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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澄：永不叛黨，巴黎公社與“無產階級的叛徒考茨基”——學習習近平民主生活會講話有感

點擊：作者：胡澄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7-01-06 11: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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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叛黨，巴黎公社與“無產階級的叛徒考茨基”

　　——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的講話有感

　　在2016年12月26日這個特殊的日子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民主生活會，習近平同志主持會議并發表了重要講話，學習這篇講話后，令人精神振奮！總書記在講話中鮮明的提出了“永不叛黨”的問題。這是繼毛主席之后，黨的領袖在黨的重要會議中鄭重公開的提出“叛黨”問題，其昭示作用巨大而震撼。全體中國共產黨黨員應該極端的重視這個問題，警醒起來，振作起來，奮斗起來，與叛黨傾向做堅決斗爭。

　　 “永不叛黨”，近年來只是在新黨員入黨儀式上作為程式化的話語出現，有多少人真正懂得這其中的含義和分量？現在全黨的領導核心習近平總書記在這么重要的會議上如此鄭重的提出來，它的意義何在呢？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鮮明的指出：“對黨忠誠，永不叛黨首先必須體現在對黨的信仰的忠誠上。”這就說在了問題的根本上。那么我們黨信仰的是共產主義，這個信念又從何而來？它來自于無產階級奮斗的歷程；它來自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先驅們的鮮血；它更來自于革命導師的理論教導，他們的理論經典著作就是無產階級奮斗的歷程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先驅們的鮮血的結晶。

　　革命導師列寧說的好：“沒有革命理論，就不會有堅強的社會主義政黨，因為革命理論能使一切社會主義者團結起來，他們從革命理論中能得到一切信仰。”（列寧《我們的綱領》，《列寧選集》第一卷第203頁）

　　這就使我想起了習近平總書記2015年12月29號也是在中央政治局召開民主生活會上的講話，他說：“我們要堅定信仰，堅定它是具有科學性的，如果覺得心里不踏實，就去讀經典著作，《共產黨宣言》多看它幾遍。”（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文章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4月版，第328頁）

　　想起無產階級奮斗的歷程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先驅們的鮮血，就讓人不能不想起巴黎公社。2016年是巴黎公社誕生145周年。是無產階級的先驅們為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流血犧牲145周年，資產階級劊子手為了鎮壓公社起義，在145周年之前的5月份，對巴黎公社的社員進行了殘酷的鎮壓，3萬多公社社員遭到屠殺，4萬多公社會員遭到監禁與流放，許多人忘了現在的“紅五月歌詠比賽”就來源這里。《國際歌》的作者也是巴黎公社委員會的委員鮑狄埃在經歷了反動派的鎮壓與流血之后，可以說用公社社員的鮮血譜寫了《國際歌》這一曲壯歌。

　　列寧說的好：“一個有覺悟的工人不管他來自哪個國家，不管命運把他拋到哪里，不管他怎樣感到自己是異邦人，語言不通，舉目無親，遠離祖國，他都可以憑著國際歌手旗的曲調給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列寧選集》第二卷，第434頁）

　　就在前不久，2016年11月29日，法國國民議會正式通過907號決議——“為所有遭鎮壓的巴黎公社社員平反”！這一時刻終于到來，它距巴黎公社誕生整整145周年；它距《國際歌》的作者鮑狄埃誕生整整200周年。正義有時會遲到，但絕不會被忘記！就在法國國民議會的平反現場，鮑狄埃那雄壯悲憤的詞句通過議員的朗誦又回響在大廳。

　　2016年更是革命導師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經驗而創作的經典著作——《法蘭西內戰》發表145周年。馬克思對公社的意義給予高度的贊揚，他說：

　　“巴黎公社是把人類從階級社會中永遠解放出來的偉大的社會革命的曙光。”（《巴黎公社一周年紀念大會決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頁）

　　他又說：“工人的巴黎是19世紀無產階級運動最偉大的典范，他將永遠作為新社會的先驅，受到人們的敬仰。（《法蘭西內戰》）……

　　“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是消滅不了的；在工人階級得到解放以前，這些原則將一再的表現出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77頁）

