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近日簽署行政命令，首次在聯邦層面將英語指定為美國的官方語言。這項政策宣稱，確立單一官方語言符合美國最佳利益，旨在促進團結、培育全體公民共同的美國文化，確保政府運轉的連貫性，并通過統一語言來強化共同的國家價值觀，提高社會凝聚力和效率。白宮強調，鼓勵移民學習和使用英語有助于美國成為共同的家園，并賦予新公民實現美國夢的能力。在特朗普政府看來，說英語不僅可以打開經濟上的大門，還可以幫助新移民融入社區，參與國家傳統，并回饋社會。這一舉措在美國建國近250年來尚屬首次，立即引發社會各界對語言政策與國家認同關系的熱議：支持者認為此舉有助于促進國家凝聚力和統一；反對者則擔心官方語言政策會損害移民群體的權益，沖擊美國多元文化的傳統。特朗普政府推出此政策的原因是什么？不同國家在官方語言政策上的差異及其與民族認同、國家治理的關系是怎樣的？特朗普該政策的政治深意以及未來可能引發的政策走向和影響有哪些？本文將為您逐一道來。首先是源于美國語言環境的現狀與挑戰。美國歷來是一個多元文化、多語言的移民社會。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數據，2019年有將近6,780萬人（約占人口五分之一）在家中使用英語以外的語言。美國境內共通行超過350種語言, 西班牙語是使用人數最多的少數族裔語言（占非英語家庭的62%）。如此繁雜的語言環境給社會融合和公共服務帶來挑戰：政府機構需要為不懂英語者提供翻譯和語言協助，以保障平等獲取公共信息和服務的權利。克林頓政府曾在20世紀90年代末發布行政命令，要求聯邦機構及受資助組織為有限英語能力人群提供語言協助。然而，多語言服務也意味著行政成本增加、溝通效率降低，一些英文母語群體認為多語言環境可能削弱共同的美國文化認同。社會學者指出，共同語言有助于人際溝通和社會資本形成，而語言隔閡可能導致族群隔離。這種背景下，如何在尊重多元與維護社會凝聚力之間取得平衡，成為美國語言政策長期面臨的課題。其次不得不說政治因素，尤其是國家認同與移民政策取向。特朗普政府宣布英語為官方語言，折射出其一貫的政治取向，即強化國家認同、強調移民同化和“美國優先”的價值觀。特朗普上任以來一直主張收緊移民政策，強調新移民應當融入美國主流社會。他在行政令中宣稱，將英語確立為官方語言可以“簡化溝通”、“強化共同的國家價值觀”，打造一個更加具有凝聚力和高效的社會。白宮指出“指定全國官方語言是團結社會的核心”，認為公民使用同一種語言交流思想將使美國更加強大。這種論調隱含的政治訊息是——英語能力被視為認同“美國人”身份的重要標志。這一政策也呼應了特朗普支持者的普遍觀感——有調查顯示，大約四分之一的美國人對身邊有人不會說英語感到不安。通過推行官方語言，特朗普試圖向其基本盤選民證明政府在維護傳統美國文化、要求移民同化方面采取了強硬行動。歷史上，美國的開國元勛們曾有意避免指定官方語言，擔心明確規定英語為國語會對當時講德語、法語等移民社區造成分裂。因此美國聯邦層面一直沒有法定官方語言。然而，隨著20世紀后期拉美移民的大量涌入，“英語至上”（English-Only）的呼聲漸起。美國英語（U.S. English）等倡導組織長期游說，要將英語立法為官方語言，并指出已有30多個州通過法律將英語列為州官方語言。國會中的英語官方語言法案幾十年來屢次提出但均未通過。特朗普的做法相當于繞過國會，以行政命令形式滿足了這一政治訴求。可以說，此舉既是其競選承諾的兌現，也是對支持者情感的回應。再者，從歷史經驗看，語言政策往往與國家治理和社會穩定密切相關。統一的語言曾被許多國家視為構建國族認同、加強中央集權的工具。例如，法國自革命以來就確立法語的唯一官方地位，以塑造統一的法蘭西民族認同，并通過教育系統推廣標準法語，從而加強國家治理效率。然而，過于單一的語言政策也可能引發社會矛盾。著名的例子是斯里蘭卡在1950年代推行僧伽羅語唯一官方語言，結果忽視了泰米爾語少數群體的權利，激化了族群矛盾，最終引發長期內戰。反觀美國，此前雖然沒有聯邦官方語言，但英語事實上一直處于支配地位，美國的重要歷史文件如《獨立宣言》和《憲法》均以英語撰寫。這使得英語成為社會默認的“共同語言”，在一定程度上維系了基本的行政運作統一。特朗普此次正式確定官方語言，可以視為對這種事實狀態的法律確認，意在通過制度力量鞏固英語的統治地位，以期在治理上減少多語言并存可能帶來的效率損失和政策掣肘。當代移民的英語適應能力其實在提高。有研究利用人口普查數據比較了不同時期移民的語言習得率，結果顯示1980–2010年來美移民中約91%的人可以說英語，而1900–1930年移民中這一比例為86%。也就是說，今天的新移民較過去更可能學會英語。這表明，美國社會的同化機制依然有效，大多數第二代移民都以英語為母語。因此，一些評論認為特朗普的舉措更多是出于政治象征意義，強調“身份認同”的姿態，實際對移民英語習得的影響可能有限。不過，從行政管理角度看，官方語言政策短期內直接影響的是政府服務提供的方式：特朗普的新令撤銷了克林頓時期要求提供多語言服務的規定，各機構可自行決定是否用非英語提供文件和服務。換言之，聯邦政府在語言服務上的義務被大幅削減。這種調整將立即考驗各部門對非英語群體的服務能力和態度，也成為衡量政策成效與副作用的重要觀察點。大多數國家都明確規定了官方語言。