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 | 美國“燈塔”不再閃亮：百年未有之真正大變局（全文）

點擊：作者：李巍來源：“IPP評論”微信平臺發布時間:2019-12-17 21:55:46

世界的發展并不必然呈現西方不亮東方亮的規律，看到美國及其領導的自由主義世界體系的困境，并不意味著中國面前已是坦途。中國按照自己意愿構建的偉大藍圖是否能夠實現，還需要接受時間的檢驗。而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中國正面臨著一個十字路口，我們決定如何協調與既有的自由主義世界體系的關系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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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仍然有其強大的一面，但其神話正在破滅，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咎于美國自由主義價值理念的三大基石的松動。（圖源：網絡）

我們依舊生活在一個自由主義主導的世界體系中，而美國依舊是這一體系的領頭羊（“燈塔”）。美國仍然有其強大的一面，但其神話正在破滅，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咎于美國自由主義價值理念的三大基石的松動。“美國燈塔”不再閃亮，這是世界真正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處于這一十字路口的中國將何去何從，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命題。

自由主義世界體系的雛形

我們今天仍舊生活在一個自由主義主導的世界體系中。不管我們愿不愿意接受自由主義這個概念，自文藝復興特別是啟蒙運動以來，歷經兩次工業革命，直到如今的信息革命，世界演進的方向總體上符合自由主義所倡導的理念。比如，對于我們中國人來說至關重要的改革開放到底意味著什么呢？就是中國對自由主義的眾多元素不斷進行選擇、接受的過程。雖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往往是把“糖衣”吃進去，把“炮彈”吐出去，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我們確實接受了一些自由主義的價值原則。那么這個自由主義的世界體系是怎么形成的呢？

實際上，自由主義的價值體系已經在過去200年的歷史中極大程度上塑造了這個世界。自由主義秩序最初源自英國。英國的自由主義實踐首先是政治上的，貴族與國王的博弈和妥協催生了《大憲章》，英國在世界上最早實行議會制度以約束君權。后來孟德斯鳩和約翰·洛克基于英國的政治實踐提出了自由主義的政治學說，即有限政府和權力分立。不過此時，英國在經濟上是實踐重商主義的，也就是國家主義，這多少是一種悖論。

從18世紀晚期開始，英國開始在經濟上構建自由秩序，即自由貿易。在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的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英國的工商業者推動建立了減免關稅、促進資本自由流動的（國家）低干預經濟模式，實現了工業化大生產、投資擴大再生產，以及以海外貿易獲取市場和原料，極大地促進了資本主義自由貿易條件的成熟。伴隨著啟蒙時代以來思想巨匠們的政治、經濟設想得到實踐，英國先是構建了一個自由的國內秩序，并藉此釋放出巨大生產力，成為工業革命時期的世界霸主。后來伴隨著貿易擴張，英國把其國內的這種秩序推廣到國際上，形成了一個初步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但是英國并沒有建立一個完全的自由主義秩序。當時體現出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初步的全球化、自由貿易和金本位制度下的資本流動都是經濟層面上的。在國際政治層面，無論是與當時的歐洲其他列強的角力，還是在殖民地以暴力彈壓當地勢力，英國的規則中都保留了很多叢林法則。叢林法則一方面體現為當時的歐洲仍然接受傳統的現實主義政治；另一方面體現為大英帝國由于要捍衛其殖民體系，故而也絕不可能在殖民地實踐自由秩序。

但即便是這樣一個部分的自由主義秩序，后來也遭受了嚴重沖擊。在經濟領域，以大衛·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自由主義遭到了福利國家、凱恩斯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的沖擊。在政治領域，英國本來就沒有建立起完整的自由主義秩序，只是與其他列強開展必要的合作，本質上還是均勢政治。均勢政治被一戰的爆發證明不可持續。隨后，時任美國總統的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提出“十四點原則”，倡導公開外交、推動設立“國聯”（美國本身由于議會未通過而未能參加）、航海自由、民族自決等一系列自由主義的國際新規則、新制度。

客觀上，代表自由主義思想的威爾遜主義當時并沒有成功改造歐洲的均勢政治，直到法西斯主義勢力發動二戰，均勢政治才徹底破產。但從今天的視角來看，威爾遜主義所倡導的自由主義價值確實被新興的國際政治大國美國所繼承。二戰期間和之后，美國主導的《大西洋憲章》、布雷頓森林體系、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關貿總協定（GATT）等戰后國際秩序、國際機構都直接體現了自由主義的規則。