　　那么這些以巴黎公社社員共產主義運動先驅們的鮮血凝聚成的原則是什么呢？這在恩格斯在紀念巴黎公社20周年時給《法蘭西內戰》寫的《導言》中明確地總結了出來。第一就是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恩格斯說到：“先生們，你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么樣子嗎？請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第二就是“廉價政府”和“人民公仆”思想，恩格斯對此極為贊賞，說可“防止人們去追求升官發財”。

　　但是對于我們當今的共產黨人，最應該記起的還是公社的失敗教訓，這些教訓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中給予了深刻的指出，值得我們深深的體味，也非常具有現實針對意義。

　　那么這些教訓是什么呢？

　　第一，必須有一個堅強團結的革命黨和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才能保證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勝利。早在巴黎公社爆發前夕，馬克思就致信恩格斯說：“巴黎如果爆發一種革命，那就要問它有沒有方法和領袖足以反對普魯士人，做認真的抵抗。”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6頁）遺憾的是巴黎公社沒有聽從革命導師的告誡，它的領導團體是一個由普魯東派、布朗基派和新雅閣賓派組成的松散聯盟，沒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和政黨。公社沒有主席，國民自衛軍沒有總司令，因此公社領導后來在實際中分裂成多數派和少數派，為一些瑣碎問題爭吵不休，嚴重的削弱了革命力量。馬克思沉痛的說：“應當是團結的，巴黎公社的偉大經驗這樣教導我們。”（《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80頁）這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這次民主生活會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黨的歷史，新中國發展的歷史都告訴我們，要治理好我們這個大黨，治理好我們這個大國，保證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至關重要，維護黨中央權威至關重要。”

　　第二，巴黎公社失敗還由于對敵人過于仁慈。早在公社成立初期馬克思就深刻的指出：“如果他們將來戰敗了，那只能歸咎于他們的“仁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392—393頁）巴黎公社成立以后任由敵人的部長、議員、將軍、資本家、警察、軍隊一批一批地從容地撤走，也沒有積極鎮壓資產階級政客的示威與搗亂，這個教訓給我們是非常沉痛的教訓。

　　第三，不掌握輿論。任由30多家反動報刊每天謾罵攻擊和詛咒公社，并為資產階級反動派唱贊歌，這個“第五縱隊”的存在加速了公社的滅亡。這讓我們想起了習近平同志所強調的“黨媒姓黨”的原則是多么重要；讓我們更加意識到對那些網絡大V與公知們的打擊是多么的有力與及時。

　　第四，不敢得罪金融資本家，沒有掌握金融主導權。公社成立以后，并沒有接管法蘭西銀行等幾家大的銀行機構，任由這些金融機構用巨款資敵——梯也爾集團，讓他們迅速利用巨額資金緩過氣來，鎮壓了巴黎公社。這就讓我們想起了當今金融市場上的那些“野蠻人”橫行的情景，這才是深深讓我們憂慮的。在當今全球金融資本居于壟斷優勢和地位的情況下，我們的國家怎么樣才能夠避免巴黎公社的覆轍，我們應當好好吸取公社先驅們的教訓。

　　就在紀念巴黎公社20周年之際，恩格斯為馬克思這部《法蘭西內戰》寫的導言中還恨恨的詰問：“最令人難解的，自然是公社對于法蘭西銀行表現出來那種敬畏和那種不敢侵犯的心情。這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法蘭西內戰》導言）

　　我們珍惜先輩的鮮血與革命導師的教導吧！在現實中這種錯誤永遠不要再犯。

　　第五，還有“一個致命的錯誤”就是追求所謂的“合法性”和樹立所謂的“最高公理”，公社的社員們真是被資產階級的“普世價值”迷瞎了雙眼，以至于斷送了革命事業。公社沉迷于“選舉”沒有向反動派大本營凡爾賽進軍，追剿殘敵。公社建立后，本來應像馬克思所說的 “本來應該立即向當時毫無防備能力的凡爾賽進軍，一舉徹底消滅梯也尓及其地主議會的陰謀。中央委員會沒有這樣作，反而是秩序黨能夠在3月26日的公社選舉中再次較量” 。馬克思尖銳地指出這是“一個致命性的錯誤”！（《法蘭西內戰》）