統計顯示，全球超過170個國家有至少一種官方語言，其中不少國家擁有不止一種官方語言。官方語言通常用于政府日常行政、法律和教育，是國家承認的法定交流語言。然而，仍有極少數國家沒有指定全國官方語言，例如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墨西哥和厄立特里亞等。這些國家要么是因為某一種語言已經占據壓倒性優勢而無需法律確認（如英國、澳大利亞的英語），要么是出于政治考量有意不設官方語言，以示對多元文化的尊重。不少人最崇拜的美國和英國恰恰都是無官方語言國家。英語是美國和英國的通用語言，但兩國在國家層面長期并未明文規定英語為官方語言。美國開國時多元移民構成復雜，建國者擔心確立官方語言具有排他性，可能造成社會分裂，因此選擇了不設官方語言來包容不同族裔。英國歷史上也是如此，英語在法律和政府中占主導，但沒有成文法予以確認。這種“事實上的官方語言”模式在文化上體現了多數群體的強勢，同時避免了法律上排斥少數語言的嫌疑。不過，其弊端是少數語言群體可能缺乏法律保障。在美國，這種情況部分通過聯邦和地方層面的語言服務政策予以彌補（如提供西班牙語選票等），但并非源自“官方語言”地位的保障。一些國家即使存在主要通用語也選擇不設官方語言，以保護本土多樣性。墨西哥雖然西班牙語占主導地位，但政府并未將其定為官方語言，其用意在于提升對本國印第安原住民語言的重視和地位，不讓殖民語言獨占鰲頭。非洲國家厄立特里亞則憲法規定全國各種語言一律平等，因而沒有單一官方語，以此避免在九種民族語言間做出取舍。這些例子表明，不設官方語言本身也可以是一種語言政策，用于宣示文化平等、多元共存的理念。為了兼顧不同族群的語言權利，一些多民族國家采用多官方語言政策，通過法律賦予若干語言平等的官方地位。典型案例有印度、瑞士、加拿大等。印度是語言最復雜的國家之一，憲法第343條規定印地語（印地文書寫）為聯邦官方語言，同時規定在獨立后15年內繼續使用英語為附屬官方語言。由于印度各邦語言迥異，印地語雖為第一大語言，但在南部和東部邦缺乏基礎。1960年代在地方反對下，印度通過《官方語言法》無限期延續了英語的聯邦官方語言地位，使印地語和英語并行不悖。此外，印度憲法還列出了22種“列入第八附表的語言”，各邦可據此規定自己的官方語言。這種安排平衡了民族統一與多元認同：印地語提供了全國性的身份認同符號，英語作為中立語言促進了各語區溝通和國際交流，而各邦語言地位的承認則維護了地方文化的尊嚴。印度的經驗顯示，官方語言政策若妥善設計，能在提升行政效率的同時兼顧語言公平。然而印英雙語體制也帶來階層差異，精通英語者往往在教育和經濟上占優勢，單一地方語言者則可能處于不利地位，語言政策與社會公平息息相關。瑞士由德、法、意、羅曼什四種語言文化構成，聯邦憲法明確規定德語、法語、意大利語為國家官方語言，三者在聯邦政府中享有平等地位；羅曼什語則在與羅曼什語族群交流時具有官方語地位。各州（邦）可自行決定州內的官方語言，但須尊重傳統語言區域，以維護語言社群之間的和諧。瑞士聯邦政府的所有重要文件和法律都以德、法、意三種語言發布，確保不同語區公民對國家事務的平等參與。這種多語并行治理模式增加了行政成本和溝通難度，但被視為瑞士國內各族群和平共處的基石。語言政策成為瑞士國家認同的一部分：瑞士人往往以能講多種語言為傲，官方多語言被視為聯邦團結和文化多樣性的象征。瑞士的成功經驗說明，在一個多語言社會里，賦予主要語言正式地位并嚴格保障其平等使用，可以減少因語言引起的政治紛爭，從而鞏固國家統一。加拿大聯邦實行英語和法語雙語政策。1969年通過的《官方語言法》明確規定英語和法語享有平等地位，政府有責任保護少數語言群體，并考慮不同語言社群的特殊需求。在聯邦公共服務、司法和教育等領域，兩種官方語言并行使用，以確保法裔和英裔公民享有同等權益。這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歷史上魁北克法語區的分離傾向。官方雙語政策體現出加拿大對多元文化的尊重和對語言平等的法律承諾。當然，加拿大也為此付出較高的行政開銷，但公平和國家統一的價值被置于優先位置。類似的雙官方語言或多官方語言安排還見于比利時（荷蘭語、法語、德語三語官方）、南非（11種官方語言并列）等國，皆是為了反映國家多族群構成，促進民族融合與平等。從以上比較可以看出，語言政策既是文化認同的象征，也是行政管理的工具。一個國家選擇設立官方語言與否，往往取決于以下因素：第一是民族認同與國家統一。官方語言常被用來塑造國家認同。例如，以色列將希伯來語復興為官方語言，強化了民族精神紐帶；印尼在獨立時選擇了馬來語變體“印度尼西亞語”為國語，使之凌駕于爪哇語等地方語言之上，從而凝聚出新的國家認同。相反，未設官方語言的國家通常已有根深蒂固的共同語言認同（如英語之于英國），或希望通過多語并存體現“多民族共同體”的認同（如西班牙雖有官方語西班牙語，但也承認加泰羅尼亞語、巴斯克語在自治區內的共同官方地位，以示國家認同包含多元成分）。因此，有無官方語言本身傳遞出不同的國家認同觀：單一官方語言偏重同質性認同，多官方語言或無官方語言則更強調多元并存。第二是行政效率與治理便利。確定一種官方語言可以簡化國家治理。政府文件、法律、教育媒介統一，溝通成本降低，有助于行政效率和政策執行。比如，法國大革命后推行法語教育，大大減少了方言障礙，強化了中央集權統治。但多語言國家若強行推行某一語言也可能適得其反，引發抵制，從而削弱治理（前述斯里蘭卡案例）。