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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到底是怎樣一個人？

點擊：  作者：申鵬    來源：平原公子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3-04-15 12:31:19

 

 

前幾天，一個朋友表示很震驚，他說他讀蔡元培傳記，剛剛發現那個在《覺醒年代》中溫文爾雅的蔡元培先生，居然在4.12中主持過“清黨”。

 

我說這是事實，蔡元培確實是“清黨”的主要策劃者。

 

你要說蔡元培是陳獨秀的好友，欣賞過陳獨秀、李大釗，幫助過青年毛澤東，支持過研究馬克思主義，喊過“勞工萬歲”口號，保護過北大進步學生，這些是事實。

 

但蔡元培在412反革命政變中，堅定站在蔣介石等國民黨右派一邊，堅持“反共、清共”，支持逮捕共產黨人，甚至提供過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名單，其中還包括他的學生柳亞子，這也是事實。

 

他不是被逼的，不是被脅迫的，是主動參與、甚至試圖領導“清黨”的。

 

1927年4月2日，蔡元培和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古應芬、陳果夫、李宗仁、黃紹竑8人，在上海召開“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會議”，蔡元培任主席。會上，吳稚暉提出，“以非常之處置，護救非常之巨禍”。蔡元培拿出《共產黨禍黨證據及共產黨在浙禍黨之報告》，讓委員傳觀。會議在蔡元培的主持下，還審定了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和各省黨員應進行看管的共產黨人名單，共計179人。這份名單，包括了毛澤東、周恩來、陳獨秀等中共領袖。”會議通過了吳稚暉提出的彈劾文告，要求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采取緊急措施，將各地共產黨員由軍警加以逮捕。4月3-5日，蔡元培和蔣介石、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在上海連續舉行秘密會議，策劃反共清黨。

 

1927年4月9日，蔡元培和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名義，聯名發表了‘護黨救國’的通電。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及革命群眾，屠殺5000余人，史稱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在此期間，國民黨特務在上海街頭抓到穿西服、口袋插鋼筆的人，就能當作共產黨處決了；地方上地主鄉紳反攻倒算，殘酷虐殺基層干部，很多國民黨左派、農會干部都被當作“共黨”殺了。

 

 

在蔡先生家鄉，浙東警備司令王俊以“反革命”罪名，查封國民黨寧波市黨部機關報寧波《民國日報》并逮捕報社社長。隨后又扣押市黨部、市總工會領導人，拉開了浙江“清黨”的序幕，到這一年結束，浙江共有1805人被捕，其中又有932人被殺。這里面固然有大量的我黨同志，但更多的是國民黨左派，更多的還是無辜的國民黨黨員。浙江的豪紳地主假借清黨之名，把各地宣傳主張減少地租的人，不管什么人，都當做“共黨”槍決。

 

1927年6月6日，蔡元培主持召開清共會議，通過了一份通緝名單，當時的中共高級領導人，全部名列其中；蔡元培參與了名單的審閱、定稿。

 

1927年12月13日，蔡元培表態支持蔣介石，說蔣介石“功在黨國，此次再任艱巨，自極贊同。余意蔣先生復職以后，必能將所有軍隊凡立于鏟除共黨、打倒軍閥之旗幟者，結合為一。現在武裝同志大家都應覺悟，同心努力，一致為鏟除共黨、打倒軍閥之工作。此外種種皆不足置慮也。”

 

1928年2月8日，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上，蔡元培又領銜提出《為防范共黨擾亂陰謀之提案》，聲稱“中國國民黨雖經實行反共、分共數月如茲，但現在共產黨擾亂中國之計劃行為，仍甚猖獗，證據確鑿，不得不加以制止”。

 

這個“清黨”，清得血流成河、人頭滾滾，蔡先生是親眼見證的，但他并依舊支持蔣介石，支持清黨反共。

 

