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人力即勞動力的缺乏問題越來越嚴重。盡管日本政府不僅在其本國內進行了所渭“連根拔”的勞務動員,而且還從朝鮮征用了大批勞工,但仍不能滿足戰時勞動力的需要,日本政府遂決定擄掠中國勞工。
1940年3月之際,日本政府與軍方以及“民間”就對使用中國勞工問題進行了商討,其所言的“官民”之“民”,自然是指民間人企業主和大財閥。其實日本企業界在此前一年,即1939年時,就積極推動政府制定擄掠使用華工的政策。同年7月前后,作為“外地勞動者移入組合”的發起人代表地崎宇三郎就代表北海道土木工業界向日本厚生大臣、內務大臣提交了使用中國勞工的申請書。
他在列舉使用中國勞工的“理由”與好處時還強調,中國勞工不僅勞動力廉價,可以對日本的低物價政策起一定作用,而且還可以通過這些勞工回國,對日本“國力”進行宣傳,對日軍在華的“宣撫”工作發揮作用,使用中國勞工是一舉多得的舉措。1939年1 2月,日本土木工業協會在其調查部內設置研究課題,以“移入華工”為課題,參照偽滿的勞動統制進行研究。這期問該協會理事長菅原恒覽曾向遞信及鐵道大臣提出“移入5萬支那人”的建議。,除土木工業界外,煤炭等礦業也不甘落后。1941年8月,日本煤炭礦業聯盟會長松本與日本金屬礦業聯盟會長伊藤聯名向日本企畫院總裁鈴木、商工大臣左近寺、厚生大臣小泉提出《礦山勞務根本對策意見書》,積極要求使用中國勞工,“只是苦力的使用,從社會上、保安上等其它觀點來看,礦山以外的產業部門可待以后再說。對中國苦力,不能拘泥于各種勞動立法,要斷然實行特殊的管理”。
這個意見對于日本政府與大企業主之間達成共識起了很大作用。從時間上看,此時距太平洋戰爭爆發還有3個多月,可見,由于勞動力缺乏,即使沒有太平洋戰爭,為解決勞動力資源問題,日本也將使用中國勞工。太平洋戰爭爆發,只不過是加快了這一步伐。
1944年2月28日,日本次官會議作出的《關于促進華人勞工移進國內事項的決定》。
至1942年10月,日本政府擄掠中國勞工計劃開始具體落實。東條內閣在1942年11月27日的內閣會議上通過了《關于向國內移入華人勞工的事項》的決議。這個決議分為“方針”、“要領”和“措施”三個部分。在第一部分“方針”中,日本政府毫不掩飾地道出了擄掠中國勞工的用意及目的:“鑒于內地勞務需求日益 迫切,尤其是重體力勞動部門勞動力顯著不足之現狀,茲根據下記要領將華人勞工移入內地,以便使期協力完成大東亞共榮圈之建設。”
1943年3月2日,內務省警保局長即致函警視總監、各廳及府縣長官,發布了《關于華人勞工移入內地及其管理事項》,對移入中國勞工的手續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規定。至此,日本政政于與企業關于擄掠和使用中國勞工的方針政策、各項規定以及相關準備工作已經全部完成。
>>>>人數
日本從中國強擄勞工分試驗移人和正式移入,試驗移人從1943年3~11月,共8批,計1420人,正式移人從1944年~1945年5月,共161批,計37515人。全部移人從1943年3月始,到1945年5月止,共強行移人169批,計38935人。根據田中宏等人編著的《資料 中國人強制進行》一書記載,“實際被趕上船運往日本的中國人由于饑餓、疾病和迫害,乘船前已死亡2823人,強擄中國人實際應為41758人”。