多官方語言雖然增加翻譯、人力成本，但在保障各族群參與方面提高了治理的合法性和包容性。像瑞士那樣注重平等翻譯和語言服務，事實上鞏固了各語區對聯邦政府的認同，長遠看有利于國家穩定。因此，行政效率與政治穩定需要權衡：有時適度的低效率（多語并行）換來高穩定，反之單一語言提高效率卻可能種下不穩定的種子。第三是文化保護。官方語言政策往往肩負著保護和傳承文化的使命。許多國家將本民族語言定為官方語，正是為抵御強勢外語的沖擊、維護文化主權。例如，愛爾蘭雖然英語通行，但仍規定愛爾蘭蓋爾語為第一官方語言，政府機構使用雙語，就是為了挽救瀕危的本土語言傳統。同理，加拿大在聯邦層面維護法語地位，歐盟在超國家層面支持成員國語言的官方使用，都是出于文化多樣性保護的考量。沒有官方語言的國家也并非完全放任強勢語言主導，例如澳大利亞雖無明文官方語，但近年來也投入資源復興原住民語言。可見，語言政策與文化政策密不可分，設立官方語言可以提升某種語言的社會地位，進而保障其傳承；反之，未將某語言納入官方序列，長期看可能導致其邊緣化甚至消亡。第四是社會公平與經濟發展。語言能力與社會經濟機會息息相關。在一個以某官方語言為主導的社會中，不諳該語言的人往往在教育、就業、司法等方面處于不利地位。因此，多語政策被視作促進社會公平的重要手段，例如美國《選舉法》和《民權法案》的一些條款要求為少數語言群體提供選票和服務，就是為了彌補英語優勢帶來的不公平。如果取消這些語言協助，一些群體獲得公共資源的機會將驟降。從經濟角度看，共同語言確實是市場效率的潤滑劑——國內有統一語才能降低交易溝通成本，勞動力也更具全國流動性。同時，掌握強勢語言（如英語）在全球化時代是競爭優勢，有研究指出移民若精通英語，收入可提高顯著幅度，平均可比不懂者高出30%之多。然而，多語言能力本身也是寶貴的人力資本。一項報告顯示，美國雇主對雙語勞工的需求在2010–2015年間翻了一番；在一些國家（如加拿大），雙語者收入比單語者高出3–6個百分點。因此，官方語言政策對經濟的影響是雙面的：統一語言有助于內部經濟整合和對外貿易（很多國家選擇將英語列為官方語正是為了融入世界經濟），但過度忽視多語言技能的培養，可能讓國家錯失多元語言帶來的國際競爭力。理想的政策應在鼓勵全國共同語的同時，也重視培養國民的第二語言能力，以兼顧國內凝聚和國際發展。特朗普將英語定為官方語言，其象征意義大于實際語文治理意義。這一舉措向外界傳遞出鮮明的政治信號：美國聯邦政府在其領導下將向單一文化認同傾斜，強調美國傳統價值觀，對多元文化表現出保留甚至逆反態度。特朗普的行政令用詞中多次提到“共同價值觀”、“凝聚力”等概念，這反映出他希望通過語言同化來重新塑造美國的國家身份認同。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看來，過去幾十年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和“政治正確”政策削弱了美國的統一性和自豪感，而確立官方語言是矯正這一趨勢的重要一步。可以說，此舉帶有明顯的文化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色彩。一些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此時推行官方語言，也有轉移視線、凝聚共識的政治考量——在經濟通脹、外交挑戰等議題上遇到困難時，聚焦文化認同議題有助于鞏固基本盤支持，并在社會議程中設定一個有利于己方的話題。然而，從另一角度看，該政策也暗含了對移民群體的警示和施壓。宣布英語為官方語言，無疑在法律和輿論上強化了“不會說英語就不算真正美國人”的觀感。這可能加劇社會分裂：英語流利者和有限英語群體之間的矛盾被凸顯，后者被貼上“不夠美國”的標簽。正如移民權益組織“美國之音”（America’s Voice）的負責人瓦妮莎·卡德納斯所批評的那樣，這項政策帶有侮辱性，仿佛在“向數百萬說其他語言的美國公民的眼中戳了一指”，并直接傷害那些依賴語言協助獲取重要信息的人群。可見，在政治象征之外，特朗普此舉也被視作其強硬移民立場的延伸——通過政策昭示政府態度：移民必須加速同化，否則將面臨制度性忽視。這種強硬姿態很可能激起拉美裔等少數族裔社區的反感，加深特朗普政府與這些群體之間的政治對立。特朗普此番確立官方語言，預示著其政府接下來在移民、文化、教育等領域可能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進一步推動“同化優先”的政策取向。在移民政策方面可以預見特朗普政府將更加突出英語能力在移民制度中的地位。未來的移民篩選標準可能向會英語的申請人傾斜，例如恢復或強化“擇優移民”制度，要求技術移民具備一定英語水平，減少不懂英語的低技能移民配額。這與他第一任期曾支持的《提高美國移民就業法案》（RAISE Act）的思路一致——通過積分制把語言能力作為重要加分項。與此同時，在非法移民和庇護政策上，政府或更趨強硬。近期已有跡象表明，相關部門要求尋求庇護者自行提供口譯，不再由政府免費提供翻譯。這一轉變被批評為變相提高語言門檻，可能持續擴大到移民面談、入籍考試等環節，迫使移民自費解決語言問題。在邊境執法上，執法人員可能缺乏對非英語者的程序指引耐心，增加誤解與糾紛風險。總體而言，官方語言政策將貫穿于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方針，塑造出“語言同化優先于移民權益”的基調。