　　這一點也讓我們想到，現實當中我們要經常面對敵對勢力對我們所做一些事情所謂的“不合法”“不合普世公理”的指責與糾纏。面對這些，習總書記表現了堅定成熟的政治定力，他在2015年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中深刻的指出：“只要我們抓什么，他們就找什么的茬，只要我們出正調，他們就必然唱反調。對于這些言論，我們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增強政治敏銳力和政治鑒別力，不上他們的當，不被負面輿論牽著鼻子走。不想讓他們美言，也不稀罕他們說好話。這個問題要掌握住。”（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文章選編》第341至342頁）。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要求我們黨員干部心里對黨的信念“不踏實”的話，就多讀經典著作。但是現實中卻有一種對經典的“權威”解讀，讀了不僅讓人更加“不踏實”，而且會讓人在信念上更加“不堅定”。這就是某些“權威機構”的“權威人士”編寫的“權威”的經典馬列主義著作解讀。

　　日前，為了紀念巴黎公社145周年，想重讀一下馬克思的經典著作《法蘭西內戰》，我想真正的權威解讀應該是編譯馬列著作的最高權威機構——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所編，這個權威機構的權威人士編寫的權威解讀才是最權威的。我就選讀了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輯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讀本》叢書中的一本——《馬克思<法蘭西內戰>研究讀本》，該書是由該局巡視員兼研究員李惠斌先生編寫。但是讀了之后真是讓我驚的瞠目結舌。

　　本書其中最核心的一章就是《當代解讀》，李惠斌先生在這章中的“解讀”著重說了兩點：第一，就是強調提出了一個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國家問題的政治學糾結”；第二，就是他宣稱的：重讀《法蘭西宣言》這部經典著作，一個“新的最大的收獲”就是“重建個人所有制”。

　　我們先看看第一點，他所說的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國家問題的政治學“糾結”是什么。

　　他說：“馬克思恩格斯并不主張有什么無產階級國家。”并說“恩格斯所講的“國家廢物”和“禍害”又重新被列寧找了回來，作為無產階級鎮壓資產階級的工具。”（《馬克思<法蘭西內戰>研究讀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6月版，第86頁）

　　我們先看看馬克思恩格斯真的不主張有無產階級國家嗎，無產階級國家是“禍害”與“廢物”嗎？其實，這本不是什么無產階級經典作家關于國家問題的政治學“糾結”，而是一些資產階級代言人學者與無產階級叛徒（如考茨基）在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對無產階級的無休止的“糾纏”，一直到了今天！只要熟悉經典著作與國際共運歷史的人都清楚，這個問題本質就是——怎樣對待馬克思恩格斯總結巴黎公社失敗的教訓而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的態度問題。

　　我們就先看看馬克思論“無產階級專政”與“無產階級國家”的論述原文。就在巴黎公社失敗4周年即1875年的時候馬克思完成了著名的經典著作《哥達綱領批判》，他在這部著作中就明確提出了：

　　“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型時期。在這個時期，有相應的也應該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大家看清楚了嗎，馬克思這里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國家”與“無產階級革命專政”的概念。

　　我們再看看恩格斯與此相關的原文，就在巴黎公社失敗4周年，即1875年3月18日的時候恩格斯在給培培爾的一封信中比馬克思更加鮮明的提出：

　　“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他之所以需要國家，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第8頁）

　　看清了沒有，恩格斯在這里說的更加明白了，他強調的是“無產階級國家”與“鎮壓”。

　　在巴黎公社失敗20周年的時候，恩格斯更進一步地明確的指出：

　　“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法國大革命已經證明了這一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12頁）

　　李惠斌先生所說恩格斯說的國家“禍害”，其實是恩格斯在批判資產階級國家時的用語。而國家這個反動學者以及庸俗社會主義者拼命糾纏的問題，已經讓列寧給予了理論上徹底的無情批判與廓清，這正是列寧在國家問題上對馬克思主義的捍衛與發展。列寧的中心思想就是“無產階級國家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而現在到了李惠斌先生的書中卻成了列寧的“罪過”，且看他在書中是怎么說的：“列寧定義的革命專政的意思即一種暴力性質的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鎮壓，這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對中國社會主義的事業破壞作用是顯而易見的。”（見該書第89頁）