自由主義世界體系的最終建立

自由秩序的全面建立要等到二戰以后，是一種同時覆蓋經濟和政治領域的世界治理模式。在經濟領域，貿易自由化的進程相對順遂。美國通過主導設立關貿總協定（GATT）和后來的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及參與多個區域性自由貿易組織，基本就打造了全球自由貿易系統。相比之下，資本自由化則經歷了一些波折。最初，為了維持金融穩定，布雷頓森林體系對資本的自由流動實施了嚴格的管制。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貨幣跟美元掛鉤，客觀上約束了資本的自由流動。當然，這種約束僅僅是針對資本賬戶，經常賬戶也就是貿易賬戶是可以自由流動的，所以總體上仍能夠配合自由貿易的需求。

重要的變化發生于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穩定美元價格的需求消失，推動了整個金融體系全面的開放。這一變化的直接效應就是在跨北大西洋聯盟的政治框架下，跨國投資激增，出現產業轉移，培植起跨國生產網絡。從這個角度講，美國把自由國際體系在當初英國構建的基礎上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不僅是在經濟領域實現了更大范圍更穩固的自由秩序，而且是在依托政治領域的自由秩序來實現的，這就跟大英帝國時期基于現實主義的均勢外交和殖民體系存在根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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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8日，李巍教授做客IPP沙龍，圖為講座現場

美國打造的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秩序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強調以聯合國為中心的集體安全。至少在原則上自由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不是霸權決定論，而是依據聯合國的決議行事，必要的時候，由聯合國出面充當世界警察。

第二，以民族自決推進去殖民化運動。公允地講，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非殖民化運動絕不僅僅是因為殖民地國家自身的獨立斗爭，而是因為美國作為世界的老大，否定了殖民主義，以至于英、法這些老牌殖民國家紛紛退出自己的殖民地，放手讓其獨立。典型事件是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第二次中東戰爭）。當時英法為奪得蘇伊士運河的控制權，與以色列聯合，對埃及發動軍事行動。美國暫擱置意識形態分歧，與蘇聯一起對英、法施壓，并且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來限制對英、法的貸款，導致英鎊巨幅波動，用一場貨幣戰爭迫使歐洲勢力最終退出蘇伊士運河。去殖民化對于在世界范圍內鞏固一個主權獨立的體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是國際關系史上重要的進步。

第三，推動建立現代文明社會所仰賴的國際制度。文明社會與叢林世界相對，凡事靠制度來規范，于是就出現了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體系，即二戰后美國所領導的，同時覆蓋政治、經濟領域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總的來說，由英國最先構建的自由體系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受到沖擊，英國自己也從世界霸主的位置上滑落下來。但是該體系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基本規則得到了美國的繼承。更為重要的是，美國進一步鞏固和發揚了世界范圍內的自由主義秩序，藉由二戰后主導各種制度的建設，美國最終構建了覆蓋政治、經濟領域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這一國際秩序之下先后發生了第三波民主浪潮、中國的改革開放、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等標志性事件或歷史進程，最終使得自由主義在20世紀90年代達到了巔峰。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習總書記提出中國正處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概念之后，媒體圈、學術圈有很多人寫文章來論證。這類文章往往是從尋找標志性事件或節點的思路來展開論述。然而客觀地講，這并不是一個很有力的角度。世界范圍內，恐怕很難說眼下有什么事件或節點對世界格局的影響力可以比得上兩次世界大戰的始末、冷戰的始末、中國決定改革開放、蘇聯解體，甚至都沒有一個事件可以比得上“9·11事件”。

理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需要一個更加精確的切入角。如果我們擺脫具體事件和節點的思維束縛，從大趨勢的角度來看，完全可以不夸張地說，如今的世界確實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過去的200多年總體上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或者自由主義價值體系領導世界、塑造世界的時代。然而這一體系今天正在遭遇各種各樣現實問題的沖擊，而且其力度是前所未有的。

在世界向著自由主義的方向演進的過程中，我們一直把美國當作可以學習的楷模，或者至少是可以參照的標桿。但是今天我們會發現這個楷模自身正在遭遇一場嚴重的病變。受到影響的當然不僅僅是美國本身，當“自由世界的燈塔”變得暗淡，整個人類都感覺到了方向上的混亂。站在中國人的視角，以前我們的方向很明確，我們要對計劃經濟做改革，雖然不是全面私有化；我們要推進民主，雖然不見得全盤接受美式民主體制。甚至包括我們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但令其施行高度自治也透露出一重用意，即我們要學習不同社會制度下的治理技術，并最終使得我們的治理過渡到一個理想的、有序的狀態。但是今天我們眼見“燈塔”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可以說是從三個最基礎的方面撼動了美國“自由燈塔”的地位。

