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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青年才俊

　　毛澤東這次到京是帶著“志氣”來“尋路”的。青年毛澤東在1917年給別人的一封信中頗為自許地說：“嘗讀詩書，頗立志氣！”（《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頁）那么，在沒有走出湖南之前的青年毛澤東究竟有著什么樣的“志氣”，根據研讀他的早期文稿和傳記，我們大概可以看出他有以下幾端：

　　第一、愛國。他曾在1915年一本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和袁士凱賣國罪行的小冊子《明恥篇》的封面上題詞表時自己的心態：“五月七日（日本指出滅亡中國之“二十一條”的最后期限），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毛澤東早期文稿》11頁）

　　第二、奮斗。年輕的他曾經有過這樣的詩句與格言：“會當水擊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

　　第三，尋求真理，改造世界。他1917年8月23日致友人的信中豪邁地提出他改造國家與人心的心胸：“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天下之生民，各為宇宙之一體。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家有富強幸福者乎？”（《毛澤東早期文稿》85頁）

　　他不但具有這樣的志氣，更在身邊聚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人，他們有著共同的“奮斗向上的人生觀”，他們討論最多的話題就是“如何使個人及人類的生活向上”。這些有志之士終于在1918年4月10日組成了自己的團體——“新民學會”。毛澤東以學會為平臺，率領這些青年積極尋求救國之路。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毛澤東率領著立志救國的湖南青年們應楊昌濟之召進京尋找救國之路來了。這一批人中有許多后來成為了中國共產黨建黨和革命的骨干。這其中有羅章龍、蔡和森、羅學瓚、李維漢等。

　　就在1918年春季進京之前，毛澤東有一首七言古風，這首雄深浩蕩的詩充分表達他的心胸與志向。詩曰：

　　云開衡岳積陰止，天馬鳳凰春樹里。

　　年少崢嶸屈賈才，山川奇氣曾鐘此。

　　君行吾為發浩歌，鯤鵬擊浪從茲始。

　　洞庭湘水漲連天，艟艨巨艦直東指。

　　無端散出一天愁，幸被東風吹萬里。

　　丈夫何事足縈懷，要將宇宙看秭米。

　　滄海橫流安足慮，世事紛紜何足理。

　　管卻自家身與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官前友誼多，崇明對馬衣帶水。

　　東瀛濯劍有書還，我返自崖君去矣。

　　這首詩表現了才華橫溢的青年人的偉大的志向和抱負，既是對友人的鼓勵，也是對自己的鞭策。

　　沒過多久，這批湖南志士就來到了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在這里正是“鯤鵬擊浪從茲始”的起點。

　　青年毛澤東第一次進京舊居。

　　三、在激流中心

　　此時的北京大學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名師薈萃，各種思潮波翻浪涌，交流激蕩。這種紛紜繁復，高潮迭起的情景，使毛澤東振奮不已，耳目一新。對當時的壯觀景象，毛澤東后來曾做過富于詩情的描繪：

　　“近年來，中國的大勢斗轉，蔡元培、江亢虎、吳敬恒、劉師復、陳獨秀等首倡革新，……更加之歐洲的大戰，激起了俄國革命，潮流浸卷，自西向東。國立北京大學的學生首歡迎之，全國各埠各校的青年，大響應之，怒濤澎湃！”（《毛澤東早期文稿》364-365頁）

　　與熱烈的思潮相比。毛澤東個人在北京的生活卻頗為窘迫。由于經費不足，他先是在楊昌濟家中暫住。后來由于操持赴法勤工儉學的事務，時常要與同來的湖南學生聚會，分散著住頗為不便。他就與蔡和森在景山東街吉安所夾道7號租了一間小房，七八個人，同睡一個通鋪，人多炕窄，只能駢足而眠，合蓋一床棉被。對于這種情景，毛澤東后來回憶說：

　　“當我們大家都擠在炕上睡覺時，擠得幾乎透不過氣。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頁）

　　但是，生活上的清苦并沒有減弱毛澤東操持公益事業的熱忱。在他謀劃下，赴法留學的活動按部就班的進行著。同來的湖南青年羅學瓚在給家中的信里這樣描繪毛澤東：“毛潤之此次在長沙招致同志來此，組織預備班出力甚多，才智學業均同學所佩服。”（李銳《毛澤澤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第87頁）

　　就在把湖南青年都安置進留法預備班學習以后，毛澤東并沒有按照楊昌濟的希望，進北京大學做學生，這與他崇尚自學的志氣有關。后經楊昌濟介紹，通過北大校長蔡元培的關照在北大圖書館找了一份助理員的工作。而他的領導就是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同志。這種安排對于毛澤東的成長來說是十分關鍵的。據毛澤東自己說：

　　“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看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毛澤東一九三六年與斯諾的談話》）

　　懷著救國志氣的青年毛澤東終于在這里走向了成功之路。李大釗的言行深刻地影響著毛澤東。李大釗是中國介紹和謳歌俄國十月革命第一人，他把馬克思主義初步介紹到了中國，毛澤東如饑似渴地學習著這些學說。

　　1918年11月，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親耳聆聽了李大釗的講演《庶民的勝利》。11月15日，李大釗的這篇講演稿和另外一篇文章《布爾什維克的勝利》刊登在《新青年》雜志上。從而使毛澤東十分具體詳細地學習到了馬克思主義。

