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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爆發83周年，從毛主席對蔣方針變遷中感受毛主席的偉大!

點擊：  作者：軍事史林    來源： 紅墻往事  發布時間:2019-12-13 10:59:44

 

          導讀：西安事變的發生與和平解決，是與以毛澤東為領袖的黨中央審時度勢，適時進行政策和策略的調整分不開的，是與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共產黨人識機、造機、握機和奪機艱苦卓絕的努力奮斗分不開的。

正文>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西安事變發生時，毛澤東在給張學良的復電中說，“蔣某確系賣國獨夫，理應付之國法，弟等極力贊成由人民公審”。中共中央負責人“都覺得如果讓蔣氏活下去，無異是養癰遺患”。張聞天為“毛澤東對張學良的復電，措辭不夠堅強”，而“發生了爭執”。朱德則“大聲說道，爽爽快快的同張學良說，殺了蔣再講其他”。于是，毛澤東與中共中央高層在西安事變中力主殺蔣的言論，由此擴散發酵，影響深遠。近幾年，此論又流行起來，頗能迷惑人。在那個影響中國未來走向的重大事件中，毛澤東和中共高層真的果如斯言，力主殺蔣嗎?今天，我們只能憑借檔案文獻，來一次時空大穿越，把自己置身于已成風云的時代場景中，還原歷史，還原真相。

紅軍初到陜北

1935年10月19日，毛澤東同陜北支隊第一縱隊到達陜西保安縣吳起鎮。22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

“現在全國革命總指揮部到這里，成為反革命進攻的中心。敵人對于我們的追擊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現在是敵人‘圍剿’。我們的任務是保衛和擴大陜北蘇區，以陜北蘇區領導全國革命。”“結束一年長途行軍，開始了新的有后方的運動戰。”中央紅軍的二萬五千里的長征就此宣告勝利結束，陜北將作為中國革命的落腳點和出發點。

中央紅軍趟過血與火的生死征戰，已由瑞金出發時的八萬人減員至數千人。長征中的最后一戰——臘子口戰役后，僅有的數千紅軍竟又減員一千五百多人。紅軍再往前走必經人煙稀少，寨堡林立，少數民族較多的甘西和寧夏，能否順利通過，更是難以預料。紅軍此時急需休養生息，而陜北恰好適時的提供了一個地方。

中央紅軍連同紅二十五、二十六軍，也僅有一萬人，與自己的對手國民黨比，數量的多寡已成懸殊。僅駐扎在陜甘一帶的東北軍就有十幾萬之多，十七路軍和其他雜牌部隊，還有尾追而來的甘肅北部的蔣系王均及毛炳文部的幾個師，合起來也有二三十萬人。面對如此強大的敵人，紅軍能在陜北立足存身嗎?

1935年10月，蔣介石宣布兼任西北“剿匪”總司令，因他往成都指揮“圍剿”四方面軍。對陜北紅軍的清剿則交由代總司令張學良全權指揮。這位少帥對共產黨也無任何好感，他說共產黨“到處放火，奸淫擄掠”，“不愛民族，不要國家，不顧禮義廉恥，不講忠孝仁愛”，是“人面獸心的赤匪。”又說：“現在外有強敵入侵，內有共產黨搗亂，要求國家真正統一，必須先消滅共產黨，委員長的先安內后攘外的政策是絕對正確的。”這是他積極“清剿”陜北紅軍的思想基礎。

張學良以為不足萬人的紅軍本是疲憊之師，勞師遠征，立足未穩，以自己的十倍于紅軍的東北子弟兵，紅軍本應不堪一擊，“剿共”理應旗開得勝。沒曾想剛與紅軍交手，東北軍便被打得丟盔卸甲，望風而逃。110師被殲滅，師長何立中斃命，接著109師又大敗，師長牛元峰自殺。盲目自信的少帥驚醒過來，他說：“這兩次可怕的失敗深創我心，這更增強我的信念，即杰出將領為內戰而喪身是令人遺憾的。同時我不愿再輕視共軍的戰斗力。因此，用和平方法解決共產黨問題的思想遂在我心中燃起。”

紅軍初到陜北，毛澤東即指示“避免同國民黨軍作戰”。紅軍本不愿與國民黨發生軍事沖突，只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進行自衛，且不打則已，打則必勝，勝則收兵，有意與駐在陜北的軍隊修好關系。11月26日，毛澤東致信東北軍第五十七軍軍長董英斌。信中說：