在公共服務與法律領域，有了官方語言的背書，聯邦政府日常行政中使用其他語言的動力將降低。短期來看，各機構可能縮減甚至取消原有的多語種服務。例如，聯邦機構發布的表格、說明書將更多地只提供英文版本，過去慣常附上的西班牙語等譯文可能不再更新。特朗普上任第一月就下令關閉了白宮官網的西班牙語版，可見此舉一以貫之。盡管行政命令表面上賦予機構“酌情決定”的權力，但在實際操作中，上行下效的官僚體系可能傾向于“一刀切”地回歸英語單語，以免冒政治風險。這對主要講少數語言的公民獲取政府信息造成障礙。例如，老年移民依賴母語了解社保、醫保信息，如今可能無處獲取官方譯本。長遠看，這可能削弱部分群體對政府的信任和參與度。在法律層面，雖然特朗普的行政令無法凌駕于國會制定的法律之上（如《選舉權法》第203條仍要求特定選區提供雙語選票），但其政府可能在執行上消極怠慢。這將引發法律爭議：民權團體可能提起訴訟，稱政府不提供語言協助侵犯了非英語人士的平等保護權和正當法律程序權。法院未來或需審查，政府完全不提供語言服務是否構成對特定族裔（按母語劃分）的歧視。一旦裁定違反1964年《民權法案》第六章關于不準因民族來源歧視的規定，特朗普的政策可能被司法限制。反之，如果法院支持行政部門自行決定語言服務范圍，則美國聯邦治理格局將發生深刻轉變：英文將在官方領域徹底獨尊，政府不再承擔照顧語言少數的義務。在教育和文化政策方面，官方語言政策的影響也可能延伸至教育體系和文化輿論領域。特朗普政府可能會在聯邦教育撥款和指導原則上傾斜于英語教學。例如，鼓勵各州采用全英文沉浸式教學取代雙語教育，減少用西班牙語等授課的雙語項目支持。雖然美國基礎教育主要由州地方管轄，但聯邦層面可以通過撥款條件和政策倡議影響趨勢。同時，可以預料特朗普會強調愛國主義教育，把英語視作美國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公共輿論中，政府官員或保守派媒體可能出現更多關于“說英語才是真正愛國”的論調。這種氛圍可能壓縮非英語文化的公共空間，一些地方的多語公共標識、雙語媒體或將面臨資金和生存壓力。相反，我們也可能看到另一種連鎖反應：某些移民社群為了捍衛自身文化權利，更加積極地推廣雙語教育，開辦族裔語言媒體，以對沖官方語言政策帶來的影響。例如，西班牙語社區可能強化子女的雙語培養，確保下一代既掌握英語也不忘母語，從而在民間層面維系多元文化傳統。這將使美國教育文化領域呈現更明顯的兩極分化：公立系統朝統一英語方向發展，民間社區則在自主多元文化教育中尋求平衡。
就社會影響來說，英語官方語言政策的短期影響已經開始顯現。一方面，它滿足了一部分民眾對于“統一規范”的心理預期，可能在短暫內提升部分主流群體的民族自豪感和對政府的支持度。另一方面，對于移民社區特別是西班牙語人群來說，則帶來了焦慮和不安。許多人擔心無法用母語獲取如投票、就醫、上學等重要信息，權利將因此受損。一些依賴政府翻譯服務的少數族裔老人、難民甚至可能因為語言障礙被排除在公共服務之外。例如，有社會工作者反映，新規出臺后，曾有西班牙裔老人拿著英文說明信件茫然無措，社區志愿者不得不臨時幫忙翻譯。這類案例正凸顯政策調整在基層的沖擊。中期來看，美國社會的輿論裂痕可能因此加深：支持者會將零星的不便視作變革的必要代價，而反對者則會舉出具體受害者來證明政策的冷漠無情。社會整合與多元共存的辯論將更趨白熱化。在政治上，此舉可能激勵更多少數族裔選民參政，以抵制他們認為帶有排外色彩的政策。民主黨陣營幾乎可以肯定地會在國會或州層面提出議案，要求保障政府多語言服務（盡管在當前政局下通過的可能性不大）。一些多元文化色彩濃厚的大城市和州（如紐約、加州）也可能出臺地方法規，主動為居民提供多語服務，以對沖聯邦政策影響。這種“地方對沖”策略過去曾在應對移民執法（庇護城市政策）等領域出現，未來在語言服務方面也可能上演，從而形成聯邦與地方政策的博弈。從長期影響考量，如果英語官方語言政策得到延續并固化，可能對美國社會生態產生深遠變化。一方面，美國可能更加接近一種“熔爐”式的單一文化形態，新移民為了生存將更快速地轉向使用英語，公共場合聽到他語的頻率降低。這或許在表面上增強了社會一致性，減少語言隔閡。然而另一方面，美國自建國以來多元文化并存的特色將有所削弱，文化少數的聲音變得微弱甚至消失在主流視野。這將是美國國家身份的一次調整：從一個標榜“多元一體”（E Pluribus Unum，從多中一）的國家，朝著更加強調“一”的方向邁進。一旦某種文化單一化趨勢形成，要重新找回多元的平衡將十分困難。此外，還需警惕長期結構性不平等的加劇——語言障礙可能使一部分弱勢移民群體陷入“信息貧困”，他們難以充分行使公民權利，甚至在經濟上也因缺乏語言技能而受限，形成代際固化的低收入階層。這與美國倡導的機會平等理念相悖，可能引發新的社會問題和政策糾偏需求。特朗普的官方語言行政令并非沒有掣肘，尤其來自法律和政治方面。正如上文所述，美國一些既有法律對語言權益有所保障，例如聯邦選舉法、法院提供翻譯服務的慣例等。此外，行政命令的效力具有可逆性——未來的總統可以通過新的行政命令將其推翻。假如政權更迭，繼任者（尤其是民主黨總統）很可能恢復多語言服務要求，就如拜登上任第一天就重新上線了白宮西班牙語網站一樣。國會層面也存在變數。如果反對黨控制兩院，不排除通過立法明確要求關鍵公共服務必須提供多語支持，以抵消行政令影響。