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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會議最新強調的20萬億的國家大戰略，長三角做到什么程度了？

點擊：2960  作者：季明 何欣榮    來源：《瞭望》2019年第19期  發布時間:2019-05-16 10:13:53

 

       高質量發展階段，長三角三省一市如何“攥指成拳”？打通省際斷頭路，進展到了什么程度？跨省市“一網通辦”，市民和企業能享受哪些便利？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如今推進得怎么樣？ 這些你我關心的問題，最新出版的瞭望周刊統統作了回答。

這是個20萬億級的國家大戰略，推進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上海需要發揮龍頭帶動作用，上海的主流媒體也責無旁貸?！督夥湃請蟆?、《文匯報》、《新民晚報》、《第一財經》、《澎湃》、《界面》、《看看新聞Knews》、《話匣子》紛紛轉載，閱讀量迅速突破百萬。

 

 

 

 

長三角一體化，瞄準強勁增長極

文丨季明 何欣榮

風從海上來，潮涌長三角。

5月13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了《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這一國家戰略將迎來更加清晰的行動指南。

自2018年11月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大格局中重要的“一著棋”加速了落子布局的速度。

長江三角洲地區包括上海、江蘇、浙江、安徽三省一市，是“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的重要交匯點。從1992年建立長三角15個城市經濟協作辦主任聯席會議制度算起，區域合作機制迄今已是第28個年頭。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了解到，2018年，實體化運作的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在上海掛牌，以《長三角地區一體化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編制完成為標志，分解了300多項具體任務，明確了一體化發展的任務書、時間表和路線圖，長三角一體化向縱深推進。2018年，三省一市以占全國3.7%的土地面積，聚集了全國14%的人口，創造了全國23.5%的經濟總量，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強勁引擎，展示國家競爭力的重要窗口。

站在全面提速的新階段，按照中央部署，長三角一體化瞄準了更廣闊深遠的目標：

著力落實新發展理念，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不斷增強長三角的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

推進更高起點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繼續當好全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排頭兵；

同“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相互配合，完善中國改革開放空間布局，進一步提升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

要完成這一國家使命，長三角一體化還有一些重大任務需要完成。目前，長三角一體化仍存在區域合作不夠充分、改革發展不夠平衡等問題。面臨進一步打破區域市場壁壘，通過產業布局一體化破解同質化競爭；通過消除體制機制障礙促進要素流動，增強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等任務。受訪的多位專家指出，當前，需抓住基礎性、關鍵性領域與環節，充分發揮地方改革的積極性。

 

2018年12月25日，杭州至黃山高鐵正式開通運營。這是杭黃高鐵建德站 徐昱攝/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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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化進程按下“快進鍵”

 “本車由東方綠舟站開往黎里古鎮……”今年3月中旬的一個晴天，連接上海青浦和蘇州吳江的7618公交專線上，乘客擠得滿滿當當，很多人是特意趕來“嘗鮮”這班新開通的跨省公交車。

上海市民老朱從南浦大橋附近的家中乘了一個多小時地鐵，趕到東方綠舟站乘車。對他們來說，7618路即將前往的黎里古鎮雖不陌生，但此前從未納入過他們的旅游計劃。“乘公交車篤篤定定地過去，很適合我們年紀大的人。”

來自交通部門的信息顯示，當前長三角省際毗鄰地區的跨省公交線路已初成規模，串聯起了江蘇吳江、上海青浦以及浙江嘉善等地，形成了與常規公交線路融合而實現全境通達的交通網絡。

跨省公交是一個縮影。上海市發改委主任、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主任馬春雷說，原來長三角三省一市間也有不少合作，比如省際斷頭路的打通、黃浦江漂浮死豬的治理，但這些合作都是基于單個項目，成果是零星的、局部的。隨著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的推進，制度性、系統性的成果開始批量出現。

由上海市松江區發起的G60科創走廊，是此類系統性合作的代表。依托G60高速公路和正在建設的滬蘇湖高鐵這兩個交通大通道，2018年6月，蘇浙皖8個城市齊聚上海簽署了共建共享G60科創走廊戰略合作協議。上海松江，浙江嘉興、湖州、杭州、金華，江蘇蘇州，安徽宣城、蕪湖、合肥，長三角的九個城市(區)組建了全國首個跨省實體化運作的一體化發展集群。