　　李大釗在1919年2月20《晨報》發表了《青年與農村》的文章，文中熱切地號召青年人：“我們青年應該到農村去，……我們中國是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在都市漂泊的青年朋友們，你們要曉得：都市上有許多罪惡，鄉村里有許多美好。……青年們，走向農村去吧！”這篇文章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實這篇文章影響了毛澤東一生的革命生涯，以后毛澤東對待農民革命問題的描述基調和情感都與這篇文章如出一轍。

　　后來，就在中國革命即將成功，毛澤東在從西柏坡往北京“趕考”的路上，他無限感慨地對身邊工作人員感嘆到：

　　“30年了！30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京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可惜呀！他已經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在哪里呢！”（《毛澤東交往錄》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頁）

　　這個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雖然清苦，但毛澤東可以在這里飽覽各種書刊，接觸到最新的思想，每月還有八塊大洋的收入。但是毛澤東在這里試圖和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們交流時遇到了身份和語言上的障礙。他后來回憶說：

　　“由于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愿意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閱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都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抱有強大的興趣。我嘗試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但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語。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為的是能夠在北大旁聽。在新聞學會我認識了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情理性和優良品質的人。”（《毛澤東一九三六年與斯諾的談話》33—34頁）

　　毛澤東在這里還遇見了他久已欽佩的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陳獨秀。當時陳獨秀住在東城域內箭桿胡同，離毛澤東住的吉安所胡同不遠，他時常過來陳宅請益。據毛澤東后來回憶，在第一次到北京期間認識了陳獨秀，并受到很大影響。（參見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頁）

　　毛澤東在北大工作期間得到的哲學和新聞的學養對他今后的革命生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當毛澤東成為中共的領導人之后，他用哲學思想把黨鍛造成了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他還以新聞為武器，為中國革命的歷程增添了許多壯麗的色彩，那些為人們所熟頌的經典名篇：《中原我軍占領南陽》、《我三十萬大軍勝利南渡長江》等等，這些洪波涌起的雄文力作，不都是溯源于北大紅樓時期嗎？

　　毛澤東除了在北大努力增長學識此外，還積極參加社會公益活動。他在長沙時的摯友鄧中夏這時在北京大學主持平民教育講演團。毛澤東參加了這個團體的許多活動，開始和工農群眾緊密接觸。

　　毛澤東這時還保持在湖南一師時的習慣，每逢星期日就到楊昌濟老師家中聽他講解哲學、倫理學。也就在此時，毛澤東收獲了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份甜蜜——他與楊先生的女兒楊開慧戀愛了。當年毛澤東在一師的小師妹如今已經成長出落成了一個19歲的溫婉淑慧的大姑娘了。據楊開慧的哥哥楊開智回憶：“鄧中夏那時也在北大讀書，他和毛澤東同志以及其他進步學生，也和過去在長沙時一樣，每逢星期日必來豆腐池九號我家，大家展開討論。我和開慧妹有時在座旁聽。”（《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一輯，第124頁）

　　毛澤東與楊開慧的情感是純真而甜蜜的。他后來在延安的窯洞中對斯諾回憶起這段感情來還是那么充滿留戀：“我在這里還遇見而且愛上了楊開慧。”這份溫柔慰籍的情感深深地打動了青年毛澤東的心，以致于古老的北京城那灰暗的冬天都顯得明麗生動起來，毛澤東充滿感情地回味：

　　“古都的景色是鮮艷而生動的，這對我是一個補償。——在公園里和故宮的廣場上面，我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當北海仍然結著冰的時候，我看到白梅已經盛開。倒垂的柳枝上掛著晶瑩的冰柱，因而想到唐朝詩人岑參詠雪后披著冬裝的樹木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不盡的樹木引起了我的驚嘆和贊美。”（《毛澤東一九三六年與斯諾的談話》34、35頁）

　　這是在情人眼中才有的世界呀！后來，中央文獻研究室在寫作《毛澤東傳》時便把這段回憶改編成了楊開慧與毛澤東在一起的漫游：

　　“他們一同漫步在故宮江畔和北海公園，看到了潔白的梅花盛開，還有倒垂湖面的楊柳枝并懸掛著冰柱。”（《毛澤東傳》43頁）

　　我想這是修史者合乎歷史真實的想象。這種“梅韻冰姿”的景象伴隨了毛澤東一生的情種。你看那“梅花歡喜驚天雪”的詩句中，不就有與楊開慧在古城中漫步冰雪的回味碼？

　　1919年3月12日，當新的一年春天到來的時候，毛澤東為了送蔡和森等赴法留學而離開了北京去了上海，后來就回到了湖南，毛澤東第一次進京的生活就結束了，但是這半年的經歷對于他這偉大的一生都起了決定性作用。此后，他在湖南領導了當地的“五四”運動；創刊了《湘江評論》雜志；領導了“驅張”運動，革命生涯風起云涌！面對時代的大潮，青年毛澤東歡呼道：

　　“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閘門動了，且開了！浩浩蕩蕩的新思潮業已奔騰澎湃于湘江兩岸了！順他的生！逆他的死！”（《湘江評論》創刊宣言，《毛澤東早期文稿》294頁）

　　一代偉人毛澤東就此開啟了他一生的弄潮激蕩，波瀾壯闊的革命生涯。而這一切的波瀾揚帆之地就在東城域內吉安所小屋內那逼仄的土炕上；就在豆腐池胡同那溫馨的楊宅中；就在北大紅樓那間明亮的第二閱讀室里。這不能不說是我們東城區歷史的幸運，因為它承載一個偉大時代，一位偉大人物的歷史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