各州亦可能通過訴訟質疑聯邦政府取消語言服務是否違背《行政程序法》中的“任意武斷”標準。一旦有法院裁定某些服務領域完全取消非英語選項“不合理”，該政策實施將遭遇司法阻礙。政治上的反對聲音同樣不可小覷。民主黨領袖已經抨擊此舉“背離美國包容傳統”，民權組織、少數族裔團體更可能發動輿論戰，將其形容為“語言上的筑墻”。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社會對語言問題的看法并非鐵板一塊。雖然許多民眾支持鼓勵學英語，但也有相當比例的美國人認同多語言的價值，將其視為美國多元優勢的一部分。在商業界，跨國公司和出口導向產業可能擔憂官方語言政策妨礙他們招募外語人才、拓展海外市場。這些利益相關者或許會游說調整政策的實施細則，使其不至于過于嚴苛。對于擁有多種民族語言和漢語方言的中國而言，美國的官方語言政策提供了一個有益的鏡鑒：如何在維護國家通用語言漢語（普通話）核心地位的同時，保障多元語言文化，凝聚民族認同，實現國家長治久安？作為民族共同體想象的基石，語言承載著歷史記憶、價值觀和歸屬感，它（們）不僅是交流工具，更是國家文化和身份認同的重要載體和塑造國家認同的重要工具。有研究顯示，在全球20多個國家中，中位數高達91%的受訪者認為“會說本國通用語言”對成為“真正的國民”至關重要。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是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石，是各民族之間交流融合的“橋梁”，其廣泛使用能強化民族凝聚力，鞏固國家文化認同，這不僅是教育文化問題，更關系到國家認同和政權穩定。現代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的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上各地區語言方言差異很大。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大力推廣普通話（標準漢語）來提升全民語言溝通能力，就是著眼于國家治理和民族團結的長遠考量。事實證明，通用語言的普及極大地改善了各地區各民族間的溝通，提高了行政效率和社會流動性，也塑造了全國人民共同的文化認同。例如，截至2021年我國已有約80%人口可以用普通話交流，國家計劃在2025年使這一比例提高到85%，并力爭2035年在全國基本實現普通話的“全面普及”。普通話作為國家共同語的穩固地位，對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基礎性作用，它便利了政府行政、司法和國防等領域的統一運作，消除了語言隔閡造成的壁壘，對內增強了人民的國家意識，對外展現了中華文化的凝聚力。在強調普通話主導地位的同時，我國也深諳維護語言多樣性的重要。中國憲法明確規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新中國成立初期，政府組織專家對全國民族語言文字進行普查，并在法律和政策上保障少數民族語言的權利，逐步形成了民族語言文字與國家通用語言和諧共生的格局。例如，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民族語言在教育、司法等領域依法與漢語并行使用：西藏自治區的藏語、內蒙古的蒙古語、新疆的維吾爾語等都擁有法定地位，可與國家通用語言一同用于當地公共事務。中國推行的政策實際上是雙語教育為主，即在教授國家通用語的同時，保存和教授本民族語言。這與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盎格魯撒克遜國家歷史上曾經通過寄宿學校消滅土著語言的同化政策形成鮮明對比。當然，在全球化和人口流動加劇的背景下，方言和小語種也面臨式微風險，需要平衡保護與推廣的關系。例如廣東等地曾因電視節目推廣普通話而引發民眾擔憂，擔心本地粵語文化受沖擊。對此，中國政府近年強調在民族地區擴大普通話教育覆蓋面的同時，保護和傳承少數民族語言文化。正如《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等法律所體現的，中國力圖在國家統一與文化多樣之間取得平衡：既通過教育推廣普通話確保國家溝通無障礙，又通過法律保障各民族使用本族語言的文化權利。特朗普將英語定為官方語言的一個重要出發點是增進國家凝聚力，防止不同語言群體各行其是，從而避免社會撕裂。美國雖然長期沒有聯邦官方語言，但英語事實上一直是主導性語言。然而，近年來美國國內說西班牙語等非英語的人口快速增長（據統計約有6800萬美國居民在家不說英語，其中逾4000萬說西班牙語），語言多元帶來的溝通成本和身份認同問題開始顯現。此次美國明確英語法律地位，意在通過政策信號強調英語之于美國國家身份的核心作用，促使各族裔移民更加積極地融入主流文化。語言多樣性是否會削弱國家認同？一些多語言國家的經驗值得參考。例如，比利時因法語和弗拉芒語（荷蘭語）社群長期爭執，政府常年陷入癱瘓，曾一度半年無法組建聯合政府，語言鴻溝被認為是國家政治分裂的主因之一。加拿大的法英雙語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魁北克法裔的疏離感，卻也沒有完全消除分離主義傾向。