從提供勞工的部門和單位看,偽華北勞丁協會為34717人,偽華北運輸公司為1061人,“日華勞務協會”為1455人,南京汪偽國民政府為682人,偽滿福昌華工公司為1020人。
從中國勞工的組成成分看:一是愛國抗日的國民黨官兵和英勇善戰的八路軍指戰員;二是沒有暴露身份的共產黨抗日救亡干部;三是貧苦的農民、工商業者、教師和青年學生;四是失去日軍信任或擬投八路軍的偽軍,這是極少數。勞工多數為青壯年,15歲以下的兒童為157人;60歲以上的老人有248人。年齡最小的只有7歲,年紀最大的為78歲。
日軍強擄中國人
從中國勞工的地區來源看:華北為35778人,占赴日勞工的91.9%;華中為2137人,偽滿為1020人。如果按省計算:河北省籍14951人,占有記載可統計數31911人的46.85%;山東省籍的9167人,占28.73%;河南省籍的4149人,占13%;江蘇省籍的1159人,占3.63%;山西省籍的612人,占1.92%。
從中國強擄的勞工運抵日本后,由日本厚生省再分配到日本各地的35家公司的135個作業場。分配到各作業場的中國勞工主要從事重體力勞動。其中在礦山業的有47個作業場,計16368人;在軍事土木工程的有63個作業場,計15253人;在港灣裝卸業的有21個作業場,計6099人;在造船業的有4個作業場,計1215人。從開采煤炭勞工的情況看:采礦工44.7%,搬運工10.3%,掘進工27.3%,破碎工1.8%,堆土工0.3%,機械T 1.4%,其他14.2%,幾乎全是礦井內的重苦工。
>>>>遭遇
在被運往日本內地的途中,中國勞工的遭遇是很悲慘的。委員會《報告書》在“劫持時死亡情況”一事中寫道,從乘船到抵達企業單位,這個階段共死亡822人。其中船上死亡584人,上岸后至企、世單位途中又死亡230人,失蹤8人。
被掠至日本的中國勞工,都有在日偽監獄、俘虜收容所或勞工訓練所關押的經歷。有的甚至是關押很長時間之后才被押送日本的。如先后在福島、長野、北海道等地被強制勞動的馬汝駿就是1942年被捕,后被解往北平,關押在鐵師子胡同日本人監獄70天,后又被關進北新橋炮局胡同陸軍監獄1年零7個月;1944年8月中旬被用悶罐車運至塘沽,然后才送至日本。再如被掠至靜岡縣伊豆半島的張文泉,是1943年1月被捕的,此后關押在“北京外寄人犯臨時收容所”,直到1944年農歷10月,被運往塘沽,在塘沽的勞工收容所又關押了一段時間,才被送至日本(何天義《日軍槍刺下的中國勞工》)。無論是抗日的中國官兵,還是普通農民、商人,在被送往日本之前的關押收容期間,都遭受到嚴刑拷打,并且關押收容的條件十分惡劣。
“這里崗哨林立,電網密布,里邊幾座大席棚,每個棚里住有百十幾個難友,睡在潮濕的地上,吃高粱米、喝菜湯,不管飽,小便不讓出席棚,大便要報告,不報告就被痛打一頓。棚內又臟又冷,傳染病連續發生;有病不給治,每天大棚里抬出十幾個死尸或重病號”(《日軍槍刺下的中國勞工》之一)。連使用中國勞工的日本企業人員也承認“在收容2 000人以上的收容所內,一名醫生也沒有,主食是半生的窩頭,也無給水設備,都飲用‘白河’的泥水”(《世界》)。