 “東北軍之與紅軍固屬中國境內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斫喪!今與貴軍長約：(一)東北軍不打紅軍，紅軍亦不打東北軍。(二)貴軍或任何其他東北軍部隊，凡愿抗日反蔣者，不論過去打過紅軍與否，紅軍愿與訂立條約，一同打日本打蔣介石。(三)紅軍優待東北軍官兵，不但一律不殺，且分別任職或資遣回隊;負傷官兵，均照紅軍傷員一體醫治。……深望貴軍長顧全民族大義，立即決策，接受鄙人提議，遣派代表前來蘇區商洽一切。”

毛澤東感到時下最緊迫的莫過站穩腳跟，只有這樣才能“努力爭取與積蓄更加充足的力量”，因為“擴大紅軍為此時期中心的一環”。紅軍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從不主動找事惹事，盡力維持好周邊的睦鄰關系。他與彭德懷、王稼祥等聯名發布《告圍攻陜甘蘇區的各部隊官長與士兵書》，提出：“只要你們不打紅軍和陜甘蘇區，我們愿意和你們互派代表，訂立抗日作戰協定，并組成抗日聯軍與國防政府，聯合起來，打日本救中國。”

幾乎在與東北軍秘密接觸談判的同時，毛澤東把眼光轉到西北軍，重點做西北軍統帥楊虎城的工作。12月5日，毛澤東同時寫了兩封信，一封是給楊虎城，一封是給西北軍總參議杜斌丞。致信楊虎城說：

 “鄙人等更愿聯合一切反蔣日之人，不問黨派及過去之行為如何，只問今日在民族危機關頭是否有抗日討蔣之誠意，凡愿加入抗日討蔣聯合戰線者，鄙人等無不樂與提攜，共組抗日聯軍，并設國防政府，主持抗日討蔣大計。”信中還以“重關百二，誰云秦塞無人;故國三千，慘矣燕云在望。亡國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階下囚之前途，避之為上”的語句，激發楊虎城的愛國熱情。

杜斌丞是楊虎城身邊頗有影響的人物，且與中共的一些重要人物劉志丹、謝子長、魏野疇等有交往。楊虎城正是通過杜斌丞認識了中共陜西省委負責人魏野疇。也是因為這層關系，大革命時期，一些共產黨員開始進入楊虎城的部隊擔任要職，參與決策，由此而與中共保持較為良好的關系。毛澤東致信杜斌丞，顯然是希望杜影響楊虎城，共建抗日反蔣統一戰線，信中說：“時至今日，論全國，論西北，論陜西，均舍抗日反蔣無第二條出路。”“為今之計，誠宜急與敝方取一致行動，組成聯合戰線，敝方愿在互不攻擊的初步條件下，與虎城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圖存之根本大計。”

楊虎城也和張學良一樣，在民族危亡之際，極為不滿蔣介石的“安內攘外”的政策，認為這是蔣的慣用伎倆，是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借刀殺人之術。和所有地方實力派一樣，他看重的也是手里的兵權和掌控的地盤。當蔣介石的中央軍大舉進攻陜西時，他感到危機已經來臨，眼下只有與中共合作，打出抗日反蔣的旗號，才能走出窘境。

況且，西北接壤蘇聯和蒙古，從這里可以尋求到蘇聯的幫助，而要做到這一點，中共在意s形態上占有了獨到的先機和條件。“軍事上先打通國際路線”，不僅是張、楊二人與中共合作的動機，也是西北各地方實力派共同的企望。蔣介石借刀殺人也罷，分化瓦解也罷，最終是蔣介石把西北的三股力量推到了一起，從而使西北大聯合初現端倪，中共與紅軍也因此而在陜北立足存身。

尺牘統戰外交

初到陜北，中共和紅軍需要一個和平的周邊環境，期待著與所有愿意抗日的個人和團體聯合。為此，毛澤東頻頻致信國民黨和地方實力派上層人士，宣傳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卓有成效的尺牘統戰外交。毛澤東致董英斌的信，最早以尺牘的方式叩開了與東北軍聯合抗日反蔣之門。12月5日，毛澤東致信楊虎城和杜斌丞，也叩開了與西北軍聯合抗日反蔣之門。