可見，語言問題處理不當，容易演變為政治裂痕。相較而言，中國較早意識到構建全國共同語言對國家統一的重要性。自1950年代起推廣普通話，就是要在五十六個民族、數百種語言方言中建立溝通橋梁，避免因語言不通導致的誤解隔閡，筑牢民族團結基礎。實踐證明，共同語言在增進國家認同方面成效顯著——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人民通過普通話更容易交流，也更容易認同作為中華民族一員的身份。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并未采取同化式的單語政策。在保障各民族語言自由的前提下，倡導各族公民都學會使用國家通用語，從而在多元中實現一體。例如，新疆、西藏等地通過雙語教育，使少數民族學生既掌握母語也精通漢語，這為他們參與國家生活、共享發展機遇創造了條件。這種做法避免了因為語言不通帶來的邊緣化，有助于減少民族間的隔膜和誤解。相比之下，一些國家因忽視少數族裔語言權利而激化了矛盾。蘇聯解體后，新獨立的中亞、高加索國家推行本族語言為唯一官方語，弱化俄語地位，曾引起俄語族群的不滿甚至沖突。這些教訓表明，中國必須避免因為語言問題引發社會撕裂，既要堅持漢語作為國家凝聚的紐帶，也要尊重少數民族和地區文化的多樣性。少數民族語言的文化價值與國家通用語的現實需求并存。 中國的經驗在于找到了兩者的平衡點。一方面，通過法律和制度確保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在教育、司法、行政中應有的地位，如民族區域自治法規定民族自治機關在執行職務時可以使用當地通用的少數民族語言。另一方面，通過推廣普通話提升各民族共同交往交流交融的能力，從而增進對中華民族大家庭的認同。近年來中國強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語言是其中重要一環。在民族地區推行國家統編教材的漢語課，在公共服務中使用通用語言，并鼓勵各族群眾學習國家通用語，都旨在加強各族人民對統一國家的認知和情感聯系。同時，各地也在努力傳承少數民族語言文化：例如將少數民族語言的古籍文獻翻譯保存、把民族傳統地名予以保護、開展雙語文化活動等，以體現對多元文化的尊重。通過這些舉措，中國努力實現少數民族語言文化價值的保護和國家共同語言現實功能的統一，防止因一味強調單一語言而引發的民族疏離感。歷史證明中國在這方面做得比西方更好。這說明，堅持民族平等原則、尊重語言多樣性的前提下推動國家通用語言普及，是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關鍵。英語目前是當之無愧的全球通用語言。全世界約有15億人口可以使用英語交流，其中僅3.8億是母語者，其余均為第二語言使用者。英語的國際地位源于英美兩國數百年來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強勢影響。特朗普宣布英語為官方語言，從國際角度看更多是象征意義——強調美國文化認同和價值觀輸出的自信。這一舉措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鞏固英語在美國國內的統治地位，并通過美國的全球影響力，間接影響其他國家對英語的重視程度。然而，需要看到全球語言格局正在隨著世界力量對比變化而變化。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的崛起以及其他新興國家的成長，世界呈現出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英語一家獨大的局面正被逐步稀釋。特朗普政府的語言政策更多是服務于內部政治和社會整合，對外影響有限。對中國而言，更重要的是順應全球語言格局的演變，在國際話語權競爭中找準定位、主動作為。語言是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爭奪國際話語權的利器之一。英國通過英國文化協會推廣英語、法國通過法語聯盟傳播法語，這些都是提升本國文化影響的有效途徑。相形之下，中國在提升漢語國際地位方面的努力起步較晚，但近年進展顯著。漢語已成為聯合國六種官方語言之一，每年聯合國還專門舉辦“中文日”活動來推廣中文。更令人矚目的是，截至2023年5月，全球已有18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中文教育，81個國家將中文納入本國國民教育體系。這意味著漢語作為一門外語，正被越來越多國家正式引入學校課堂。各國興起的“漢語熱”與中國綜合國力和經濟吸引力密切相關——中文已經被視為了解當今世界和獲取中國機遇的必備技能。據統計，目前全球學習使用漢語的人數已超過1億，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外國主流社會的學習者。中國通過設立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在海外開展漢語教學和文化推廣。截至2023年10月，中國已在“一帶一路”沿線的132個國家建立了313所孔子學院、315所孔子課堂，培養了大批本土漢語教師和學習者。