平臺搭就，區域協調發展的紅利持續釋放。比如在產業一體化布局方面，G60科創走廊聯席會議辦公室在金華成立了新材料產業聯盟，在蕪湖成立了機器人產業聯盟。

正泰電氣股份有限公司總裁陳成劍說，企業在上海松江建設正泰啟迪智電港，在浙江嘉興布局華東智慧能源與電氣產業基地，在安徽合肥設立智能電力制造設備基地，在G60科創走廊沿線開啟了“三城”模式，實現了產業鏈、價值鏈的最優配置。

資金、技術、人才等創新要素資源在G60科創走廊自由地奔涌，協同創新，在“卡脖子”重大領域實現了聯合攻關合作。

為推動5G的落地，三省一市的代表共同簽署了《長三角5G創新發展聯盟倡議書》，提出在長三角率先布局5G網絡建設，開展綜合應用示范。長三角的檔案部門牽起手來，提供民生檔案“異地查詢”便民服務。

政府的心態也更包容，松江區副區長高奕奕說：“近年松江有一些利稅大戶轉移到長三角其他省市，我們樂見其成，還扶上馬、送一程。”

 “現在長三角各地各部門制定文件時都會想到一體化，搭建平臺也是基于一體化。”馬春雷表示。以三年行動計劃為例，里面分解了300多項具體任務。不僅步子實，而且突破了以往本行政區給自己做規劃和上級部門給下級做規劃的傳統。由四個不同的行政區，平等協商制定了一個跨行政區的規劃，這在以前是沒有先例的。

安徽是長三角“擴容”后的新加入者。合肥市委書記宋國權說，合肥正在全面參與長三角區域創新體系，重點推進合肥與上海張江兩大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橫向錯位、縱向協同，支持跨區域的創新主體待遇互認、人才柔性流動、社會保障政策“通兌”。

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長、長三角一體化決策咨詢專家周振華認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正在從過去垂直化的產業分工、貿易分工，轉向水平化的要素分工、價值鏈分工，資源分布也從過去外圍向中心集聚的等級結構轉向區域網絡式結構，合作大于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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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關鍵領域重點突破

 “長三角不僅是國家推進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更應該成為高質量發展的標桿。要實施重點突破，抓住基礎性、關鍵性的領域與環節，推進一體化發展。”國家發改委原副秘書長范恒山說。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調研發現，以下四方面的一體化發展在長三角發展大局中需求迫切、作用關鍵：

基礎設施優化配置。長三角是全國交通網絡最發達的區域之一。高層次的基礎設施一體化建設，已不再局限于打通“斷頭路”，而是在整個長三角區域內優化配置基礎設施資源。

長三角區域合作辦表示，當前以上海港和上海機場為中心的長三角港口群和機場群整體能力和集中優勢還不突出。比如在機場方面，上海航空樞紐的國際門戶功能仍需強化，而區域內機場容量和空域資源非常緊張，各地機場在遠程國際航線開辟方面存在一定的同質化競爭，需要加強統籌和協調。

推動市場一體化建設。記者調研發現，長三角區域的市場壁壘、地方保護等現象仍然存在。如“首臺套”重大技術裝備在跨地區的銷售中，不能享受相應的資金、政策、保險等支持。跨省市的執法聯動力度不足，尤其是在保健品市場整治、傳銷監管等重點問題上，聯合執法合作仍待加強。

推動產業一體化布局。適度競爭有利于提升創新能力和形成產業集群，但低水平的同質化競爭也浪費了很多資源。像集成電路、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如果長三角各地一窩蜂上項目，蘊藏的風險不言而喻。

提升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記者調研了解到，盡管在異地門診費用直接結算、軌道交通跨省掃碼通行等方面，長三角在全國率先示范。但公共服務領域的堵點仍不少，如衛生健康領域，目前長三角的醫療機構間缺乏醫學影像、檢驗結果互認機制，導致患者異地就醫體驗不佳。

長三角區域合作辦表示，要探索加強區域基本公共服務標準和制度的銜接，在醫療、教育和養老等方面，實現“一卡聯通”“一卡結算”，切實增強百姓的獲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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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合激發經濟增長新動能