1927 年4月清黨前，國民黨自己的統計數據是：普通黨員人數（不含軍政和海外黨員）約65萬，而到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漢“7.15”后約一 年，國民黨員人數已經銳減到22萬；國民黨的口號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所以，大革命中廣泛建立的國民黨基層黨組織、進步的國民黨青年才俊，基本被殺絕了?！秶顸h中央周刊》記載：“不但在農民中很難找到國民黨黨員，并 且在一切農民運動負責人員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員中，在農村文化教育負責人員中，以及農村經濟建設負責人員中，都不容易看到國民黨黨員的蹤跡。”負責清黨的軍法處胡逸民感嘆：“溯自清黨運動開始以來各處土豪劣紳均乘此機會大肆活動。凡曾努力于革命之青年，鮮不加以共產頭號，以圖一筆抹殺……長此以往，國民黨之元氣不傷于共產黨之搗亂，亦將傷于土豪劣紳之手矣。”他們自己都知道，清黨毀了國民黨自己的根基。

 

廣東 1926年10月統計， 國民黨黨員人數156915人；1934年11月統計， 黨員人數87202人；

廣西 1926年10月統計， 國民黨黨員人數128394人；1934年11月統計， 黨員人數5671人；

湖南 1926年10月統計， 國民黨黨員人數34400人；1934年11月統計， 黨員人數21087人；

湖北 1926年10月統計， 國民黨黨員人數30000人；1934年11月統計， 黨員人數12236人。

 

國民黨的清黨活動，致使一批對革命有信仰、有理想和有熱情的黨員被殺害，基層職位空缺，結果被一些當地土豪劣紳所乘。如國民黨四川省各縣的團總或團練局長占據了原先“共產黨少年”的位置，而這些團總和團練局長原先都是土豪劣紳，他們結黨營私，招上來的黨員也是些流氓地痞。以河北省為例，“各縣市指委中十分之九沒入過黨，有的是小土劣，有的當過稅吏，有的曾做土匪，有的患神經病，其余確系不明白黨義的盲從青年……”蔣介石清黨后，都剩下了些什么人？地痞流氓、土豪劣紳。連黑社會杜月笙都能夠去競選上海市市長，青幫大佬黃金榮還被蔣介石封了官.....所謂清黨，其實是一次封建土豪劣紳舊勢力的反攻倒算。

 

很多地方因為濫殺無辜，基層國民黨黨員幾乎被殺絕了，粗略估計，不算真正的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與進步青年被殺了38萬。

 

有人說，蔡先生和蔣介石不一樣，蔡先生反對“胡亂殺人”。

 

確實，針對浙江清黨文員會槍殺20多名中共黨員及革命青年這件事，他曾經嚴厲批評：“我們不能隨便殺人！昨天那樣辦，太荒唐！太草率！太不好了！此后必須謹慎”。“必須做到三件事：第一，抓人，必須事先調查清楚，始可逮捕；第二，定罪，必須審問清楚，證據明白，才可明白；第三，殺人，必須其人罪大惡極，提出清黨委員會，經會議決定，始可執行。”

 

明白這段話的意思了嗎？不能“胡亂殺人”，要調查清楚，確定是“罪大惡極”的XX分子，才能殺！

 

有人不太理解，為什么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中的“忠厚長者”，支持新文化，溫文爾雅的蔡先生，忽然會變得如此“殺氣騰騰”？

 

首先你要搞清楚蔡元培的階級屬性。

 

歷史上我們把辛亥革命叫做“資產階級革命”，實際上當時同盟會、光復會、興漢會、華興會的老哥們中，革命黨的核心主力里面，根本沒有普遍意義上的“資產階級”，唯一和資本家沾邊的是南通的張謇，但他實際上是個“立憲派”，不支持革命。廣大革命黨人，其實都是鄉紳、地主、封建官僚階層的傳統知識分子。絕大部分人，對“民主”其實不感興趣。

 

孫中山先生南京臨時政府成立的時候，背后掛的是朱元璋的頭像；三民主義開宗明義“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就是個民族主義主張。孫文自己也承認：“予少年主張，謂漢人作皇帝，亦可擁護“，孫先生的朋友劉學詢曾經說過：“我當洪秀全，你當楊秀清”。

 

 

特別是江浙的光復會元老們，比如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秋瑾、徐錫麟......他們和資產階級毫無關系，他們連自由民主共和都不太支持，他們的政治理想只是推翻滿清政府，接下來做什么，他們不太關心。

 