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毛澤東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指出：“我們要把敵人營壘中間的一切爭斗、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為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強調黨的基本策略任務，就是反對狹隘的關門主義，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當時，國民黨第八十四師駐守陜北綏德、米脂、清澗地區，毛澤東致信八十四師師長高桂滋，呼吁建立抗日聯合戰線，“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暴虎入門，懦夫奮臂，誰謂秦無人而日甘受亡國奴之辱乎?”提出兩軍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相接濟所需物資;互派代表，訂立初步的抗日討賣國賊協定等。

1936年2月，紅軍東渡黃河進入山西境內，遭到蔣介石、閻錫山的大軍阻攔。3月20日，在東征前線的毛澤東致電王以哲轉張學良及東北軍全體官兵，指出：

“諸公深明大義，抗日救國早具同心，應請仗義執言，責閻錫山叛國之罪，勸其即刻悔悟，撤其攔阻紅軍之兵”。張學良親自駕機來到太原，說服閻錫山共同勸說蔣介石，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閻錫山讓張捎信給中共，只要紅軍撤出山西，他愿意與中共洽談。

紅軍東征歷時七十五天，消滅國民黨軍七個團，俘敵四千余人，繳獲各種槍四千余支，炮二十余門。紅軍擴大新兵八千余人，籌款三十余萬元。在山西二十個縣開展了群眾工作，宣傳了中共的抗日主張，擴大了中共和紅軍的政治影響。5月，紅軍結束東征回到陜北。25日，毛澤東寫了一封致閻錫山的信，讓在紅軍東征中被俘的閻部第六十六師第三九二團團長郭登瀛轉交閻錫山，表示紅軍撤出山西是出于團結抗戰的民族大義。信中說：

“敝軍西渡，表示停止內戰，促致貴部及蔣氏的覺悟，達到共同抗日之目的。”“救國大計，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軍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達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終有覺悟的一日。”“今遣郭團長返晉，面致手書，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來，以便溝通兩方，成立諒解，對付共同之公敵。”

毛澤東還讓郭登瀛帶去他起草的中共《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電》，電文說：

“國難當前，雙方決戰，不論勝負屬誰，都是中國國防力量的損失，而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紅軍雖取得東征的勝利，為表示共同抗日的誠意，“為了促進蔣介石氏及其部下愛國軍人們的最后覺悟”，現已“撤回黃河兩岸”，并愿“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一致抗日的目的”。與此同時，毛澤東還致函晉綏軍第七十二師師長李生達、第六十六師師長楊效歐及趙次隴，申明紅軍西渡是表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決心，表示愿與晉軍、與閻錫山停戰議和，籌商大計。

毛澤東在此期間頻頻致信各地方實力派，以期實現聯合抗日的局面。如，8月14日，致信韓復榘、張自忠、劉汝明、宋哲元、傅作義;9月8日，致信邵力子、王均、朱紹良、毛炳文;9月22日，致信蔣光鼐、蔡廷鍇、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于學忠;12月5日，致信馮玉祥。毛澤東在致這些地方實力派人物的信中，不厭其煩地宣傳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呼吁組成聯合抗日戰線。希望他們與中共“互派代表，速定大計，為救亡圖存而努力”。“兩黨兩軍之間，無膠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濟之責。”“尚祈致意蔣先生(指蔣介石，作者注)，立即決策，國事猶可為也。”其拋嫌釋冤，比鄰而居，和睦相處，共御外侮的愿望，已經溢于信件的字里行間。

大革命時期，毛澤東曾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任職，與一些國民黨上層人物有過交往。他在致他們的信中，話友誼，敘舊事，談聯合抗日大計。8月14日，毛澤東致函宋子文，信中說：

“十年分袂，國事全非，唯有復歸于聯合戰線。……弟等頻年三呼吁，希望南京當局改變其對外對內方針，目前雖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舊不變，甚難于真正之聯合抗日。”“先生邦國聞人，時有抗日緒論，甚佩甚佩!深望竿頭更進，起而首倡，排斥賣g賊漢j，恢復貴黨一九二七年以前孫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實行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則非唯救國，亦以自救。寇深禍亟，情切嚶鳴，風雨同舟，愿聞明教。”