　　這真是莫名其妙，這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和社會主義新中國歷史的嚴重的虛無主義。因為要按照這種論調，當時新生的蘇聯與新中國對于國際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圍剿”和國內反革命的反撲，無須鎮壓，對他們講仁慈、講民主，新生的無產階級政權就可以生存下來。這是在解讀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法蘭西內戰》這部著作嗎？這真是赤裸裸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背叛，這與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頭子考茨基的論調真是如出一轍。令人不解的是這種讓革命導師已經批到批臭的論調，何以今天我們“中央局”的學者還要拿來跟無產階級做糾纏，這是為了什么？

　　1918年，面對十月革命后的新生蘇維埃政權在列寧領導下對國際國內反革命和白軍進攻的英勇斗爭，考茨基如喪考妣，拋出了《論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小冊子，極力歪曲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瘋狂的攻擊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為國內外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暴亂創造輿論。列寧對考茨基進攻給予了反擊與批判，寫下了著名的經典著作《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他尖銳的指出：“如果要名副其實的話，考茨基的書就不應該叫做《無產階級專政》，而應該叫做《附和資產階級對布爾什維克的攻擊》。”

　　列寧還說：“考茨基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小冊子所犯的基本理論錯誤，就是他對馬克思的國家學說做了機會主義的歪曲。”

　　列寧在部著作中深刻的指出：“從資本主義過度到共產主義是整個歷史時期，只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在著復辟的希望，并且把這種希望變作復辟行動。專政就是鐵一般的政權，具有革命勇氣和果敢的政權，是無論對剝削者或流氓實行無情鎮壓的政權。”

　　我們之所以不憚繁瑣大段引論經典著作原文，就是讓讀者對比一下歷史和現實中的情景；再看一看考茨基的叛徒嘴臉。我們真應當遵循習近平總書記在民主生活會上的教導，在“不踏實”的時候要好好的讀讀馬列主義經典“原著”。

　　列寧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還有兩個光輝思想，對于我們更具有針對性。

　　第一，他說：“我們的任務要戰勝資本家的一切反抗，不僅是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最深刻、最強烈的思想上的反抗。”（《在全俄政治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20年11月，《列寧全集》第31卷第336頁）。資本家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反抗，在歷史上和現實中必須要尋找代言人，而考茨基之類的“理論權威”最為合適，這正如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這部著作中所指出的：

　　“考茨基把馬克思主義中能為自由主義者，能為資產階級接受的東西（對中世紀制度的批評，資本主義特別是資本主義民主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拿來，而把馬克思主義中不能為資產階級接受的東西（無產階級為消滅資產階級而對它采取的革命暴力），拋棄、抹殺和隱瞞起來，正是因為這樣，不管考茨基的主觀信念怎樣，他的客觀地位必然使他成為資產階級的奴才。”

　　第二，列寧又說：“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不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實質是在勞動者的先進部隊，先鋒隊唯一領導者即無產階級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5月27日《列寧全集》第36卷，第375頁），這就是我們黨的“全面從嚴治黨”的信念與思想來源。

　　那讓我們再看一看李惠斌先生所謂的“新的重大收獲”是什么。

　　他說：“如果說我們研究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還有什么新的收獲的話，那么，認識到勞動的解放和這種解放的途徑即“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是我們最大的收獲。不過，這種經濟上的解放，不是通過傳統的公有制就可以解決的，只有通過“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即通過給勞動者個人讓占有為己有的機會（原文如此），才能最后實現解決。”他又進一步解釋到：“使個人所有制成為現實，這就是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也提到過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是勞動解放的必要條件，如果沒有這個條件，那么一切民主形式，對于勞動的解放來說都是欺人之談。----這里是全部問題的總根源，個人沒有任何財產的意思是說，不允許個人有任何可以占為己有的機會。這就是說，任何個人都沒有權利的，至少在經濟上是沒有權利的。在個人沒有任何經濟權利的情況下，民主就成為一句空話。”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研究讀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6月版，第96、97、99頁）