自由主義基石的撼動

美國作為自由主義體系的“燈塔”，主要是仰賴三大基石：

在制度層面上，美國依靠的是其自由民主體制以及自由市場經濟；在實力層面，美國擁有強大的工業、金融、軍力；在精神層面是基督教新教文明（Protestantism）。要特別指出的是，無論是在當初構建和擴張自由主義體系，還是在如今自由主義體系出現動搖和萎縮，這三大基石都是相互支持，相互影響，同步發生作用的。

然而很不幸的是，如今美國社會愈演愈烈的三大分化使得以上三大基石都出現了松動。它們分別是自由市場帶來的經濟分化，主要表現為地域分化和階級分化；自由移民帶來的種族分化，導致了新教倫理的衰落；以及自由信仰帶來的價值分化，因此在死刑、同性戀婚姻、控槍、社會福利和稅收等一系列問題上進一步撕裂社會。

自由市場帶來了經濟的發展，但過度自由的市場帶來了經濟的分化。追求效率的自由市場上資本必然流向效率更高的地方，當這種流動還僅限于國內的時候，政府尚可以通過稅收和補貼來平衡局面，勞動力也可以通過在境內的自由流動來完成與產業聚集相適應的配置。但是當資本可以自由地在國際間流動時，政府對于將資本大量轉移至海外（尤其一些避稅天堂）的企業征稅難度明顯提升。

而資本轉移導致產業轉移，久而久之形成規模化的產業空心化后，對于已經消失的產業，補貼都無從談起。與此同時，國際間勞動力遷移的壁壘很高，不可能像資本一樣自由地去來。遭遇產業空心化之后，對于被轉移產業原本布局的地區來說，結果大半是區域性的衰落，而這些地區的居民大多很難成功轉型，其經濟地位的顯著下滑必然誘發階級分化。

比如美國曾經的汽車之城底特律在制造業大量轉移至其他國家的背景下，人口已經從巔峰時期的200萬陡降至如今的70萬，且市民平均收入也明顯下降，城市殘破的情景可想而知。而底特律只是美國五大湖流域原本在工業時代繁榮城市淪為“銹帶”的一個縮影。

當然，也不是沒有人從資本流動中獲益。首先是那些將資產配置到更高效率國家和地區的跨國企業管理層、大股東們明顯受益；其次是借助美國的國際金融優勢在國際資本市場上馳騁的金融業者在（除去金融危機剛發生的短暫時段之外）絕大多數時候充分受益。當金融業者通過操縱杠桿在虛擬經濟中大賺快錢，從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來說，無可厚非，但是從國家的整體福利來看，卻造成了危機。因為受益的地區非常集中，結果表現為地區分化；受益的人群的比重太低，結果必然是階級分化。

以上兩種分化結合起來，突出表現為美國中產階級的衰退。美國中產階級的規模已經從高峰時期的約70%一路下跌到略低于50%，并且這一趨勢還在繼續。嚴重的地區分化和階級分化的后果絕不僅僅是經濟性的，它必然傳遞到公民的政治生活中來，再輔以如今越發凸顯的自由移民的種族分化，最終還會加劇自由信仰的分化。換而言之，自由市場經濟推進到一定程度，對于整個國家來說，就會出現經濟邏輯和政治邏輯的背離。

自由移民是對自由主義精神的實踐，但是大量的自由移民卻導致了作為美國立國精神支柱之一的新教倫理的衰落。自由移民的種族分化概念的提出可以歸功于美國當代頗有爭議的政治學家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9·11事件”之后，亨廷頓撰寫出版了《我們是誰？》(Who are we?)一書，針對美國的移民問題闡發觀點，與其之前出版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樣，引起激烈爭議。不管是否接受亨廷頓的觀點，我們必須承認他所指出的一系列有關美國移民現象的問題不僅是客觀的，而且如今正在變得越來越突出。

公允地講，在移民問題上，美國的主流價值觀確實是很自由主義的。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美國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逐漸取消了對第三世界國家和非白人族裔移民的配額，再加上從南部邊境不斷涌入的非法移民逐漸取得合法身份，越來越多的少數族裔（有色人種）正在獲得參與政治的權利，并且顯示出在這一領域濃厚的興趣。所以我們看到，在州層面上，很多州的議員是少數族裔；進而在聯邦層面上，尤其是眾議院，有大量的少數族裔議員。