1936年9月18日，他致信宋慶齡，讓潘漢年面交。信中表示對宋慶齡“革命救國的言論行動，引起我們無限的敬愛”。他讓潘漢年捎去《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并就“具體組織統一戰線之意見”，予以洽談和指導。同時請求宋慶齡“介紹與先生比較接近的諸國民黨中樞人員，如吳稚暉、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孫科諸先生，與漢年同志一談，不勝感幸”。

蔡元培是國民黨元老、學界領袖，也是毛澤東十分敬仰的先賢。9月22日，毛澤東致信蔡元培，深情地回憶：“五四運動時期北大課堂，舊京集會，湘城講座，數聆先生之崇論宏議，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信中高度稱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稱頌北伐革命，指出：

“從同志從朋友稱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國事業，聞之而歡躍者，更絕不止我一人，絕不止共產黨，必為全民族之誠實兒女。”毛澤東希望蔡先生以自己的資望，影響“黨國故人，學術師友，社會朋舊”。為此，他列舉了長長的名單，共計七十人，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代表人物，用心良苦，考慮周全。

反蔣逼蔣聯蔣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發布《為日本帝國主義并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提出：“中國蘇維埃政府愿意與任何武裝隊伍，訂立抗日反蔣的作戰協定，愿意實際的援助一切方式的抗日反蔣組織。”“抗日反蔣”的口號由此提出。11月中旬，共產國際代表張浩來到陜北。張浩向中共中央口頭傳達了共產國際的四點指示：1、實行“抗日反蔣”的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2、以建立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為統一戰線的最高表現形式;3、改工農蘇維埃為人民蘇維埃;4、富農政策及相關政策亦加以改變。四條中的第一條已經契合中共中央的策略方針。

九一八以來，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面對日本的侵略，一再妥協退讓，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紅軍是在蔣介石的圍追堵截下，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好不容易找到了陜北作為立腳點，蔣介石又調集重兵要在所謂“最后五分鐘”對中共對紅軍斬盡殺絕。中共抗日是基于民族大義，而反蔣則是自衛求存的正當防衛。

1935年11月，蔣介石有意和中共建立聯系的渠道。毛澤東極為關注這一信息。1936年2月28日，毛澤東在聽取與國民黨談判的中共秘密黨員董健吾、張子華匯報后，致電給與東北軍談判的李克農，電文說：

“據談，蔣介石系陳果夫主張聯紅抗日，曾擴情主張聯日反紅，此外孫科、于右任、張群、馮玉祥等均主張聯俄聯共，并云蔣介石亦有與紅軍妥協反日的傾向。”

正是這個新的傾向，促使毛澤東調整了對蔣方針。4月7日，張聞天給在山西東征前線的毛澤東發來電報，指出：“目前抗日戰爭，討蔣已成中心。擬由軍委下令討伐，以利動員，以張士氣，如同意請由前方擬稿發表。”毛澤東接電后即于4月9日致電張聞天，表示不能同意“討蔣已成中心”，不能同意發布討蔣令。電文說：

“目前不應發討蔣令，策略上把我們自己最高的旗幟弄模糊了。我們的旗幟是討日令，在停止內戰的旗幟下實行一致抗日，在討日令的旗幟下實行討蔣，這是最便利于實行國內戰爭與實行討蔣的政治旗幟，中心口號在停止內戰。在這個口號之外，同時發布主張內戰的討蔣令，在今天是不適當的。”“我們的基本口號不是討蔣令，而是抗日令。”

顯然，毛澤東把停止內戰，全民抗日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視作旗幟和基礎。5月5日，毛澤東和朱德發出《抗日戰線和一致抗日》通電，電文說：

“為了促進蔣介石及其部下愛國軍人的最后覺悟，故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然仍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以此行動向南京政府、全國海陸空軍、全國人民表示誠意。我們愿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的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先是不同意發布“討蔣令”，繼而要促進蔣介石的“最后覺悟”，可見毛澤東并沒有把蔣介石作為固定不變的終極敵人。6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們的口號，我們的重心是抗日，請蔣出兵，以掃除抗日阻礙。”時隔不久，他在接受斯諾采訪時說：“甚至蔣介石，如果他一旦決定參加反日抗戰，我們也會歡迎他參加的。”8月10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明確指出：