中國勞工的乘船港,主要是塘沽與青島,此外也有少數在上海、大連、連云港乘船者。在收容所至乘船港之間,他們被裝進有蓋貨車(悶罐車)內,從外面將車門鎖死。“從外面看,不知車內所裝何物,只有負責運送的軍隊才知內情。就這樣運行幾百公里,途中即便停車,也是停在遠離車站的地方,并且車門的鎖也不打開,因此在車中出現很多死亡者”。為了防止中國勞工在途中逃亡,除不允許勞工下車外,日本軍隊和使用中國勞工的企業加強途中警戒。在日鐵鹿町礦業所一次從石門運至青島的400名勞工時,除由該企業派至中國的“接收人員”21人外,還有“日軍曙1453部隊大崎少尉和以下兩名軍官及27名士兵擔當警備”。(《草墓碑》)也就是說,平均每8名勞工,便配有1名武裝警備人員。其戒備森嚴程度可想而知。
被掠至日本的169批中國勞工,無一例外地被裝入貨船中,關閉在船倉內,不得到甲板上,只允許在煤炭、鹽與礦石等船內貨物上起居。船中無醫生又無護士,一旦患病只有死亡。當時日本的船只還不斷遭到盟軍的攻擊,因此為了躲避盟軍方面的潛艇和飛機,加之這些貨船還要在中國沿岸港口卸貨、停泊,所以航海日期很長。根據《外務省報告書》統計,在169批中國勞工中,除26批航海日期不明外,有86批為4日至9日,48批為10日至19日,6批為20日以上,3批為30日以上,最長時間達39日。這么長的航海時間,又沒有充足的糧食和淡水,別說在乘船之前就飽受折磨的中國勞工難于忍受,就是十分健康的人恐怕也難以經受如此嚴酷的折磨,在航行中便常有跳海逃亡的人。
被掠往日本的中國勞工,在整個海上運輸過程中會出現幾百名的死亡者。到達日本的登陸地點下關、門司等地后,剛一登陸就被早已守候在那里的憲兵與警察包圍起來,充當斡旋的日本有關官廳開始向企業分派勞工。各企業接收地的警察署也派人去監押。在所有分批登陸的中國勞工中,幾乎都有瀕臨死亡的重病患者。據曾在北海道三井蘆別煤礦被強制勞動的郭家德講:
“到日本下關下了舵船又進行詳細的體格檢查。鬼子怕把傳染病帶到他們國里,就把我們的衣服都脫光去蒸餾消毒,頭發胡子剃光,有傳染性病的人都挑出來帶上個白袖箍沒有病的給帶上個紅箍。檢查完后,把帶白箍的用小汽船載走了,這些人至今不知下落”。(《人民文學》)
為防止中國勞工上陸后逃亡,從上陸地點至企業之間,也是用有蓋貨車和卡車運送,在軍警的嚴密警戒下進行。在日本國內的陸運過程中,一路上也不斷出現死亡者。1945年1月12日,由塘沽乘船被送往日本茨城縣日立礦山的第3批300名中國勞工除船中死亡28人外,在登陸地下關又有13人死亡,從下關至礦山之間,途經廣島、大阪、名古屋、東京、上野車站,在每個車站都出現了死亡者。在到達日立礦山的1月27日,這批勞工只剩下252人。就是說從離開中國至到達日本就勞地點的15天內,共死亡48人,占乘船勞工總數的16%。被掠至日本的全體中國勞工,僅在日本的登陸地點與就勞企業間的陸運過程中就有248人死亡。
>>>>噩夢
對活下來的勞工們來說,另一場噩夢才剛剛開始。為了加強對中國勞工的法西斯統治,日本軍國主義者建立了內務省——地方廳——警察署——企業單位管理中國勞工體制,擬訂了各種壓榨中國勞工的手段和措施。中國勞工抵達各企業單位后,即在日本憲兵、警察和企業單位管理人員的刺刀與皮鞭下生活。他們處在嚴密的監管下,不能外出。他們沒有衣服,多用稻草蔽身,即使在大雪紛飛的嚴冬,仍然赤著腳干活;一餐只有一個糠窩窩頭,餓了只好吃草根,啃樹皮。病了不管,還要干活,每天勞動9~13個小時,多則超過15個小時,稍有不慎即遭鞭抽棍打。在如此殘酷的虐待下,被劫到各企業的38117名中國勞工,又被折磨死了5999人,其中有2282人是到各作業場三個月以內被殘害死的。