這其實也符合自由主義政治的邏輯，因為少數族裔多處在美國社會的底層，需要通過參與民主政治，影響公共政策來改變自己的命運。最初白人精英壟斷了政治參與，少數族裔也缺乏相關政治意識，后來隨著20世紀60年代起的平權運動，少數族裔越來越多地到參與到政治事務中，甚至近年來展現出過于積極的熱情。

實際上，很高的政治參與度絕不是一件好事情。我在造訪美國密歇根州的民主黨總部時，負責人表示他們正在努力地鼓動民眾去投票。但從政治學的道理來說，人民積極踴躍的投票并不見得是一件好事情。投票是有成本的，愿意花成本來投票，那就意味著其對現有的公共政策很不滿意，或者說非常期望在付出投票成本之后能得到相應的回報。人民的滿意度低，對公共政策的分歧度高，投票率才會高。反過來說，投票率達到一定高度，恰恰說明政治生態不好。

對于這種所有人都關心政治、參與政治，甚至是不通過制度化渠道而直接采取行動參與政治的情況，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Countries）一書用了一個概念，“（廣義的）普力奪社會（praetorian society）”，意思是說整個社會高度政治化，每一個人都不再專注于自己的專業了，都想玩政治了。

結合美國今天高度政治化的社會氣候來看，自由的移民所帶來的不光是人口結構的變化，而是種族分化，說到底是不同種族間的信仰危機。以拉丁裔為代表的、低教育和低收入水平的少數族裔希望藉由參與政治來提升其享受國家福利的水平。而這種認識與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強調的那種保守自由價值、崇尚小政府、依靠個人努力而非擴大公共開支來實現幸福的新教精神相左。這是對美國立國之本的精神內核的嚴重沖擊，影響之大，令整個美國為之困惑。

不同族群因信仰不同產生的分化，必然表現為民眾在各種涉及價值判斷的事務上存在嚴重分歧，再加上面提到的自由市場帶來的地域分化和階層分化在超越族群的維度發揮影響，承襲自由主義觀念的信仰自由已經在美國社會呈現出嚴重的價值分化。

如今在美國，凡是涉及價值判斷的重大問題都會激起美國社會的尖銳分歧。死刑、同性戀婚姻、控槍、社會福利以及稅收等等，這些議題每每挑動美國最為敏感的神經，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掀起激烈的斗爭。而斗爭中最為明顯的特點就是政治人物以黨派劃線——民主、共和兩黨的議員只是基于黨派立場、基于選舉利益做出選擇，而不是基于公共精神。

因此可以說，美國民主的質量已經大大降低。曾經那個哪怕是敗選者都要發表敗選演說，表示要捐棄前嫌，基于公共精神共同為全體美國人民的利益謹慎決策的政治氛圍已經消散，取而代之的是總統鼓噪民粹、議員選邊站隊、民眾盲目參與的局面。而這一切的背后是美國舉國上下深深的焦慮——美國“燈塔”不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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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自由世界的燈塔”——變得暗淡，整個人類都感覺到了方向上的混亂。（圖源：網絡）

自由世界秩序的困境

經濟分化、種族分化、價值分化撼動了自由主義的基石，美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機和焦慮。然后這種危機和焦慮迅速地傳到了全世界，呈現出全球范圍內自由經濟秩序的危機和自由政治秩序的困境。

傳統的經濟自由主義，可以說是一種內嵌式的自由主義，依循的是凱恩斯主義的經濟邏輯，即在國際上盡量推動自由貿易，在國內于必要的時候通過擴大政府支出（其中相當部分用于社會福利支出）以刺激經濟，并且建立福利體系以保護受到自由貿易沖擊的社會群體。然而如今，國際間的自由貿易遭遇了班農主義（其本質為重商主義）的對抗，發達國家國內著眼于社會福利政策的“偉大社會”計劃遭遇了歐債危機的教訓，極大地壓縮了擴大政府支出的空間。

其實對于“偉大社會”計劃最終必然以危機收場的命運，很多經濟學家早有預判。于是他們在美國提出新自由主義，形成華盛頓共識，強調金融開放、私有化、去監管化、拆散福利國家體系等等。但是短短十幾年后，依循華盛頓共識決策的國家就在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中領略到了開放而監管薄弱的金融體系有多危險，而私有化、拆散福利國家體系則在很多國家和地區激發了類似社會主義革命的群眾運動。因此新自由主義經濟也在很大程度上破產了。總而言之，無論是經典的自由主義還是改良的自由主義，就經濟秩序而言，都沒有找到切實可行的出路。