“抗日必須反蔣的口號，現在已不適合，要在統一戰線下反對賣國賊。”8月12日，毛澤東又說：

“繼續停戰議和和請蔣抗日的口號，目前階段實行他不來攻我不去打。”“在抗日進軍路上，遇到蔣介石部隊和其他部隊，實行先禮后兵政策。”

共產國際于8月15日給中共中央發來政治指示電，要求中共放棄“抗日反蔣”方針。據此，一些文章認為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聯蔣抗日完全是執行指示的被動和無奈，其實這是誤讀了歷史。從上述摘引文獻中，人們是不難得出公允而無偏見的結論。

毛澤東對蔣介石一直是抱著聯合抗日的態度的，8月30日，他在給朱德、張國燾、任弼時的電文中就提出：

“迫蔣抗日，造成各種條件使國民黨及蔣軍不能不與我們妥協，以達到兩黨兩軍聯合反對日本的目的。”甚至表示，只要蔣介石停止進攻紅軍，開放黨禁，“極愿與之聯合一致，共同擔負抗日救亡之事業”。可算正式提出“聯蔣抗日”的主張。此類內容的文獻在西安事變前可謂比比皆是，已經成為毛澤東的老生常談。9月15日，毛澤東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要用各種辦法逼蔣抗日，加緊對南京以外各黨各派的統一戰線工作，更能逼蔣走到抗日。我們改倒蔣為批蔣，改反蔣為聯蔣。”

據相關文獻，西安事變前，毛澤東曾兩次致信蔣介石等，一次是十月二十六日，一次是十二月一日。在前一封信里，毛澤東再提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尤其希望蔣先生毅然決然停止進攻紅軍的最后內戰，率領全中國的武裝部隊實行抗戰，復活黃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復國共合作時期反帝斗爭的勇氣。”后一封信正值蔣介石調集二百六十個團的重兵向陜北圍剿之際，

 “其勢洶洶，大有非消滅抗日紅軍蕩平蘇區不可之勢。”毛澤東在信中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信中有言：

 “天下洶洶，為公一人。當前大計只須先生一言而決，今日停止內戰，明日紅軍與先生之西北‘剿共’大軍，皆可立即從自相殘殺之內戰戰場，開赴抗日戰線，綏遠之國防力量，驟增數倍。是則先生一念之轉，一心之發，而國仇可報，國土可保，失地可復，先生亦得為光榮之抗日英雄，圖諸凌煙，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誠，再一次請求先生，當機立斷，允許吾人之救國要求，化敵為友，共同抗日，則不特吾人之幸，實全國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吾人誠不愿見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稱曰，亡中國者非他人，蔣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稱先生為能及時改過救國救民之豪杰。”

毛澤東希望蔣介石“放下屠刀，立地為佛。何去何從，愿先生熟察之”。蔣介石怎么可能聽的進去，他十分自信可以在“最后五分鐘”解決中共問題，可他萬萬沒有想到就在毛澤東來信的十一天后，西安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事變，掌握了生殺予奪大權的蔣介石，一念之間成了階下囚。

西安事變善后

西安事變的當日，張學良即給毛澤東、周恩來發來電報，其主要內容是：

 “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其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毛澤東和周恩來即復電張學良：“立即將東北軍調集西安、平涼一線，十七路軍主力調集西安、潼關一線。固原、慶陽、富縣、甘泉一帶留少量紅軍，決不進占寸土。紅軍擔任鉗制胡宗南、曾萬鐘、毛炳文、關麒征、李仙洲各軍。恩來擬赴兄處協商大計。”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事變的次日緊急召開會議，專門討論西安事變的問題。毛澤東首先發言，肯定這次事變是“站在抗日和反對‘剿匪’的立場上”，“是革命的，是抗日反賣g賊的，它的行動，它的綱領，都有積極的意義”。“我們對這次事變應明白表示擁護”。在與會者發言后，毛澤東又說：

“我們不是正面反蔣，而是具體指出蔣介石個人的錯誤，不把反蔣抗日并列，應該把抗日援綏的旗幟突出起來。”

由此可見，毛澤東在事變之初的態度既清晰又穩健，絲毫沒有情緒化的表現。12月14日，毛澤東和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及紅軍各方面軍負責人聯名致電張學良、楊虎城，提出事變后的方針：組織西北抗日援綏聯軍，張學良為總司令;成立聯軍軍政委員會，張學良為主席，楊虎城、朱德為副主席;集中主力于以西安、平涼為中心地區，與敵決戰，各個擊破，大大開展戰局。同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主席團起草指示電，其中就有“暫不公開反對南京政府，以便爭取可能抗日的部分”。

