農業發明和商業革命期間，財富和技術的進步實在很緩慢。在這個時期，技術進步引起了人口的增加，結果幾乎沒有改善人們的生活水準。 甚至在工業革命早期，在生活水準方面產生的還僅僅是“改良性”而不是“革命性”的變化。除了象鐵路、紡織、織布等工具的發明是個特例外，絕大多數該時期的發明革新是關于產品如何生產和運輸的革新發明，是一種新型的資本出現，而不是消費品的出現。人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但那時人們的生活方式仍然沒有什么變化。...變化步子如此緩慢以至于人們---至少是那些貴族知識分子---可能會認為他們一千年以前的祖先的生活與他們那個時代一樣。”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僅僅用了30年走完了美國用了近一百年才完成的工業化，其效率應值得嘉許而不是批評，更不能全盤否定。并且，在毛澤東時期，中國在完成工業化過程中人們生活水平沒有得到所希望的、足夠多的改善并不是什么發生在中國的獨特失誤，正象美國普通人在1895年時感覺生活水平和一千年前相比沒有得到什么改善一樣，都不能成為否定美國工業革命和中國工業化重要意義的借口；中國改革開放后人們生活水平提高，大部分應歸因于技術進步和工業化的完成，這就跟美國在二十世紀人們財富增加的原因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