這些努力無疑提高了漢語的國際能見度和影響力。可以說，漢語國際化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從政府層面的“一帶一路”人文交流項目，到民間層面的“漢語橋”比賽、留學項目，都在構建一個全球漢語推廣網絡，以提升中國文化的軟實力。其一，構建完善的語言推廣機構和體系，如英國文化協會、美國的富布賴特項目等，不斷輸送英語教師、提供英語培訓，營造學習英語的國際環境。中國近年來通過孔子學院承擔起類似角色，但還需要進一步專業化、本土化，提供更貼近當地需求的中文教學和文化交流項目。其二，利用影視傳媒、互聯網等手段讓本國語言隨文化產品“走出去”。好萊塢電影、英美流行音樂和暢銷書無形中推廣了英語。中國應鼓勵創作更多優秀的中文影視、文學和數字內容，通過翻譯或字幕降低語言門檻，吸引國外受眾，為漢語贏得“粉絲”。其三，將語言推廣與經濟合作、教育合作結合起來。比如提供更多獎學金吸引外國學生來華留學，增加他們學習中文的機會；在對外援助和投資項目中增設文化語言培訓，使友好國家的民眾對中文產生興趣。最后，打造漢語學習的數字化平臺和社區也是關鍵一步——充分利用AI和互聯網，開發面向全球學習者的中文學習應用、在線課程和考試認證體系，降低學習漢語的難度和成本。簡言之，中國需要一套系統性工程，讓“學中文”逐步成為全球年輕一代的一種風尚和技能需求，使漢語的國際地位與中國的世界大國地位相匹配。特朗普此次行政令特別強調，要在“歡迎新美國人”的過程中鼓勵移民學習并采用國家語言，以便更好融入共同的國家文化和社區生活。這一思路對中國具有借鑒性。雖然中國不是傳統的移民國家，但內部流動人口和少量外來移民在快速增加。如何讓新進入城市和社會的成員迅速融入，是中國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課題。美國的做法表明，語言融入是移民融入社會的首要一步，也是培養共同價值觀的有效途徑。中國可以考慮借鑒這一理念，通過政策和教育手段幫助新市民掌握通用語言，從而縮短適應期，增強歸屬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城鄉人口遷移。每年有數以億計的農村人口進城務工定居，他們往往帶著各地方言甚至少數民族語言來到城市。為了幫助這些“新市民”融入城市生活，各地政府和社區可以提供免費的普通話培訓課程，特別是針對中老年農民工、少數民族群眾等群體，提高其漢語溝通能力。這不僅有助于他們在就業市場獲得更多機會，也能促進他們參與城市公共生活。例如，有些沿海城市的工會和志愿者組織已經開展外來務工人員的普通話夜校，取得了良好效果。同樣，對于近年逐漸增多的外籍在華工作者和定居者（如在廣州、上海等地的國際社區），政府也可推廣漢語融入項目：比如在辦理居留、就業手續時，提供中文學習資訊；在社區設立語言文化交流活動，鼓勵外籍居民學習中文、了解中國文化和法律規章。國際經驗表明，適度的語言要求有助于移民更好地適應所在國社會。例如很多國家規定歸化入籍需要通過語言考試，就是為了確保新公民具備基本的語言能力以履行公民責任。中國雖然目前對歸化入籍要求嚴格、數量很少，但對在華長居的外籍群體，可以通過鼓勵性措施提高其學習漢語的動力，如提供漢語培訓補貼、將漢語水平與工作機會掛鉤等。在中國，維護漢語作為國家共同語言的法律框架相對健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明確規定了普通話和規范漢字在教育、媒體、公共服務等領域的使用標準，各級政府有責任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未來可以進一步發揮法律的作用，例如在民族地區的教育法中既保障雙語教育權利，也強調普通話教學的覆蓋率和質量；在就業法規中鼓勵招聘培訓中強化國家通用語能力；在社區治理中推廣使用普通話交流，減少語言隔閡。同時，依法打擊任何因語言因素造成的歧視和分裂言行，防止有人利用語言矛盾挑撥民族關系。教育方面，則要從娃娃抓起：繼續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國家通用語言教學標準化，尤其關照農村和邊遠地區學童的普通話教育，確保起點公平。此外，也可以考慮將“國家通用語言能力”納入公民教育的重要內容，提高全民對推廣普通話意義的認識，形成全社會支持維護漢語統一地位的良好氛圍。推廣通用語言并不意味著壓制多樣性。中國完全可以在法律和政策上做到“兩手抓”：一手抓漢語普及率提升，保障國家共同體溝通無障礙；另一手抓少數民族語言文化傳承，保障各族群眾的文化認同和自豪感。這樣雙管齊下，既鞏固了國家統一，又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多彩內涵。面對全球化和多民族國情的雙重挑戰，中國在語言戰略上應通盤謀劃，在鞏固漢語統一地位的同時提升國際競爭力和文化軟實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戰略建議：首先是完善國家語言政策體系。制定面向2035年的國家語言發展規劃，明確提高全民普通話水平的量化目標和路線圖，同時建立語言多樣性保護清單，對瀕危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制定專項扶持措施。