據日本外務省《報告書》載稱:從乘船以來各企業單位共死亡中國勞工6830人,占乘船總數38935人的17.5%,平均每五個半人中就有一人被奪去了生命。如果再加上負傷的(6975人)和殘廢的(467人),那么就中國勞工的傷亡率而言,在10%以上的有57個單位,其中10%~29%的43個,30%~52%的14個。在這14個單位中,共有中國勞326640名,占總人數的18.4%,死亡2483名,卻占總死亡數的36.31%,還有負傷的426人。如鹿島花岡、川口蘆別、空和天監、礦峰之澤、日鐵釜石、古川足尾和戰線仁科等單位,死亡率均在40%以上,其中戰線仁科死亡率最高,200人就死亡了104人,高達52%。
日本政府和企業不把中國戰俘勞工當人看,釜石警察署1944年9月25日,曾向日鐵釜石制鐵所就勞工管理發出過如下通知:
“漢民族不為感情所左右,愈是親切相待會越發使其傲慢起來,因此不必親切心或愛撫相待”, “宿舍坐著頭上有三寸空余即可”,“中國人的觀點認為洗浴是被征服者款待征服者的設備,所以不需要”。
到日本后,戰俘勞工住的多數是臨時用木板搭成的簡易房,沒有窗戶,四面透氣,夏天悶熱,冬天寒冷。房內是上下兩層的大通鋪,鋪的是草席子,被褥很少,冬天下雪時,勞工早晨醒來,被子和頭發上全是雪霜,冷得受不了,勞工們只好幾個人在一塊擠著睡覺,相互取暖。勞工住地大都有高高的圍墻,有的還架有電網。多數門口有警察或武裝警衛站崗,未經批準或沒日本人帶領不能隨便出入。實際上他們就是“囚犯”,沒有一點行動自由。
為防止中國勞工逃亡,除了在勞動場所有憲兵、警察監視和上下工的路上有日本管理人員帶領外。在勞工的宿舍內外也采取了嚴密的監視措施。每個勞工宿舍內都有日本“寮長”或“舍監”,負責管理中國勞工的起居。宿舍的四周建有兩米左右的圍墻,圍墻的出入口經常上鎖。圍墻的角上設有監視崗樓,晝夜配置警察輪班監守。三井田川礦華工所居住的“身內谷寮”圍有1.8米的圍墻,日本當局還認為“這里有逃跑的危險”,命令“再把圍墻增高一倍”。住友別子礦業所的華工宿舍,為防止逃亡,修建在東西南三面是斷壁懸崖,北面是千仞山谷的與人世隔絕的地方。
除了加強宿舍內外的監視措施外,在華工所在的縣內各警察署和鄰接府縣都備有寫有華工姓名:貼有本人照片的“名簿”。這對華工來說,無異于布下天羅地網,即使有人僥幸逃出本縣,也無法逃出鄰接府縣。事實上,在掠至日本的近4萬名中國勞工發生的無數人次逃亡中,最終也只有劉連仁1人逃芒成功,在北海道山中隱藏了13年,于1958年被當地人發現得以生還中國。
戰俘勞工吃飯很少見到大米、白面,多數吃的是稻米糠、玉米面、麩子面、豆餅面、橡子面、魚骨粉的混合面。勞工上工后每天三頓飯,每頓兩三個小饅頭(玉米面餅子),一碗稀湯,很少吃到青菜,更談不上其他副食,多數人只能吃到半飽。有些作業場,勞工生病不能干活,伙食還要減半。有的勞工饑餓難耐,就在上下工的路上拔野菜草根吃,有的撿日本人扔掉的橘子皮、蘋果核吃,有的抓老鼠燒著吃,花岡還出現燒尸工吃燒焦人肉的慘劇。
