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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黨建引領社會治理已經成為社會治理研究和治理實踐的指導思想。準確理解黨建引領的內涵及其社會治理邏輯，是推動各領域黨建融合和治理效能提升的基本前提。黨建引領的治理邏輯是一個邏輯體系，主要由政治邏輯、組織邏輯、民主邏輯、關系邏輯、空間邏輯、技術邏輯六個邏輯要素構成。

為應對返程高峰，由江蘇常州青龍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工作人員、城管隊員及轄區交警組成的聯合檢查組成立了戰“疫”臨時黨支部。全體黨員上一線，在滬蓉高速青龍出入口，為所有過往車輛上的人員測體溫、登記和查驗。（陳暐/攝）

黨建引領社會治理已經成為社會治理研究和治理實踐的指導思想。但是在對黨建引領的認識理解上仍然存在不少誤區，在具體落實中存在差距，容易導致黨建引領的政治泛化和黨建引領的組織僵化。因此，對黨建引領的治理邏輯需要有更加深刻的認識。分析黨建引領的治理邏輯，可以從政治邏輯、組織邏輯、民主邏輯、關系邏輯、空間邏輯、技術邏輯六個方面來理解。

政治邏輯

要樹立黨是領導一切的立場和觀點。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這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首要方略。黨建引領社會治理，實際上就是把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的方略貫徹到社會治理中去的一種生動鮮明的具體提法。

要對社會治理中的政治資源進行充分挖掘、盤活和集約化使用。從革命、建設到改革，中國共產黨生成了扎根中國大地并與群眾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相融的豐厚政治資源——數量龐大而廣泛分布于群眾之中的黨員，鑲嵌密布而又共融共生于社會結構之中的基層黨組織，只要對這些政治資源進行有效的政治激活和組織聚合，黨建引領在社會治理的政治引領就有了可靠而有力的政治支撐和優勢所在。

從這一政治邏輯維度來看，提出黨建引領社會治理，首先是要避免在社會治理過程中滋生蔓延的單純行政事務主義傾向，為社會治理注入更多的政治要素，比如黨的政治形象、群眾路線、民主協商、德治自治共治等，更加有力地推進社會治理進程并努力提升其治理效能。與此同時，提出黨建引領社會治理的目的，就是要通過社會治理在各個領域的具體活動展開，為黨的多種政治要素植入和滲透進社會生活提供路徑依賴。

1月22日，在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醫護人員加入抗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突擊隊。突擊隊由該院黨委組建，以黨員為主體。新華社記者 程敏 攝

組織邏輯

社會治理語境中的“黨建引領”實際上是一個包含了黨的基層組織、行政組織、駐區單位、社會組織等多元多種力量共同構成的組織體系。在基層社會治理中，黨的基層組織體系既包括街道黨工委、行政組織黨組、社區黨委、居民區黨組織等建制型黨組織，同時也包括一些臨時組建的功能型黨組織；既包括與街道以下的基層黨組織有著縱向密切聯系的上級職能部門黨組織，也包括街道轄區范圍之內橫向內生的各種類型的黨組織。

黨的基層組織體系治理能力的有效發揮，是區域性社會治理架構的堅實政治基礎和組織平臺。行政組織是市場化多元社會的治理主體，在權責功能下沉的體制改革中，街道承接了原先由上級相關職能部門掌握的某些職責功能，因而對行政轄區內的各種社會事務擁有了更加集成有力有效的行政力量。在區域性社會治理架構中，行政組織黨組的優勢在于能夠把業務職能與政治職能有效結合起來并貫注于社會治理的全過程。

駐區單位是區域性社會治理的重要主體。把駐區單位的內生性治理效能通過區域化黨建的方式釋放出來，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實現與區域內其他治理主體的優勢互補，為區域性社會治理架構提供堅實的組織支撐。社會組織尤其是群眾性自治組織是社會治理的重要參與力量，既是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重要渠道和組織載體，也是服務群眾的專業化社會組織。

四種組織力量各有優勢特長，也各有短板，在黨建引領下，以黨的組織為橋梁和樞紐，黨的基層組織、行政組織黨組、駐區單位黨組織、社會組織黨組織等力量得以實現政治整合和組織聚合，由此形成區域化黨建的組織治理體系。

1月24日，農歷大年三十，為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甘肅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醫護人員在黨旗前宣誓。新華社發 李百龍 攝

民主邏輯

中國的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基層社會治理的過程，其實就是基層民主協商生動展開的全過程。“有事大家商量著辦”“大家的事大家來辦”，這既是基層民主協商的政治價值所在，又是基層民主協商的組織路徑依賴。