　　李惠斌先生把這個看作他的“新的重大發現”，其實這才不是他的什么“重大發現”，因為這個“重大發現”早在著名反共反社會主義專家，也就是新自由主義鼻祖哈耶克那里早就明確的提出了，請看哈耶克的反共專著《通往奴役之路》里的論述，他說：

　　“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這不單對有產者，而且對無產者也是一樣。只是由于生產資料掌握在許多單個，許多獨立行動的人的手里，才沒有人控制我們的全權，我們才能夠以個人的身份來決定我們要做的事情。”（《通往奴役之路》，中國社會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101頁）

　　這里讓我們感到奇怪的是：為什么中共中央馬列主義研究機構的權威專家，卻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權威專家的論調如出一轍呢？！

　　我覺得這第一是對馬克思主義原著的歪曲，第二是對建國以來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對于人民權利的保障的歷史的虛無。

　　我們先看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明確論斷。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此表述得非常清楚，他說：“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是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之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即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資本論》第一卷，第832頁）

　　閱讀原文我們就可以知道，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實現勞動者這種權利的前提和保障，馬克思所說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也就是和《法蘭西內戰》中所論述的意思是一致的，也就是指要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前提下，重新恢復勞動者對自己勞動成果的占有，而公有制就是實現勞動者這種權利的前提和重要保障。

　　這種權利實現的歷史也正是新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給予工人階級權利的歷史。讓我們看一看歷史就明白，在社會主義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工人勞動者協作生存的“共同體”，與工人階級血肉相聯。廣大工人階級正是體會到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給自身帶來的利益，所以才產生有了一大批具有主人翁精神的工人階級的杰出代表如：老孟泰、王崇倫、趙夢桃、王鐵人、郝建秀以及新時期的工人階級代表郭明義等等。他們也得到了人民的認可，更得到了很高的政治地位，這是在舊中國私有制經濟中不可能出現的。具體來說，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中得到了哪些具體權利？就是就業勞動的權利，領取報酬的權利，享受福利的權利，子女入托上學的權利等等，更重要的更高一層的權利就是參與管理企業，管理社會和管理國家的權利。這一點毛主席在《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批注和談話中》給予了明確的闡述。

　　他說：“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障。”

　　他更進一步論述更有意義：“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首先就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利來克服各種敵對勢力和他們影響的問題，像報刊、廣播、電視這類東西掌握在誰手里，由誰來發議論，都屬于權利問題。人民內部有各個派別，有黨派性，一切國家機構，一切部隊，一切企業，一切文化教育事業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對于保證人民的權利問題，關系極大。掌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手里，絕大多數的人民權利就有保障了；掌握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右派分子手里，他們就可能變質，人民的權利就不能保障。總之，人民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清樣本下冊第859頁）

　　這些權利在新中國的歷史上，工人階級不是真真切切實實在在的在享受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是人民，是為人民服務的，而不是為榨取剩余價值服務的，這在新中國的歷史上也是非常明晰，是新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主線和本質。決不是像李惠斌所言：“一切民主權利對于勞動者來說，都是欺人之談，任何人都是沒有權利的至少在經濟上是沒有任何權利的。”這種謬論可以說是在理論上成為了對新中國歷史最大的虛無主義。

　　在這里，我們要鄭重指出的是：恰恰是近年來在新自由主義對經濟改革與國企改革的誤導下，明確所謂的企業家“權利”、“角色”，讓國企負責人可以按照個人意志，而不是按照人民和國家的意志隨意處置公有資產，“明晰產權”，化公為私，大肆把國有企業全民所有變成官僚資本所有與和大資本家所有，這在現實中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看看那些被“明確權利”后的下崗職工的處境吧，在失去了公有制的庇護和依靠之后，那些憑借著買斷工齡得來的“個人財產所有權”，在大資本的壓榨和嚴酷的社會環境下，他們的權利早已蕩然無存，他們只剩下了騎著自行車馱著自己的妻女去賣淫謀生的權利！

　　馬克思早有指出：所謂“市民社會成員的權利，無非是利己的人的權利、同他人并同共同體分開來的人的權利。”（《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2003年版，第18頁）