工業增加值占全國的1/4以上，機器人產能占1/2，信息服務業占比1/3，集成電路的產業規模占據半壁江山，新能源汽車市場份額占全國的1/3……長三角三省一市2018經濟年報“成績單”里，新業態、新模式、新技術蓬勃增長，已經成為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新引擎”。

數據顯示，2018年，G60科創走廊九城（區）GDP占長三角三省一市總量近1/4，研發投入達到1598億元，發明專利授權3.8萬項，高新技術企業15816家，成為最有條件打造“中國制造”邁向“中國創造”的示范走廊之一。

基于全球經濟放緩、國內經濟主動調結構等諸多因素，長三角地區一邊放眼全球前沿產業，尋找新的發展動力，一邊用信息化、智能化對傳統產業進行轉型升級，用“壯士斷腕”“騰籠換鳥”實現“鳳凰涅槃”。

區域經濟結構在升級中逐步優化，浙江日益成為數字經濟創新創業的沃土，杭州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逾50%；江蘇加快形成集智能設計、智能產品、智能裝備和智能技術及服務于一體的全產業鏈；上海認準產業鏈、價值鏈高端，建設全球卓越制造基地；安徽科技制造業全面發力，區域創新能力連續六年居全國第一方陣。

受益于長三角一體化不斷加深，區域內各城市發展新動能不斷釋放。以浙江嘉興為例，2018年嘉興規模以上工業新產品產值率41.3%，居全省第一位；規模以上工業中，數字經濟核心產業比重12.6%，戰略性新興產業比重39.7%，均居全省第二位。嘉興市市長毛宏芳說，嘉興區域面積較小，這些成果跟深度融入長三角一體化戰略密不可分。

產業園合作模式進入新階段。被稱為蘇南發展模式“撒手锏”的蘇州中新工業園，在經歷20多年開發建設后，從發展初期的學習借鑒、要素集聚為主，進入了輻射帶動的新階段。在以市場化形式與安徽滁州跨省域建立了蘇滁現代產業園后，2018年底，在浙江嘉善打造升級版蘇州工業園，聚焦發展智能傳感產業為主導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開啟更高水平規劃、更高起點發展的區域合作新探索。

金融一體化是經濟一體化的核心，“長三角區域金融合作成效顯著，初步形成功能互補，優勢疊加的區域金融發展新格局。”上海市金融服務辦公室副主任李軍說。

長三角協同優勢產業基金不久前在上海正式落地，這一由上海國際集團牽頭發起的總規模1000億元的產業基金將通過對“硬科技”等方向的重點投資，加速長三角產業鏈深度融合。共同發起方包括滬蘇浙皖三省一市的國有企業、金融機構和社會資本，實現了資本在跨行政區域、跨不同行業、跨所有制企業間的深度合作。

為更好服務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長三角G60科創走廊沿線的9個城（區）日前與上海證券交易所達成戰略合作，上交所將設立上證G60科創走廊綜合指數和上證G60戰略新興產業成分指數。“兩個指數的編制，是長三角G60科創走廊與科創板精準對接、深度融合的重要舉措，也是反映長三角科創活力和競爭實力的晴雨表和風向標。”上海松江區委書記程向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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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制度壁壘深化區域融合

從上海松江出發，行車半小時后，陳磊駕駛的汽車駛入浙江嘉善“歸谷智造”小鎮，這里是他上班的地方。和很多創業人才一樣，陳磊走的是“安家在上海，工作在嘉善”的道路。

基礎設施的一體化，是陳磊將公司落戶浙江的重要原因。然而，隨著長三角一體化的推進、三省一市合作程度的加深，越來越多的人感覺到，比打通有形的道路更難的，是突破無形的制度壁壘。比如，一個高新技術企業小規模研發在上海張江，隨著產能擴張，到了江蘇或浙江，雖然企業生產的產品可能比原來的檔次更高、用的設備更好，仍然要二次認證。如此一來，企業的生產成本、開拓效率都會受到影響，像高新企業15%的所得稅優惠就無法及時享受。

地方政府也認識到了這一點。蘇州市常務副市長王翔說，蘇州的軌道交通S1線去年已經開工建設，未來將與上海的軌交11號線實現跨省銜接。在硬件日臻完善的基礎上，今年蘇州將持續推動長三角的公共服務融合發展。包括加快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與其他城市共建養老服務設施。推廣醫保異地結算系統，努力實現退休異地安置人員醫療費用聯網實時結算。