在“黨建引領”的社會治理體系中，由于黨組織發揮著整合多元化社會力量的政治紐帶作用，因而在基層民主協商過程中實際上扮演了三種重要角色：團結組織和把握方向的政治引領角色；聽取收集基層群眾不同意見的政治吸納角色；妥善處理不同利益群體意見分歧的政治調解角色。

政治引領，是指基層黨組織開展基層民主協商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培植和提升群眾參與社會治理法治意識和文明意識的過程；政治吸納，是指基層黨組織要主動聽取收集各類群眾的不同利益訴求，建立起有效的訴求回應和矛盾反饋機制，保持黨組織與群眾時刻在線，掌握群眾的即時心理；政治調解，是指基層黨組織通過與行政組織黨組、駐區單位黨組織、社會組織黨組織和黨員群眾的共同發力，在合法、合規、合情的前提下，妥善處理好群眾的各種利益訴求。這三種角色的發揮，實際上就是“黨建引領”基層民主協商助力社會治理的全過程。

關系邏輯

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的深刻轉變，其實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關系結構形態嬗變演化的必然結果。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社會治理是一門科學，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濤洶涌也不行。”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迅猛發展和經濟比重的不斷提升，就業和收入形態的深刻變化，新型城鎮化的集約式發展以及互聯網的廣泛運用，在人口大規模流動、利益多樣化、社會信息化、思想文化多元化的形勢下，中國社會關系結構越來越表現出“碎片化”和“原子化”——擺脫了鄉土地域、宗族血緣、單位制的歸屬羈絆后，一個流動性加劇的超大規模型的“陌生人社會”迅速形成。

在這樣一個高度原子化的社會中，市場化、法治化、契約式的利益觀念已然成為社會日常生活的基本交往準則。黨建引領的提出，其目的就是要通過滲透式的全域化社會治理，在新的社會關系基礎上構建起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始終堅持黨的群眾路線。

1月27日，一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為海軍軍醫大學醫療隊點贊。新華社發 陳靜攝

空間邏輯

一切皆有跡可循。空間邏輯意義在于，各方力量參與的社會治理活動，都是在一定的空間場閾之中開展起來的。空間場閾的設計營造及其有效利用，為黨和政府的社會治理提供了可靠的空間依托，因而有著積極意義。

社會治理意義上講的空間場閾，主要包括政治結構空間和政治地理空間。政治結構空間，是指社會治理參與力量因角色、作用、影響和能力等存在差異而生成的治理關系結構。

在政治結構空間中，黨組織是貫通上下左右、東西南北中的政治核心和組織樞紐。政治地理空間，是指通過對街區或社區物理空間的功能營造，依托分布式的實體政治單元，在滿足服務于社區居民需求的過程中，實現對社區人員的有序導流和關系重建。

就社會治理實踐而言，政治地理空間的主要構成是指按照街區或社區輻射影響范圍而開設的如黨建服務中心、睦鄰友好中心等實質性的黨建群建陣地。遵循空間治理邏輯，黨建引領就有了堅實可靠的物理化治理依托和活動空間。

技術邏輯

社會治理離不開科技力量的支撐。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為黨建引領提供了強大的政治賦能和組織賦能。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信息是國家治理的重要依據，要發揮其在這個進程中的重要作用。”從政治賦能的角度而言，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的泛在性特征，既使黨治國理政面臨著新的風險挑戰，尤其是信息自由流動導致的網絡輿論的不可控性、網絡社群的自組織化以及社會動員的網絡群體極化等的影響挑戰更甚，又為黨提升和強化治國理政能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治理技術支撐。

以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新興技術的社會治理運用，比如，智慧城市、數字政府、數字治理等，實際上為整合呈現出原子化傾向的市場社會提供了強大的政治賦能。

在政治賦能的過程中，包括黨的歷史、政治形象、紅色文化等充沛政治資源得以以新形式新內涵展現出來。比如，通過VR技術實現紅色虛擬場景的營造可以為黨員群眾提供沉浸式的體驗教學，通過“學習強國”等網絡平臺可以為黨員群眾的學習教育提供持續性的內容生產。

從組織賦能的角度而言，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的聚合化特征，在破除工業社會自上而下的科層制（官僚制）組織弊病的同時，又在適應多中心分布式信息社會的過程中，為構建以黨的政治活性的激活發揚和組織資源的優化配置為核心的組織體系，提供了強大有力的組織技術支撐。

現在，互聯網+黨建、智慧黨建、互聯網企業黨建等新類型概念的提出和實踐，實質上就是通過信息網絡技術的組織賦能，整合聚積多元化社會中黨的組織資源的生動展開。

作者：薛小榮，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北京市黨的建設研究會特約研究員

文章來源：《前線》雜志2020年第2期，原文標題“黨建引領的治理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