戰俘勞工穿的衣服基本都是被抓往日本前在中國發的,到日本后,有的作業場發過短褲褂,有的煤礦只給勞工發塊兜襠布。勞工在井下干活時,有的只圍塊兜襠布,有人只能赤腳光身子。冬天,勞工沒棉衣穿,太冷的時候只能把毯子披在身上干活,有的穿草鞋蓑衣,有的把水泥袋、麻袋、草袋用鐵絲或繩子捆在身上、裹在腳上,用以御寒。
戰俘勞工從事的勞作或苦役既危險又繁重,各個作業場接受日本軍需省分配的任務,強迫中國勞工每天都必須完成一定的產量定額。不少勞工早晨天不亮起床上工,晚上太陽落山才收工,午飯大部分在工地吃,每天勞動10~12個小時,有的長達16個小時。每十天或半個月還有一個“大出日”、“突貫期”(即工程突擊日或突擊周),勞動任務加大,時間加長,從而致使一些勞工因身體虛弱、勞動加重而患病死去。原三菱美唄礦業所勞務課的西村武夫曾做如下證言:“軍部的命令要求出工率要達到85%,出勤的指標直接涉及糧食的供應標準,嚴重營養失調的人們當中,有的稍微絆倒跌個跤,就踏上了死亡的征途。”
天鹽煤礦的勞工回憶,上工“推溜子”小車一個連一個,一上班就成了“機器人”,一刻也不能停,一停就堵車,一堵車就挨打。長崎崎戶的勞工從山下往山上扛石頭,每次要扛六七十斤重,來回走3里,每人每天必須扛20趟,如果扛的石頭小了點,日本監工憑眼一看,認為分量不夠,就算白扛;后來下井挖煤,不僅每天要干12個小時,還必須挖夠10噸煤,否則日方不準上井。但是僅憑手工作業挖10噸煤談何容易,因此勞工不得不延長勞動時間。井下通風條件和安全條件極差,勞工在井下干活時,上面淋水,下面踩水,還經常發生溜巷、冒頂、透水和瓦斯泄漏事故。福岡大牟田煤礦,因井下通風不好,溫度太高。勞工們干一會兒活,就要到洞口透透氣,就這樣還有不少勞工被熱暈。到了冬天,井下干活一身汗,可到井上卻凍得直打戰,因此患病者很多。
日本工頭和監工根本不把中國勞工當人看,叫中國勞工“苦力”、“清國佬”、“亡國奴”。監工們手中都拿著棍棒、鞭子、錘子、鐵棍等,驅使勞工們不停地干活。監工們視中國勞工為俎上之物,任意宰割。中國勞工被打罵是家常便飯,有時候根本就沒理由的挨打。聽不懂日本話挨打,報數報錯了挨打,干活慢了挨打,干累了直直腰也挨打。
低劣的食物,繁重的勞役,殘酷的折磨,使勞工們個個骨瘦如柴,越來越多的人不堪重負生病。勞工患了病,有的將患病勞工送進病號房,就不再過問,有的還減少伙食,致使一些勞工有病不敢吭聲,病重只好等死。勞工被砸死、壓死、病死、累死、餓死、凍死、狼狗咬死、日本監工打死者很多。勞工死后,有的被就地挖坑掩埋,有的被拉出去火化。火化分單獨火化和把幾具尸體放在一塊火化。火化后,日方隨便撿點骨灰,裝進骨灰盒,寫個名字,就算了事。
>>>>反抗
中國勞工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奴役與壓迫,自始至終進行著英勇的反抗斗爭。逃亡便是他們的反抗斗爭的手段之一。在中國運送過勞工的原El本獨立汽車第64大隊的松井勝重說:“在拐彎處,卡車速度一減慢,他們當中就有人試圖逃亡。可是日本軍立刻從卡車上用機關槍與步槍瞄準,并打死他們”(日本工會總評議會:《月刊總評》)。前述的押送中國勞工的藏本也證實:
“也有人從奔馳的火車上跳下來,有蓋貨車的門緊閉著,還從外面上了鎖,但不可思議的是,不知從何處肯定逃走了三、四人,也許是把門撬開的”。