這幫人，你讓他們接受共和體制、議會政治，他們勉強可以接受，因為這種“民主選舉”方式，依舊可以保證他們這些鄉紳鄉賢進入政壇，你看“民國”建立之后，從中央到地方，各路“議員”，不還是滿清的老官僚、老鄉紳、老地主知識分子嘛，有的人在大清的時候當總督，“革命”的時候把頂戴花翎一摘，辮子一剪，立馬就成了民國的督軍、大帥了。

 

如果太平無事，這幫人會支持建立高等學府，給教授開高工資，支持研究學問，甚至支持引進西方先進文化，支持研究馬克思主義，他們甚至也會口頭上同情“勞工”......屠殺京漢鐵路工人的吳佩孚，也曾經號稱支持“社會主義”。

 

 

但是你指望這幫人能夠理解被壓迫被剝削最深的工人和農民？理解布爾什維克的主張？理解工會、農會？那是幾乎不可能的。

 

其實你宣傳打倒資本家，他們可能還并不介意，因為他們不算什么資本家，他們也不懂啥是資本家，但是你如果宣傳減少地租、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那就要了他們的命了，誰是地主？誰是土豪劣紳？他們恨不得把你剝皮點天燈。

 

這就叫“階級矛盾”和“階級仇恨”，平時可以溫情脈脈和你討論學問，但你動了他們的剝削、壓迫的統治根基，他們是要殺人的。

 

對于“反共”、“清黨”這段黑歷史，蔡元培本人是坦誠的，1934年1月9日，蔡元培讀到香港《平民日報》的一篇文章，文章在談到清黨運動時，著意為他解脫，而將責任全諉于吳稚暉，他閱后在報上批語曰，此文“于我多恕詞，而于稚暉多責備。”意思是——我干的，不要全怪吳稚暉。

 

蔡元培這個人，是有其政治野心、政治手段的，擔任北大校長期間，他的“兼容并包”，實際上不是別人對他的評價，而是他用來為自己辯駁的政治口號，他引進陳獨秀、李大釗，有與陳獨秀惺惺相惜的成分，也有利用陳、李的激進攻擊反對勢力的意圖......所以，他這個人是復雜的。

 

“清黨”中，他堅定站在蔣介石一邊，因為他當時也當選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政治利益和蔣介石集團是綁定的，而且他原本就支持“政治強人”的鐵腕強權，所以就押寶蔣介石。九一八事變后，為了維護蔣介石，他出面平息學生們對“不抵抗政策”的怒火，甚至還被憤怒的愛國學生打傷住院。

 

然而后來在國民黨內斗中他不斷被邊緣化，地位遠不如吳稚暉；抗戰中，他又發現蔣介石不過是個帝國主義的“石敬瑭”，不符合他強烈的民族主義訴求，于是又開始“反蔣”。

 

他后來和蔣介石決裂，和宋慶齡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營救過大量國民黨左派、共產黨、進步人士，包括牛蘭夫婦、陳獨秀、許德珩、侯外廬、劉煜生、廖承志、丁玲、羅登賢、陳賡、余文化、陳廣、陳淑英等人，他還試圖營救過瞿秋白，也公開為被蔣介石殘殺的楊杏佛喊冤......這些也是事實。

 

晚年他的思想也在發生轉變，1939年8月，他在病中閱讀了斯諾的《西行漫記》和其夫人韋爾斯的《續西行漫記》。他讀的很認真，在日記上記下了每一章的標題，還特別記下：“其第三章中有‘共產黨基本政策’、‘論對日戰爭’等節，述毛澤東的意見，頗詳。”“第五章之等到他醒來的時候，對于中國前途的希望，說得甚為懇切。”這時候他才開始真正了解什么是“共產主義”。

 

正因為他思想的轉變和保護共產黨人和左翼進步人士的舉動，所以我黨依然把他當作了“前輩”和“朋友”，所以他去世時，教員才會發唁電稱：“香港九龍奧士甸道蔡孑民先生家屬禮鑒：孑民先生，學界泰斗，人世楷模，遽歸道山，震悼曷極，謹電馳唁，尚祈節哀。”周恩來才會送挽聯云：“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人是復雜的，也是變化發展的，蓋棺定論的時候，功勞不能遮掩，過錯也不必諱言，這才是唯物主義的態度。

 

作者：申鵬；來源：平原公子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