與此同時，自由政治秩序的困境也在世界范圍內浮現出來。就國內政治秩序而言，政治威權主義和強人政治開始在全球范圍內復興。俄羅斯那樣的傳統威權政體依然穩固；曾經遍及東亞、南美、東歐的“第三波民主化”卻在退潮；甚至在美國、法國這樣的傳統自由主義國家也出現了“占領華爾街”和“黃背心”運動，從而折射出多個國家國內的政治威權主義復興和整個世界對于選舉政治的厭倦。

在國際上，世人目睹了俄羅斯用軍事干預的手段將克里米亞重新納入版圖而整個自由世界無能為力。以英國脫歐和美國退出各類國際組織（如TPP和巴黎氣候協定）的反面示范更加劇了世人對于自由主義價值是否可以延續的懷疑。至于中國這個崛起中的大國與守成大國美國間的競爭，美國國內已經做出論斷——接觸戰略失敗，權力政治回歸。

冷靜尋找中國的出路

暗淡的燈塔不再為世界照亮通往自由主義彼岸的方向，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整個世界再次步入十字路口，中國亦未能獨善其身，那么中國該做些什么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先對中國自身的情況，尤其是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的處境及與世界體系其他部分的關系有一個比較客觀的認識。

坦率地說，至少在以下方面，中國還沒有展現出領導既有的國際體系乃至重建一個全新的國際體系的素質。從內部視角來看，中國過去幾十年所依賴的“強國家+自由市場”模式存在內在沖突。國家驅動市場化改革，從中取得經濟利益以反作用于國家體制的建設；更強的國家體制又可以動員更多的資源來推進市場化。這一循環的確成就了中國過往幾十年的發展，但是缺乏約束的國家（政府）終有一日會強大到敢于向自由市場說不，甚至侵蝕市場的自由。單靠之前那樣摸石頭過河，恐怕已經不能解決這樣的問題，下一步怎么走，還很有待明確。

從外部視角來看，相較于美國的自由主義敘事，目前中國故事還沒有提供足夠的替代性，中國道路還沒有被世界其他國家所真正接受。而且這些國家的反應也并非全無道理，比如作為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在國際關系中也并沒有表現出“霸權的仁慈”姿態，中國有時候也很粗暴。從中國競爭對手的視角看，中國在多個方面還沒有超過美國。高端創新、金融體系、國際號召力等等，中國與美國的實力還有一段明顯的差距，更何況中國經濟的發展步伐已經呈現放緩趨勢。

世界的發展并不必然呈現西方不亮東方亮的規律，看到美國及其領導的自由主義世界體系的困境，并不意味著中國面前已是坦途。中國按照自己意愿構建的偉大藍圖是否能夠實現，還需要接受時間的檢驗。而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中國正面臨著一個十字路口，我們決定如何協調與既有的自由主義世界體系的關系至關重要。理論上，至少有以下三種路徑值得認真分析：

第一，做自由主義世界體系的維護者。就具體措施而言，這條路徑要求中國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標準進行自我改革，比如徹底改革國企、全面開放金融，與美國達成貿易協議以及積極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但更為重要和長遠的著眼點在于中國需在自身定位和心理預期上做出調整，以更加積極的角色去引領全球化進程。這意味著不僅僅是在中國目前樂意接受的領域持續擴大開放，也意味著在那些中國目前并不樂于開放的領域比如數字領域同樣實現更大的開放；而且實質上還要求中國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為更多棘手的國際事務提供資金和方案。

第二，做自由主義世界體系的顛覆者。采取這種路徑，客觀上等于主動與美國脫鉤，與西方爭奪世界的領導權。這樣做的風險不言而喻，但作為一種選擇，至少其在理論上確實存在，而且眼下也不乏擁護者。從理性出發，該路徑的關鍵是在前提上認定當前的自由主義國際體系難以為繼，且無法改造，中國確實有另起爐灶的必要。相應地，中國在宣傳上需要極力講述中國故事，特別是突出其中與西方不同的價值觀念；在實踐上則要努力構建以中國為中心的全新世界體系，以實際行動向全世界傳遞一個信息：“美國燈塔”不亮了，而中國正在為世界的未來提供另一種可能。

第三，做自由主義世界體系的完善者。這種路徑同時強調當前世界體系延續有其合理性、改革有其必要性。而改革的前提是承認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都有制度短板，而對此的態度不僅是相互尊重差異，而且是相互督促改進。就具體措施而言，中國要避免與美、歐、日脫鉤；不做模式輸出，不搞制度競爭；要努力增加既有國際體系的制度資產，并且愿意為此付出成本，比如維護和強化WTO，在必要的時候以放棄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待遇為交換；切實堅持多邊主義政治，避免和糾正大國（尤其是美國）的雙邊政治和權力政治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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