　　廣大的下崗職工正是拜某些“理論家”和“改革者”所賜，獲得了同公有制這個“共同體”分開來的權利——即生生撕裂國有企業和廣大工人階級血肉相連的“共同體”的權利，工人階級才成為了資本家案葅上的血肉，任人宰割。請問這種“權利”是社會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應該享受的嗎？！可見在生產力還沒有得到極大發展，在國際金融壟斷大資本和國內官僚買辦資本的雙重壓榨下，是絕對不可能形成社會主義勞動者“個人全面自由發展”的條件的，更是談不到“重新建立勞動者的個人所有制”。這個道理，“馬列理論權威專家”不是看不到，只是立場和價值觀發生了改變，這，才是問題的實質！他們鼓吹的那種所謂在勞動者個人所有制的基礎上，重新塑造產權的新自由主義的論調，恰恰誤導了改革，剝奪了廣大工人階級在公有制庇護下的生存的權利。

　　這使我想起了中央編譯局同一部叢書《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讀本》中的另一本即裴曉軍同志所著《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研究讀本》，他在書中對這個問題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

　　他說：“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問題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的一個核心問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里不僅堅持而且更加強調了社會主義應該堅持的是社會所有制，它的主要特征是公有制和集體經濟，它發展的方向是“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我們注意到有個別理論工作者，從“私有制”和“民主社會主義”角度來解讀“社會所有制”和“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他們的主張名義上是馬克思主義，實質上是借用馬克思的有關思想進行包裝，試圖通過共同占有、人人有份，把私有經濟劃入到社會主義經濟成分之中，從而模糊公有制與私有制的界限，在中國推行私有化，實行民主社會主義，否定科學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這種思想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的危害可見一斑，需要引起我們足夠警惕。”（《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研究讀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6月版，第39頁）這才是真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對馬克思經典著作的正確解讀。

　　總之，我們看到了李惠斌先生在這本書里作為解讀，一是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二是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社會主義道路）。四項基本原則，否定了最重要的兩項，那么堅持黨的領導和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成為空談了。這不僅讓我想起了這個“編譯局”的一個領導副局長俞可平在一篇文章中所宣稱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過時了，應該是“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工人也有資產；資本家也有勞動。故意混淆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勞動和剩余勞動的概念，這是赤裸裸的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

　　對于共產黨來說，理論上的背叛才是最可怕的！當一個編纂馬列著作的中央權威機構從領導到研究員都改變了立場，偏離了社會主義價值觀，我們的從嚴治黨又從何說起？我們注意到，“俞局長”和“李巡視員”都是“中央馬克思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的“首席專家”，這樣“專家”當政，簡直就是在搞“馬克思理論研究與破壞工程”！我們黨每年拿出的上億元經費搞這樣的工程，簡直就是在給我們中國共產黨自己“修墳墓”！還不如把這些資金拿給下崗職工，像李惠斌先生所說的，增加工人們的“經濟權利”！我們應像當年列寧批判無產階級的叛徒考茨基那樣，拿出我們的態度，站穩我們的立場，與之做最堅決的斗爭。

　　就在1926年3月18日，巴黎公社誕生55周年的時候，毛澤東同志曾經寫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這篇文章還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這篇文章題目叫做《紀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義》。他在這篇文章中深刻的總結出了巴黎公社失敗的兩個主要原因：

　　“（一）沒有一個統一的集中的有紀律的黨做指揮——我們欲革命成功，必須勢力集中行動一致，所以有賴于一個有組織有紀律的黨，來發號施令。當時巴黎公社因為沒有一個統一的黨，以至于內部意見分歧，勢力分散，而予敵人以可乘之機，這是失敗的第一個原因。

　　（二）對敵人太妥協太仁慈——我們對敵人的仁慈，便是對同志殘忍。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民國十四年國民政府打倒楊、劉肅清反革命派的勝利，全賴于對于敵人采取絕對嚴厲的手段，不絲毫妥協，因為我們不用嚴厲的手段對付敵人，敵人便用極殘酷的手段對付我們了。巴黎公社，對于敵人不采取嚴厲處置，還允許敵人站住金融機關，調集軍隊，所以終被敵人覆滅了。各同志要鑒往知來，懲前毖后，千萬不要忘記我們不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敵人便給我們以致命的打擊這句話。”（《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35頁）

