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大力加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實踐進程中,錯誤社會思潮嚴重泛濫的勢頭得到有效遏制,這個成績來之不易。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由于多年的積累和沉淀,錯誤社會思潮的存在將是長期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錯誤社會思潮的斗爭也必然是長期的,其間我們仍會遇到種種矛盾和困難。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是錯誤社會思潮的重要理論特點,辨識和批判錯誤社會思潮應緊緊抓住這一重點,科學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這一“看家本領”,透過紛繁蕪雜的理論表象看清錯誤社會思潮的本質。
一、正確把握虛假意識的顛倒性
不論是何種錯誤社會思潮,它在理論上總是要以一定的“精神武器”為基礎,比如哈耶克的自由主義理論就是多種社會思潮共同的“精神武器”,這個武器成了許多人的精神信仰,他們以為運用這個武器就可以戰勝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這些人的錯誤就在于他們根本不顧社會存在和社會歷史的發展,即割裂社會意識與社會存在的有機統一。割裂思維和存在的聯系,思維就成了超越存在并凌駕于存在的東西,這種顛倒了思維與存在相互關系的思維就是虛假意識。
恩格斯在1893年7月14日致梅林的信中,深刻揭示了虛假意識的發生學原理,“意識形態是由所謂的思想家通過意識、但是通過虛假的意識完成的過程。……因為這是思維過程,所以它的內容和形式都是他從純粹的思維中——不是從他自己的思維中,就是從他的先輩的思維中引出的。他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他毫不遲疑地認為這種材料是由思維產生的,而不去進一步研究這些材料的較遠的、不從屬于思維的根源。而且他認為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在他看來,一切行動既然都以思維為中介,最終似乎都以思維為基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6頁)在各種錯誤社會思潮中,我們都可以看到恩格斯所揭示的這種理論現象即“虛假的意識完成的過程”。在這里,某種思想被獨立化、抽象化和普世化。比如,“經濟關系反映為法的原則,同樣必然是一種頭足倒置的反映。這種反映是在活動者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發生的;法學家以為他是憑著先驗的原理來活動的,然而這只不過是經濟的反映而已。這樣一來,一切都頭足倒置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2頁)在西方憲政民主思潮中,一些人不研究西方憲政民主產生和發展的社會環境和實踐基礎,不研究西方憲政民主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相應的政治制度的內在關系,一味強調西方憲政民主的普世性。近代以來,中國走上了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社會發展道路,形成了代表人類發展方向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文化,而所謂西方憲政民主理論和社會主義道路、制度與文化是根本不相容的。
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每一個學科的發展都有自己獨特的思想材料,“這些材料是從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維中獨立形成的,并且在這些世代相繼的人們的頭腦中經過了自己的獨立的發展道路。當然,屬于本領域或其他領域的外部事實對這種發展可能共同起決定性的作用,但是這種事實本身又被默認為只是思維過程的果實,于是我們便始終停留在純粹思維的范圍之中,而這種思維仿佛順利地消化了甚至最頑強的事實。正是國家制度、法的體系、各個不同領域的意識形態觀念的獨立歷史這種外觀,首先迷惑了大多數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頁)各種錯誤社會思潮也是“始終停留在純粹思維的范圍之中”,它們“完全不越出思維領域”,本應是出發點的社會存在成了它們隨時消化的對象,顛倒了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必然導致思維錯亂,必然導致在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相互關系上的認知錯亂。在當前中國的現實中一些人之所以會對錯誤社會思潮津津樂道,就是顛倒了認識與實踐的關系。
二、正確把握歷史創造的條件性
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這是馬克思主義關于事物存在和發展的一個基本觀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人類創造歷史的理論嚴格貫徹了這一基本觀點。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22日致布洛赫的信中,對歷史創造的條件性作了科學闡述,“我們自己創造著我們的歷史,但是第一,我們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創造的。其中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條件,甚至那些縈回于人們頭腦中的傳統,也起著一定的作用,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作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6頁)由此可見,一定的生產方式、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都是我們創造歷史的前提和條件,起決定作用的是以一定的生產方式為核心的經濟因素。那些信仰錯誤社會思潮的人,也想創造歷史,但是他們是想在脫離前提和條件下創造歷史,具體到當代中國,就是表現為脫離中國國情創造歷史,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錯誤社會思潮力圖脫離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基礎創造歷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基礎是當代中國一切發展的前提條件,否定這個前提條件就談不上任何發展和進步。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建立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基礎之上,這也是我們創造當代中國歷史的基礎。自由主義思潮在經濟上否定我國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政治上否定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這是“全盤西化”的核心內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最近有學者把我國40年的改革開放歸結為就是實施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性”方案的結果,并認為我國當前的改革偏離了“根本解決‘中國問題’的‘改革開放’路線”。這種認識顯然是完全錯誤的,也是不符合實際的。