跨省市利益共享機制在長三角地區已有嘗試。流經皖浙兩省的新安江是目前國內水質最好的河流之一。2012年，安徽、浙江以水質“約法”，共同設立環境補償基金。若年度水質達到考核標準，則浙江撥付給安徽1億元；若年度水質達不到考核標準，則安徽撥付給浙江1億元，專項用于新安江流域治理。2018年，中國首個跨省流域生態補償機制試點——新安江流域生態補償機制試點已進入第三輪，由此形成的“新安江模式”在國內多個省份推開。

新安江生態補償機制試點是一個縮影。“推進長三角一體化，不能避談利益分配和共享機制。正確的態度是不僅要談，還要拿到桌面上來談，形成一套管用的制度體系。”周振華說。

跨省市利益共享機制的建立，一方面要善于運用市場化的方法。比如，在上海國際航運中心的建設中，浙江海港集團和上海國際港務集團簽署了小洋山綜合開發合作協議。浙江方面以土地和現金作價，向小洋山集裝箱碼頭的建設和經營主體增資。以資本為紐帶，以企業為主體，通過股權合作方式，滬浙雙方在小洋山港區的合作開發中實現互利共贏。

另一方面，也需要中央層面的統籌和指導。記者在三省一市調研了解到，長三角各地在飛地經濟、共建園區的經濟指標統計、農地占補平衡以及稅收分成等利益關系方面，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性安排。期待國家層面以稅收和經濟統計為突破口，加強對跨省市利益共享機制的研究，在探索建立有利于跨省市重大產業項目遷移的分稅和統計機制等方面給予支持和指導，同時加強對區域稅收優惠政策的規范管理。

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是一個大課題，在實踐中仍需繼續探索一些行之有效的途徑和方法。馬春雷說，只要長三角一體化持續向縱深推進，就能產生合力效應，形成中國經濟強勁增長極，參與全球競合。

延伸閱讀一 ：

長三角產業地圖呼之欲出

文丨陳剛 屈凌燕 姜剛 鄭鈞天

長期以來，產業“同質化競爭”是制約長三角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隨著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滬蘇浙皖三省一市產業競合關系進入新階段，但《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調研發現，當前產業結構相似性、優勢產業重合度依然較高，地區間合作機制不完善，仍需大幅提升產業布局規劃高度、轉移承接有序度、資源要素流動自由度，科學構建長三角現代化產業體系，打造協同式、嵌入式的長三角產業生態圈。

 

2017年7月12日，浙江寧波舟山港穿山港區的集裝箱碼頭 胡錦渠攝/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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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一體化呈三大新特征

隨著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的推進，市場主體聞風而動，各地積極行動，氛圍濃烈。

 “市場主體主動提前布局、提前轉移。去年6月之后，洽談簽約的長三角項目有56個，上海的占8成。”安徽宣城經開區副主任張旗會說。據統計，2018年，宣城市來自滬蘇浙的投資占比達8成、重大項目占比過6成。在浙江嘉善縣，中新嘉善現代產業園項目落地，成為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后，第一個區域合作的重大產業平臺。

記者調研了解到，從企業自發到政府引導布局，從競爭到協同，當前長三角產業一體化呈現一些新特征：

從產業布局看，由垂直分布向水平分布、從梯次布局向塊狀布局過渡。同時，企業總部、研發基地、生產基地在長三角內協同布點趨勢明顯。以往主要作為產業轉移承接地的安徽，也出現了占據產業鏈高端、在全球布點的科大訊飛等龍頭企業。“泰州民用造船量2018年超過上海，以前是不可能的。”新揚子江造船董事長任元林說，企業的總部和生產基地在江陰、泰興、靖江，研發中心在上海，在太倉還有一個海裝工程中心。

從產業轉移看，由自發點狀轉移向區塊轉移，由單純企業承接轉變為管理承接和平臺建設。“過去是來一個項目落一個，現在松江企福集團等運營管理公司、基金公司紛至沓來，著眼于打造平臺，迎接下一波分工協作。”張旗會說，通過園區共建、精準招商等，宣城當地正在推進的松江產業園、即將新建的數控機床產業園等項目，將有針對性接收滬蘇浙產業轉移。