事變發生后，蔣介石的態度十分強硬，以為南京對西安的討伐，可以解救于他。有鑒于此，12月15日，毛澤東和朱德、周恩來等紅軍將領致電南京國民政府，呼吁共謀國共合作，共赴國仇。希望他們“停止正在發動的內戰，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聯合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組織統一戰線政府”。之前，他雖然在中央政治局會議說過“把蔣除掉”，聯系事變后毛澤東的文電，不難看出“把蔣除掉”的最明白的注腳，就是“罷免蔣氏，交國人裁判”。

已在西安的周恩來發來電報，匯總國內各派對西安事變的反應。電報說：

 “南京親日派的目的在造成內戰，不在反蔣;宋美齡給蔣介石的信中稱‘寧抗日勿死敵手’，孔祥熙企圖調和;宋子文以停戰為條件來西安;汪精衛將回國;閻錫山向張學良建議，將蔣介石送到山西;韓復榘認為南京現在的辦法，不能解決西安問題;李宗仁、白崇禧表示張學良此舉被逼的不得已;余漢謀、何鍵表示擁護國民黨中央;蔣介石的態度開始表示強硬，現亦轉取調和，企圖求得恢復自由;對紅軍求降求和，表示要將西北地區交給張學良管理，中共問題也交給張處理。”

各方諸侯，各路神仙，各有心機，形勢顯得尤為凝重。12月18日，中共中央就西安事變致信國民黨中央，指出“武力的討伐，適足以杜塞雙方和解的余地”，并呼吁國民黨，召開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將討伐陜北的中央軍增援晉綏抗日前線;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開放民主權利，釋放政治犯;實現孫中山的三大政策。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發表西安事變通電開會討論，研究力爭和平解決安事變的有關問題。會議通過《中央關于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提出“主張南京與西安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同日，毛澤東致電與國民黨談判的潘漢年，明確指出：

 “請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條件，避免亡國慘禍。”

從事變發生到12月19日，僅僅七天時間，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就明確而明智地作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決策。事變發生后，國民黨大兵集結陜北，國民黨中樞各派借機做文章，張、楊內部意見紛呈，爭論十分激烈，以至快到失控的程度。紅軍力量微小，在陜北又立足剛穩。如此險惡的態勢，殺蔣肯定會引起天下大亂，除通過談判，和平解決事變外，別無他途。毛澤東是個戰略家，對此自是明察秋毫。經過七天的沉淀和思索，毅然做出和平解決的決策，這是一種理智和自覺，而不是所謂在共產國際來電的壓力下的被動和無奈。

中共中央作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決策的第二天，也即12月20日才收到共產國際來電，電文如下：

 “既然發動已成事實，當然應當顧及實際的事實，中國共產黨在下列條件基礎上，堅決主張用和平方法解決這一沖突。甲、用吸收幾個反日運動的代表即贊成中國統一和獨立的分子參加政府的方法來改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丙、停止消滅紅軍政策，并與紅軍聯合抗日。丁、與同情中國人民反抗日本進攻的國家建立合作關系，但不提聯合蘇聯的口號。”

共產國際的電文內沒有祈使句式，自不存在對中共有什么壓力，在所列甲乙丙丁的“條件基礎上”，除“不要提聯合蘇聯的口號”外，其他各項幾乎都已被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提出過。共產國際來電的第二天，毛澤東致電潘漢年，要他立即向陳立夫等提出“成立國內和平”的四項條件，這四項條件是中共的一貫主張，也基本是共產國際來電的“甲乙丙丁”。同日，毛澤東又致電周恩來，要他派人去蔣的嫡系胡宗南等處，告之“愿與談判恢復蔣自由之條件”。

西安事變發生后，宋美齡、宋子文擔心蔣介石的安全，于22日偕蔣介石的顧問端納抵達西安。蔣介石授意二宋與西安方面談判，端納作為調停人從中斡旋。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出現了曙光。談判中，蔣介石對雙方商定好的條件，以“領x”人格擔保，但不作書面保證，回南京后將逐條執行。25日，張學良獨自一人護送蔣介石等飛洛陽。26日，抵達南京。至此，西安事變和平解決。