第二,錯誤社會思潮力圖脫離社會主義精神文化傳統創造歷史。社會主義精神文化傳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精神動力和靈魂,否定社會主義精神文化傳統,意味著否定整個社會主義事業。但是,各種錯誤社會思潮完全否定社會主義精神文化傳統的實踐意義,它們通過否定“中國特色”,否定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社會主義精神文化傳統。例如,有學者就說:“正如沒有中國特色的物理學、數學一樣,也不可能有中國獨有的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史學。”從這里可以看出,錯誤社會思潮的基本思路就是通過否定正確的東西來主張錯誤的東西,核心是用自由主義否定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其理論方法的錯誤就是否定歷史創造的條件性。
在當代中國,中國人民創造歷史的條件是確定的、客觀的,它包括一定的生產方式、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些客觀條件不能任意取消或改變。中國共產黨正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砥礪奮進,這一奮斗進程就是不斷創造歷史的過程。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脫離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經濟基礎和社會主義精神文化,必須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深刻指出了堅持這四個自信的重大意義:我們要堅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我們要堅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指導黨和人民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理論,是立于時代前沿、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我們要堅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明顯制度優勢、強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進制度;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我們要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不斷增強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在這里,自信也是條件,它是創造歷史的必要條件,而喪失信心就意味著失敗。
三、正確把握歷史發展的方向性
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正如恩格斯所說,“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頁)據此可以看出:第一,歷史發展的方向不以單個人的意志為轉移,歷史發展方向的形成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第二,每個人的意志不是任意的,它基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但是,僅僅滿足于這樣的理解是遠遠不夠的,這樣的理解如果不同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結合起來,“歷史合力論”也可能被人錯誤理解為以個人主義價值觀為基礎的唯意志論。而所有錯誤社會思潮共有的一大理論特點正是片面強調個體價值、否定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鼓吹極端個人主義和唯意志論。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強調,歷史發展的方向是由人民群眾的創造性勞動決定的,人民群眾的力量在推動歷史發展的各種力量中最強大、最有決定性意義。比如,在政治上,沒有人民群眾的努力和斗爭,就沒有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形成和社會主義新型國家的建立。因此,人民至上必然成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核心價值,馬克思主義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也必然成為人民群眾不斷發展自己、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基礎和政治保障。從各種錯誤社會思潮在民主問題上的主張看,離開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否定人民群眾對歷史發展的決定作用,對民主問題的思考必然陷入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必然看不到實行人民民主的歷史必然性和強大生命力。
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始終能夠看到人民群眾是歷史的真正主人,人民群眾的力量決定歷史發展的方向。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的那樣,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要堅信黨的根基在人民、黨的力量在人民,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發揮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不斷把為人民造福事業推向前進;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全黨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使我們黨始終擁有不竭的力量源泉。
同錯誤社會思潮進行斗爭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一項重要工作,對這一工作的任何懈怠和失誤都會給黨和人民的事業帶來不可挽回的損失、甚至招致失敗。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規定:全黨必須堅決捍衛黨的基本路線,對否定黨的領導、否定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否定改革開放的言行,對歪曲、丑化、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言行,對歪曲、丑化、否定黨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人民軍隊歷史的言行,對歪曲、丑化、否定黨的領袖和英雄模范的言行,對一切違背、歪曲、否定黨的基本路線的言行,必須旗幟鮮明反對和抵制;考察識別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必須首先看是否堅定不移貫徹黨的基本路線;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態度曖昧,不能動搖基本政治立場,不能被錯誤言論所左右;當人民利益受到損害、黨和國家形象受到破壞、黨的執政地位受到威脅時,要挺身而出、亮明態度,主動堅決開展斗爭;對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沒有立場、沒有態度、無動于衷、置身事外,在錯誤言行面前不抵制、不斗爭,明哲保身、當老好人等政治不合格的堅決不用,已在領導崗位的要堅決調整,情節嚴重的要嚴肅處理。這些規定要求我們必須從推進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高度,不斷增強同錯誤社會思潮進行斗爭的理論自覺、政治自覺和行動自覺。
(作者:姜迎春,江蘇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來源:紅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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