盡管逃亡多有被打死的危險,但中國勞工逃亡始終沒有間斷。航海中有逃亡者,登陸后有逃亡者,到達企業后仍有人不斷逃亡。花岡暴動是中國戰俘勞工在日本國內的最著名的一次暴動。
暴動的主體和領導者是從洛陽、石家莊、北平等集中營押去的中國戰俘。戰時日本鹿島公司分三批從中國強擄986名勞工,到日本秋田縣花岡町做土木工程。嚴酷的生存條件,非人的奴役虐待,使第一批勞工死亡近半。中國勞工忍無可忍,于1945年6月30日午夜舉行暴動,殺死4名罪大惡極的日本監工和一名為虎作倀的漢奸,隨后逃到附近的山上。日本當局動員2萬多軍警和保安隊員進行了嚴酷的鎮壓,他們對抓回的勞工進行刑訊逼供,強迫他們跪在碎石頭地上,三天三夜不給水喝,不給飯吃。白天烈日暴曬,晚上大雨澆淋,這又使一批勞工尸陳廣場,418名勞工被折磨至死。暴動組織者大隊長耿諄等13人也被押到秋田縣監獄,判處死刑、有期徒刑不等。
日軍戰敗后,盟軍放出了耿諄等受迫害勞工,逮捕了殘害勞工的鹿島公司花岡作業所所長河野正敏等人,他們被橫濱國際BC級戰犯法庭判處絞首、無期徒刑等。后因美國的冷戰政策,有關判決沒有被認真執行。
長野木倉谷,在徐強、李玉蘭等勞工大隊干部帶領下,戰俘勞工建立了秘密組織,制訂了暴動計劃,自制了刀子等武器,準備先殺守衛的日軍小隊長,奪取槍支,而后攻打日本火車站。但因叛徒告密,暴動失敗,徐強等人被關進監獄。日本投降后,徐強等人獲釋出獄,又成立“青年愛國團”繼續進行斗爭。
福岡三井田川礦,在第一批勞工到日本兩年后,礦方許諾的兩年回國沒有兌現。1945年6月14日,第一批勞工舉行集體罷工,日方卻以“不做工、沒飯吃”為由,停止了勞工的飯菜供應。后勞工集體到伙房搶飯吃,殘忍的日本警察卻用洋刀將抬饅頭籠屜的勞工的胳膊砍了下來。憤怒的勞工奮起抵抗,拿起鐵鍬棍棒同日本監工搏斗,并用鐵鍬劈了幾個行兇的警察。于是日方調動上千人的武裝前往鎮壓,鮮血染紅了福岡礦窯。
英美俘虜在戰后很快便由美國占領軍解放出來,而中國勞工只能靠自身的力量去爭取權利與自由。中國勞工的斗爭,不僅對改善自身的待遇起了很大用,同時也成為日本工人組建工會的契機。“設立工會的氣氛開始萌芽,以團結的力量解決不安定情況……但成為這些活動的導火線的是外國勞動者。他們的團結與堅持不懈使得許多要求被承認,這應看作是極大地顯示了團結的力量”(《月刊總評》)。北海道美唄煤礦工會,就是在華工斗爭的影響下成立的。正是由于中國勞工的斗爭,使得美國占領軍和日本政府害怕中日工人聯合起來,才決定遣返勞工。
1945年10月至1946年2月,美國占領軍與日本政府共計送還華工31917人(其中包括戰時送還的1180人),為擄掠時乘船人數的82%。加上死亡的6 830人,同乘船時相比還差188人。這188人有下落者為100人,其中住院及陪護35人,在刑務所內42人,希望留居日本的23人;下落不明者為88人,其中戰爭結束前便下落不明者21人,戰后逃亡67人。
參考資料:
《二戰期間在日本的中國勞工》陳景彥
《花岡事件60年》張國通
《日軍侵華戰俘營總論》 何天義
來源:一本正經說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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