　　毛主席對巴黎公社的推崇和對馬克思著作《法蘭西內戰》的研讀伴隨了他的一生。他也牢牢地記住了巴黎公社失敗的這兩個教訓，在建設一個紀律嚴明，團結奮發，戰斗力強盛的黨和堅決對敵斗爭方面給我們留下了典范。在延安時期毛主席就熟讀《法蘭西內戰》，有一部毛主席簽名批注的《法蘭西內戰》經過征戰歲月保存了下來，現存中央檔案館。

　　毛主席晚年一直強調黨員干部要多讀幾本馬列主義著作，并于1964年2月15日親自審定了《干部選讀馬恩列斯著作書目》共 30本，并給有關領導批示：“請你督促速辦。希望今年辦成。可以嗎？我急于想看大字本。”這個書目中就包含了《法蘭西內戰》《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等有關馬列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經典之作。（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冊317頁）

　　1970年9月6日，在談到黨的高級干部不讀馬列的書時，老人家憂憤地說：“現在不讀馬、列的書了，不讀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著吹呀，那末，你讀過沒有？沒有讀過，就上這些黑秀才的當。”（《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第126頁）

　　最后，我要借用北京大學韓毓海教授的著作《一篇讀罷頭飛雪，重讀馬克思》這本書的最后一段話，作為我這篇文章的結語，與大家共賞。

　　 “《法蘭西內戰》中最慷慨悲壯的語句，也是令晚年毛澤東最為動人的那段宣言：

　　工人階級知道，他們必須經歷階級斗爭的幾個不同階段。他們知道，以自由的聯合的勞動條件去代替勞動受奴役的經濟條件，只能隨著時間的推進而逐步完成（這是經濟改造）；他們不僅需要改變分配，而且需要一種新的生產組織，或者毋寧說是目前（現代工業所造成的）有組織的勞動中存在的各種生產社會形式，擺脫掉（解除掉）奴役的鎖鏈和他們目前的階級性質，還需要在全國范圍內和國際范圍內進行協調的合作。他們知道，這一革新的事業將不斷地受到各種既得利益和階級自私心理的抗拒，因而被延緩、被阻撓。他們知道，目前“資本和地產的自然規律的自發作用”只有經過新條件的漫長的發展過程，才能被“自由的聯合的勞動的社會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所代替，正如過去“奴隸制經濟規律自發作用”，和“農奴制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之被代替一樣，但是，工人階級同時也知道，通過公社的政治組織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邁進，他們知道，為了自己的和為了人類開始這一行動的時刻已經到來了。巴黎公社可能倒下，但它所創始的社會革命必將勝利，它的策源地遍于全球。

　　我想這也是毛澤東晚年極力向全黨推薦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的原因。那些以為毛澤東晚年糊涂了的人，他們自己其實從來就沒有真正明白過。

　　不過，那時，老人家說話已經不利落了，何況他說的話大家聽不懂，他推薦的書大家也看不懂，過去是“你不跟我走，我就上井岡山打游擊”，而今他的腿已經不是長征時期的腿，他的眼睛也已經不是延安窯洞里借助煤油燈就可以穿透無邊長夜的那雙眼睛。于是批閱窯洞前演講的舊照片時，翻看閱躍馬陜北的舊照時，他只能嚎啕大哭，然而既使是這樣，人們也不會懂得他為什么哭？為誰而哭？

　　毛澤東當然不是為了他自己而哭，他是為了馬克思而哭，是為了社會主義事業的前途、為了勞動人民的命運而嚎啕大哭！

　　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

　　應該說毛澤東晚年其實是懷著無比悲壯，無比沉痛的心情推薦共產黨人來讀馬克思的。

　　也可以說毛澤東、周恩來是高唱著《國際歌》離開我們的——與無數先他們而去的共產黨烈士當年義無反顧的走向屠刀和刑場一模一樣。

　　大樹無言立北風，

　　殘陽如血說英雄。

　　漫道雄關豈是夢,

　　男兒何必盡成功。”

　　（《一篇讀霸頭飛雪，重讀馬克思》，中信出版社，2014年3月版。第303——30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