通過法律手段鞏固普通話在教育、司法、行政中的主體地位，確保任何情況下國家通用語的權威不受挑戰。其次是強化語言教育和傳播。繼續把普通話教育向縱深推進，尤其在民族地區和農村偏遠地區提高師資和資源投入，做到國家通用語教育全覆蓋、不留死角。同時，支持各民族學校開設母語課程，推行“雙語教學”模式，讓學生在掌握漢語的同時不丟失本民族語言。打造一批高質量的漢語國際教育本土教師隊伍，升級孔子學院等對外漢語推廣平臺，提高教學質量和當地適應性，樹立漢語教育的國際口碑。其三是增進民族交往交流，鑄牢共同體意識。語言是不同群體交往的橋梁，應創造更多各民族使用普通話交流溝通的機會。比如繼續辦好全國性的少數民族運動會、藝術節等活動，鼓勵各族青年通過普通話交朋友、聊文化。在城市社區推進各民族融合居住、共同學習，讓各族群眾在日常接觸中使用共同語言、加深彼此了解。在宣傳上講好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故事，淡化語言差異對民族身份的固化影響，營造“說的都是中國話”的情感認同。其四是加強漢語國際推廣創新，與時俱進地利用新技術和新媒介推廣漢語。例如開發AI中文教師、VR沉浸式漢語學習等產品，降低外國人學習中文的門檻和成本。推動中文在國際組織和多邊場合的使用頻率，可以倡議在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峰會等機制中擴大漢語作為工作語言的適用范圍，提升中文的外交話語地位。吸引海外社交媒體上的中文學習社群，支持國外中文學習者組織線上線下交流，以點帶面擴大影響。借鑒英語全球傳播模式，把語言推廣與文化輸出、價值觀傳播相結合，使學習漢語的過程也成為理解認同中華文化的過程。其五是監測評估與動態調整，建立語言生活動態監測體系，定期調查各地區各族群的語言使用和態度，及時發現問題。例如，如果出現某些少數民族學生普通話水平偏弱影響升學就業，立即加強相關地區的語言幫扶；如果某些方言文化生態極度脆弱，則啟動搶救式記錄和保護工程。通過大數據分析和專家評估，不斷調整語言政策的力度和節奏，實現科學施策、動態平衡。特朗普宣布英語為美國官方語言，是美國語言政策史上的重大轉折。它反映出美國精英和統治集團希望通過強化共同語言來塑造國家凝聚力和身份認同的努力，也突顯了當前美國政治氣候中本土主義與多元主義的激烈碰撞。從積極面看，統一的官方語言或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行政效率、鼓勵新移民融入主流社會，并滿足部分公眾對文化認同的訴求。但不可忽視的是，這一政策也潛藏著邊緣化弱勢群體、撕裂社會共識的風險。國際經驗表明，語言政策的制定需要極大智慧：既要看到共同語言對國家統一的重要作用，也要兼顧多語言共存對公平和文化繁榮的價值。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如何在官方語言的施行中拿捏尺度，將考驗政府的包容力和治理能力。展望未來，這項政策的走向與影響取決于政治博弈的結果以及社會各界的應對。無論如何，有關語言、身份與權利的討論已被推上前臺，它促使美國重新思考“何為美國人”這一根本命題。在全球化與多元化的21世紀，任何一種極端的語言政策或許都難以長久，平衡統一與多樣的智慧依舊是美國乃至各國決策者需要探索的課題。語言政策是一項牽動全局的系統工程，特朗普宣布英語為美國官方語言的舉措，再次印證了語言在國家認同和治理中的戰略價值。對中國而言，這既是一個提醒也是一個機遇。我們應當以此為契機，審視自身的語言國情，堅定不移地維護漢語作為國家通用語言的統一地位，為國家治理和民族團結奠定堅實基礎。同時，我們要胸懷全球，主動提升漢語的國際地位，借助中國綜合國力的上升將漢語軟實力輻射世界。推廣通用語言不僅可以強化民族凝聚力，也有助于鞏固國家文化自信。共同的民族通用語言對于塑造穩固的國家認同和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凝聚力至關重要，維護漢語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通用語言的主體地位并鞏固中華民族的大團結，一直是中華文明延續與發展的重要經驗，也是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而面向未來，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尤其是全球文化軟實力的較量）中，堅實的語言認同和民族團結更是贏得勝利的關鍵因素。語言作為國家認同和文化傳承的重要紐帶，具有凝聚人心、匯聚力量的獨特功能。因此，我們應充分發揮語言在凝聚共識中的作用，團結奮進，共同開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美好未來。（作者：大誰緝事，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編發】，轉編自“思想引力場”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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