從產業協同看，促進產業內部聯動和產業鏈深度融合的產業聯盟、產業基金等登上舞臺。如由40多家紡織服裝協會、企業成立的“長三角時尚產業聯盟”，探索加強區域聯動、產業升級服務。滬蘇浙皖四地“長三角健康產業聯盟”通過組建長三角健康產業基金等，促進產業鏈在長三角有效分工與合理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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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產業重合度依然較高

記者調研了解到，目前長三角產業結構仍具有較高的相似性，共建園區等“飛地經濟”，仍存在發展規劃與利益分配機制不健全、資源要素自由高效流動仍待破題等問題。

——優勢產業重合度依然較高。統計顯示，醫藥制造業、汽車制造業、高端裝備制造業、新材料、新能源、節能環保產業被長三角半數以上城市列為主導產業或者優先發展產業；在長三角區域“十三五”規劃中，有26個城市將汽車產業作為優勢產業或者重點發展產業。同時，長三角146家國家級開發區中，分別有32、28、23家將電子信息業、裝備機械、汽車及其零配件作為主導產業。

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4月發布的研究報告指出，長三角地區間產業結構存在明顯梯度差異，但優勢產業重合度依然較高，尚未充分發揮整體聯動效應。部分地方干部和專家表示，以城市為發展和競爭主體的現狀，與一體化要求之間存在的矛盾，各省、各市在制定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時，還沒有形成有效的對接機制，缺乏地區間的規劃協調機制。

——地區間合作機制不完善，共建園區等“飛地經濟”發展與利益分配機制不健全。上海科學院副院長曹阿民認為，產業轉移的輸出區與輸入區域稅收等利益存在沖突，產業輸出方政府意愿不高，不利于形成統一的大市場和有效的產業協同。

——區域競爭缺乏底線約束，需強化統一市場標準體系和促進要素自由流動的市場環境。“在不同地方競標，特別是政府部門的招標，還是有區別對待，需要減少地方保護。”長三角一家大型民營企業的負責人說，其實只要疏通兼并收購機制，就能夠突破人為的市場壁壘，消除產能重復和過剩。地方干部指出，產業承接地區還面臨產能、能耗等指標不能同步轉移的限制；項目轉移還面臨土地指標制約影響，存在項目等地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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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產業布局規劃高度

部分干部和專家認為，長三角仍需大幅提升產業布局規劃高度、轉移承接有序度、資源要素流動自由度。

其一，制定地區產業規劃的協調和后評估機制，“繪制”長三角“產業地圖”。上海財經大學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副院長張學良等人認為，需要建立地區間產業規劃協調機制和規劃后評估機制。如，由第三方機構對地方政府的產業規劃進行評估。

部分基層干部認為，產業轉移是科學調整產業布局的契機，但以合作園區為例，“高端的他們也想留，我們也想要；各地都搞合作產業園，缺乏統籌，需要有一張規劃引導的產業地圖。”記者從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獲悉，目前正在研究制定“長三角產業地圖”。

其二，發揮好開發區的平臺作用，建立科學運行體制和利益共享機制。部分基層干部反映，園區合作中需要的財稅分享等尚無制度層面安排，建議可探索“雙方各計或分配政績”、給產業遷出地緩沖期等制度安排。上海市社會科學創新基地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研究中心主任曾剛建議，借鑒新加坡在國外合資建設園區經驗，推動開發區管委會向開發運營集團公司轉變，鼓勵并購重組，真正發揮市場機制優勢，探索國內一區多園共建等模式，提高園區合作層級與成效。

其三，啟動產業合作示范基地規劃建設。宣城市市長張冬云說，上海白茅嶺農場位于安徽郎溪、廣德境內，形成天然四省市無縫對接的功能區塊，通過共建產業合作基地，打造跨區合作、綠色發展樣板，有助于三省一市更加便捷深化產業一體化分工合作。

其四，落實信息化基礎設施等具體項目，推動合作協調。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院長劉志彪認為，包括航空和港口的聯合、重大的科技合作研究項目、新能源汽車使用和充電設施的一體化等，在這些以市場為導向的活動中，應逐步打破行政壁壘，發展企業主體在區域間的自我聯合、自我協調和自我發展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